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讀後感
2023-10-13 22:07:15 2
讀後感是指讀了一本書，一篇文章，一段話，幾句名言，一段音樂，或一段視頻後，把具體感受和得到的啟示寫成的文章，讀後感也可以叫做讀書筆記，是一種常用的應用文體，也是應用寫作研究的文體之一。
烏合之眾讀後感【篇一】
在網絡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你是否聽過「網絡水軍」一詞?這並非是近幾年才出現的詞彙，而是隨著社交網絡的不斷發展壯大而隨之誕生的網絡詞語。
「網絡水軍」受僱於特殊的人群，他們的僱主大多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反響度而去僱傭他們，以此來吸引群眾，去關注僱主希望讓群眾關注的事物。百度百科上的定義為：「被公關公司僱傭，為他人發帖回帖造勢的人員。」公關公司充分利用了群眾的種種心理因素，從而達到造勢的目的。
無論在哪個時代，群體都會對社會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勒龐對此，從群眾入手，運用心理學的方法對各種社會事件進行了分析。勒龐的解讀雖然沒有運用系統科學的方法，但是他的種種觀點，對於今天的社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鑑意義，毫無疑問的是，勒龐的觀點是具有前瞻性的，正如他所說的，我們進入了一個「群體時代」。
從我們生活中的真實發生過的事情來說。文革，是每個中國人心中一塊難以抹去的傷痛。那是一個黑白被顛倒、日月無光的時代。批鬥、迫害知識分子、打砸搶等違法行為在青天白日下屢屢發生，沒有人敢說真話，真相被謊言給淹沒，正如勒龐在《烏合之眾》中寫道的一樣，當然也有許多句子多次表達過同一思想，「法國大革命時期，國民公會的委員們，如果分開來看，都是舉止溫和的開明公民。但是當他們結成一個群體時，卻毫不猶豫地聽命於最野蠻的提議，把完全清白無辜的人送上斷頭臺，並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棄他們不可侵犯的權利，在自己人中間也濫殺無辜。」勒龐把這種行為歸結為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一個人不再是他自己，他變成了一個不受自己意識支配的玩偶。」
文革，這一歷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也讓我們不禁去反思，是什麼讓當時的人們如此瘋狂。心懷不軌之人有意煽動了這場「革命」，利用了群眾意識，對群眾進行了催眠，讓群眾成為了政治鬥爭的傀儡，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法律在當時只是擺設，也可以說是工具。勒龐對法國的陪審制度也進行了同樣的論證，如果辯護律師利用這一點，對法律產生間接影響，那麼法律也就失去了其公平公正的意義。這些觀點對於今天的我們是十分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的。
微博是時下最受中國人歡迎的社交軟體之一。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隨地的分享自己身邊最新鮮最好玩的事物。隨著智慧型手機的廣泛運用，微博的使用也越來越普及，所含用戶和信息數量之龐大是常人無法想像的。微博的即時性和廣泛性，信息傳播的速度更快，所形成的群體的效應是無法想像的，這一群體力量受現實生活的限制少，每個人都可以隱藏自己，暴露自己最為真實和原始的想法，這種群體「力量」令人生畏。
前面已經說過「網絡水軍」一詞。「鳳姐」、「芙蓉姐姐」的出現絕對不是「審丑時代」的產物。
「鳳姐」是因早年間在某衛視參加了一檔節目，以其「言語怪誕誇張」、「長相獨特」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隨之便是在網絡平臺廣為傳播。群體並不是因為鳳姐身上的某種魅力而去關注她的，而是因為她那荒誕的語言和低俗的行為抓住了人們的「獵奇」的心理。後來當事人鳳姐也承認，當時自己是尋求了公關公司的幫忙，進行了一系列的「包裝」，才獲得了如此廣泛的關注。正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裡」。現在的許多娛樂明星也是「如此包裝」，當他真正地進入公眾的視野時，便開始進行「洗白」。其實「洗白」這一行為也是利用了大眾的心理。通過慈善，通過僱傭網絡水軍發帖造勢，一部分負責發帖傳播明星善舉，另一部分開始用各種好評佔據帖子內容，從而在心理上，誘導關注整個事件的群體，呈現明星善良美好，知錯能改的形象。目的是對公眾進行暗示並且塑造一種公眾腦中容易形成的「印象」，然後發帖、轉帖進行公眾之間的相互「傳染」。勒龐在《烏合之眾中》寫道：「暗示的起點一般都是某個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記憶所產生的幻覺，在這一最初的幻覺得到肯定之後，就會相互傳染」。
正是因為信息傳播的速度加快，導致群眾的意見是多樣的不同的，人們關注的重點也總會產生偏移。明星以往種種不光彩的過去，在如此大規模的「洗白」活動下，不久便會「煙消雲散」。
美國總統的選舉，亦是利用了群體的「易受暗示」和「輕信」。候選人先給公眾勾畫一副成功獲選後的美妙藍圖(經濟形勢變好，就業率增高等等)，讓這種美妙的藍圖停留在公眾腦中，不斷重複，加深公眾的感受，從而獲得公眾的好感。
勒龐總結領導暗示群體的方法時說到：「當領袖們打算用觀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現代的各種社會學說——影響群體的頭腦時，他們所藉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種手段最為重要，也十分明確，即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它們的作用有些緩慢，然而一旦生效，卻又持久的效果。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的最好方法。一個斷言越是簡單明了，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具有威力。」對此，我並不十分認同，沒有任何推理和證據能讓人信服，那麼有了推理和證據就會使群眾不信服?我認為這一點是矛盾的，勒龐似乎把群體中有判斷力的人剔除去了，就像他在文中提到的異質性群體，這是對群體的一種不公正。在此，先不討論勒龐對於群眾的觀點是否客觀。
在法律上，律師在辯護時，如果所列辯證的條目並不能十分有力地和清晰地為他的辯護人辯護，那麼律師會選擇把這條辯證的條目剔除。如果辯證條目不是那麼簡潔有力，很有可能使法庭上的人員產生疑惑，並且很有可能成為對方辯護律師手中有利的反駁點。這一點，我覺得就是間接有力的斷言的在領導群眾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勾畫藍圖，能夠對未來做出一個判斷，形成一種信念，不需要什麼理論依據，只要候選人能夠準確抓住群體的「需要」，不斷重複、傳染。就能讓群眾成為候選人的追隨者。
勒龐在對於群體的整體態度上，我認為是有所偏頗的。他認為群體的大多數行為在精神上而言，表現出了一種獨特的低劣性。
勒龐認為:「群體雖然經常放縱自己低劣的本能，他們也不時樹立起崇高道德行為的典範。如果不計名利、順從和絕對獻身於真正的或虛幻的理想，都可以算做美德，那就可以說，群體經常具備這種美德，而且它所達到的水平，即使最聰明的哲學家也難以忘其項背。他們當然是在無意識地實踐著這些美德，而且這無礙大局，我們不該對群體求全責備，說他們受無意識因素的左右，不善於動腦。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他們開動腦筋考慮起自己眼前的利益，我們這個星球根本就不會成長出文明，人類也就不會有自己的歷史了」。勒龐對於群眾進行思考會毀滅文明這個看法，我並不能認同。一個民族的文化，並不是由一個人創造的，而是由生活在這個國家人民一同努力的結果。個體創造，群體繼承發揚。可以反過來推論，個人可以創造，但是個人可以創造歷史嗎?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群體真如勒龐所述在精神上是低劣的嗎?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想通。我覺得自己的知識儲備還不足以回答這個問題。
通讀完勒龐這本書，對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事件有了更為深層次的理解。正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我希望自己能夠避免成為烏合之眾中的一部分。學會獨立思考，做事情能夠形成自己的判斷。
烏合之眾讀後感【篇二】
根據勒龐在《烏合之眾》中的觀點，群體推理的特點，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情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情普遍化。此外在一個群體中的個人，不過是眾多沙粒中的一顆，可以被風吹到無論什麼地方個人沒有主宰自己的反應行為的能力。「心理群體是一個由異質成分組成的暫時現象，當他們結合在一起時，就像因為結合成一種新的存在而構成一個生命體的細胞一樣，會表現出一些特點，它們與單個細胞所具有的特點大不相同。」而造成組織化群體這一特徵的原因，勒龐在群體心理學著作《烏合之眾》中將之歸結為三點：
首先，群體的普遍性格特徵受無意識支配。「人們在智力上差異巨大，但卻有著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無意識的深層結構中，包含著時代相傳的無數共同特徵，它們構成了一個種族先天的稟性。筆者認為，中國人的公眾情緒中經常混雜著自卑與自大。這種現狀的產生與中國在過去150年所遭受的屈辱相關，與十年動亂有關，與1989年之後中國所陷入的外交孤立狀態有關，也與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狂飆發展所導致的人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發展不平衡，思想發展中出現大量斷層有關……這些都對種族的無意識構成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捐款門事件中，還暴露出了中國社會地殼底層的一股憤怒的力量。這股力量包括了「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基礎秩序薄弱」、「生存壓力巨大」、「草根群體挑戰精英群體」……這些種種元素組合構成了公眾的無意識結構，最終在公眾情緒膨脹之時徹底徹底噴湧而出。
其次是由傳染現象導致。這對公眾情緒的形成起著決定作用，同時還決定著它所接受的傾向。傳染雖然是一種容易確定其是否存在的現象，卻很難解釋清楚。在群體中，每種感情和行動都有傳染性。這種特點在網際網路中表現地異常明顯。網絡上的聲音無礙乎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激進的情緒極端主義者，而另一類則是冷靜的理性主義者。情緒極端者的言論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眼球，因而他們的言論受到越來越多的鼓勵和追捧，他們的聲音也日益響亮，聲勢日益浩大。而那些理性的聲音則淹沒在了其中。而那些中立者則受到了情緒的傳染，情緒極端者的隊伍越發龐大。網際網路上最「鼓勵」那種情緒極端主義者的非黑即白的爭吵，在抽象的、激烈的情緒傳染中，基本的真相被掩蓋了。例如2008年5月前後熱議的「抵制家樂福」事件，正是公眾情緒所演化成的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通過網站論壇、簡訊、郵件、博客等媒介，在公眾中不斷地傳染開去所導致的。對家樂福的抵制活動是由於當時反法情緒高漲所致。在此筆者不禁要問：在名為愛國的旗幟之下，真正損傷的是誰的利益?!這種缺乏理智情結和客觀依據的情感，唯一的功效只是使群體在自激、自瀆中不斷地泛濫膨脹，對於社會的進步可謂百害而無一利。
第三點則是群體易於接受暗示的表現，這也正是上面所說的傳染所造成的結果。2007年5月，一篇題為《廣州香蕉染「蕉癌」瀕臨滅絕》文章，報導了廣州種植的香蕉感染巴拿馬病的嚴重情況，並在後續報導中稱這種「香蕉癌症」將給廣州、甚至全國的香蕉種植帶來「滅頂之災」。沒想到，這一關於香蕉樹常見病的消息，經網站論壇、簡訊、郵件、博客等各種渠道以訛傳訛，最後竟變成了「吃香蕉致癌」這樣的恐怖傳言。消息、傳言、謠言鋪天蓋地的結果就是：香蕉滯銷，蕉農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香蕉爛在樹上。這個事件中駭人的傳播力量，是群體接受過暗示之後所創造的。群體通常總是處於一種期待注意的狀態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當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開始，傳染性暗示的過程就開始了。「海南蕉」事件正是這一理論的典型案例。在暗示和互相傳染的推動下，一個個體編造的所謂「事實」——「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覺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立刻就被多數人接受。而這種忽略智力因素的之作用於感情的宣揚會造成難以想像的惡劣影響。據相關政府部門不完全統計，自2007年3月13日某媒體消息見報後的43天裡，廣東、海南的蕉農因謠言而造成的損失至少達7億元之巨。
最後一點即第四條造成組織化群體特徵的原因，則是筆者的個人總結：在群體中個人的責任感會消失，並且會導致欲望的宣洩。僅從數量上考慮，形成群體的個人會感覺到一種勢不可擋的力量，這使他敢於發洩出自己本能的欲望，而在獨自一人時，他必須對這些欲望加以限制。群體是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這樣一來，總是約束著個人的責任感便徹底消失了。生活的高度原子化，經常只能在集體的行動中才能找到意義，因此我們的勇氣總是通過群體來表達的。在群體中個體擺脫了自己卑微的想法，感覺到了一種殘忍、短暫但又強大的力量，人們平日遏制的欲望在群體中大量宣洩。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眼中的網絡中的民意，總是充斥著傻氣和殺氣。似乎打字的鍵盤至於腎上腺激素緊密相連，網絡中的言論與頭腦無關。
這種公眾情緒的高漲與泛濫，並非是「中國特色」，任何一個社會在轉型時期，都會面臨這樣的過程。隨著中國的不斷納入世界，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人的身份敏感性沒有減弱反而增強了，這與中國人由歷史原因所導致的過分自卑有著密切聯繫。對於民意狂熱的現狀，我們應做冷靜理性的認識，不應消極悲觀，更不應盲目樂觀。這可以說是一個社會從富足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們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讓一種模糊的情緒，(換而言之即一種情緒幻覺)成為一種真正的信仰。如果當這種誇張和單純的情緒成為一種真正能夠主宰群體的力量，它對社會的傷害將難以估量。
筆者驚奇地發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歷史是可以複製的，歷史已經讓我們看到了1890年—1920年間，美國如何在兩代人的努力下，變成了一個相對幸福、公正的社會，抑或是1976-2006年間，西班牙如何從佛朗哥年代的壓抑、封閉，變成了開放、自由、富有創造力新國家。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社會現在的處境只是個過渡階段。雖然前面的道路布滿荊棘，但我們終能走過去。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很慶幸生活在這個充滿激情和變化的年代，能夠見證這樣一段不可複製的歷史，但我由衷地希望它快點過去。
烏合之眾讀後感【篇三】
前幾日，有人推薦我讀本書，叫做《烏合之眾》，進來細讀之，發現其極傷腦細胞，便有了一種寫一篇比它更傷腦細胞的讀後感的願望，以此作為對逝去的腦細胞的祭奠。
——序
寫讀後感這樣一種嚴謹的文字，對我來說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挑戰。我已經習慣了在不經意的想像中寫那些天花亂墜般的文字，也就是這個特點，我的文字從來不能用作文章來稱呼。過去也寫過一些讀後感，大概有兩種，一種是有想法的，一種是照本宣科的：有想法的大多數以寥寥數筆掠過於各種各樣的文字形式，一張碎紙片、一個專門抄筆記的筆記本或者直接寫在書裡，只不過隨著讀書量得遞增，我發現，自己的想法並不時髦，也根本不是什麼新大陸;照本宣科的就是從各種文獻上copy一些段落，基本上就是把作品陳述了一遍，附帶上一個別人的評論而已。而我自己，由於文字功底不好，表達能力也比較差，別人能用精闢的語言表達的時候，我卻很囉嗦。而且，文字表達的過程是一個思考的過程，首先是對於事物的思考，其次是語言表達方式的思考，這樣，我過去的寫的那些字，可以歸結我的膚淺思考和沒有藝術含量的文字組織，類似於流水帳吧。所以，寫作，對於我來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即便如此，我還是在不斷地書寫，一方面是對於一些問題的思考的記錄和保留，另一方面，也算是一種消遣。即便即將落筆的讀後感讀起來差強人意，各種文字寫作的結構、邏輯、特點等方面不達標，我還是試圖將自己的一些想法，用自己的文字，試圖將其系統的組織起來，成為一體。我不追求一次性就得出什麼美妙的東西，我還在路上，我還只是烏合之眾的一員
(一)
如果說這本書對於可能的一些讀者存在什麼難度的話，那麼就是作者文字中透露出十分濃厚的19世紀所特有的科學研究風格。最顯著的一點，毫無疑問，就是民族的概念。與默頓的說法相似，儘管勒龐的一系列社會心理學研究作品中的核心無疑是民族，但是這些論述，擱在今天的科學事業之下，總是顯得不倫不類，以至於我們甚至得出的結論是，勒龐關於民族的論述並不見得比起他同時代甚至較前時代的學者們要有意義的多。由於我自身的知識量有限，不能追溯啟蒙運動之前的民族概念，但是毫無疑問的是，民族，就其在近代啟蒙時代以來的各種著述中所觸及的一個核心概念。或許這個的民族國家理論並不時髦，但卻構成了現代國家起源過程中的唯一合法基礎。關於這些，無論是孟德斯鳩的表述還是黑格爾的邏輯推論，都成為世界近代國家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直到現在，面對多民族國家以及國際經濟文化等多方面交流的過程中，有關於社會與國家的界限，仍是一個不得不在意的話題。而勒龐所生活的時代，所接觸的不僅僅是一些西方傳統理論，也包括自然科學方面的進步，尤其是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提出，使得包括大量學者在內的人們更加確信民族的重要性。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便省去了一大堆麻煩，當然，民族學說並不是沒有一點效應的，也就是說，拋卻民族這一部分讀完《烏合之眾》後，再來將民族這個概念介入進來思考問題，不能確切地說我們可以獲得具有權威性的結論，但是至少提供和指明了目前這個方向的理論發展的張弛度和可能性。
(二)
由於我除了這本書以外，關於其他勒龐的作品了解的不多，但是通過勒龐個人的著作簡介似乎可以認為，儘管勒龐在本書裡面主要強調了「群體時代「的來臨，但是勒龐本人似乎更加看重民族群體作為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角這樣一個前提來討論的。當然，聯想到實際情況，我們可以想像到民族群體在當代社會中的重要性，也使得我們對勒龐其他著作的一些興趣。但是，畢竟站在今天的視野下，雖然我們並不比的前人聰明多少，但至少可以在關於變量之間的論述中，尋求更加確切的文字表述。
我從圖書館借到的版本是由廣西師範出版社出版的，譯者是我很喜歡的馮克利先生。全書除了勒龐的兩卷文字外，還有由美國社會學大佬默頓關於這本書的一個書評，和馮克利先生自己所寫的一篇代譯序《民主通向獨裁的途徑》。在我看來，勒龐這本書的最大的理論貢獻，在於其對於群體特徵的一個剖面性的總結，也就是對群體行為的一個很客觀的歸納。也因此，不管是我，還是默頓先生或是馮克利先生亦或者其他讀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對於本書都會有不同的看法。勒龐本人是很直接的站在自己那個時代的社會科學標準以及民族等相關因素討論問題的，而馮克利先生的代譯序主要是集中在發掘群體行為過程中，由於群體決策以及領袖的作用等社會行為，有可能引致民主的浪費。當然，勒龐本人也是由於發現群體行為的狂熱性、非理性和盲目性，本著對於世俗大眾主義的鄙棄，對「群體時代」的來臨報以否定的態度對和民主機制的擔憂。馮克利先生也便是緊緊圍繞民主與獨裁兩者在社會進程中正式運行時所產生某種親和性和相關性來論述的。
而默頓，不僅僅借著弗洛伊德的評論給予了勒龐這部作品一個較為客觀的社會性意義，並且對關于勒龐總結出的群體特徵予以肯定，但最後也指出《烏合之眾》這部書缺乏著嚴謹實證的科學態度。默頓對勒龐的評價是中肯的：勒龐有社會學家的目標，但他並沒有學會苦行僧一樣的工作方式，而這是使他的研究在方法與推理上都具有說服力所必需的。他有社會學家的意圖，卻只有政論家的成果。但是，由於他對社會學家有著先天的本能，因此如我們所知，他說了許多值得一說的話。
大多數讀者在讀書的時候經常會發現這樣的預言，甚至不得不對這樣的預言報以驚訝的態度，但無疑，默頓的洞察是對的，雖然我們不能得到一個純粹科學的社會研究模型，但是我們試圖和希望並且不斷努力在這方面做出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