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為什麼要立木為信（商鞅變法徙木立信在雍城）

2023-05-19 21:05:14 2

前段時間，一則消息稱，考研學家首次確認發現「商鞅變法」發生地的「秦都」櫟陽。仔細研讀文章，原是新出土的一件殘陶器肩部刻有「櫟陽」兩字，再無其他新的考古發現。對此，筆者認為，「櫟陽」確為秦國的一座臨時都城，但「商鞅變法」並非發生在櫟陽，而是在雍城。

首先，從秦人的國都性質來看，正式的國都必須有城郭、朝宮、宗廟、陵園、離宮、作坊、市場、聚落等建築，臨時性的國都也應該有城郭、朝宮、宗廟、陵園等建築，但從櫟陽三號古城遺址來看，除了發現有三座大型建築之外，至今尚未找到秦人宗廟、秦公陵園等與都城有關的遺存。而且所發掘的幾處城址規模都較小，不及雍城的一半，以當時秦國的實力和稱雄宇內的氣魄，其國都的規模不會這麼小。

關於櫟陽為秦都，主要依據是《史記·秦本紀》載：「秦獻公二年（前383年），城櫟陽。」「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據此，有學者認為秦獻公二年遷都櫟陽。

從文獻記載來看，《史記·六國年表》載：「秦獻公十一年（前374年）縣櫟陽。」《史記·魏世家》載：「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在國都中是沒有縣這一機構的，縣在當時是對地處偏遠，不能直接掌控之地所設的行政機構。《史記·秦本紀》也明確記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把櫟陽記述為邊境地區。況且，如果獻公二年就遷都櫟陽，那麼獻公十一年就不是「縣櫟陽」了。「縣櫟陽」的記載也從一個側面佐證櫟陽城較小、較偏僻，不是正式的都城。《史記·秦本紀》雖多處提及「櫟陽」，但無一有「都」或「徙都」字眼，而大多是「徙治櫟陽」。《史記·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前350年），作為鹹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在秦遷都鹹陽時，直接用「徙都」一詞，說明「徙治」非遷都。

從國都近郊的離宮來看，在雍城西郊，考古發掘有秦孝公所建蘄年宮和橐泉宮遺址。蘄年宮和橐泉宮建造年代應在孝公十二年遷都鹹陽以前，若孝公自櫟陽徙都鹹陽，蘄年宮和橐泉宮就應建於當時的都城櫟陽，這也說明，秦孝公十二年的遷都鹹陽是「自雍徙都之」。

無論是根據「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的記載，還是秦人陵隨都移的習俗，目前所發現的櫟陽城遺址還不足以稱之為正式的國都。從秦獻公曾「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史記·封禪書》）來看，櫟陽具備都城的部分功能，應該定性為一座臨時的都城。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直接記載：（秦孝公）「作為築冀闕宮庭於鹹陽，秦自雍徙都之。」明確指出秦國從雍城遷都鹹陽。

從雍城考古發掘來看，雍城內有我國考古發掘的第一座先秦集市遺址。1982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發掘了雍城遺址的西門及一段夯土圍牆，並依此線索，又向東、南兩個方向進行了追蹤鑽探，發現了雍城內「市場」遺址。「市場」由長方形夯土圍牆及四門與露天空場組成，整個市場平面呈長方形，面積34000平方米。四面牆的中部各有一座「門塾」遺址。已發掘的西門南北長21米、東西寬14米，建築平面呈凹字形，門入口處有大型空心磚踏步，從門四周的柱洞及瓦片堆積情況推斷，門上應有四坡式大屋頂建築，為一座封閉式的露天市場。

從史料記載來看，《史記·商君列傳》明確記載商鞅在「國都市南門」進行「徙木立信」。雍城市場周圍有圍牆，四邊有門，門上有樓。《史記·商君列傳》載，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時，「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目前考古發掘中，僅在雍城內發現有市場建築遺址，櫟陽雖發現有「櫟市」刻字的陶器，但未發現「市」的建築遺蹟，就是城內有市場，也不是封閉式市場，沒有「市南門」，無法進行「徙木立信」。所以，這個「國都市南門」，就應該是雍城內發現的「市南門」。

從商鞅「徙木立信」的目的來看，主要是為了擴大社會效應，以此確立秦國政府的威信。雍城建都時間較長，城內居民較多，市場規模較大，商鞅變法時在此「徙木立信」，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吸引城內居民大量聚集，擴大影響。而櫟陽處於軍事前線陣地，城池規模較小，城內居民也少，若在此「徙木立信」，無法在較短時間內吸引大量百姓聚集，更達不到「徙木立信」的社會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