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城市治理創新（轉型時期國際城市治理）
2023-07-12 13:34:42 1
本篇紀要為上海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學術快閃」系列活動第10期內容。
楊長雲（主持人）：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部分，是一個國家綜合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表徵，也是建設「卓越全球城市」的基礎指標。今天，我們邀請到城市史和城市治理領域的幾位學者聊聊相關問題，立足轉型時期國際城市治理，探索國際城市治理研究新路徑、新方法、新理論、新實踐。我們知道近些年以來，尤其是最近十年，城市發展在全球都非常快速，也引起各個領域的廣泛討論。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由於不確定性和政治、經濟、人口等各方面因素，給城市發展帶來挑戰和機遇。我們在思考，當城市遭遇各種不確定性時，將走向怎樣的發展模式？我們又能在歷史經驗和國際經驗中找到怎樣的城市治理模式？我相信，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仍然會觸及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城市是什麼？以及一個學術問題：城市史何為？
理解城市正義（羅思東 廈門大學）
我今天給大家匯報的是近年我對「城市正義」的學習和理解，這個議題主要是歐美自由派學者和新馬克思主義學者所關注的一個問題。對城市正義的理解就是抓住兩個概念，一個是「城市」，一個是「正義」。
城市與正義：化約而論
城市的核心是空間，正義的核心是權利。我們在座有幾位同門都研究城市更新，西方戰後城市更新的歷史，是城市理論中關注正義問題的歷史基礎，因此談論城市正義問題離不開城市史研究的支持。自由派學者把戰後的城市更新叫做「空間修復」，新馬克思主義者則把城市更新視為「資本主義的空間轉向」，由原來研究社會階級階層轉為研究階級在城市物理空間上的社會關係投射。城市既是自然存在的物理空間，同時從權利的視角來看，它更是一個社會關係的空間，可以說是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關係在城市空間布局中的投射，它的價值追求就是平等，實現了平等，就彰顯了正義。在城市生活當中，各個社會主體之間在權利上應當平等，也就是他們在空間的佔有和使用上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城市正義就基本上得以實現。
正義與城市：理想與現實
剛才我們所說的正義的實現，只是應然層面的，也就是理論上應該是這樣的。但是大家知道實然世界（現實世界）和應然世界，是兩個平行的世界。這兩個世界從哲學上來說，是二元分化的。近代以來的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從康德以來，他們一直試圖調和兩者、打破兩者的界限，認為現實的世界應該像我們理想中的世界那樣美好，以實現對二元論的突破。但是在資本主導的社會關係當中，這一點是沒有辦法實現的。後來馬克思主義徹底否定了資本，主張通過社會革命實現美好的社會理想。這種理論沒有所謂道德的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區分，是一個整體的美好世界。但是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社會理想，到現在為止尚未實現。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城市正義」理論，是以西方自由派學者的觀點為主導，他們的正義論就是在分配領域實現正義。比如說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他的最著名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其實就是要實現分配領域的正義，之後衍生出自由派學者所說的分配與再分配過程，就是實現城市的公正與平等的過程。這個觀點學術界非常有吸引力，可以說是西方主流的觀點。甚至包括新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於正義的理解都受到自由派學者的影響，比如說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他把城市正義的實現路徑放在城市的集體消費領域，強調政府的介入，通過城市規劃使城市市民以集體消費的方式來實現他們對於公共空間的佔有和使用。
但是卡斯特爾的理論其實是對資產階級政治理論的調和，因為它沒有涉及到生產領域，比如生產資料的佔有和分配，所以它是不徹底的，只是跟自由主義城市理論進行的對話。但是還有另外一撥人，比如說像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這樣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們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理論，強調以階級鬥爭來實現城市正義。但是這一派學者在現實當中的影響力不如自由派學者，自由主義城市理論仍然是西方城市正義理論的主流。
公共政策與正義
國家介入正義實施的過程，公共政策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我們剛才說分配是實現正義的渠道，而分配的實質是政治，形式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的過程。城市正義主要體現在分配和再分配領域當中社會主體權利的平等，那些社會弱勢群體，比如勞動者、勞工階層，他們在對城市空間資源的佔有和使用上處於劣勢，在社會福利方面，比如說公共住房、教育、醫療上處於弱勢，城市政府通過公共政策的實施，以再分配的名義對這些弱勢群體進行援助，就是實現權利平等、實現正義的過程。儘管在程度上不盡人意，但是從性質上來看，可以說是西方左翼學者的最大訴求。在西方主流的自由主義城市理論中，通常將社會政治運動視作追求平等權利的動力和形式，城市社會運動所提出來的價值訴求，在公共政策當中實現平等的程度，被這派學者視為衡量某一城市實現城市正義程度的標準。
追求正義
雖然平等是城市社會運動追求的價值，卻屬於遠沒有達到共識的價值。對這種價值的理解，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在不同的現實場域、在不同的利益主體，都不盡相同。分屬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的人士，他們並沒有就平等的價值內涵達成共識。也就是說，儘管平等價值本身得到了廣泛認可，就是社會需要追求平等，體現正義，但是對於如何理解平等是有很大分歧的，需要在各個具體城市的動態的政治過程當中去把握。一個城市就平等權利達成的社會共識，具有特定的內涵，只能是評價城市正義實現程度的部分標準。
特定城市的平等共識作為結果，只是理解城市正義的一個側面。另外，我們還需要從達成平等共識的政治過程當中去理解城市正義，也就是從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的過程去全面理解正義。對這個過程，我們看到的首先是民主的過程。但是基於多元主義的民主決策過程在現實當中存在盲點。對這個盲點的認知，有一個模型叫做「非決策模型」（Non-decision Making），這個城市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領域的著名模型認為，雖然好像決策中大家都在參與討論，但其實參與討論的主體以及討論的議題是有局限的。也就是說，在參與公共決策制定與實施的機會和程度方面，不同的主體之間存在著不平等——城市政治中的部分社會主體，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那些議題被排斥在決策過程之外，一些在政治、經濟上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群體，他們所關注的議題可能根本就進不了決策的過程之中。表面上看決策好像很民主，但是這樣的民主根本就沒有關注這一部分人所關注的議題，所以說多元主義的民主決策過程是有缺陷的。
既然這樣，為了彌補民主程序的缺陷，我們提出第三個追求正義的標準——包容。包容可以說是爭取平等的又一個維度，也可以說它既是一種價值訴求，比如說在城市社會輿論當中，很多的社會新邊緣群體、弱勢群體，他們提出的「包容」的倡議；同時，它也是對選舉制民主決策過程的補充。包容既可以是城市非主流群體——邊緣群體、弱勢群體、新移民、婦女等群體，爭取自身權利的積極過程，同時又是城市社會當中那些優勢群體、強勢群體、既得利益者等群體，容忍非主流群體參與城市空間利益分配的消極過程。可以說「包容」這個議題是近一二十年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的關鍵，它塑造了後現代社會正義的主要訴求。以包容彌補民主過程的不足、爭取更廣泛程度上的平等，是當代城市治理的核心。
對「城市正義」在平等、民主和包容三個維度的理解，越來越反映了後現代城市社會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當代國際城市治理中的核心命題，就是如何在城市政治和城市公共政策的決策中，追求平等、民主和包容的價值和過程。
美國老工業城市空置地產的治理（韓宇 廈門大學）
我講的問題是關於「美國老工業城市空置地產的治理」。在美國老工業城市的轉型過程當中，有大量的人口和企業外遷，這樣就出現了大量空置的地產，這裡面既有住房、廠房，還有其他形式的建築。在去工業化大潮的席捲之下，這種廢棄的地產成了美國老工業城市很常見的景觀，也成了老工業城市衰敗的象徵。美國老工業城市實際上一直在採取各種措施，對空置地產的治理問題進行探討，一方面可以加深對美國城市治理問題的認知，而且我想對中國城市裡面類似的問題可能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空置地產的負面影響
我先簡單說一下空置地產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以下三個影響，一是它會導致犯罪率的上升，因為這些地產遠離公眾視線，很容易成為藏汙納垢之所，成為犯罪分子進行聚集活動，吸毒、販毒的場所。第二，這些空置地產的存在表明，社區已經處於治安惡化、破敗無序的狀態，沒有人監督，所以就會導致犯罪率的上升，而犯罪率的上升自然會導致房地產價值的下降，在這樣的街區想把房子賣出去是非常困難的。第三，與此相關的是導致這座城市形象受損，因為在衡量美國城市發展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房屋空置率，如果城市的空置率很高，會讓大家對這個城市的發展狀況產生很負面的認知。
空置地產的治理
關於空置地產怎麼來治理，說實話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如果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我把它歸納成兩種方式，第一是保留空置地產，當然保留並不是放在那裡什麼都不做，一個常見的做法是對這些空置地產進行封存、維護，等著將來可能再重新使用；另外一個做法實際上比這更常見，就是拆除這些房子再進行綠色治理，所謂的綠色治理，一方面是進行綠化，此外這些年還出現了一個新的綠色治理方式——城市農業，在這些拆掉廢棄地產的土地上來發展農業。
我今天想講和這兩條路徑相關的兩個個案，一個是工業遺產的保護和利用——以洛厄爾為例，它沒有採取拆除的辦法，因為它的一些工廠廠房具有歷史價值，所以把它作為工業遺產進行保護和利用。另外一個例子就是關於綠色治理方面的一個新近出現的現象——城市農業。
工業遺產保護與利用
洛厄爾是美國最早的一個工業城市，它可以說是美國工業革命的誕生地，也是最早一批受到去工業化影響、走向衰落的城市。實際上在19世紀末洛厄爾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之後隨著大量紡織廠關閉、破產或者遷往美國南部，洛厄爾出現了大批的空置廠房，工人居住的住房也處於空置狀態。起初洛爾採取的也是拆除的做法，在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洛厄爾拆掉了大量的住房、廠房，他們認為這些廢棄廠房的存在是這個城市的瘡疤和恥辱，所以要把它拆掉。而這種觀念的轉變發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和一位教育界人士有著很密切關聯，這個人就是莫根（Patrick J. Morgan），他在負責詹森政府時期的示範城市項目期間，邀請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些人員來考察洛厄爾的歷史文化，他們發現了洛厄爾的運河系統和廠房建築都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之後莫根進行了一系列努力來推動建設國家公園。1970年，美國要在城市附近開發國家公園，莫根對此進行了大量工作，成立了「人文服務公司」（Human Services Corporation）來向大家介紹國家公園的理念。
莫根最初是強調公園在教育功能和歷史保護方面的作用，但是大家都不感興趣，後來當他談及公園可以在經濟發展方面發揮重大作用的時候，才引起的政界人士的興趣，之後莫根的想法又得到了麻薩諸塞州政府的支持。1977年，他們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在報告裡他明確提出了開發和利用的目的，因為這件事情必須獲得聯邦層面的支持，所以莫根積極尋求國會議員的支持，麻薩諸塞州的國會議員布拉德·莫爾斯和保羅·科羅寧（Paul Cronin），他們積極構思並向國會推出了洛厄爾公園立法，最終在國會議員聰格斯的推動下，1978年6月5日卡特總統籤署了立法，最終撥款了4000萬美元來創建洛厄爾國家歷史公園。這個公園在創立之後，就修復了大量的廢棄廠房、工人宿舍、商店、教堂等老建築，有的建築被用作工業博物館，有的改造成其他旅遊和文化設施，有的變身為寫字樓，還有的保持原來的面貌，作為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起來。
洛厄爾國家歷史公園的洛厄爾運河
這種現象當時在全世界範圍來講，洛厄爾應該是第一例。現在實際上這種做法是比較普遍的，在歐洲有很多這樣的工業遺產被重新地利用開發，在中國也有很多這樣的事例，比如在瀋陽就有一個中國製造業博物館。洛厄爾國家歷史公園創立之後，吸引了大量的訪客，從文化產業、服務業發展的角度，對洛厄爾經濟的復興做出了很大貢獻，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收益。另一方面使洛厄爾這座老工業城市城市煥然一新，城市形象的改觀增加了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對招徠企業和人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洛厄爾實際上在老工業城市裡面的廢棄建築保留方面，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因為具有這樣重大歷史價值的建築並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它確實提供了利用廢棄地產作為經濟發展工具的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城市農業
在老工業城市拆除廢棄地產之後，綠化活動是最普遍的一種做法，像在費城、弗林特、布法羅，很多城市就在拆除廢棄建築的空地上，進行了大規模的這種綠化工作。近些年來就是在在一些城市裡面是出現了城市農業，有兩個城市是比較典型的，一個是底特律，一個是克利夫蘭。
底特律的城市農業活動實際上是一種自發的行為，而且嚴格來講，它是一種非法行為。因為現在世界各國的城市都有城市規劃，對城市的不同區域都有明確規定。在美國的城市裡面實際上是沒有哪個區域被限定為從事農業，因此20世紀的區劃法，實際上等於把農業趕出了城市。底特律沒有出臺相關的法律，但是政府也並沒有採取嚴格的限制措施，而是採取了一種聽之任之的狀態。底特律城市農業的出現，實際上是因為底特律是一個「食品荒漠」，它的中心城市貧困人口集中程度非常高，有大量的黑人，而在中心城市裡沒有大型超市，很難買到新鮮蔬菜，這些窮人大多也都沒有車，無法去郊區購買。所以底特律的城市農業是在自發的狀態下興起的。這裡所謂的城市農業，也就是居民在家附近的房屋被拆除的空地上種菜。在底特律興起了很多組織，像「Gardening Angels」「Detroit Agriculture Network」「Garden Resource Program Collaborative」「D-Town Farm」等。
底特律市中心的歷史建築
城市農業的法律地位
農業在城市裡基本上是非法的，但是近些年在少數的城市，像巴爾的摩、密爾沃基、克利夫蘭在這個發展規劃或者區劃裡面確立了農業的合法地位。克利夫蘭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關於城市農業為什麼能夠獲得合法的地位，這裡面的原因實際上是值得深刻挖掘的。我感覺這類城市屬於長期衰落、人口流失的現象已經持續幾十年的狀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收縮城市「，他們可能覺得這種棄置的土地沒有辦法被重新進行開發和利用，所以採取了發展城市農業的做法。
克利夫蘭城市農業的興起發生在21世紀，這都是很新進的現象，當地出臺了幾個關於規劃方面的新規定。在Re-imagine a More Sustainable Cleveland這個發展規劃裡面，明確規定了可以發展社區農園。「Garden」在英文裡我們一般以為它是花園，實際上它還可以發展農業，所以我暫時採用「農園」這種表述方式，它既可以發展社區的農園，甚至還可以發展商品農業——種的菜還可以進行出售。還有在Connecting Cleveland 2020 by Citywide Plan裡，甚至要求「每個社區要為臨時性和永久性的社區花園預留土地」。在《區劃條例》（Zoning Ordinance）裡，先後出臺了幾個規定，在Urban Garden Zoning District裡指出「農園是地塊唯一允許的用途，允許出售農產品」；在Chicken and Bee Zoning裡面進一步擴大它的權限，可以在後院或者小塊的空地飼養雞、鴨、兔子和蜜蜂；在Agriculture in Residential Districts裡，正式允許農業活動成為所有的空置住宅用地的主要用途；在Urban Agriculture Overlay District的規定就更鬆了，允許在指定的區域內從事更大規模的農業活動，美國所指的農業，不光指種植業，還包括養殖業，這裡面允許密度更大的動物飼養，而且可以飼養一些大型的牲畜，包括馬、牛，還有羊駝等。克利夫蘭是允許農業存在並且在立法方面最完善的一個城市。
綠色治理的成效
這些綠色治理活動，從目前來看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效果，在改善城市環境方面效果是比較明顯的。而且在種了菜種了草之後，社區變得更加安全，與此相關的房地產價值也隨之上升。所以我認為，綠色治理——在城市裡發展農業，雖然肯定還是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從目前來看還是取得了一些比較好的效果。
國際遵從城市的典範：新加坡（於文軒 廈門大學）
今天我想提出一個新的概念，遵從城市。從城市治理的角度，這是一個新的概念。我們城市治理中強調法制的完備和法治，但是很少談市民是不是遵守這些法律和規章。這次國際疫情防控的實踐可以看出，在法制完備的所謂西方法治國家，人民遵守法律的情況是讓人大跌眼鏡的。公共政策研究中有政策遵從的概念，從這個角度出發，新加坡的城市治理實踐給我們很多啟發。新加坡這個城市非常有特色，我在新加坡生活、工作了十幾年，觀察和研究新加坡城市治理是我的研究興趣之一。我對新加坡研究的研究方法是我個人親身經歷、個人觀察和訪談。我同上到新加坡的政府部長、高級公務員下到販夫走卒經常有各種各樣的交流。所以會從非常微觀的視角來看新加坡，來看其城市治理的細節，以及宏觀制度結構與個體微觀行為的互動。
疫情前新加坡政府出臺了一項新政策。為了禁菸，政府在馬路上畫了黃方框，規定所有菸民必須站在黃方框內方可抽菸，如果有一隻腳踏在圈外，將要罰款200新幣（1000人民幣）。我們很難想像在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一個國家的老百姓會遵從這樣一個政策。這個政策是如此簡單，對政府來說其執行成本如此之低。這是我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多年間，讓我很有感觸的非常多具體案例中的一個。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到底是什麼原因，新加坡的民眾如此遵從。
不少人說新加坡民眾的遵從是因為新加坡小好管理。是，新加坡面積是不大，跟廈門同安區的面積差不多，但是新加坡的人口多樣性是比我們想像中複雜的多，根據最新數據華人佔74.3%，馬來人佔13.3%，印度人佔9.1%，猶太人佔3.3%，還有其他一些族裔。新加坡人的宗教信仰組成也相當複雜。我一直都認為廈門是中國城市治理搞的相當好的城市，但是如果這樣一個複雜人口狀況放到廈門，我們能治理好嗎？
新加坡街景
要了解新加坡治理，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新加坡的法律架構和制度基礎。大家可以從城市治理的角度來在全球範圍內做一個比較，來看執政黨在社區治理當中發揮作用。除此以外還要看一個關係就是城市精英與平民的關係，城市精英和平民之間秩序的形成。剛才羅老師在談正義城市的概念，一個正義的城市對於一個遵從城市的建設是密不可分的，這背後其實就是城市精英和平民之間的秩序。在這個秩序的形成過程中，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新加坡發展出了一個非常具有競爭性的教育分流體系。每個人都被這個體系來分流、分層，每個人最後安於自己的分流和分層。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制度是新加坡選拔精英的公務員制度。這個制度選拔教育考試中的優勝者進行國家管理。這些人被老百姓認為是他們當中最有道德和能力的人。和這個精英制度相配套的是高薪養廉制和招募專業人士來進行城市治理的人事管理制度。我給大家簡單講一個小故事。我教過不少讀MPA新加坡公務員，我有一門是《公共管理與社會》，其中反腐敗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下課後，有新加坡公務員專門找到我說，於老師，上完這節課之後感到非常慚愧，因為我今天來上課列印的材料是我用辦公室印表機來列印的。他的懊惱和懺悔給我很深的印象。你看，這個城市的基層公務員是怎麼來看自己跟公共利益的關係，在他們看來，用辦公室的一張紙來幹私事，都能給他們帶來深深的自責。
和新加坡遵從城市建設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政府對整個城市規劃的頂層設計。這是同新加坡的土地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密不可分的。新加坡整個城市就像個大公司。政府對自己的土地擁有所有權，嚴格意義上來說，大部分老百姓住的是向政府租的房子，所以政府作為一個房東，有權利、有義務來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再更新。新加坡政府採去了一個相當低成本的城市社會管理的制度。城市以選區為單位成立市鎮理事會。市民選舉產生的代議士和社區積極分子以及社區居民一起精心社區建設。這些社區積極份子，新加坡稱他們為基層領袖，他們沒有任何工資，也沒有任何實際的物質獎勵。但是這個體系並不是完全自主的，政府也要進行控制和監督。這些基層領袖是需要經過嚴格的政府審查和政府委任的。為了激勵這些基層領袖，新加坡還設計了一整套的國家榮譽制度。新加坡的城市治理實踐產生了一個結果，就是高度的政治信任。目前國際上政治學研究表明中國的政治信任在全球範圍內是很高的，比新加坡高。但是我個人的觀感是新加坡的政治信任比中國高得多。我認為新加坡是國際上市民最守法、最遵從政府管理制度的城市之一。對新加坡遵從城市建設的原因，我剛才的分析是靜態的制度分析，其實還可以從歷史的角度，甚至可以從他們歷史教育的角度，來進行分析。這也是我非常想和歷史學同行交流的原因。
從歷史的角度看日本基層社會的「自治」（張智慧 上海大學）
今天非常高興能和大家進行交流，其實我本人並沒有做過城市社會治理方面的專門研究。但是我對日本的基層社會比較感興趣，也有一些學習心得，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日本基層社會的自治」。我主要從「近視日本的基層社會——町的『自治』」「近代日本對自治傳統的利用與濫用」以及「當代日本基層社會中的町內會和業主委員會」三個方面進行介紹。
近世日本的基層社會——町的「自治」
近世日本實行幕藩體制，推行相對嚴格的士、農、工、商的身份等級制度。當然也存在眾多游離在士、農、工、商之外的邊緣身份，最近日本學者比較關注對邊緣身份的研究。與近世日本推行的封建等級制度相對比，在日本近世時代的基層社會，主要是民眾生活的基本單位——農村的村和城市裡的町，有著濃厚的自治色彩。
日本流傳下來了諸多江戶時代基層單位的史料，所以現在日本學者對基層單位的內部構造進行了非常細緻的研究。剛才給大家介紹的道修町三丁目，是大概由二十幾戶人家組成的一個基層單位，町人就是擁有房屋的業主。町的組織結構是由年寄和月行司組成，年寄即町長，由町人選舉產生，月行司是輔佐町長的職務，由町人每月輪流擔任。這種組織結構對現在日本的基層社會都有很深遠的影響。在每個社會基層單位的町都有一個町會所，會所定期召開町人會議，是制定町內法、處理各種町內事務的重要場所。町內法是町人必須遵守的內部規則，也凸顯了近世日本基層社會的自治特徵。
近代日本（1868-1945）對「自治」傳統的利用和濫用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要建立一個以天皇為首的集權制國家。從1874年開始，日本全國上下開始了自由民權運動，民權派批判專制政府，要求開設國會等等。當時明治政府希望利用基層社會的「自治」傳統，在地方層面吸收民意，所以在明治中期，日本確立了受政府強有力控制的比較獨特的地方自治制度。1888年出臺的日本市制·町村制，社會最基層單位是町村，由民眾選舉產生町村會，町村長由町村會選舉產生。而上一級的行政單位市會雖然也由民眾選舉產生，但是市長的產生是由市會推薦三名候選人，內務大臣來選任。最後到了更上一層的府縣會，完全由中央政府來任命府縣知事。也就是說府縣知事的產生和府縣會無關，是一種受政府強有力控制的地方自治制度。
1928年，北京，日軍士兵在火車站準備乘車，他們將增援濟南的日軍部隊。
20世紀30年代開始，日本對外侵略、對內法西斯化。1940年9月，日本內務省發布了整備基層社會的布告，強調整備基層組織就是要培養「國民精神」和貫徹國政，在日常生活中要杜絕個人本位的行為，脫離「個人主義」的生活。所以當國家權力滲透到基層社會的時候，部落會、町內會轉變成了一個分發戰時物資、進行互相監督、甚至互相告密的存在。
當代日本基層社會中的町內會和業主委員會
日本戰後開始進行民主化改革，推進地方的自治制度，當代日本基層社會中的町內會和業主委員會作為兩個最基層自治組織的存在，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町內會是日本市町村下面的基層自治組織，在日本全國大概有近30萬個町內會，一般是傳統街坊的居民自治組織，自治會就是一些新興公營、民營住宅小區的居民自治組織，主要作用是連接居民和地方政府，很多時候能影響地方政府的決策。當代町內會和近世的町長、委員的選舉頗為相似，會長由居民選舉產生，委員是由居民「輪流執政」的，這就成為日本民主政治參與的一種重要方式。町內會主要組織和動員居民開展環境美化、防災防犯，防止犯罪和福祉活動等等，促進居民互助和交流。還有一種是住房樓的業主委員會，會長由業主選舉產生，委員由業主輪流擔任，每月召開一次業主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業主大會，對於業主繳納的管理費、修繕費等收入以及每一筆支出都會有精確的記載。在業主大會上會對關涉樓房管理的重要議案進行討論表決，突顯了當代日本基層社會的高度自治。
關於日本基層社會「自治」的幾點思考
關於日本基層社會的「自治」，我有幾點思考。17世紀以來日本基層社會形成的自治傳統，對之後的日本歷史進程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日本近代化的進程當中，基層社會的「自治」傳統，成為防止民意直接衝擊中央政府的重要屏障。在戰爭年代，基層社會的自治也容易轉換為監視、抑制居民活動的統治裝置。在當代，高度自治的基層社會調動了民眾參與社會的積極性，是日本社會穩定、成熟的重要支撐。
全球城市經濟社會分化對城市治理的影響（蘇寧 上海社會科學院）
全球城市這個概念是由社會學學者薩森提出的，當時她關注到全球城市在高速的國際流量之下出現了社會極化現象。但在現階段，我們發現全球城市的經濟社會分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它對全球城市本身的變化，對於全球城市的治理、全球城市周邊區域的治理，都會產生方方面面的影響。
近十年的全球化的新變化為全球城市的社會帶來的最主要趨勢——分化，我覺得這種分化是非常明顯的一個新態勢，如果說全球化全面發展階段，極化主要表現在全球城市的社會內部，那麼當前階段，全球城市的發展態勢和發展趨勢中都顯示出很明顯的分化表現。這兩年分化的表現都特別明顯。我們看到，原先紐約熙熙攘攘，2020年可以空無一人，反而其他區域在同樣的時間內，不同的全球城間有如此大相逕庭的表現。其中我覺得有幾個東西可能要考慮，第一，新的格局之下，全球城市分化的影響，到底是有哪些方面？表現形式是怎樣的？第二，城市作為一個主體，它應對分化的策略有哪些新變化？第三，在這種變化之下，城市本身的治理模式是否走到了新的拐點？
全球城市經濟社會分化的表現
在新的全球化變化之下，全球城市經濟社會分化的表現到底是有哪些方面？我總結為七個方面。
第一是全球城市的經濟增長分化，一些城市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一些城市的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同時特別重要的是，全球城市內部的財富分配格局更加不均衡，貧富懸殊進一步分化，而且這種分化在少數族裔當中體現得更為明顯。
第二是就業的分化。總體上全球城市受到的就業衝擊是很厲害的，失業率升幅特別高，就業的年齡、行業分化也很明顯。
第三，不同產業之間發展的情況也不一樣，特別是在不同區域的產業。比如說中心區域的商業大幅下降，那麼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服務業之間也會產生個新的分化，這就給原先依賴於服務業發展的城市造成很大問題。第四，流量的分化，國際人員流動急劇下降。
第五，經貿也發生了分化。不同區域的全球城市的流量當中有東升西降的現象，此外還有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也有分化，服務貿易的出口大量的下降，而貨物貿易相對來說至少保持了穩定。
第六，健康分化，在全球衛生問題的影響下，全球城市特別是歐美國家全球城市市民死亡率上升，城市居民健康福祉受到重大影響。
第七，社會分化。在經濟等因素的影響之下，歐美國家一些城市歧視亞裔，攻擊亞裔、黑命貴等問題大量出現，導致社會分化、對立和抗議衝突等等。這裡還有一點是數字鴻溝，新變局之下缺乏有效使用網際網路能力的人群可能被新的社會發展的模式所拋棄，他們可能會成為全球城市新的不穩定因素。
全球城市的應對策略
在這種變化之下，全球城市也不是被動挨打的局面，其實它也有一些應對策略，我覺得這些可能會成為一些新的未來全球城市或者就是城市治理的一個新的方向。
首先就是包容性經濟，主要全球城市積極採取經濟激勵策略，促進包容性經濟發展，比如紐約提出「包容、平等、韌性、可持續的經濟體系」，新加坡也提出「聯合、韌性、團結與堅韌」的經濟恢復策略。就是說這種經濟的包容性要更強。另外在全球化的變局之下，城市和中央政府之間的財政關係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第二，促進社會包容。很明顯的是，各個區域的全球城市都在推動城市包容，促進一些包容性的社會發展。
第三，韌性城市。當然，現在這個議題已經成為老生常談，但如何在經濟、社會、制度方面有多層次的韌性來應對發生的新變化，這裡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第四，就業和人才成為重中之重，注重以補貼優惠、就業培訓、就業保險等手段降低失業率成為了一個新的調整方向。
第五，城市數位化轉型。幾乎所有的全球城市都在推動數位化轉型，而且這一次是數字經濟在網絡化、數位化領域的一次轉型。當然這裡面可能就要考慮一個問題，如果全球城市全部實現數位化，那麼數字鴻溝問題到底如何解決？所以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全球城市治理的新時代？
在看完全球城市的分化的表現和策略之後，我們不禁要思考，全球城市的治理是否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首先，全球城市跟全球化相關，全球化快速的流動給城市帶來了大量的外部資源。當我們進入慢速全球化的階段，是否會出現新的全球城市發展模式？現在越來越多出現區域經濟各自抱團取暖。此外，全球城市原先以跨國公司為主導，各個節點之間都處於均勢化狀態，那麼現在城市發展的模式以及供應鏈變化的需求都跟以前不一樣。發展模式的變化會帶來全球城市治理的新需求。那麼全球化的迭代，是不是一定推動全球城市的迭代？薩森提出，全球城市是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空間。那麼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現在是不是發生了變化？
第二，在這種變化之下，一些問題越來越突出，全球城市治理新時代的出現，有幾個特點需要考慮，比如它的群體是否會發生變化？全球城市之間的關係是否有新的調整，判定的標準是否有變化？
第三，流量樞紐的功能變化。原先對一個全球城市而言，「東西方」的流量不能兼顧，但這一次的危機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城市承載的流量服務方向、流量類型也發生了變化。
第四，全球城市治理功能面臨重要調整。從簡單服務全球多樣人群的「馬賽克」向具有包容性的社會「熔爐」轉變，從更多服務於全球化收益基層及「技術精英」向更具社會包容性於多樣性的服務大眾轉變，從強化主體功能的「拉長板」向多功能協調配合的「補短板」與「體系化」轉變，從「離岸發展」向「區域化」發展轉變。
第五，全球城市發展導向變化，從效率優先到安全韌性。
第六，城市和區域之間的關係，從超級樞紐到都市圈城市群的多點布局，這些都需要治理模式的調整配合。
最後是我自己的一個小想法，全球城市的社會經濟分化是否會帶來治理的「不可能三角」？經濟的開放發展、社會的包容穩定、各個主體多元互動之間這三個要素是不是不可兼得？原先在全球化順風順水的情況下，這三角可以形成有機互動，但在新的變化之下，這個三角怎麼去解，這對於全球城市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經濟問題。
論埃德溫·本頓的美國縣政府研究（曹升生 安徽師範大學）
我以前一直做美國縣政府研究，當往更深層次探索的時候，覺得應該追溯一下一百多年來美國的縣政府研究，最終追溯到的一位學者是美國南佛羅裡達大學埃德溫·本頓教授，他有一本書對我當年進行美國縣政府研究有很大的幫助，這麼多年一直在思考，近期因為陸陸續續地找到了一些新的資料，對這個問題有一些全新的看法，所以拿出來給大家分享。
縣政府在美國城市化中的特殊地位
就中國而言，大家知道秦始皇搞郡縣制，實現了中國一千多年在社會政治制度上的大設計，對中國後來的歷史影響非常大，這個相信大家都知道，美國縣政府可能許多人都不大了解。縣政府是美國地方政府中地域面積最大的常規地方政府，在美國地方政府裡面，不管是常規的還是非常規的縣政府，它的數量是最穩定的一類政府，大概有3100個左右的縣政府，但是它的面積、職權這些大不相同，比如加州洛杉磯縣的面積很大，但是在美國東北部有些州的縣面積就非常小。美國地方政府的歷史淵源要追溯到英國，英國地方政府相對而言在法律定位上跟後來的美國是一樣的，它在法律上是一種公司，所以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美國地方政府破產的情況，但在東方社會裡可能看不到地方政府破產。縣政府先於美國聯邦政府存在，在法律定位上受制於「狄龍規則」（Dillon Rule），即地方政府的這個結構、人事和服務受州政府的約束。
美國縣政府的現代化改革始於1910年代，1911年加州洛杉磯縣公民草立了自治章，並將加州議會提交自治（home rule）申請，1913年獲批成為全美第一個自治縣。縣政府的改革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受到市政府改革的影響，王旭老師1989年發表的文章《富有生機的美國城市經理制》（王旭：《富有生機的美國城市經理制》，《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79-190頁），我感覺王老師當年的這篇文章就是能夠擴大國人對美國地方政府的認識，在王老師後來一系列的文章也探討了美國市政府改革以及後來大多數改革豐富的面向。比如說像1930年代的《模範縣政府章程》《模範縣經理法》其實都是市政府改革的翻版，或者說是在傳統縣委員會的基礎上，加上縣經理或縣首席行政官實現專業化管理。縣的改革除了縣經理制和縣自治之外，還有一種激進的改革是市縣合併，這是美國地方政府變化規模最大、最激烈的一種方式。程序比較複雜，需要地方起草章程，由縣域公民、市域公民公投，最後由州議會批准。我曾經寫過一篇這方面的文章（曹升生：《美國市縣合併研究的歷史演進》，《美國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0-114頁），就是說市縣合併是美國地方政府改革中力度最大的，也是最艱難的。
從學術的角度來講，評估縣政府改革的一種視角是單獨從地方政府現代化的視角來審視，另外一種就是從大都市治理的視角來審視，這種視角在王老師和羅師兄合著的那本書（王旭、羅思東：《美國新城市化時期的地方政府：區域統籌與地方自治的博弈》，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裡面都有所論述了。在大都市治理理論演進的視野裡，縣政府改革屬於傳統區域主義所推崇的改革或改組地方政府路徑，但是這種路徑恰恰是公共選擇學派所鄙視的一種方法。
美國的縣政府研究演進
接下來我從大的框架簡短介紹一下美國的縣政府研究演進。第一種是通論型，1917年國家短票組織（the National Short Ballot Organization）推出了專著《美國政治中的黑暗大陸：縣政府》，這本書從它的題目來講，大概就是契合於當時進步時代的進步主義改革，這本書體例粗獷，但它的框架基本上都涵蓋了縣政府改革的基本方面，這裡面原始檔案比較豐富。在1977年一位學者寫的《現代美國縣政府》，作者把以前的縣政府改革都做了一個總結，完整地提出了「縣政府的現代化」這個命題。第二種是大都市區治理個案型，一是1979年Jon Teaford的《後郊區化時代》，他選取了美國7個大的縣政府為案例，探討了縣政府如何適應大都市區化時代而進行改革的豐富內容。第二個是1997年Ronald Vogel的《美國後城市時代地區域性政府》，他也選取了近10個縣政府作為觀察地方政府、探索大都市區治理的樣本。
最後我們要講到的就是埃德溫·本敦的專題性。本敦2002年出版的專著《作為服務供給者的美國縣政府》，我個人感覺它在範式上超越了傳統的縣政府現代化和大都市區治理範式，直擊縣政府服務拓展，創造性地將縣政府分為傳統型、地方型和區域型。在研究方法上，本敦選擇1962-1997年美國縣政府的服務變遷，縱橫交織比較美國各區域的不同地方政府在不同時期、不同服務上的差異。
埃德溫·本敦研究的意義與啟示
相比以往研究，埃德溫·本敦在研究範式、創見和方法上進行突破，不再糾纏於縣的專業化管理、縣自治、縣市合併等等議題，直接以服務這個「終埠」來思考。此外，計量和比較方法在他的研究中也廣泛使用。本敦還以此為進，積極組織和推動美國縣政府研究的集體規劃，撰寫縣政府研究綜述，參與相關專題會議，設定新時期縣政府研究的具體議題。當初我在評價埃德溫·本敦研究的時候，許多問題還看得不完整，當時對他的評價比較低。但隨著這兩年找到新的資料，我的看法也在逐漸地調整，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一時代必有一時代之學術」，大體上是講也有入流和不入流這一說。
埃德溫·本敦研究給予我們的啟示，首先是研究視角的內縮與外展，內縮視角更傾向於從州的層面來考察地方政府改革或者城市化問題，不再從聯邦或者說整個國家這個層面來通盤考察，就美國的實際而言，這是美國聯邦體系的重要環節，州憲法的寬嚴程度大體決定了地方政府改革的結局，而外展視角則將城市或州置於國際關係的宏大背景下來考量。第二是跨學科方法的引入和使用，定量研究衝擊傳統的定性研究並之互補，我覺得這也是研究方法的一個拓展。
規劃者說：他們如何講述獨戶住房的故事（李文碩 上海師範大學）
對於城市治理的研究，曾經是以城市精英為焦點，尤其是政府官員，以公共部門的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者所關注的城市治理，也主要是關注政府出臺了哪些政策，政府的官員如何去執行政策，城市治理被等同於地方政府機構的歷史，城市治理被簡化成了城市的管理。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史學思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當中，社會中的普通大眾得到了關注，很多歷史學家都強調，我們要弱化權力與公共制度之間的關係，他們在研究中拓展了權力概念的範圍，開始重視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相應的對於城市治理概念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在這個領域之內，研究者開始注意到社會組織也可以介入到地方政府的權力機構當中，在治理當中發揮自己的角色，他們跟政府、跟公共部門一起，共同構成了城市治理的主體。但是即便是有了這樣的變化，這種把政府官員之外的社會群體納入到考察範圍之內的研究，也很難說就已經擺脫了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思路，他們所關注的或多或少的仍然是正式的、有形的、體制化的權力結構和權力的實踐。
直到90年代之後，城市治理研究的內容才發生了一個更大的變化，從有形轉向無形，從權力轉向權力實踐背後——比如知識的生產與分配，物質基礎設施，技術的技巧和具體的實踐。這樣的轉變很可能是受到了福柯的影響，因為他在《論治理術》這篇文章裡面，把現代國家界定為一種能夠提供安全保障的設施或者說機器。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治理是能夠確保安全保障最為重要的權力行使，它甚至超過了是主權、紀律這樣的治理國家所行使的規訓方式。既能夠體現為一套實施治理的相應配置，也形成了一套相應的知識作為實踐背後所依託的資源。福柯認為，治理實踐不斷地創造出適應於治理的新知識，這樣的新知識會把治理的對象進行客體化，把它們劃分成為可以統計、分析和歸納的不同類別，所以人口被貼上了出生率、死亡率、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衛生狀況、健康狀況等等一系列這樣的標籤，這些問題都被納入到了治理術的範疇之內，所以治理的範疇是在不斷擴展的。
1905年的紐約街道
從治理術的視角出發，觀察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城市在治理範圍擴張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在20世紀初開始被美國地方政府普遍接受的區劃法規，也可以被視為是治理術——提供一種技術手段，把城市的空間和附著於空間之上的人群不斷地重新分割，按照標籤來分類和重新歸納，然後進行計算和管理。
簡單地說，區劃是執行社區規劃的技術手段和法律工具，地方政府根據土地當下和潛在的用途，把城市土地劃分成不同的子區域，這個過程當中也涉及到土地開發的強度和土地之上建築物的容積和體量。在區劃法出臺之前，甚至有學者證明在12世紀的英格蘭就已經出現了與區劃相類似的法案。但現代區劃法規並不是在美國誕生的，而是從歐陸的德國和英國出現，傳到美國來的。但是美國的區劃法規跟歐陸的區劃法規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在對城市土地用途的分類中，獨戶住房變成了美國區劃中最受到重視的一種住房類型。我們今天看美國各地的區劃法規，在城市的居住區有相當的部分都是留給了獨戶住房，甚至在有些城市裡面獨戶住房就等於居住區。
那麼問題也就來了，為什麼獨戶住房會成為美國區劃法中所普遍採納的一種常態和標準？在傳統的研究當中，有三種解釋路徑。第一種類似於莫洛特克的「增長機器理論」，重視房地產業和房地產開發商在城市治理當中的角色。歷史學家馬克·威斯認為，房地產業在美國經濟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這些人在地方政府當中的發言權就非常大，他們的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就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區劃法規，最終影響了美國的區劃體系，因為他們能夠從獨戶住房當中獲利。第二種觀點是威廉·菲斯克爾提出了一種叫「有產者選民假說」，他認為美國的住房擁有率很高，這些擁有住房的人都希望能夠獲得獨戶住房，所以他們是獨戶住房的支持者。第三種更為常見的是文化偏好路徑的解釋，認為美國文化當中對于田園風光有一種獨有的偏好，這是獨戶住房所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觀點在很多研究當中都能看到，比如《馬唐草邊疆》裡面，傑克遜也說過，郊區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人追求田園牧歌式的這種生活。
但是我們仔細來看，這三個觀點都有不能夠令人滿意的地方。對於地產開發商來說，開發多戶住房同樣是可以獲利的，甚至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能夠獲得更多的利潤，而且也不是所有地方的經濟都是靠房地產業來維持的。房地產開發商在不同的城市當中的話語權理應是不一樣的。第二種觀點認為住房自有率高，房東就是獨戶住房的支持者，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進行反駁。20世紀初，也就是區劃法規被越來越多的城市所採納的時候，恰恰不是一個住房擁有率高的時候，美國的住房擁有率是在大蕭條以後，通過聯邦政府的資助下才不斷地提高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很多美國人覺得沒有必要去擁有一個住房。另外歐洲國家的住房擁有率和美國美國幾乎處在相當水平，但是歐洲國家對於獨戶住房的支持，沒有美國社會這麼狂熱。第三，如果我們從文化偏好來解釋的話，單純依靠文化偏好，不依託其他的因素，好像很難構成一種獨立的解釋，因為這是很難證偽的一個觀點。一種普遍現象的出現絕對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一定是順利出現的，可能這個時候城市會出現很多問題，住房的緊張等等，但是對於住房緊張的解決是有很多種方案可以解決的，不一定非要是用其中的某一種，那麼在不同的國家之間，這樣的差距會變得非常明顯。一種方案的支持者，它一定要贏得支持者和追隨者去說服反對者，讓地方政府、讓權力的主導者來接納，而上面三種解釋都沒法很好地去處理。
19世紀的美國聯邦政府相對於歐洲來說是一個弱國，在內戰以後工業化進程加快了，城市化進程也就加快了，那麼城市的人口增加了，地域範圍擴大了，經濟更加繁榮了，但是問題也來了——犯罪、環境惡劣、貧民窟、房子不夠住等等很多問題也來了，而解決問題的職責主要落在了地方政府手上。在傳統的歷史敘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地方政府的市政體制改革，可以看到進步主義者去改良社會的努力，也可以看到教會發起的社會運動，但是在這些行動的背後都有看不見的觀念，說服對方支持自己的觀點都使用了這樣的一些話語，如何去改革市政體制，如何去推動進一步改革，社會服務應該針對哪些人，這些都不是自然而然能夠得出答案的問題。我們今天作為一個歷史的後來者，憑藉自己的後見之明看到他採取了這些行動，但是對於當事人來說，他們面臨的是多種多樣的選擇，為什麼最後選擇了我們所看到的這種？他們的行動也不是無可非議的，不是一開始就得到了廣泛認可的，而是想法從醞釀、落地、實施到產生成效，這個過程充滿了不同行動者之間的爭論和較量。
行動者之間是有對話的，他們也在跟公眾不斷地溝通，去爭取自己的支持者，而行動者本身是有感知的，他們有思想，他們是活生生的人，他們的思想會影響自己，別人的思想也會影響到他們的行動。所以行動者之間在永不停止地、在相互地共同塑造著治理框架，塑造著最終採取的治理措施，這樣的行動是有策略的，試圖實現某種複雜變化，以及在不停地改變之中的一些目標。某個行動者會向公眾提出一個自己的觀點，大家在一起進行討論、進行思考，最後大多數人接受的這個觀點就被合法化了，就被落實了下來，就成了我們後來所看到的那個歷史結果。從這個角度出發，能夠看到的是城市治理的框架不是一個靜態的、不變的固定結構，而是動態的、始終處於變化之中的，城市治理的框架不是外在於行動者，而是內在於行動者，它們會對行動者構成約束，同時又持續地被行動者所改造，行動者自己的行動也在改變著治理框架。
再回到獨戶住房上來看，考慮的問題就不是哪些因素決定了美國的區劃法規普遍地採納了獨戶住房，而是從沒有採納到採納的變化過程是如何被表達出來的。通過藉助資料庫資源和其他一些開放的網絡資源，我們可以發現在當時的規劃界有很多關於獨戶住房的討論，並且他們不管是在業內的專業資料上，還是在面向大眾的公眾的媒體上，在不斷地表達著自己的觀點。這些人的身份一些公正無私的技術專家，他們講述了獨戶住房的美好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獨戶住房在道德、公共衛生、自由和美利堅民族文化方面更具有優勢。我們去梳理這樣的思路和話語，可以看到基本上是這樣幾個方向。
一方面他們描述在昔日的美好時光裡，大部分美國人都住在獨戶住房裡，哪怕是西部邊疆的一些小屋，它起碼也是獨戶的。而19世紀中期以後，因為城市裡的人增多了，人口密度高了，就沒有那麼多獨戶住房來居住了。大多數的家庭都是由原來的獨戶住房被改造成了多戶的住房，特別是在紐約、費城、波士頓這些北部的工業大都會裡面。到了19世紀末的時候，紐約只有最富有的少部分人還能夠住在獨戶住房裡面，其他人都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這樣的生活了，而在大量的城市裡面都開始出現了公寓這樣的建築，多戶住房也遭到了規劃界的批評，我們所熟悉的芝加哥學派描述得更簡單——就是一個入侵和繼承的過程，那麼更自然地會被用到抨擊多戶住房的話語當中來。另一方面，規劃界在不斷地宣揚獨戶住房的價值提升。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美國國家建構非常關鍵的時期，美國社會面臨一個核心問題——到底誰是美國人？什麼是美國文化？獨戶住房在這一過程當中，也與作為美國核心文化的自由等一些關鍵概念捆綁起來。相應的，規劃界把公寓這樣的多戶住房跟獨戶住房對立起來，如果說獨戶住房是珍貴的、有利於塑造美德的、有利於塑造家庭教育的，那麼多戶住房就恰恰是不利於美德的、不利於家庭教育的。那麼最終的結果就是規劃專家們通過關於獨戶住房的述說，逐漸地被地方政府所接納了，被美國社會所認可，他們認可了獨戶住房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寫進到了無數個城市的區劃法規當中來。
在19世紀在區劃法規出現之前，美國社會也有對於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管理，比如20年代甚至之前就有了種族限制性契約，明確規定黑人不得進入白人所佔主體的社區當中來。與這些傳統方法相比，獨戶住房這樣一個區劃法規定更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治理者並沒有明火執仗地帶有種族歧視的規定，它看起來更加地柔和、公正，也更加具有合法性。
城市的功能是複雜的，城市生活應該是混雜的，但是規劃界通過對於獨戶住房的述說，把複雜的、多元的城市生活給簡單化了。標準很簡單，獨戶住房就是好的，非獨戶住房就是不好的，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分類。通過這樣一個簡化、抽象的分類方法，原本是多元融合互動的城市，就被抽象成了一系列成系統的、簡化了的知識，這樣的好處就是降低了治理的難度，因為只要按照是獨戶的還是非獨戶來採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就可以了。
楊長雲（主持人）：感謝各位的精彩發言！藉此機會，對各位老師的發言做一些簡單評述和延伸。羅思東老師講述的是城市正義問題，20世紀下半葉以來，歷史學家談得比較多的是「環境正義」。而「城市正義」這一經典問題則主要成了城市學家的議題。它的要義更多的是我們如何去實現城市中的平等民主，深入地涉及到城市社會發展。這幾年比較火熱的「韌性城市」，我認為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便是一座城市建設或治理到何種程度方適合人類社會。或者說如何建好一座具有包容性的城市，這是我們現在城市建設或者治理中非常核心的問題，
韓宇老師從空置地產的負面影響談到空置地產的治理。我想到，在中國，我生活過的一些城市，像廈門、上海、南昌、贛州等地也有一些實例，原來的國有企業工廠空置、廢棄以後，被改造為創意公園。而韓老師提到的「城市農業」，我也曾經在芝加哥、費城等美國城市中見過。結合韓老師的觀點，我便產生了這樣的問題：城市農業由誰來從事？產權屬於誰？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而如果與環境史相比，這種綠色治理對於城市和城市史研究者來說又意味著什麼樣的研究路徑？這也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話題。
於文軒老師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遵從城市」，探討了這些市民為何如此遵從，當然這裡面是一個政治信任的問題，用於老師的話講，新加坡是最守法的城市。中世紀有一句諺語：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我是這樣理解的，相比於農奴制時代的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城市中的市民、手工業者作為自由勞動者，擺脫了土地的束縛。無論是遵從還是順從，既涉及到城市社會秩序，也是城市個體政治，還是城市精神（性格）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如果一座城市完全失去自由，僵化起來，就變成了「創意城市」的對立面。因此，「遵從城市」是硬幣的兩面。
張智慧老師從歷史的角度為我們解讀了日本基層社會自治，尤其強調利用基層社會組織培養國民精神，在疫情期間，我們也是依靠基層的治理和組織。但是無論日本、美國還是中國，我想「自治之路」還有很長的路要去走。像前面蘇寧老師通過全球城市經濟社會分化的現象拋出了很多問題。不僅僅是這個疫情，也包括歐盟國家、美國、中國、俄羅斯這麼幾大巨頭在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層面，確實產生了現在全球城市要應對的很多的挑戰，甚至可能有些問題是無解的。以及原本大家在叫好的全球城市發展，最後我們發現了它在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結合智慧老師的議題，我發現這裡面還有很多問題值得去思考。
曹升生老師為我們展現了埃德溫·本敦的美國縣政府研究，美國縣政府研究是升生老師這些年在持續進行的，他的研究對於美國城市化和城市史研究是有益的補充。他從七個方面去為我們梳理了縣政府在美國城市化中的地位，以及縣政府的現代化改革，這其中特別有意義的就是關於埃德溫·本敦的研究。如果讀過奧斯特羅姆等人所著《美國地方政府》，就會知道縣政府是當代美國大都市治理的重要一環。
李文碩老師從治理的角度講述了獨戶住房的故事，我認為從這個故事裡可以看到治理本身的一個變化。衍生出來的問題恰好是我們今天的議題首先要解決問題：如何去界定「治理」？以及如何認識在歷史中「治理」的不同模式和演變？用文碩老師的話講，獨戶住房是通過規劃者們的講述，變成了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東西，治理也從一隻看不見的手變成了我們能看得到治理對象的實體化過程。
除了獨戶住房，從城市治理的角度來看，公共住房的問題也值得關注。李莉老師這些年一直從事這方面研究，她最近的研究揭示，20世紀中期以來的美國公共住房政策轉型，經歷了從建設到治理這樣的一個過程。我曾經指導研究生就美國1901年住房法進行過研究，從城市相關法令的角度來總結國際城市治理的經驗教訓，我認為也是一個不錯的視角。這些年，我們中國的很多城市也非常重視公租房建設，但關鍵的問題是建設好以後該如何去治理好？以前讀王旭老師的書或文章，或者聽王老師上課，其中關於中心城市，有一個觀點便是：「白人離開，黑人到來，城市衰敗，就像是鐵律一樣，似乎是美國沒有辦法解決的一個問題。」由此延展開來似乎就是公租房的衰敗也是必然的。那麼，中國的城市是不是也有類似的現象和趨勢，因為現在國內公共住房也存在不少的問題，所以這其中涉及的治理之道顯然也是值得我們去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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