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楓涇公墓落葬風俗（崇明地區農村喪葬習俗演變散記之三）

2023-10-07 19:43:19 2

作者：顧士雲，崇明區建設鎮人，1952年出生。1970年應徵入伍，1973年退伍同年任村黨支委兼16隊隊長。1974年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1977年12月參加首次高考，1978年5月入讀上海師範學院政教系，1980年7月畢業後到建設中學任教。1985年1月擔任學校黨支部書記。1998年11月轉任學校校長。2009年8月離任後擔任崇明區教育局黨建和教育方面的督導工作。目前在區人社局委託的揚帆評估中心擔任成人培訓的督導工作。©本文經授權後發表，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編輯授權。

崇明地區農村喪葬習俗演變散記之三

七十年代喪葬習俗的變革

上世紀七十年代，崇明地區的喪葬習俗受時代的影響，在喪事的喪葬禮節和喪事後的祭奠禮節上出現了一系列進步性的變革：

一是改變了千百年來的土葬習俗，推行了火葬。七十年代，崇明搞農田基本建設，開展了土地大平整。把遍布在高田上的石坑墳、磚坑墳、土坑墳、材屋（存放死人棺材的小房子）、壽缸（人死後坐在裡邊入殮的大型陶器）、骨什甏（土葬後把死者殘存的骨骼撿起來存放在內的中小型陶器），作了清除和深埋處理。當時面臨的情況是：大量的舊墳堆處理了，接下來的新墳堆又該如何處理呢？政府部門因勢利導，及時提出推行火葬的要求。由於實行火葬後，骨灰盒的體積小了，比較容易處理，一般人家在自留地或竹園基上都可填埋，不再佔用大田了。這樣做的結果，既節約了土地，又清潔了環境。但這件好事，推行起來卻是難事。一九七四年我在村裡工作，去生產隊宣傳火葬，有個老太被嚇哭了，說我沒有做什麼壞事，把我放到火裡，那不要把我燙死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那年春天，村裡有個錢姓老太故世，子女要土葬，村裡要火葬，村幹部坐鎮喪家，連續做了一天一夜的思想工作，基本做通了。但到出靈的時候，死者的女兒又反悔了，不願讓母親火葬。在這關鍵時刻，村支書奪過敲棺材釘的斧頭，斬釘截鐵地說：如果今天要土葬，我哪怕砸破棺材也要把死者送到火葬場去！在村幹部的堅定果斷和耐心說服下，全村第一個推行火葬的工作成功了，火葬的新風尚在全村逐漸形成了，但舊風俗不願自行退出歷史舞臺。一九七九年春天，全村又有兩戶人家實行了土葬。面對這股回潮風，鎮村領導堅定不移，硬是做通喪家工作，把死者挖出來重新火化。經過這段時間的反覆後，火葬習俗最終取代土葬習俗。

二是提倡移風易俗，制止喪葬中的迷信習俗。政府推行移風易俗辦喪事，鼓手牙裝被禁止，吹鼓手人從此失業了，不準扎幡杆木頭，不準做道場，不準立座臺牌位，不準扎紙轎子和紙房子。雖然還保存著搭撐、燒床柴、化庫等習俗，但荷花燈、紙轎子、紙房子等冥葬品沒有了，少數人家即使燒一點黃紙表示悼念，也只能悄悄的進行。錫箔、冥幣等祭奠用品，在市場上是嚴格禁止銷售的，喪葬祭奠禮節中的迷信習俗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三是倡導勤儉辦喪事，反對鋪張浪費、大吃大喝。村裡人家發生喪事，村幹部會同隊裡的隊長、黨員在第一時間趕到喪家做思想工作，宣傳節約辦喪事的意義和要求，限酒限煙，縮小排場。喪事的圈子被壓縮得很小，弔喪的對象只通知近親，許多遠親一般不通知了。隊裡參加吃素飯的人員只限於幫忙人，一家絡門全員參與吃素飯的現象是不存在的。喪事場合是不用酒的，只是在死者待葬的陪夜期間，吃小夜飯時可以適量熱一點老白酒助助暖。人們的觀念中還保留著五、六十年代的老規矩：吃酒是喜慶場合的事，喪事這種悲傷場合是不適合用酒的。喪事中的人際圈子比較小，喪事人情（禮金）只限於親戚和近鄰。而朋友、同事、同學、戰友等社交圈內，一般只有喜事人情來往，很少有喪事人情來往的。由於喪事的人際圈子小，所以喪事中的開支是比較省的。

四是為死者開追悼會成了新的風尚。那年月，時興學老三篇，用毛主席的話說：村裡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式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開追悼會成了新的習俗，只要死者沒有重大政治過節，家屬要求開追悼會的話，村裡總會儘量滿足，總會派人參加葬禮，主持追悼會。由村幹部前往喪家開追悼會，致悼詞，送去的是組織的溫暖，體現的是集體的哀思，使普通群眾也享受了蓋棺定論，評功擺好的光榮感。我當大隊支部書記四年：組織的追悼會不少，但從不參與吃素飯，即使喪家在要求開追悼會的同時，邀請吃素飯，我都婉言謝絕了。

整個七十年代，我參加的喪事吃素飯沒有幾次，而記憶猶新全過程參與的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我嗣母故世（我大伯父沒有子女，把我和堂弟嗣繼為子）。那是一九七五年的農曆七月中旬，那次喪事辦的非常簡單，雖然也沿襲了燒床柴、發化、化庫等習俗，但沒有扎紙轎子、紙房子，沒有插荷花燈。發化只發近親，兒子輩的扎白扎頭、系白圄腰、戴黑臂章，外甥男女，阿侄男女輩的系白圄腰、戴黑臂章、白帽子，白腰帶沒有了。嗣母火化後，沒有立座臺，大伯把骨灰盒放在一張小臺子上保存了一年，平時不供飯，逢年過節時供點飯菜，以寄託哀思。後來燒周年羹飯時，把骨灰盒埋到了自留地上。那時，我和堂弟都沒有成家，喪事是由大伯出面辦的。參加喪禮的親戚不多，倒是隊裡人都來吃素飯了。喪事中鄰裡的人情在一元左右，親戚的人情在一元至三元之間，整個喪事人情的收入在一百二、三十元左右。大伯是要面子的人，特意叮囑素飯要辦得好一點。因此，那次素飯用了紅燒肉和肉包子。那時買肉要憑票，素飯上用的肉是在商店工作的表哥開後門買來的。喪事費用二百多元，大伯自己拿出了一百多元。第二次是我嗣繼的姑父故世（大伯的妹夫），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姑父因腦梗中風，臥床多年，家景並不寬裕。因此，素飯的安排就緊了一點。葷菜中，以豬頭肉為主，配以豬血、豬大腸、豬肺頭等內臟，燒了鹹菜大腸、黃芽菜肺頭，豬血豆腐、紅燒豬頭肉、炒粉皮等八大碗菜。那時的人，肚子裡油水少，吃素飯的菜一掃而光，要多吃一碗豆腐湯，還得靠隊裡幫忙人和廚師傅走後門。第三次，是我外婆故世。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十月底。當時，我在上海大學裡讀書，得到消息後，我馬上回家幫忙料理喪事。外婆年輕時就守寡，一生吃了不少苦，舅父母都待她很好。由於晚年光景好，儘管小毛小病不斷，但還是活了96歲的高壽，算是喜喪，大家都沒有哭天喊地。那次喪事，除人情收入外，在上海工作的二舅還貼補了一點費用，所以喪事的素飯比較客氣，除了紅燒肉和肉包子外，還用到了魚菜。外婆故世後，骨灰盒存放在堂屋裡的一張桌子上，平時不供飯，逢年過節時，大舅父會在骨灰盒前供菜供飯，寄託哀思。七十年代，特別是在批林批孔後，好多人家祭祖的忌日羹飯都不燒了。所以人死後，一般人家座臺不立了，七數羹飯有的也不燒了，即使燒，程式也簡化了，穿白戴孝沒有了，座臺哭靈沒有了，只是撈塊豆腐，買一沓粉皮紀念紀念。兒子燒三七，女兒燒五七或六七的規矩沒有變，但規模排場縮小了，這些活動都只能悄悄地進行了。節氣羹飯就根本沒有人家再燒了。周年羹飯只是象徵著逝世一周年的紀念，脫化儀式沒有了，沒有人再戴孝哭靈了，大量焚燒錫箔、冥幣的現象也不見了。

七十年代，崇明的喪葬禮節和祭奠禮節，出現了簡化的趨勢，那些年的喪葬習俗變革還是有成效的，政府在喪葬習俗方面的教育引導還是有作用的，而喪事中的素飯質量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心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