全球重回長期通脹（全球高通脹來襲）
2023-05-13 17:22:53 2
全球重回長期通脹?本報記者 崔文靜 夏欣 北京報導，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於全球重回長期通脹?跟著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全球重回長期通脹
本報記者 崔文靜 夏欣 北京報導
「人類已經進入全球性的高通脹時代，這是一個和過去二三十年迥然不同的通脹時代。」
當前，在通脹問題引發全球高度關注之際，多位經濟學者共同發出上述論斷，認為持續數十年的低通脹時代（又稱「大緩和時代」）已經結束，擺在人類面前的是一個全球性的高通脹時代。
「地緣政治風險走高、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反覆等因素，都在為本已高企的通脹持續加壓。」學者們感嘆，「我們必須意識到，現在面對的高通脹與以往不同，它將長期持續，且並非政策調控所能完全化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種推高通脹的因素不斷發力的同時，過去數十年間消解通脹的諸多因素則正在逐漸消失或其影響力漸趨弱化。由此，在全球通脹高壓之下，無論是消費品價格還是生產要素價格，都將面臨不可小覷的壓力。
指標居高不下
對於個人而言，高通脹最直觀的感受是物價攀升，即同樣的錢能夠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物價對應的經濟學指標是CPI（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是否達到3%，通常被視為通脹與否的重要依據。一旦CPI超過3%，通脹往往就到來了。
放眼全球，早在2021年，已經有很多國家處於高通脹水平。而在地緣政治風險等因素的衝擊下，CPI正面臨著更大的上漲壓力。
有經濟學者提供的一組2021年11月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CPI高達6.8%，創30年以來新高；而在南美洲，巴西和阿根廷的CPI則突破兩位數，巴西達到10.74%，阿根廷則達到了52%；中東的土耳其CPI亦高達21.31%；在歐洲，英國CPI為5.1%，德國CPI達6.0%；印度CPI為4.9%。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國家統計局3月9日公布的最新數據，2022年2月，我國CPI同比上漲0.9%，尚處於較低水平。
此外，判斷通脹高低的指標，除了與消費者密切相關的CPI以外，還有與工業生產緊密相連的PPI（生產者價值指數）。如果說，CPI走高導致我們口袋裡的錢不值錢了，那麼PPI的高企則導致企業生產成本的提升，即原材料及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將導致企業利潤空間被壓縮。
上述2021年11月的數據顯示，德國PPI達19.2%，創1951年以來的歷史新高，印度PPI為14.23%，土耳其PPI竟高達54.62%。而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2年2月數據，我國PPI同比上漲8.8%，雖然尚未突破10%，但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該數值已經處於較高水平，說明生產端面臨著較高的通脹壓力。而在前述諸多PPI數值更高的國家，其企業的生產壓力可想而知。
以上遊企業的原材料價格上漲為例，當上遊企業所需要的原材料價格由於通貨膨脹而上漲時，上遊企業生產成本提高，若他們不願承擔原材料漲價的利潤損失，選擇提高自家產品的價格，該上漲成本則被轉移至其下遊的購買企業。而購買企業往往會選擇同樣的方式對產品加價，再次將提高的成本轉移至自己的下家，新的下家又會採取同樣的方式轉移成本。如此，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就通過產業鏈層層傳遞，最終到達消費端，造成CPI的走高，普通消費者成為了最終的埋單人。
而在實際操作中，由於產業鏈上遊通常為壟斷企業居多，競爭相對較小，他們敢於通過加價的方式向下傳導成本。但產業鏈下遊的企業多為自由競爭之下的中小企業，由於彼此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倘若一家企業選擇加價，那麼其市場地位很可能會被競爭者所取代，因而這類企業往往不敢加價，生產端的通脹壓力也便不會或較少地傳至消費端，這也是PPI和CPI之間存在剪刀差的原因。
而在此情況下，下遊的中小企業因不敢漲價而只能獨自承受利潤空間壓縮之苦，其資金鍊變得日益緊張。一旦企業無力承擔通脹高壓而致資金鍊斷裂破產，又會造成失業。當失去工作的個人口袋裡的錢變少了，即使CPI數值不漲，其消費能力也仍然在下降。
消解因素趨弱
《中國經營報》記者採訪了解到，目前業界一般把2020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作為全球高通脹時代開啟的重要催化劑和標誌。有人把疫情之前的20年定義為低通脹時代，也有人認為通脹水平較低的時間已經持續了40年，並稱之為「大緩和時代」。
綜合多位經濟學者的分析，在低通脹或者大緩和時代，並非沒有通脹發生，只是那時的通脹是短期的，CPI和PPI的走高可以在較短時間內下降至較低水平。但現在，在各國不進行幹預的情況下，CPI和PPI大概率會持續走高，這主要是因為過去數十年間消解通脹的因素在走弱乃至消失所致。消解通脹的因素不斷弱化，高通脹自然會顯現，這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美聯儲計劃中的加息和縮表，即是政府為緩解高通脹而採取的幹預措施。
「我們可以把通脹高低看作一條可以隨著水流大小而變粗變窄的橡膠水管，且這根橡膠水管的下端接口處有諸多可以分流的細管，細管處安裝著可以控制水流的閥門。橡膠水管上端的進水量就像貨幣，下端的細管如同分流貨幣的各個因素，上端貨幣量的多少需要隨著下端細管中總分流因素的大小進行調節。一旦上端貨幣供給超出了下端貨幣需求，橡膠水管即會變粗，通脹也就出現了。」有學者如是比喻稱。
他進一步解釋道，導致通脹的因素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下端貨幣需求相對不變，上端貨幣供給明顯增加；第二類，上端貨幣供給相對不變，下端貨幣需求顯著降低；第三類，上端貨幣供給明顯增加，下端貨幣需求不增反降。三者均帶來同一個結果，即貨幣供大於求，通脹出現，而第三類導致的通脹水平往往更高。
他認為，疫情時期，諸多國家違背貨幣流通規律而廣發貨幣，導致貨幣供給大增。同時，疫情讓人們出行減少甚至居家不出，導致消費大減，下端對貨幣的需求減少。二者疊加導致通脹上升，全球性的高通脹逐漸顯現。
如果導致貨幣需求減少的因素只是疫情，那麼，隨著疫苗接種率的提高和特效藥的出現，疫情或逐漸好轉，通脹或許是暫時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諸多經濟學者認為，過去數十年間消解通脹的多個因素在逐漸弱化乃至消失，並且這些弱化或消失的因素大多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是不可逆的，這也就造成了高通脹的持續存在。
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趙建將消解通脹的因素概括為全球化、市場化、科技創新和生態成本四類，並指出上述因素如今可用來消弭通脹的空間少之又少。
在全球化方面，上世紀90年代之後大量勞動力湧現，其帶來的產能加入全球供給體系，消滅了大量通脹。如今，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抬頭，疊加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全球化消弭通脹的能力大大降低。
在市場化方面，市場機制是一種信號傳遞機制，當通脹帶來超額利潤之時，企業家會馬上組織要素進行生產，通脹也不會長期存在。而現在，通過簡單的市場化運作方式達到目標的難度越來越大，市場化消解通脹的能力短期內驟降。
在科技創新方面，科技創新可以催生新技術，繼而帶來新供給和新需求，從而緩解通脹。90年代正式開啟的網際網路時代，屬於重大科技創新，一度催生大量供給和需求。當前，網際網路的帶動效應降低，新的重大科技創新尚未出現，科技創新對通脹的消解能力也隨之下降。
在生態成本方面，面對全球生態環境治理的現實挑戰，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生態成本大幅提高，這一成本將使得企業生產成本相應提升，並很可能通過產業鏈傳導至消費端，造成CPI的上行。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則從「競爭格局改變」「流通環節」「技術和效率提高」三個方面分析高通脹時代的當下，消解通脹因素弱化的原因。
首先，競爭格局的改變使得供給衝擊對下遊價格影響越來越大。短短十年間，各國產業的競爭格局已由過度競爭向壟斷競爭演變，很多中遊、下遊市場也由原來的成千上萬家企業競爭變為如今的少數大企業壟斷競爭，甚至形成幾家巨頭的寡頭壟斷市場。與充分競爭的自由競爭不同，壟斷競爭之下，一旦上遊原材料漲價，中遊和下遊壟斷企業不但不願意再為消費者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潤，而且會趁機漲價，有的中遊企業甚至會以原材料漲價為藉口，加倍向下遊消費品企業轉嫁成本。
其次，流通環節吸收上遊成本衝擊的空間基本見頂。過去十年是交通運輸、物流、電子商務等行業革命性發展的十年。由於流通成本已經降低到極限，一旦上遊原材料成本供給衝擊到來，不但通過流通環節的成本費用降低和效率提升來消化原材料成本上升壓力的空間越來越小，而且一旦受疫情影響，或其他原因造成物流、快遞成本上升，還有可能進一步推動物價上漲。
最後，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對原材料漲價的吸收能力已經明顯下降。面對上遊原材料成本衝擊，生產效率的提高仍然是應對原材料價格衝擊的有效緩衝墊，原材料在商品總成本中的佔比在各行業變化不大。而時至今日，能否通過技術變革減少原材料的消耗，已成為能否消化上遊成本衝擊的關鍵，生產效率的提高甚至演變成為對抗原材料漲價的最後手段。然而，當前傳統農業、傳統製造業、傳統服務業的生產效率提升已經遇到了瓶頸，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對原材料漲價的吸收能力已經明顯下降。
滕泰同時指出，勞動供給衝擊加劇用工成本上升是導致通脹的另一大因素。疫情帶來的勞動供給衝擊是可逆、可恢復的，而影響全球勞動力供給長期而不可逆的因素更值關注。在滕泰看來，這些長期而不可逆的因素包括，「老齡化」「低生育」現象，以及閒暇偏好改變導致的普遍性勞動參與率下降，社會保險和福利的剛性增長，高效率拉動低效率部門工資，解僱成本、培訓成本、工作環境改善等。
他認為，全球範圍內的勞動力供給衝擊和勞動力成本衝擊對通脹的影響將是緩慢、持續而不可逆轉的。同時，上述衝擊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也將日漸顯現，長期的勞動供給衝擊大概率將從有效供給量和成本兩個方面抑制總產出，帶來衰退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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