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戰:秦漢兩代大規模對外戰爭實錄
2023-09-11 20:46:35
秦、漢兩代帝國,均有過大規模對外戰爭,且皆具備獲勝的記錄。這在不少後世人的眼裡,成了不可磨滅的盛世象徵。似乎用武力解決問題,就是民族尊嚴的體現。除去上綱上線外,少有人探究帝國對外戰爭的原因。畢竟,所謂尊嚴和面子問題並不是政治的全部。
河套草原是優質資產
秦、漢兩個帝國,均有過大規模對外戰爭,且皆具備獲勝的記錄。尤其是漢帝國的勝績更是彪炳史冊,被後世廣為傳頌。民族主義者、唯物史觀者,無不對此推崇備至,在他們的眼中,似乎開疆拓土,對外徵戰,用武力解決一切問題就是盛世的象徵。一句口號喊得異常響亮: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關於此,我不想談論如此意氣用事有無必要,更不願意上綱上線地把問題抬到民族尊嚴的高度上去。個人認為,摸清楚戰爭的起因及其根源,比關注勝負更為重要。因為影響到戰爭勝負的因素太多了,而且絕大多數因素都過於偶然。
在秦篇中,戰爭的利益脈絡我們已經理清,但是並未詳細介紹誘發戰爭的客觀因素和承載戰爭的客觀環境。現在,我們就著力在戰爭誘因和環境上做精細的分析,以便從中摸索出一些規律,順便溫習一下舊時的功課。
秦帝國時期,始皇帝政曾派大將蒙恬遠逐匈奴,佔領了曾屬於匈奴人的領地——河套地區。河套地區舊稱河間,其位於北緯37度線以北,黃河「幾」字彎流域,囊括了銀川平原以及鄂爾多斯高原、黃土高原的部分地區。這裡土地肥沃、水草繁茂,可以說是天然的糧倉。曾有俗語說得好:黃河百害,唯富一套。
河套地區的富饒是由其地理位置所決定的,這裡的氣候、土壤、水源等天然條件均適宜農作物的生長,是當時遊牧民族的主要棲息地。
經濟壓力迫在眉睫
前文中曾介紹過秦帝國的軍國體制,這是秦主動對匈奴用兵的一個關鍵理由,即必須不斷對外戰爭才能驅動國家機器,使社會的經濟穩步有序地運轉起來,同時奪取新的資源以供社會群落內成員使用。在秦帝國盡滅關東六國到對匈奴用兵前,前後有大約七年時間是沒有戰事的。軍國停擺,意味著社會要面臨一個運轉慣性的問題。多年來習慣於徵戰的軍人接近職業化,在社會分工中從事其他職業並不比長期處於軍隊外的人更有優勢,說得更嚴重些,他們已經難以在常規的社會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獲得他們期望中的經濟收益。經濟效益驅使這些無處覓封侯的職業化軍人擁有再次從軍的需求,若不能滿足,則可能成為社會的一大安全隱患。安撫這些退伍軍人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另一個點燃戰爭導火線的因素是經濟壓力,準確地說是人口壓力。秦帝國統一天下之時,除去戰時的傷亡外,並無大量殺戮平民的現象,而是將舊時六國的人口和土地一起接收過來,整合成一個大帝國。舊社會群落解散並融合進新社會群落中,得到最大限度保全的人口,會成為人口繼續增長的基礎。龐大的人口基數和無序的人口增長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就令社會感覺到經濟的壓力。前文記錄過,公元前216年,秦帝國因政府制度的缺陷,導致了土地資源分配不合理,直接引起了經濟危機的爆發,通貨膨脹率奇高無比,具體表現則為糧食價格飆升。
公平地說,即使秦政府當時在土地制度上處理得體,預留好緩衝,也無法徹底根治人口壓力的痼疾。也許矛盾不會表現得如此尖銳,呈爆發事態出現,可總有一天問題會呈現在眼前。歸根結底,是生產技術的更新無法跟上人口的增長速度。
兩者的壓力都迫使秦帝國政府做出決斷。在河套地區水土肥沃、宜耕宜農的誘惑下,在軍事技術、力量上佳的前提下,秦帝國政府選擇了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來解除這種經濟壓力——輸出暴力,即戰爭。
在無新技術更新生產能力的前提條件下,有這樣一個公式可以說明帝國政府的決策取決於什麼:
經濟資源總量/人口總數=人均資源數量
當人均資源成為一個額定數字,低於這個數字將無法保障生存時,那麼能作為變量而進行變動的,只有經濟資源總量和人口總數這兩個條件了。換句話說,要緩解這個壓力,辦法可以是增加經濟資源總量,也可以是消滅人口,更可以是兩者皆有之。如此看來,戰爭是唯一的出路,雖然有悖於文明及人道。
對外,如果打贏,可以獲得經濟資源;打輸,可以消滅人口。在不致因戰爭失敗而遭對方反噬並導致滅國的前提下,對外發動戰爭是個好的選擇。若無能力對外徵戰,那麼對內鎮壓因經濟給養不足而由民眾自發組織的暴亂行為,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由此可見,民族尊嚴、大義都不是發動戰爭的根本理由,至多是一種藉口。實實在在的硬理由,是與經濟完全掛鈎的,來不得半點虛假。
遊牧經濟的崛起
秦帝國鼎盛時期,作為北方典型遊牧民族的匈奴,人口數量還比較少,居住得也比較分散,並未合成一支完整而強大的政治勢力。秦帝國終結之後,北方遊牧民族經歷兩代匈奴單于的整合,在中原大混戰時期,終於形成了一個綜合實力非常強大的社會群落。司馬遷在《史記》中介紹匈奴時,曾談及過這個問題。
有關匈奴社會的發展脈絡,由於沒有更多且詳盡的資料證明,故無法提出疑義。只是有一點經濟問題,讓人比較難以理解。古書中關於遊牧民族的記載、介紹,多稱他們不從事農業耕作,日常飲食只局限於動物類食品,即肉、奶等完全來源於牲畜的食品。先不論營養問題,單是這食物的來源渠道,就很成問題。首先是渠道過於單一,其次是產量有限,這兩點欠缺造成抵抗經濟風險的能力極弱,同時難以滿足人群正常的生存需求。以人正常的營養需求來看,遊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也應該有一定比例的植物類食品,只是他們獲得植物類食品的方式不像農耕民族那樣靠深耕細作,而是比較粗放的簡單採摘。
匈奴人的社會群落整合,與其社會結構發展有一定的聯繫,因氣候變化而導致的經濟結構改變,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所出現的風險,是促使社會群落主動合併的原動力。關於經濟體規模與抵抗風險的關係,前文已經詳細論述過,此處不再贅述。
以畜牧業為主要經濟支柱的經濟模式,其抵禦風險能力脆弱,可延展性也比較差,人口增長速度稍微放快,社會群落內的經濟鏈條立刻就會繃緊。至於遭遇到些許天災人禍,社會秩序因經濟動蕩就會產生不可避免的混亂。如果社會群落內部無法消化經濟壓力,那麼就會轉向將經濟壓力施加給周邊臨近的社會群落。
河套地區,對於遊牧民族來說,其意義之重大幾乎等同於命脈。因為這裡富足的經濟環境,是擴大社會群落經濟彈性並進一步發展的關鍵資源,是承載遊牧文化的重要載體。失去這個地區,就等於失去了社會群落的半條命脈,所有戰略發展規劃都將改變,這必然是匈奴人不願接受的。然而軍事實力上的差距,使得他們無法正面對抗強大的秦帝國軍隊,只能將經濟生活區遷移至秦帝國軍隊的軍事打擊範圍之外。
由於遊牧民族生活習慣所致,他們幾乎長年生活在馬背上,對於馬匹的駕馭能力要遠優於農耕民族。如果將這特性應用到軍事技術中去,將會對部隊的機動性和殺傷力帶來巨大的提高。對於匈奴人來說,幾乎不用特意的
訓練,就能將騎術轉化成軍事技術。這種高機動性、高靈活性與高殺傷力的結合,使得匈奴人的小股武裝力量經常能騷擾得秦軍不勝其煩。為了降低匈奴人遊擊的威脅,秦帝國軍隊在司令官蒙恬的指揮下,開始建立朔方之城,同時遷移人口對此地進行經濟開發。漢帝國大將軍衛青主持建立的朔方城,正是基於秦時蒙恬建城舊址,對其進行翻新加固才成的。
秦始皇逝世後,帝國內部產生突變,隨後各地的武裝叛亂擾亂了帝國的一切秩序。原定的築城計劃隨著這場內亂,終因無人督促、負責而流產。我們不難理解這一點,既定的千秋霸業藍圖都半途而廢,何況區區一個朔方城。帝國內亂期間,受政治脅迫的移民開始私下裡離開了河套之地,或是返回故鄉,或是逃向山野,總之是逃離開險地避禍去了。邊防的壓力減弱,使得匈奴人再次活躍在河套地區。
秦漢交替的八年戰爭裡,幾乎摧毀了中原地區的一切經濟帶,而這八年則給了匈奴人充分的整合社會群落的機會和休養生息的時間。漢定中原後,匈奴業已成為中國北方最強大的遊牧民族社會群落。社會群落的擴大,勢必使經濟體擴大;經濟體擴大,勢必導致抗風險能力增強。經濟的穩定促進了人口的增長速度加快,人口的增加達到一定程度,推動了對更多資源的需求——這是建立在生產技術無提高基礎上的必然結果。
為爭奪資源,公元前200年9月,匈奴悍然奪取了漢屬地馬邑(今山西朔州)地區,之後繼續南進,於晉陽(今太原西南晉源鎮)地區與漢軍產生大規模武裝衝突。漢高祖率軍親徵,初戰小勝,而後乘勝追擊,結果於平城地區(今山西大同市東北)遭遇匈奴軍埋伏,敗走後退守白登山(今大同市東北馬鋪山)。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圍。
白登之圍脫困的疑點
史上記載的白登之圍,漢高祖脫困辦法是聽從謀士陳平的計策,賄賂冒頓單于的閼氏,請她吹枕邊風,以求得單于通融,放高祖一條生路。個人認為,這個說法比較兒戲,起碼有這麼幾個疑點,值得我們斟酌。
第一,這種大規模軍事行動,帶妻子上陣無異於將她暴露在風險之下。哪怕是女人隨軍前進,至少也應該留在遠離戰場的,相對比較安全的戰略緩衝地帶,以便在軍事行動失敗後的撤退中一起帶走。我們姑且退一步講,匈奴的女人像男人一樣驍勇善戰,可以隨軍出徵而不能成為軟肋。與單于地位相近的單于夫人,出於安全考慮,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就得到的吧。
第二,處於嚴密的軍事封鎖之下,有什麼人可以順利地突出重圍,並攜帶大量物資,潛入到匈奴軍隊統帥的身邊?這顯然是個比較離奇的說法。且不說遇到接近包圍圈時的格殺勿論,僅僅語言溝通上的障礙,就為交流上平添許多不便。交流上的困難,如何能使高祖的使者順利地到達單于閼氏的駐地,很令人費解。
第三,假定匈奴人圍攻格殺漢軍的意志不那麼堅定,沒有處死漢高祖派遣的使者,而是把他帶到軍隊統帥處,那麼究竟是應該帶給最高統帥單于,還是該帶給他的妻子?這又是個考驗常識的問題。
第四,單于閼氏是否具備對於匈奴的軍事、政治的幹預權。關於此可以從兩個方面做考慮:如果不具備幹預權,那麼她沒有資格向單于提出政治意見;如果具備幹預權,那麼她的意見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單于的決策,這是個很難說得清楚的問題。
第五,如果冒頓單于聽從了閼氏的觀點,不再覬覦漢地而就此退兵,那麼之後立刻又進軍代地(今山西代縣雁門關一帶)的行為就非常難以解釋了,因為這前後言行顯得過於自相矛盾。
還有種種疑點,就不逐一列舉了。因為僅憑上述五點,就令人很難對史書記載的漢高祖白登脫困始末產生信服感。我無意質疑劉邦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的行事風格,更不想將其醜化妖魔化臉譜化,只是這段史書中的記載很經不起常理的推敲。在沒有足夠的資料做證明的前提下,考證一段歷史的真偽,實難完成,只能通過從歷史進程所受影響後的變化中尋找若干線索來進行推斷。
匈奴人攻城掠地的目的,是個極其關鍵的線索根源,這直接左右著事態的發展。在秦篇中我曾經詳細解釋過戰爭的實質,這裡就不再長篇累牘地複述了,只簡單說一句,戰爭不是憑空而來的,其目的必然是直指利益。匈奴人所期望的利益是什麼,就成了解開這個謎局密碼的鑰匙。
直接搶到經濟給養,這是最淺表的也是最直接的收益,無從辯駁。而深一層的收益還需從一種文明的經濟屬性上思考。遊牧文明的載體,是富有植被和水源的土地;遊牧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口增長而需要擴大經濟體規模時,所緊缺的資源就是這種富有植被和水源的土地。這樣的土地恰恰也是農耕文明賴以生存的資源,原因很簡單,能生長植被的富饒土地,就具備成為農耕土地的潛質。反之,農耕用土地荒蕪後,就會形成天然的草場。
當土地成為兩種文明的生命線時,爆發戰爭是在所難免的,因為都在為生存而戰。那麼回過頭來看史書上所言,冒頓單于閼氏說漢家土地不能久留的觀點就站不住腳了。若不是憑臆測想當然,那一定是史官有意地略掉了一些關鍵信息。至於這關鍵信息是什麼,這裡先放下不論,在後文中會有詳細解釋。
也許割地賠款才是真相
在前面的《戰爭福利學》一節中我曾談及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戰爭的策動者往往會逃脫戰敗的懲罰。因為戰爭的策動者往往是社會群落中最高權力的執掌者。從政治角度來分析,如果戰敗方需要為失敗支付成本如戰爭賠償等,至少要有一個明確的責任承擔人。毫無疑問,戰敗方最高權力的執掌者將是扮演這個角色的最佳人選。
圍繞著戰敗責任人的視角去考慮白登之圍,線索就明朗了許多。匈奴單于應該不至於有對漢軍趕盡殺絕的意圖,更談不上有殺掉漢高祖的意圖。如果殺掉劉邦,漢帝國勢必會立新的最高掌權者,那麼對於匈奴來說,就等於喪失了索要戰爭利益的機會,不僅得不到經濟補給和經濟資源,還可能白忙一場。因為沒有人來為此負責。而扣留劉邦,其實際效果與殺他無異,漢帝國同樣會立新掌權者。關於此,千年後的宋朝就有一個鮮活的例子,這裡就不做詳細介紹了。
可以說,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匈奴人都沒有堅定地格殺漢軍團及其統帥的意圖。事實上,用於戰爭中的殺戮大多只是手段而絕非目的。
客觀地審視白登之圍,任何人都無法否認那是一場兵力相差極為懸殊的對抗。匈奴人以眾擊寡,以強凌弱,而且士氣正旺。反觀漢軍,形勢是非常被動的。由劉邦親率的先鋒部隊脫離了主力軍團,被大約三十萬匈奴軍隊團團圍住。史書中的花絮告訴我們,漢軍團被圍七個日夜,經濟補給奇缺,士兵餓得連弓都拉不動。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堅守七天直到脫困,其難度之大不亞於坐地升仙。我們不排除歷史上有小概率事件發生,然而這件事情前後疑點重重,違背常理之處太多,並且所有的解釋都很牽強,甚至有幾分欲蓋彌彰的味道。這令我忍不住又多了幾分思考。
歷史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呢,比如說,劉邦因兵敗被俘,或是主動投降,而後通過外交談判的手段來解除落入敵手的窘境,至於白登脫困的說法只是一席炮製出來的
謊言?這個匪夷所思的想法進入腦子後,我開始著力思索其可能性與合理性。
戰爭的通行法則是戰敗方屈從於戰勝方的力量,並接受其開出的休戰條件。僅以最常見的經濟要求為例,割地賠款作為戰後的經濟補償,其廣譜性可稱得上冠古絕今。
經歷白登之圍後,於漢高祖執政的後續年間裡,馬邑地區以及平城一帶的土地資源信息,就徹底從史書中銷聲匿跡了,而後有史記載的邊患戰禍主要都集中於馬邑東南方的漢屬代地。那麼馬邑及其西北的平城究竟歸屬於何方,則成了語焉不詳的話題,這確實是一樁頗值得玩味的事情。劉邦脫困後,馬上著手和親事宜,並每年向匈奴提供布匹、絲綢、酒和糧食等經濟給養。被後世稱為歲貢的政治行為即刻出現在兩國戰後,而這又恰好是由戰敗國提供給戰勝國的,再聯繫到前面的土地問題,兩相對應之下,就更值得旁觀者玩味了。
有關劉邦兵敗被俘或是投降,只是一種猜想,尚無明確的證據證明,只能從一些側面信息中得知,雙方的停戰協議很可能是建立在漢方屈服的結果之上。史書上與此相關的內容,很可能再一次因講了政治而在真實性上摻雜諸多水分。
戰敗後的割地賠款,對於作為統治者的劉邦來說,雖然覺得蒙受損失和屈辱,但是比起丟掉統治權來說,並不是更加難以接受。這是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是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面臨矛盾的問題。以其確保政治地位為出發點不難發現,只有保住統治權才能保證自己享受到高人一等的經濟給養以及種種特權,這是其全部利益的根源。失去部分土地,只相當於失去部分利益,而失去了統治權則等於失去了一切。
統治者的權力根基在於權威性上,這是他們不容觸碰的禁臠。為了維護這虛弱的權威性不受損傷,他們不惜大開殺戒,更毋論滿口謊言。兵敗被俘或投降,在一貫勝者王侯敗者賊的社會氛圍裡,絕對是權威性的天然大敵。這道理意味著即使劉邦真的如假想中那樣兵敗。也不會對外道出事實的真相。
至於割地賠款,則更是維護統治權的大忌,因為這是有損於整個社會群落經濟利益的行為。土地是一切經濟行為的基礎資源,對於社會群落來說,減少了土地就等於減少了群落內的人均資源,這無須多言。而賠款卻是實實在在地把額外經濟負擔分攤到每一個社會群落成員身上去。史評中對戰敗並割地賠款的行為異乎尋常地深惡痛絕,動輒口誅筆伐,甚至把問題上升到民族大義、國家榮辱的道德高度上,其內在原因實為經濟利益受到損害而產生的應激反應。
將損害全體社會成員經濟利益的事情公布於眾,是任何為政者都不敢嘗試逾越的警戒線,尤其是這一切的損失根源皆因自己的過失而起。若膽敢以身試戒,必會淪落至萬劫不復死無葬身的境地。為了降低甚至是轉嫁、迴避政治責任的風險,政客們拒絕信息的透明化,拒絕社會其他成員擁有知情權。是謂「君不密失其國;臣不密失其身」。由此推論開可知,食利階層和靠近食利階層的社會成員,也就是政治主體的成員,無論犯下多麼愚蠢的過錯,都不會公開直接承認,反而會顛倒是非黑白併力圖以此掩蓋過錯,最不濟,也要濾掉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可以說,政客們在美化自己時都是不遺餘力的,哪怕偽造歷史。
然而細考究起來卻很容易發現,凡是在政客指使下散布出來的信息,幾乎條條水分十足,其內容無不是赤裸裸地自我吹捧,稱自己的決策英明果斷正確。至於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何種情形,結果究竟是得是失,是盈是虧,則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此時回望歷史中所談及的「陳平奇計」與「厚遺閼氏」的說法,卻感覺別有一番味道在胸中迴旋蕩漾。賄賂女人,卻不明說賄品所用何物,這很容易讓人誤解為能打動女人的東西,必然是華服美飾。殊不知,土地同樣可以用來做饋贈品。換言之,將戰敗割地說成賄賂匈奴單于的女人,這看起來只是自欺欺人。儘管兩個說法都是指同一件事,然而於政治上的意義卻不盡然,後者的說法擺明了是將嚴重的事件淡化處理,避重就輕。要知道,僅僅是說法的不同,割地事件的政治性質就會因此完全改變。
同樣的道理,一個「和親」的說法掩蓋了戰爭賠款的實質。甚至在後高祖時代的漢匈外事活動上,這「和親」都可以扯來做政治遮羞布。
長城往往從內部崩塌
自漢高祖開始,漢帝國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延續了五十餘年的時間,其間雙方發生過一些小規模的摩擦,但是罕有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出現,這與漢帝國最高統治者的戰略構想有關。
當軍事鬥爭不再成為主要的政治方向時,或者說,依靠武裝鬥爭的手段不能再獲得經濟給養的時候,經濟建設就成了新時期的政治主題方向。後高祖時代,也就是自漢惠帝、呂后執政時期起,漢帝國政府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已經逐漸向經濟發展這個方向偏移。在文帝執政時期,尤其以經濟發展工作為重。
建國初始的漢帝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經濟供給處於極其緊缺的狀態中。彼一時,緩和雙邊矛盾,無疑是一種降低經濟建設成本的方式。簡而言之一句話:以空間換時間。這源於農耕經濟在穩定性、抗風險性以及可發展性上,與遊牧經濟相比較,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這就是農耕經濟的高彈性所致,這意味著以同樣的時間長度為限制條件,農耕經濟的發展速度要遠高於遊牧經濟。然而農耕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壯大,會對自然環境造成難以逆轉的破壞。典型的如墾荒、伐樹、興修水利工程等,此為一則閒話。
文、景兩代皇帝執政時期,「和親」事實上成了緩和雙邊矛盾的政治手段。穩定的社會環境有助於殘破的經濟及早步入康復的軌道,而支付適當的穩定環境成本,對於整個社會群落來說,是可以容忍的。
接受對外輸出經濟給養換和平,對於漢帝國這個新政權來說,同樣很有必要。因為這是一個穩固政權的重要戰略方案。一般來說,外部的壓力大多不至於引起政權的變革,而內部的紊亂,則會影響到政權的穩定續存。尤其是當血緣關係不再能約束政治利益的分歧時,國內的政治環境就會變得撲朔迷離起來。因此,這個時候的第一要務是集中力量消除、解決內部的矛盾。甚至可以這樣說,在沒有剪除新割據勢力前,試圖對外採取任何強硬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為這極有可能會使江山色變,政權易手。以血為代價得來的政權,任何持有者都不會寬容地允許他人共享,更不要談轉而易手的問題了。
無數次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長城往往從內部崩塌。因而說若想攘外,必先安內。
漢武帝打了一場雙輸的戰爭
前文談起過,經濟進入復甦期人口會產生激增的效應,尤其在政治鼓勵之下更是如此。在短短的三十年時間裡,完全可以繁育出一批具備再次繁衍能力的新生人口。事實上,在景帝執政時期,人口的壓力就初現端倪。這點從晁錯的屯田奏摺上就可以看得出。
晁錯算得上是個有遠見的人,但是作為從政者,他顯然於政治上不夠成熟,所以最終招致殺身之禍。
漢武帝執政時期的人口爆發性增長,是社會群落內不堪承受經濟壓力重負的開始。而經濟實力膨脹的社會成員對政治權利的要求,則是危及專制統治的潛流。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成了漢武帝時期嚴刑峻法的源動力。然而僅有這些還不夠,嚴峻的形勢逼迫著武帝必須以更激烈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在經濟上要國進民退,維護住統治。毫無疑問,戰爭是最好的辦法。只有將國家軍國化,使得整個國家處於長期的戰爭狀態,才能保證這個社會群落中的一切資源都能隨意地供統治者加以調撥、使用。製造對外矛盾,並開動戰爭機器,從來都是強化集權專制統治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消滅激增的人口,降低社會群落內經濟的壓力。戰爭,這毋庸置疑的絞肉機,就是人口正增長的天敵。令統治者更為津津樂道的是,這種消滅人口的方式,大多不會令其受到詬病,反倒是好處多多。尤其是在戰爭勝利後,獲得的經濟資源如土地,則成就了他們開疆拓土的美名,更是被載入史冊的光輝政績。
這冷眼看上去毫無關聯的兩者,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個目標:戰爭。於是在漢武執政年間,就有了同匈奴近三十年的戰爭。
事實上,漢武時期的戰爭並未如後世人們想像的那樣,憑藉武力打造了一個盛世,也沒有令生存在遊牧經濟環境中的異族屈服,更沒有讓他們恐懼到不敢來犯的地步。只是在耗盡國力,人口折損過半之餘,兀自多了些空曠的土地。人口的銳減,使得經濟資源寬鬆起來,被破壞的經濟秩序需要得到重新的構建。於是新的仁政又來了,所謂的「盛世」再現了。而那巡睃在中華大地上空的專制靈魂,卻一直茁壯地成長著,直至步入成熟。
漢武時期的黑暗政治環境充分地說明,基於專制思想下的帝國制度絕非僵死而不知變化,然而究其變化方向,卻是令人大跌眼鏡。執政理念上的頻開倒車,使得剛見起色的經濟備受打擊,原本應該伴隨著經濟發展而有所進步的生產力被壓制在低水平處徘徊。說制度一定會為生產力讓路,厚道點評價,這顯然是個以偏概全的說法,不厚道地評價,這就是個赤裸裸的騙局。活生生的例子告訴我們,專制政治下,制度不但不會為生產力讓路,反倒是將其活活地扼殺在了搖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