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會作之子:我的一九七一
2023-09-12 06:18:05
施工「老虎洞」
我所在的一二四師是甲種戰備值班師，我那時是該師下屬三七○團三營八連指導員。我們師從1970年就開始在「支左」中增加了國防施工的任務。我們團參加的「七○五工程」在廣州白雲山腳下，那裡是軍區戰時的指揮所，已建了多年，有些陳舊，現在要擴建。這項工程屬於絕密，雖然任務很急很重，但只許部隊參加施工，幹起活來非常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
1971年春節剛過，我的連隊接到命令，到一處名叫「老虎洞」的地方執行任務，為一處剛建好的獨立房子的外圍架設鐵絲網。那是一座平房，建築面積六七百平方米，房子背靠白雲山，房後幾米遠就是80度的山體陡坡，房前有個小院，房子的牆體是青灰色的，如果不走近它，很難發現。
架設鐵絲網本是工兵做的事，由我們步兵連承擔，不僅專業工具少，而且沒有經驗和技能。好在總長度只有400多米，大家可以邊幹邊學。
任務完成後，團裡又讓連隊在這裡繼續做防空隱蔽工程，並擔任警衛。「防空隱蔽」就是在那座房子附近和院子裡種樹種草，使之從遠處或是後面的山上看，與周邊叢林草木環境近似，不易被發現。
我負責組織施工和警衛工作。房子只有一層，但比一般住房要高許多，寬大的雙層玻璃窗，長長的走廊，厚重且密閉效果很好的大門，和廣東當地的房子不一樣。我想來想去，覺得像北京西山軍隊領導住的房子，再細細地看，發現和北京毛家灣林彪的住所更相似。
全團都為「七○五工程」緊張施工，我們連卻在這兒搞綠化、當警衛，太輕閒了，我有點不願意。團政委看出了我的心思，找我談話，說這是軍委主要領導到廣州時居住的房子，要忠誠可靠的人來完成任務，團裡考慮再三，才決定選我。
3月初，在室外綠化的同時，開始布置室內。軍區一個管理科長帶著一批人進駐到院子裡的偏房，有炊事員、服務員、內勤和花匠。那幾名女服務員，一看著裝就知道是軍區接待部門為首長服務的。凡是要搬重東西，一律叫我派戰士去，幫幫忙不算難，可是戰士回來訴苦，說擺放東西時總是要求他們變來變去，被指手畫腳吆喝，累了不算，還遭訓斥。戰士每天和泥土打交道，一天下來渾身上下都是爛泥，可是院子裡有自來水的地方只有那所房子廚房外的一個棚子裡有，人一多就把周圍地上搞得到處都是水。
管理人員就罵戰士，雙方時常發生口角。我找到那個科長，不許他訓斥戰士。他很惱怒，說你一個小小的連指導員敢影響我們的工作？我不客氣地說，你敢把我的戰士不當人，就不再讓他們給你幫忙。他連聲說反了反了，要反映到我們師，處分我!
一天中午，我接到師部一個電話，說軍區辦公室通知，指名叫我下午6點前準時到某地去有要事，要絕對保密。我感到好笑，因為通知的地點就是我們連警衛的那所房子。下午，我按時到了，被領進餐廳，裡面擺了兩桌酒席。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政委、司令員吳法憲坐在主桌，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等軍區首長圍坐在旁邊。
席間，聽他們說，這是為林彪副主席修的一座房子，過去他來廣州時住過的房子太破舊，不好用了。從吳法憲的口氣中聽得出，林彪、葉群並不知道此事。林彪不許專門為他修房子，在外地都是住老地方。
軍區領導還提到，他們正在修建另外一個工程，是更好更大的房子。吳法憲看上去並不知情，因為軍區首長強調，那是中央辦公廳汪主任（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布置的，說「那個人」國慶節之後要來住，汪主任近期要親自來查看。吳法憲說，「那個人」的事全聽汪主任的，他叫你們怎麼辦就怎麼辦。
那天以後，那個科長對我不僅很客氣，還特地打開了房子後面工作人員用的一處衛生間，勞動一天下來的戰士可以在那兒洗一洗。
「保密」工程
沒過多久，我的連隊又有了新任務，奉命跟隨全團進駐白雲山麓的磨刀湖畔，參加一項「國防工程」施工。那個工程佔地上千畝，很遠之外就闢成「軍事禁區」。已開工的建築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有多棟自成一體而又互相連接的別墅。在這裡施工的除我們團外還有一個工兵團，一支汽車運輸部隊和一些外地來的專業施工隊伍。
磨刀湖是早年修建的一個水庫，岸邊樹木繁茂，風景宜人，在白雲山的襯託之下美麗幽靜，只是開闊的湖面略顯單調。舟橋營架起一道浮橋伸向湖中，由汽車運來大石塊向湖中傾倒，要堆出一個看似「天然的」島來點綴景色。為了加快進度，這裡晚上挑燈施工，團領導常站在浮橋口上指揮督戰。
我們連的任務是架鐵絲網，這裡的地形比老虎洞那邊複雜，線路也長了幾十倍。100多斤重的水泥樁，200斤一捆的鐵絲蒺藜要由戰士們扛著爬上沒有路的山林裡。架設路徑要精心選好，鐵絲網要緊貼著時起時伏的地面在繁密的樹林中穿行，既不能在鐵絲網下面留下20公分的空隙，也不許離樹木兩公尺近。這樣一來，柱樁的密度比常規增加了一倍。固定柱樁的基坑，有的就是在山坡上一點點摳出來的。為了按時完成任務，連隊一大清早就要上山，天黑才回來，我和戰士們經常全身是泥，膝蓋跌得青腫，手上身上總有幾處被鐵蒺藜扎出的傷口。
好不容易架好了鐵絲網，又叫我們連負責砌曲折繞行於那幾組房子周圍的「天然小路」。為了讓散步者少走回頭路，並在行走時感到樂趣，小路有時彎曲沿著山邊，有時逶迤傍著湖岸，路邊要不斷出現小景致。小路沿山時，山坡一邊要有擋土牆，傍水時要有防波堤，均用大石塊砌成。石塊大的七八十斤重，小的也有四五十斤。為了讓它們壘起來感覺不到人工痕跡，必須精心選擇形狀，往往要反覆挑選、搬上搬下地試著對縫拼湊。戰士們的手多被劃破，手套上滲出了血。有一次，一段擋土牆砌好後發現少插了一隻滲水的竹筒，本來只要在附近多插一兩個出水口即可，可指導我們施工的質量檢查人員卻要求全部拆掉返工，還立即向上匯報，一個領導在團首長的陪同下來到工地，訓斥我們說：「這裡不允許有一點馬虎，如果少了一個滲水眼，擋土牆萬一倒了，就是對毛主席最大的不忠，會造成天大的罪行！」
當時正值大搞「三忠於、四無限」的年代，如果工作中出了差錯，人們常會說那是「對毛主席的不忠」，差不多都是口頭禪了。但我感覺那個領導說的「對毛主席的不忠」是具體所指。等他走後，我問留下來監工的技術員為何動此大駕，讓我和戰士受這麼嚴厲的訓斥。技術員此前就認識我，聽我這麼問，有點驚訝，便用手向天上指了一下太陽，見我還是一臉疑惑，又指了指我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小心地向四周看看有沒有人，急忙收回了手。我心裡一下子明白了。
工程夜以繼日地進行，我們一天要幹十幾個小時活，可誰也不敢埋怨，因為領導一再強調，一定要在國慶節前竣工，時間非常緊迫。
建築群很快就呈現出全貌，那背山面水的宏大氣勢，遠非「老虎洞」那邊可比。當時也有人猜出了這群建築的用途，但都不敢說，這裡就是後來被命名為「南湖賓館」，給毛澤東修建的住處！
父親到廣州
5月初，團裡值班室通知我到廣州大沙頭某地去，有人找。我按地址找到那兒，是國賓館。我父親的秘書到門口接我，說他們陪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來訪問幾天。我向團裡打電話請一天假，團長說，你就好好陪陪你父親，等他走了再回來。
有一天早飯時，秘書向我父親報告說，在從化溫泉休息的滕代遠打來電話，說要到廣州來看我父親，父親立即打住秘書的話說：「不能讓滕老來看我，那成什麼話！應當是我去看他，還有其他一些老同志，我都得親自上門去看望。待我忙完了這邊的事就安排。」
1969年10月，為了防止蘇聯對我國可能進行突然襲擊，經毛澤東主席指示，在周恩來總理的具體安排下，北京的一些老同志被疏散到了外地。朱德委員長、董必武、李富春、滕代遠、張雲逸等人疏散到了廣州市遠郊的從化溫泉。
父親原本想去從化看那些老領導，特別是滕代遠、陳奇涵、陳伯鈞等老同志，因為工作太忙抽不開身，他叫軍區後勤部代他準備幾份水果，送給那些老同志表示慰問，並囑咐廣州軍區領導，一定要把老首長們照顧好。
父親離開廣州前，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來看他。他們關上門說了很久。父親送走丁盛後，嘴裡自言自語：「這個司令官呀司令官……」我奇怪他把「司令員」說成「司令官」，問有什麼事，父親不語，晚年時才對我講到那次談話。父親提醒丁盛：「江青前不久到海南島去路過廣州。從她的嘴裡聽得出，她對廣州軍區很感興趣，對你這個司令官也很感興趣。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離，否則你要吃虧。她想利用你的時候，把你捧到九霄之上還嫌低。她要是不想用你了，會把你打到十八層地獄之下去還嫌不夠呢。到時候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丁盛問如何「防江青」，父親說：「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接近她，更不要單獨接近。當然，面子上的事、場面上的『戲』還是要做。江青喜歡奉承，必要時你就吹她幾句，她就不知所以然了，也就不知道你在防範。」
見到葉群
7月底，團裡讓我到東北出趟公差，順便休我當年的探親假。這多少有點照顧性質，但也可不另派專人去了。
我回到北京，聽我母親說，林彪一家人都在北戴河休養，正巧那幾天葉群回來看病，父親和母親要去看看她，我也一起去了毛家灣。父親和葉群寒暄了幾句後，因工作忙就告辭了。
母親和葉群貼近了說著話，我聽得出，是談論林彪女兒林豆豆的婚事，她的男友是部隊上的一名醫生，葉群想叫我母親幫忙考一考他的學問。
一會兒，林豆豆和一個男青年來了，葉群作了介紹。真巧，他是我所在的四十二軍一二四師師部醫院醫務所所長。後來外邊傳說「招駙馬」、「選美」如何如何，其實他並非「美男子」，只是看上去敦厚誠實，能給人信賴感。作為醫生，母親非常重視實踐經驗，問了他一些醫學上的事，他的回答讓葉群和我母親都很滿意。
林豆豆他們走後，母親說已經託人從湖南買了兩床湘繡被面，想為兩位新人做幾套衣服。當葉群得知被面每床要30多元，比一般的緞子被面要貴時，就說一定要照市價付錢。還說結婚時豆豆他們就穿軍裝吧，最多做兩件襯衣，婚事一定要節儉。
我8月初到東北辦事，然後回北京休假，9月7日離開家回部隊，路過廣州時住了兩天，9月10日正式歸隊。
臨回部隊前，我把母親託我帶給軍區首長的一些北方水果分別送去。軍區政委任思忠和我談了一會兒，說部隊反映我鍛鍊得不錯，想讓我向政治工作幹部上發展，問有什麼想法。我說最好不離開連隊，如果調到機關，最好還是在基層。任政委笑了，說做幹部工作一般人都很羨慕。但你父親要求你學真本事，你們師決定調你到三七二團政治處當宣傳股副股長。你當連隊指導員前當過宣傳幹事，寫的文章有的發表在《戰士報》、《解放軍報》上，有一定基礎。三七二團政治處是四十二軍團一級政治處裡很優秀的，他們編寫的連隊思想工作《六十個怎麼辦》，受到林總的高度評價。你到那裡後，要從這些基層思想工作中學習。
我隨即到廣東博羅縣三七二團駐地報到，同時向團政委和政治處主任匯報了任思忠政委在我臨行前交代的話，要團裡發揚政治工作聯繫實際的優良傳統。此話立即被師團當成了軍區首長的「指示」，布置貫徹執行。我剛到新的單位，人們就知道了我的背景，這令我很不安，甚至感到害臊。
晴天霹靂
1971年國慶節剛過，團政委突然叫我去，嚴肅地對我說：上級決定送你到廣州學習。我說回去準備一下，他說不必了，這就走。我發現，保衛股長帶著兩名連裡抽上來的幹部已站在我身後，保衛股長用眼神示意我不許再問，隨即帶我上了門口停的一輛吉普車。我坐在後排，兩邊各一個人夾著我。車到廣州，我們在軍區附近的中山二路一座樓裡住下，院子很小，大門口站著雙崗，樓門口有內崗，這是特別加強的警戒。陸續被押進來的還有黃永勝的兩個兒子（黃永勝，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九一三」事件後，被作為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開除黨籍、軍籍，並判處有期徒刑），另有幾個穿空軍服裝的年輕人。
一會兒，一名幹部來向我們宣讀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通知》，內容只有一句話：「中央鑑於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同志參加林、陳反黨集團的宗派話動，陷入很深，實難繼續現任工作，已令他們離職反省，徹底交待。」
聽到這兒，我的頭轟的一下，感到全身發熱……我難以置信。
我的住處是一間大房子，裡面擺放了3張床，其中兩張緊挨著，另一張和這兩張之間有個能讓人下床的20公分的縫隙，我睡在中間一張上，兩邊睡的是保衛人員，這比對獄中的犯人還看得緊。
從此，我們每天開始「學習」。說是對「林陳反黨集團」揭發批判，不知為何成了對我們的批鬥，要交代所知道的陰謀。我剛好八九月份在北京，自然成了審查的重點對象，辦案人員窮追不捨，逼我揭發交代。我把我所記得的情況都說了，但他們還是不滿意，不時說一些威脅的話，似乎我本人也是「同黨」，要受到嚴懲。
我實在沒有可交代的事情了，巨大的精神壓力使我整夜難以入睡。我想，與其這樣被無辜地扣上反革命帽子苟活半生，還不如一了百了，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了「死」。我要求醫生每晚給幾粒安眠藥，管理學習班的人不同意。醫生對他們說，他這樣不睡覺，幾天後身體就垮了，不能再「學習」了，我的要求才得到同意。每天給我兩粒安眠藥，我說不夠，又加了兩粒。我假裝服下，暗中積攢下來，幾天後積了20多粒。一天，趁看管人員不注意，我將全部藥拿出來，就在我準備吞藥的那一瞬間，我又想了一下自己在世上還有沒有什麼遺憾之事，我心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文件不是說爸媽是「離職反省」嗎？萬一他們活著出來，知道我已死去，該多麼難過啊！再大的屈辱折磨，我也要承受，也要活下去！這樣一想，心裡豁然開朗，終於從鬼門關上轉回頭來。
10月中旬的一天，看管人員說有中央首長要找我們談話。出去時，我看到走廊宣傳欄裡報紙上的標題：周恩來總理陪同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訪問廣州。我們被解送到珠江賓館的大餐廳，是最先到的。一會兒，軍區一些首長夫人和機關師以上幹部入場了，夫人們以前多與我很熟悉，現在突然要麼裝作不認識，面無表情；要麼怒視，好像有深仇大恨一樣。只有父親的老戰友楊梅生副司令員的夫人劉堅阿姨走過我身邊時小聲說了句：「要懂事，小心好好愛護自己！」這位老阿姨的話令我眼睛發溼，但還是忍住了要流出來的淚水，怕別人看到。
稍後，軍區首長陪著李先念副總理來到會場，李先念說：「總理原來要來的，突然有急事回北京了，叫我來談談。」他傳達了周恩來關於對我們這些人「不許歧視，要一視同仁」的指示後，講了一通話，好像對「九一三」事件已掌握了案情。他說：「邱會作在自己乘坐的汽車後備箱裡放了衝鋒鎗，想謀害……」一剎那，認識我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了我……
10年後，我問起父親這件事。父親並不介意，說：「會有那事兒嗎？先念和我工作、個人關係都很密切，他要劃清界限，不得不說些『官話』。」
那天會後，學習班宣布：「堅決執行周總理的指示，本次學習結束。你們都回原單位原來的崗位，思想上不要有包袱。」
第二天，我被送回了部隊。團政委說，他們已經學習了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叫我安心工作。說罷，他把兩封已拆開的信交給我，那是9月24日我母親和哥哥寫給我的信。哥哥在信中用暗語寫了「樹林起火，禍及他人……」母親叫我要「想得開，千萬不要走絕路」。信是他們被羈押前寫的，我至今還保留著。
我回到了政治處，同事們沒有明顯歧視我，但我走到哪兒，都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我向團裡提出到農場去工作，哪怕是勞動也行。幾天後政治處主任對我說，意見已反映上去了，上級不同意，說如果那樣就違反周總理的指示了。你感到工作有困難，就分管一下文化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你願意參加也可以。我突然有了想法，說想參加宣傳教育，因為這樣可以閱讀到更多文件，我要把它們偷偷抄下來，以後一定有用。
很快，轟轟烈烈的批判「林、陳反黨集團」運動開始了。廣州軍區揭發的一個重點是「林彪要到廣州另立中央」，地點是南湖。我們部隊是那裡的建設者，發言時批判的人少，但私下卻在議論，說那裡不是給偉大領袖用的嗎？
與我一同到廣州受審查的還有我們團裡一個20多歲姓孫的炮連副連長。他是1968年入伍的。一次上級檢查實彈射擊，他用82無後坐力炮打出優秀成績後，一位首長指著400米遠的一棵獨樹說，打掉敵人的「火力點」。他一炮射出，隨著火光一閃，樹幹攔腰被炸斷。他即提升為排長、副連長。我實在想不出他會和「九一三」有什麼牽連。我們在受批鬥時，在一片「劃清界限，徹底交代」的吼聲中，他只是苦笑。回到部隊，恢復了原來的工作後，我和那個副連長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這才知道，他受此「待遇」是因為和葉群沾了一點親。
「九一三」後，林彪、葉群的親屬幾乎都被審查。他到「學習班」後才得知，自己涉嫌的「罪狀」在於一段他從不知曉的身世。原來，葉群的弟弟1936年參加革命，1949年擔任解放軍師級指揮員，在戰鬥中犧牲了。其妻已經懷有身孕，後來改嫁給了一個姓孫的幹部。孫副連長便是那個遺腹子，只是他母親從來沒有向他提起過這事，外面也沒有人知道這個「隱秘」，他一直認為姓孫的幹部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後，中央專案組迅速查出了葉家這支鮮為人知的血脈，將他「歸案」。
因為抓不到他什麼把柄，就以「政治歷史」問題將他處理復員。在離開部隊之前，他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說現在很苦悶也很尷尬，養父是個軍級幹部，卻幫不上他什麼忙，想找個好點的單位，別人都婉拒，最後託老戰友幫忙才安排他到西北地區一個城市當工人。我說你已經非常幸運了，至少還有個溫暖的家，還有愛你的父母親。而我，連父母的生死都不知道。
1971年年底，廣東的冬天並不嚴寒，可我突然感到身體很怕冷。雖然工作還「正常」，但我沒有家人的任何消息，也不許隨便外出。那真是我人生中最難熬的一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