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墓介紹簡介（從東夷之光到民族融合）
2023-10-14 09:46:34 4
題記：
追本溯源，貫通民族血脈。
憑古吊今，閘揚東夷文化。
——天下一家
說起陽穀，一座大名鼎鼎的魯西小縣，每個中國人無不熟知其名——《水滸傳》中，英風凜凜的武松，踉踉蹌蹌走上古縣的景陽岡，生生用一雙鐵拳，打死了長一丈長的猛虎，從此名揚千秋。初次結緣陽穀，當然要去憑弔水滸好漢的遺蹤，感受沖天的豪氣。然而真正令人震撼的，是素所未聞的蚩尤陵，幾乎重塑了一個山東人對山東文化乃至中華文化源頭的認識。
「觀太陽，種五穀」，早在三皇開闢的伏羲時代，東夷先民就在這裡仰觀天道，俯就農事，耕耘著中華農業文明，一步步走出遠古洪荒，留下了陽穀的美稱。五帝時代，蚩尤率領部眾開創了東夷基業的鼎盛時代。在奠定中華民族的偉大融合中，曾經以陽穀一帶為大本營，與炎黃二帝逐鹿中原。最終涿鹿一戰，以黃帝的統一，永久奠定了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格局。在這個偉大的歷史關口，蚩尤作為曾經逆向而行的「反動勢力」，歷史上長期處於被貶損的反面形象。戰爭之餘，神州大地留下了他的鮮血，然而他的血脈，終於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蚩尤陵，正是他的首級冢，當動蕩與衝突成為過往，終於魂歸故土。
中華所以為中華，在於萬流歸宗。上古時代，廣袤的中華大地上，文明的星火譬如星漢燦爛，化作天下萬邦，終將匯聚成熊熊的火焰，照亮文明的時空。其中的東夷人，正是崛起在東方的族群，為整個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的形成，註定作出偉大的貢獻。這份光榮，絕不僅僅屬於山東。
《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可見，東夷之稱原本來自中華文明體的方位，東方總是代表著勃勃的生機，意味著磅礴的朝氣，這裡的人民，自古便以仁厚守禮著稱。只是隨著中華文明的成熟與發展，分布於文明中心周邊地帶的四夷，處於落後、偏遠的位置，才使得「東夷」的「夷」字，似乎帶有貶義。也就難怪，孟子在《離婁》篇中言之鑿鑿地指出：「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裡，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后聖，其揆一也」。從亞聖的論述中可以看出，無論東夷西夷，同屬一個中華，其中的偉力，在於數千年歷史進程中，血脈的融通與文脈的貫通。
三皇中的伏羲時代，從考古學的視野來看，相當於新石器時代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的時代，迄今長達六七千年之久。五千年文明的開啟，必然經歷了長時期的積澱。康熙十二年《陽穀縣誌》記載：「陽穀有宓城，相傳為伏羲教民種穀之地。」而這一帶大汶口文化城址的發掘，更加堅信了陽穀作為伏羲故都的自信。「觀太陽，種五穀」，伏羲帶領先民仰觀日月星辰，確定生產時令，開闢農業經濟，逐步走向定居生活。當我們習慣於用西式的話語體系，質疑自己的祖先與根基，可是這段歷史，同樣被新石器時代的山東考古所證實，這一時期正從刀耕火種向石制農具的鋤耕農業演進。發達的生產力，意味著在文明進程中的領先地位，也就無怪乎從東夷崛起的伏羲，成為天下共尊的先君。
三皇時代，在當代歷史學的敘事方式中，被稱為原始社會末期，似乎我們的人文初祖只是蒙昧的原始人。可是在中華民族固有的記憶中，卻是人類最為理想的時代：遠離紛擾，生活在淳樸未散的一片天真之中。那是老子對至道之世的追憶：「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莊子對文明前夜的嚮往：「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於是《三略》中亦推崇三皇的治道：「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而在田園詩人陶淵明那裡，「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在恬淡之中，成就了文學史上獨絕的詩品。
三皇所以為三皇，在於對開闢中華文明的偉大貢獻。《易·繫辭下》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易》之為群經之首，乃人類解讀世界密碼的鑰匙。我曾經以為這只是虛無縹緲的傳說，而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八卦符號，讓我頭一次知道什麼是「驚掉了下巴」——它明白無誤的擺在那裡，告訴子孫，文明的根基不容褻慢。與此同時，伏羲時代「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廚，」以及文字符號的萌芽，終結著結繩記事的歷史。可見，農畜漁業的全面發展與文化的突破，帶來了物質與精神文明的偉大飛躍。這些鐫刻在民族記憶中的「傳說」，隨著大汶口文化遺址的挖掘，正在得到實物的印證。
伏羲時代，另外一項徹底改變人類面貌的社會變革，便是婚姻與家庭的誕生。在意象化的表達中，伏羲和女媧本是一對兄妹，他們人身蛇尾，彼此糾纏，連為一體，一個手中執規，一個手中執矩，昭示著從原始的血緣家庭，走向夫婦匹配。其中的深意，《禮記-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其《經解》篇則云：「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闢之罪多矣。」乃知神話所以成為神話，在於傳承精神的史話，以生動的情節承載文明的神髓，超越了有限的時空。《白虎通》云：「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便是最大的神話。
記得幾年前在四川閬中參觀的時候，巴蜀子弟堅信在這嘉陵江畔，才是羲皇故裡。古蹟茫茫，三皇五帝的遺蹤，總是遍布南北，眾說紛紜。然而歷經億萬斯年，歷史的細節並不重要，這些關於祖先遺蹤的追憶，已經成為中華兒女認祖歸宗的精神財富，乃民族精神凝聚力的表現。中華文明的傳播與光大，譬如生命力的種子隨風傳播，所到之處落地生根開花，以此論之，哪裡不是祖先的故裡？哪裡不是祖先的歸宿？譬如省城濟南，正是舜耕歷山的「傳說」，奠定了舜城的文化底色。無論四千年前的歷山竟在何方，這便是最深刻的歷史，最真實的存在。
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共同體，正在向五帝時代緩緩前行，步入了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時代。薄如蛋殼的黑陶至今難以超越，其精良的製作工藝、精美的藝術造形，足以昭示那個「原始社會」的先民絕非「原始人」，而是與子孫一樣，有著豐富的精神生活與高超的工藝水平。「人為動物，唯物之靈」。先民對美好生活的營造與嚮往，與後世並無二至，只是多了一點對神明的敬畏與虔誠，少了一點對自然的駕馭與放肆。天下萬邦正在茁壯成長，龍山文化時代大量夯土城址的發現，其宏大的規模令人嘆為觀止——畢竟，這還是石器的時代，我們的祖先用子孫看來如此落後的工具，竟創造了如此恢弘的城邦！其背後，是何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畢竟，經過三皇時代的漫長演進，五千年文明的大幕已經掀開，就等待著那激動人心的一幕上演。
在這文明的源頭，龍山文化率先在山東發現，儘管它的蹤跡早已遍布赤縣神州，而山東特色的龍山文化，被稱為「典型龍山文化」，足見東夷地區對中華文明的重大貢獻。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東夷領袖少昊與蚩尤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在合作與衝突中，為中華民族的最終奠定，各自寫下了盪氣迴腸的一筆。
《帝王世紀》云：「黃帝由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而少昊乃黃帝之子，又云：「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陽穀人有足以驕傲的資本，宣稱這裡便是昔日的窮桑之都！魯西一帶，既是中原之東，又是東夷之西，處於文明的中心與交匯地帶。以此論之，窮桑的具體方位在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魯西大地在中華文明的奠定中，註定不同凡響。少昊帶領東夷人民，繼承伏羲以來的文明傳統，正度量，觀天象，制曆法，做器樂，更加深刻的把握天道人事，推動著文明的進步。
耐人尋味的是，少昊對中國政治文明的貢獻：設立工正、農正，分別管理工農業兩大主要經濟部門，以制度之手推動產業發展。一個「正」字，表達了其中的核心功能——孔子所謂「政者，正也。」可見在中國政治文明的展開中，以文治、文法、文化的手段，擺正位置、理順關係，使萬事萬物各得其所，便是政，也便是國家治理的目標。
東夷素有以鳥為圖騰的傳統，其神聖的觀念，譬如中華民族最終以龍作為最高的精神象徵。迄今發現的東夷陶器，往往塑造為鳥的藝術形象，少昊之國便是以兇猛的鷙鳥，作為代表立國精神的圖騰。從這種文化傳統出發，在政府機構的建設中，少昊採用了「以鳥名官」的東夷特色，令人不由聯想起後世的文官服制，以禽鳥圖案分別品級的傳統。歷史的淵源，也許曲折東逝，也許洑地而行。《詩經》云：「天生玄鳥，將而生商」，五百年殷商王朝即源自少昊，少昊之國真正的輝煌，此時還在前夜，還在磨礪之中。
炎帝的臣屬蚩尤，此時正在強勢崛起，以強大的武力挑戰著天下的秩序，以至被孫中山先生譽為「中國第一革命家」。在東夷地區先進生產力的基礎上，蚩尤帶領人民明天道，理教化，興農業，創百藝，歷經多年勵精圖治，積聚起強大的綜合實力。尤其令人矚目的是，龍山文化時代，銅器的冶煉即將成為新時代的先聲，而技術的突破，往往從直接決定國家興亡的軍事技術開始。《管子-地數》云：「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蚩尤大軍率先使用冷兵器，無疑乃一場極為深刻的軍事革命。直至千百年後，其強悍的武力，足以使其以「兵主」、「戰神」的形象，列入歷代國家祀典，以威武的象徵，融入民族的記憶中。
面對「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的大亂之局，乘時而起的蚩尤，先後打敗了少昊和炎帝，走上了東夷事業的頂點。東夷大軍的強悍，給先民極大的震撼，使蚩尤極其部眾被流傳為「銅頭鐵額」、「人身牛蹄」的神怪形象，實乃「武裝到牙齒」的上古版本。而擁有八十一個兄弟的意象，透露出蚩尤治下眾多的邦國，擁有了問鼎天下的勢力。隨著東夷的統一，在中華民族偉大融合的進程中，與黃帝的終極之戰，已經箭在弦上。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於是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徵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這段簡短的記敘，卻透露出極為豐富的歷史信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黃帝以建設與鬥爭的兩手相結合，以民為本，重視文教，探索天道，發展生產，展開了全面的治國方略，訓練出如熊如羆的強大軍隊。為天下之人豎立起共同的旗幟，積極展開軍事謀攻，贏得了廣大諸侯的擁戴。在內政與外交、物質與精神上，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奠定了強大的基礎。
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炎帝勢力與新興的蚩尤勢力，成為最大的障礙。隨著阪泉之戰的勝利，炎黃二帝結盟，奠定了中華民族的融合，最終與蚩尤狹路相逢：「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戰爭初期，黃帝九戰九不勝，蚩尤憑藉強大的國力和軍事革命的成果，一度佔據了戰場的主動權，迫使黃帝向泰山撤退。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從來不僅僅是戰場上的物質力量，而是兩種政治力量全面較量的結果。
縱觀這段歷史，黃帝始終善於吸納各類人才，推動文明進步，倉頡造字等一系列文化與技術的重大突破，都在黃帝時代發生，為開闢五千年文明奠定著基礎。黃帝對內驅策群賢，修明政治，例如日後便「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對外領導諸侯，建立起強大的統一戰線，「諸侯鹹來賓從」，匯聚成不可戰勝的力量。而據《管子·五行》記載：「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在撲簌迷離的變局中，蚩尤甚至一度成為黃帝的六相之首。其中透露出的歷史信息，至少說明黃帝統御六合的偉力，在於善於團結各種力量，吸收一切文明成果。而以蚩尤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以伏羲以來「辨明天道」的特色，為中華文明的大融合作出了突出貢獻。
黃帝退守泰山之麓，成為戰爭的轉折點。通過問計「九天玄女」的瑰麗傳說，黃帝獲得天授秘籍，掌握了決勝的法寶。《孫子》云：「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又說：「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可見，所謂「九天神女」，不過是形容黃帝用兵之妙，達於天機——「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泰山之下，黃帝的「天問」，實乃軍事戰略的重大調整，重新奪回了戰略主動權。
涿鹿一戰，在後人的追憶中，變得升天入地、神怪莫測，足見戰爭規模之巨大與交鋒之激烈。戰爭的結果，蚩尤兵敗被俘，黃帝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蚩尤戰神的形象已經廣泛流布，威靈所在，化作種種傳說，迄今成為蚩尤文化的一部分。蚩尤押解到今山西解州後被肢解，於是有了解州的古地名，當地的鹽池迄今呈紅色，據宋代的《夢溪筆談》載，「俚俗謂之蚩尤血。」當時盛傳蚩尤的肢體留在一起便能復活，故其肢體被埋葬在不同地點。在陽穀故鄉，便埋葬了蚩尤的首級。
《皇覽-冢墓誌》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如今經考古挖掘，證實蚩尤陵所在闞鄉古城遺址，從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龍山文化再到漢代文化，歷經三個年代綿延不絕，相互疊加。人們對蚩尤的敬畏，不僅有了蚩尤旗的傳說，以至於黃帝便將蚩尤的形像繪於旗幟，打出蚩尤的旗號為我所用，籍以威懾天下，於是「八方萬邦，皆為弭服」，足見蚩尤影響之巨大。
繼阪泉之戰後，涿鹿之戰的結局，徹底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格局，在恢廓的中華大地上，推動了民族的大融合與大遷移。隨著黃帝統御六合，最終確立了中華民族共同始祖的地位。東夷遺民大部分融合其中，成為漢民族的共同祖先，構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主幹；一部分則遠離東方故土，陸續向西、向北、向南遷徙，在此後長達數千年的播遷中，或者遠到朝鮮半島、中南半島甚至青藏高原，成為周邊眾多少數民族的共同祖先，讓中華民族大家庭變得更加枝繁葉茂、多姿多彩。從這個角度講，今人或尊蚩尤為中華三祖之一，乃至與炎黃二帝共同敬奉，亦不為過。尤其是苗族同胞，素以蚩尤為祖先，視蚩尤陵為祖居聖地，其中一首古歌，吟唱了祖先從內地向周邊遷徙的史詩：
居住在東方，挨近海邊邊。天水緊相聯，波浪滾滾翻。眼望不到邊，翻過水山頭。來到風雷坳，河水黃泱泱。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經歷萬般苦，遷徙來西方。尋找好生活。
回望歷史長河，正如孫中山先生所指出的，歷史的進程，總是「由武力而文化」。歷經激烈的碰撞與深度的融合，中華民族大家庭血脈貫通、多元一體的格局，正是來自「中華三祖」奠定的時代。
在文明奠基的時代，蚩尤對法治文明的開創，成為一場數千年來聚訟不已的法制命題。據《尚書-呂刑》記載，周穆王追憶蚩尤時代：「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可以想見，蚩尤執政時期，東夷的核心目標是以武力完成統一，在內部治理上，企圖通過嚴刑峻法的鐵腕統治，迅速摶聚全民的力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率先創製了一套以肉刑為主的刑罰制度。
其中的法治思路，令人聯想起商鞅時代的農戰政策，在列國徵戰之世，雖然一度發揮了巨大威力，但終究支撐不起社會的長治久安。正如錢穆先生對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的尖銳批評：「韓非殆僅知有政治，而不知有文化。僅知有國家，不知有民眾……韓非心中之政治，之時駕馭民眾。駕馭之道，則恃刑賞法術。」其中的弊端，造成了道德秩序的崩潰，社會誠信的破壞，與秦朝的弊政如出一轍。
在中國歷史上，迷信重刑主義，從來沒有帶來安定繁榮，只能給社會造成動蕩。法制調節社會的關係，調整人們的行為，移轉天下的風氣，但決定人們存在的，是內心；決定社會面貌的，是風俗。總結歷史上治亂興衰的教訓，中華文化形成了德主刑輔、出禮入刑、明德慎罰的優良傳統，構成法律精神的內核。中國所以為中國，在於以風俗的培養，道德的教化，文化的傳承，作為致治之本。中國法治文明的建設，必然要處理好德治與法治、法制與文教、從寬與從嚴等一些列基本關係。崇尚法治絕不是獨任法制，更不是移植他國的法律文化，便可以成為白日飛升的靈丹妙藥。打開歷史的長鏡頭，蚩尤對於法治文明的貢獻，在於奠定了中華法系以刑法為主幹的鮮明特色，不容泯滅。
在苗族同胞的追憶中，威武的蚩尤，依然是可愛可敬的先祖。「湘西趕屍」的故事，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卻來自蚩尤逐鹿中原的悲歌——血戰黃河之畔，戰場上屍體枕籍，撤退之際，蚩尤命令軍師把死難將士的遺體帶回家鄉。於是阿普軍師念動咒語，屍體紛紛站立，追隨大軍，默默南撤。哪怕生離死別，依然不離不棄。蚩尤所以強大，不僅在於武力，更在於一片精誠成就的感召力。東夷部眾所以捨命追隨，只因一代領袖心中有大愛、肩上有大義。
五千年過去，歷史的波瀾早已消弭無形，大家庭裡的是非早已歸於平靜。發現陽穀，足以令山東人驕傲的是，無論從中華民族的奠定，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以伏羲、少昊、蚩尤為代表的東夷文化，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無論是守衛故土的齊魯後昆，還是開闢邊疆的少數民族，尋根問祖，擁有相通的血脈；追本溯源，擁有共同的光榮。
胡春雨，天橋作協副主席，齊魯晚報副刊籤約作家，濟南民革文史研究會、南充抗戰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天橋新階層聯誼會建言獻策委員會、山東鵲華律師事務所主任，中國詩詞研究會、山東散文學會、濟南作協會員。榮獲濟南出彩統戰人，山東民革、濟南市委統戰部參政議政先進個人，濟南民革思想宣傳先進個人，本欄目榮膺齊魯壹點年度十大壹點號。
本文內容由壹點號作者發布，不代表齊魯壹點立場。
找記者、求報導、求幫助，各大應用市場下載「齊魯壹點」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點情報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體記者在線等你來報料！ 我要報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