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結局已經註定往後只是延長（所有的結局亦是開端）
2023-06-04 22:37:04
許淵衝先生在翻譯王爾德的作品
採訪楊振寧先生
5月15日，《九零後》媒體專場，導演徐蓓（中）與103歲的西南聯大校友吳大昌先生（左）和楊苡先生女兒趙蘅（右）映後合影
楊苡先生在送給導演的《呼嘯山莊》譯著封面內頁中寫道：友誼長存
有一種老師叫做「先生」，有一種教育叫做「通識」，有一種情懷叫做「祖國」，有一種精神叫做「剛毅堅卓」，有一所大學叫做「西南聯大」。西南聯大這所傳奇大學，無疑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座珠穆朗瑪，一直為後人所矚目。2018年紀錄片《西南聯大》播出時，網絡評分高達9.4分。時隔三年，由雲南省委宣傳部攝製的紀錄電影《九零後》作為《西南聯大》的姊妹篇，將於5月29日在全國公映。
《九零後》是一部用16位聯大學子的真實口述表達西南聯大靈魂的電影。在導演徐蓓心中，它不同於紀錄片《西南聯大》的宏大，自始至終是從學生的回憶視角來體現西南聯大歷史。她假想觀眾並不了解西南聯大，所以將它的故事相對完整地做到個體生命史中。她希望進入影院的觀眾都能看進去，「這是一個難得的世紀之緣，所有的因素將在兩個小時的電影銀幕上被放大。」
在問及徐蓓導演為何如此喜愛西南聯大題材時，她給出的答案簡單而又直接，「首先因為西南聯大人可愛，另外我想知道西南聯大為什麼能。」在2016年底接觸西南聯大選題，是徐蓓自覺特別幸運的事，幾年時間的採訪促使她繪就了「西南聯大人」的群像。
一個新的自我從土壤裡長了出來
徐蓓坦言，因為在一段時間內密集地與特別優秀的人交流，當這個片子做完時，感覺好像有一個新的自我從土壤裡長了出來。這些熠熠生輝的生命也都留在了她的記憶深處。
馬識途是重慶忠縣人，與徐蓓算是同鄉。2017年，徐蓓團隊在拍攝《西南聯大》時，馬先生正在病中，未能採訪。再見馬識途時老先生已是105歲，是徐蓓所見聯大人中年齡最長的一位。徐蓓回憶，當時一想到要站到他面前，心裡就莫名地害怕，「因為從來沒有採訪過這麼資深的老人。」但是他一講話，人生況味便撲面而來，他說：「我今年105歲了，眼睛瞎了，耳朵也聾了，好在我的腦子沒有糊塗。」
考慮到老人的年紀，徐蓓只對馬先生做了兩次採訪，但是每次採訪他都能說上兩三個小時，對聯大的歷史和過往如數家珍，記憶力驚人。徐蓓有時看著他會有些恍惚，心想自己老了時，不要說105歲，就是85歲，如果還能有這樣清晰的記憶，都是要為自己點讚的。
採訪和拍攝都結束後，馬識途寫了一句話：「年輕是一筆財富，可是它也可能成為負擔，就要看你如何生活。」徐蓓很想將這句話用到片子裡去，但後來由於素材太多，只好捨棄。但徐蓓覺得，這是馬先生送給年輕人的禮物。
採訪巫寧坤先生，是在美國進行的，徐蓓不止一次給朋友講起採訪細節。「採訪約在早上10點，巫先生住在馬裡蘭州一個普通的老年公寓裡，跟夫人一起。房子不大，擺兩個機位都很勉強，布燈條件也不太好。」
約好10點鐘，巫先生凌晨2點就起來等待，「他說是因為心裡激動，睡不著，看錯了時間。他穿著黃色襯衣，坐在我對面，讓人不由得心生感慨。」徐蓓回憶，巫先生的性格依然天真爛漫，從他的敘述中，絲毫感覺不到苦難在他的心靈上留有陰影。他回憶起同學、老師時，心直口快，甚至「口無遮攔」。他回憶汪曾祺，說汪曾祺「寫東西很好，可是他的英文不及格，讀書也不用功」。還吐槽他的老師吳宓先生，說吳宓講課差點意思，而且專門強調「他的英文不行，有陝西口音」。然後很驕傲地說：「我們覺得在西南聯大的課堂上是學不到什麼東西的，一幫優秀的同學在一起，才能學到很多東西，我們喜歡這樣。」
徐蓓還回憶起許淵衝、楊振寧。
2019年，時隔兩年再見到許淵衝時，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已經去世，徐蓓不太敢想像許先生如何面對家庭的突然變故：「我們去時，打開門還是那個小屋子，只能擺一個機位，拍一個鏡頭都要想半天辦法。那時他正在吃早飯，脖子上還墊了個東西，像一個可愛的小朋友，在吃他心愛的奶油蛋糕。」當許先生抬起頭來時，徐蓓依然發現兩年時間一個老人的變化，但是在隨後的採訪中她知道，老人的習慣仍然是每天早上起來就打開電腦工作，「100歲的老人家啊，臉幾乎要貼上電腦屏幕了，還在翻譯英文。」
許淵衝評價了外文系以及其他系的很多同學，特別好玩，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比他們都強」。好不容易說巫寧坤英文好，還要搭上一句「他的法文不行」。後來徐蓓忍不住問：「在您的同學中，有您佩服的嗎？」有，許淵衝佩服楊振寧。
楊振寧也很厲害，思維極清晰，而且絕不囉嗦。徐蓓回憶：「給我們一個小時採訪時間，他一坐下來就開始講，然後回答問題，最後說，『還有幾分鐘，我回答你最後幾個問題。』一個小時結束馬上站起身，『我們的訪談結束。』沒有任何拖泥帶水。」
比起西南聯大前輩 我們這代人的經歷太簡單了
徐蓓是80年代末大學生，走的是一條標準升學路。上大學、畢業、工作、讀碩士深造，做紀錄片導演是偶然中的必然。本科就讀於四川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讀書時只知道好好學習，從沒有認真想過學習的目的。畢業後，順利進入心中神聖的媒體行業，到重慶電視臺工作。她那時想的是，媒體能夠記錄生命百態，希望自己過一種更平面的生活，所謂平面，就是在職業裡可以得到最廣泛的社會接觸和人生體驗。
90年代中期，徐蓓在電視臺開始接觸紀錄片。「當時重慶電視臺還沒有人做，我們得找很多渠道學習。但那個時候中國紀錄片行業裡出了一批可能現在都沒法超越的直接電影，有思想深度，有影像魅力。」徐蓓由此篤定自己喜歡的是紀錄片。
不是紀錄片專業，也沒有學過影視製作，徐蓓最初做片子基本上就是野路子。將近十年，最大程度關注了社會現實類題材，如希望工程、貧困山區兒童教育問題、三峽移民、農民工進城。每一部片子的製作周期都很長。
2005年，徐蓓申請到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攻讀碩士。選擇社會人類學，也是因為做紀錄片的經驗，她覺得「之前做紀錄片類似田野調查，說是影視人類學作品也不為過」。
一年多的碩士課程，對徐蓓的改變非常徹底，主要在兩個方面。首先徐蓓發現，劍橋的同學和老師所討論的都是視野宏闊的大問題，「很少談自己，關注的淨是世界性問題，比如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糧食問題、環境問題、和平問題。」這樣的氛圍帶給徐蓓的刺激非常大。第二個改變，來自於人類學訓練，「雖然學習只有一年時間，但是人類學的訓練，恰好對紀錄片的創作非常有益。」
徐蓓總結，如果說劍橋本身的氛圍讓人視野更加開闊，那人類學的方法是讓人學會從微觀角度去觀察，「無論是一個人、一群人、一個事件或一段歷史時期，人類學能使你的描寫抽去空洞和概念，帶有更多精微細節。」
劍橋給予的改變支撐了徐蓓之後的歷史紀錄片創作。無論是之前的《大後方》，還是後來的《西南聯大》，今天的《九零後》，以及正在籌拍的《盧作孚》，徐蓓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具體人物和事件的構思上。
「但是比起西南聯大的那些前輩來，我們這代人的經歷真是太簡單了。他們上學的時候就有明確的學習目的，說考化工系，要做炸彈去炸日寇；學機械，要使國家強大，這都帶給我強烈的震撼。」徐蓓說。
克服困難是工作常態 遺憾很多老人已無法重新拍攝
《九零後》的製作過程中，徐蓓和團隊每天都在遇到困難，她覺得很難說哪一個困難更大，因為克服困難是工作常態。「如果非要講一下，最大的難度還是很多想法無法實現的困難。」
無法實現的困難，是徐蓓摩拳擦掌計劃將所有老人家重新拍一遍的時候，發現好幾位已經去世了，還有一些住進了醫院。「首先是美國的巫寧坤和劉緣子去世了，後來羅振詵先生也去了，那些活著的先生我們也都聯繫了一遍，除了許淵衝和楊苡先生可以重新去拍攝，很多人都條件不允許了。」徐蓓傷感地想，《西南聯大》是他們最後一次接受採訪，實在是搶救下來的一批影像資料。
另外，徐蓓也沒有條件根據電影劇本去補充素材，「因為讓這些老人去做劇本需要的內容，是做不到的。」採訪時老先生大多只能坐著，活動範圍也只是在家中，拍攝手法多數用不上。徐蓓說，她曾給楊苡先生設計了一組她出現的鏡頭，可是老人家的活動空間只是從臥室到書房，另外，她也不希望拍攝她靠助力器走路的形態。「我們必須尊重她。」
雖然徐蓓知道紀錄片最酷的方式是沒有解說，全部同期聲，但是對於《九零後》，也是做不到的。比如在這部片中，關於鄧稼先的所有回憶實際上都來自於一篇聯大物理系同學回憶他的文章，比如 「我們給他取個外號叫小孩；他喜歡講故事、喜歡問問題；他的名字叫Pure……」一切的一切都來自於那一篇文章，徐蓓說：「在片中，我們用另外一個聲音來呈現鄧稼先，因為鄧稼先這個人物是不可或缺的。」
為了使觀眾接受起來更容易一些，徐蓓沒有選擇第三方解說的方式，而是請了20多位配音演員，這也是她第一次在自己的片中嘗試角色化配音方法。徐蓓說：「這是我的腦袋能夠想出來的彌補素材不足和內容的最好的呈現方式。」
也忍痛割愛掉了不少素材，為了整體節奏和結構的需要。比如整整4分鐘的關於西南聯大老師的回憶。有許淵衝回憶錢鍾書的，還有回憶陳岱孫的。
陳岱孫是清華經濟系一位非常帥的教授，他有一個習慣，永遠都穿西裝，而且每逢節假日，會在西裝口袋裡別一朵紅玫瑰花，大家因此有很多猜測。上課時，如果他的課是上午最後一堂，他一定會戴兩塊手錶，而且告訴學生，「你們要專心聽講，不要擔心拖堂，我戴了兩塊手錶，鐘點一到，準時下課，絕對不會影響你們吃飯。」
還有楊苡先生回憶沈從文，楊苡與沈從文住隔壁，在同一個小院裡。每天晚上沈先生睡覺前，如果看到楊苡的小屋燈還亮著，第二天就會跟楊苡說：「小姑娘不錯，還比較用功。」如果楊苡的燈熄得比沈從文早，第二天他就會告訴楊苡：「這樣不行，要用功。」
這些精彩的師生關係，都沒有能呈現出來。實際上，徐蓓團隊想了很多辦法，寧可犧牲掉電影影像的酷炫，也要讓這些老人說話。因為留存下歷史是第一位，其他都是第二位的。
諸多因素的限制使徐蓓努力通過後期剪輯，在語言節奏和內容上做突破，宗旨是展現西南聯大群像，讓他們一群人整齊地出現。所以在剪輯臺上，她能克服多少就克服多少，如果留有遺憾那就讓它留一點遺憾。
這一切困難的源頭，可以歸於徐蓓對《九零後》的創作期待：她希望在有限時間內將西南聯大歷史相對完整地展現出來，同時還能夠留有思考餘地。「因為如果只展現歷史，可以採取很多方式。但在西南聯大已經有紀錄片的背景下，我必須問自己的問題就是：怎樣闡述這段歷史？」徐蓓的答案是：通過這樣一群人物，試著回答「西南聯大為什麼能」這個問題。「因為人們談起西南聯大，就要說它那一串閃光的數字，而我覺得數字背後的問號應該提出來，那就是為什麼它能？」
在這樣的思考中，徐蓓花了寶貴的片時讓巫寧坤、潘際鑾、許淵衝先生講述抗戰初期他們在做什麼、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帶領大家回到歷史情境中去，讓大家首先意識到：抗日戰爭並不是歷史書上的文字，對於西南聯大的學子們，那是活生生的現實。
「這些人的共同點是愛國，求學報答祖國、建設祖國的心願非常強烈，強烈到讓今天的年輕人一方面高山仰止，一方面又不太理解。」徐蓓覺得這是因為那一代人在青春年華遭遇故土山河淪喪，被迫中斷學業，目睹人民成為亡國奴，救國是他們的一個強大動力。而一旦年輕時埋下了這顆種子，就定型在了心中。「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西南聯大為什麼能？很大因素是特殊的歷史時期。」所以，徐蓓希望，《九零後》公映後，經過時間沉澱，最終成為一個檔案。因為所有的結局亦是開端，只是我們當時不知道而已。
中英文片名共同構成一個有意思的標題
《九零後》的英文片名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徐蓓曾考慮過要不乾脆中文片名就為《當他們年輕的時候》，但又覺得好像似曾相識。定名《九零後》是在昆明拍攝一段時間後，團隊成員在一起討論，徐蓓不禁感慨兩年過去，老人家們又長了兩歲，都是90歲向上了。突然就有人說片子叫「九零後」吧。
這是個令人眼前一亮的主意，其中的新意和吸引力毋庸置疑。
楊苡先生是一個極為有主見的人，徐蓓非常喜愛她。《九零後》片頭有一段楊苡先生的獨白，說她17歲時就和巴金通信；說她最崇拜的人是她的哥哥楊憲益。談到楊憲益時，楊苡滿眼泛光。一位100歲的老人，還為她的哥哥，一個有著天縱之才的翻譯家、詩人而自豪，那一幕令徐蓓回味良久。
拍攝楊苡的最後一個鏡頭時，在老人的房間裡架了兩節軌道，放著背景音樂。在音樂的節奏中，楊苡款款地講述著。攝影師慢慢把鏡頭拉開拍攝，再拍。完成後，徐蓓走過去俯身對耳音已弱的楊苡說：「楊先生，我們拍完了。」這時候，徐蓓突然發現楊苡眼裡有淚，「我突然就有一種擁抱的衝動，然後一下子就抱住了她。那時放的音樂就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這是我們鏡頭背後的故事。所以，《九零後》的英文名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大家一看就能心領神會，它們倆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意思的標題。」
徐蓓感嘆，楊苡先生是一塊瑰寶，她送給她的《呼嘯山莊》扉頁上寫著：「徐蓓小友，友誼長存。」徐蓓有時拿這本書出來看一下，就覺得心裡非常溫暖。
徐蓓說自己是這樣一種性格，努力的時候，不會太想結果，始終覺得「順天意」就好，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而現在沒日沒夜地努力，卻是在想各種辦法使《九零後》能讓更多的人看到。她記得自己第一次在電影院裡完完整整看完母帶後和同事說：「我有一種在看另外一個東西的感覺。公映就那麼一段時間，期待有更多的觀眾能夠到電影院裡去看。」她和楊苡先生的女兒趙蘅說，特別希望楊先生本人到影院裡去看，雖然她知道不太可能做到。
徐蓓現在忙碌於《九零後》的宣傳路演，馬不停蹄。她看到有觀眾留言說：「看了這個片子要熱愛學習了。」「觀看《九零後》之後想不負此生。」她在感慨之餘盼望這不是三分鐘熱度，她覺得如果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能夠看得進去，能夠對片中人物有思考的話，就是她最大的成就感。
文/本報記者 王勉 供圖/徐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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