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為何退功臣而進文吏
2023-11-03 05:45:52 5
南北功臣的制衡
光武「以徵伐濟大業」,故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初即位時,非但不「退功臣」,反而任之以顯職。據萬斯同《東漢將相大臣年表》,其時除太傅卓茂外,大司馬吳漢、大司徒鄧禹、大司空王梁、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建義大將軍朱祜(大將軍杜茂與以上四大將軍官次相當,亦應入表)、前將軍耿純、右將軍萬修均為開國功臣。
建武二年正月又以「功次輕重」為標準分封,功臣自然是主要的受益者。《光武帝紀》:「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引古制以諫,光武竟宣稱:「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遂遣謁者而授印綬。相形之下,文吏尚未能獲得與功臣同等的優待。《後漢書•侯霸傳》:霸以「明習故事」,累遷至大司徒,建武十三年(37年)卒於官,光武下詔吊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曰,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文吏爵賞不得超越功臣,直到11年後仍為一項通行的原則。功臣在東漢新政權中的地位遠遠高於文吏,由此略見一斑。
建武功臣擁戴光武稱帝,同時對皇帝權力又有所幹預,他們最初在國家事務中擁有極大的發言權,有時甚至有壓倒光武的趨勢。《後漢書•王梁傳》記載,建武二年,光武遣大司空王梁與大司馬吳漢俱擊檀鄉,軍事指揮大權歸大司馬吳漢,而王梁為了取得戰爭主動權,既不稟大司馬,也不向朝廷請命,多次徵發野王境內的軍隊參戰。光武以梁「前後違命」,派尚書持節往軍中斬梁,但最終又將其赦免。
儘管功臣並非都像王梁那樣肆意妄為,然而他們無疑要比文吏難於控制。範曄論光武「退功臣進文吏」事,著眼於他從武功到文治的轉變,固然不錯,但其中還有另外一層背景:光武為了確立絕對權威,需要對功臣有效地加以制約,以文吏為施政的爪牙。但是,功臣畢竟已在政治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光武開始只能通過南北功臣相互制衡以達到強化皇權的目的。
光武轉戰河北時,手下功臣大致有南北的分野。「南人」即從南陽、潁川追隨光武進入河北,充當其大司馬、破虜大將軍府早期僚佐的人物,見於記載者有鄧禹等十餘人,除朱浮為沛人,陳副原籍不明外,其餘均出自南陽、潁川二郡。袁宏《後漢紀》謂光武剛到河北時,「官屬腹心皆南方人」,這些「南人」地域觀念十分強烈,身在異鄉,總是懷念桑梓。
「北人」則泛指光武抵達河北前已活躍於該地,後又相繼投入光武幕府的人物。「北人」以河北土著居多,其中王梁等六人在《後漢書》中有傳。而耿況、彭寵、景丹、吳漢等人,籍貫雖不在河北,但由於長期滯留此地,大多已供職郡縣,鄉土意識逐漸淡漠,在政治上與河北人士趨於認同。
光武「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奠定其建國的基礎,而北人特別是上谷、漁陽諸將,在平定河北的大小戰役中尤為光武所倚重,軍功也比南人更顯著,所以他們在建武元年的權力分配中佔有突出優勢。三公、諸大將軍為當時最高官階,其中北人5名,南人僅3名;而且,大司馬位居三公之首,群臣所推薦的大司馬人選又都是北人。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特別提及景丹「北州大將」的身份,似乎僅憑這一點,理所當然應該入選。景丹作為上谷長史,在往援光武的同郡僚佐中位次最高,故獲「大將」之名。此事又反映了一種輿論,即北州諸將在選官時是普遍要優先的。
北人權勢凌駕南人,光武的基本對策就是藉助南人鉗制北人,《後漢書•鄧禹傳》載,光武遙授鄧禹大司徒之策,其中隻字未提河北戰事,證明鄧氏在河北的軍功微不足道。事實上鄧禹於河北平後始拜前將軍,位在北人吳漢、耿諸大將軍之下。光武即位5天之後,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鄧禹破更始將王匡於安邑;僅過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發表鄧禹為大司徒。
鄧禹就任後,其他功臣才陸續得到安置。雖然光武迫於壓力,容忍眾多北人佔據軍政要職,但南人中仍有鄧禹、朱祜、杜茂等數人躋身最高統治層,光武扶持南人以便儘快駕馭新政權的意圖顯而易見。
南人憑恃皇權與北人抗衡,皇權則利用南人遏止北人權力的膨脹,由此構成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光武大力提攜南人,在當時人們的議論中也有所體現。如《後漢書•郭伋傳》:建武十一年(35年),郭調任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光武引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史雲光武「納之」,表明所謂「選補眾職」「專用南陽人」,已是人所共見的事實。郭西漢末任漁陽都尉,王莽時又拜上谷大尹,與北州人士有著特殊的淵源。光武在漁陽郡平息彭寵叛亂後,立即將郭轉為漁陽太守,大約是想藉助郭在當地的聲望以安定局面。因此,郭批評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光武此後的做法的確有所更張,《後漢書•寇恂傳》敘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但光武並未順從「時人」的意願,選寇恂為相,寇氏最終卒於執金吾任上,由此可以看出光武與功臣間地位的消長變化。又據《後漢書•賈復傳》載:建武十三年,賈復罷左將軍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朱祜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賈復為南人,力薦賈復的朱祜也是南人。寇恂系北人,推舉寇恂的「時人」是否亦為北人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們知道南北兩大功臣集團,一直在設法維護自身的利益。然而,光武將北人寇恂、南人賈復統統排斥於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權力的制衡,為其他新興的政治勢力,進而也為君主專制的發展開闢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後期相繼解除功臣的兵權,是其處理功臣問題的另一項重大舉措,此事的開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光武帝「罷左右將軍官,建威大將軍耿罷。」左右將軍分別為賈復和鄧禹,而這次罷官事件的內幕為:「(賈)復知帝欲偃幹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功臣擁眾京師」是東漢初年的普遍現象,光武頗為憂慮。功臣帶將軍名號,就有權領兵,故光武解決「功臣擁眾京師」之隱患的關鍵就在於削奪功臣的軍職。
其時,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將軍、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並不是從耿開刀。南人賈復、鄧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罷其左、右將軍。儘管無從斷定光武同賈復、鄧禹是否密謀在先,然而賈、鄧二人的免官,無疑給包括耿在內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壓力。耿於「時之度數」,範書本傳說他不久便「上大將軍印綬」,拱手交出了兵權。這實際上是耿為形勢所迫而採取的不得已之舉。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間彼此制約,真正獲利的是光武本人。
新臣與舊臣的興替
《後漢書•竇融傳》:隴、蜀既定,光武命竇融與河西五郡太守奏事東都,「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
竇融進京在建武十二年,當時東漢朝臣有新舊之別,那麼,「新臣」與「舊臣」是如何界定的呢?「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一句,使人易產生誤解:仿佛「舊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則不是「功臣」。但同樣據《竇融傳》載: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諸郡兵,配合漢軍共擊隗囂,及「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由此可見,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竇融其實正是一位功臣。
「新臣」、「舊臣」的劃分是相對的,二者的界限在於其依附光武特別是入朝的先後,而不在於是否已取得軍功。具體說來,竇融等河西功臣在隴右平後始奉詔進京,他們此前既未參與光武經營河北的活動,也未投入光武徵伐關東及關中的戰爭,其經歷與上面提到的「南人」、「北人」頗為不同。兩漢之際,河西長期和中原隔絕,由竇融主持的地方政權實際上處於割據狀態。竇融等人雖然久奉東漢正朔,接受光武封拜,但在朝廷中尚無一席之地,所以同建武元功鄧禹、吳漢等大批「舊臣」相比,就只能算是「新進」了。
耐人尋味的是光武對待竇融一幫新人的態度。如果說竇融獲光武召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還只是一項虛譽,到他拜冀州牧、遷大司空時,就已擁有實實在在的權勢了,故連他本人也感受到「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顯赫。如果進一步聯繫建武十三年前後光武選相,「(南、北)功臣並不用」的事例,便會發現對竇融的任命是非同尋常的。
光武尤寵「新臣」的又一個顯著跡象是新臣多與皇室結親,「舊臣」逐漸喪失軍權後,「新臣」仍被光武委以軍事重任。建武、永平之際,竇、梁諸家權勢炙手可熱,已有凌駕舊臣之勢,及光武崩,梁松「受遺詔輔政」,地位盛極一時。
新臣異軍突起,不免引起舊臣反感。《馬援傳》: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馬援所率四萬漢軍在壺頭遭五溪狙擊,士卒多疫死。其時,馬援裨將耿舒與其兄書曰:「前次我上書說當先攻擊充縣,糧食運輸雖困難,可兵馬好用,幾萬軍人都爭先應戰,如今駐紮在壺山頭,竟不能前進,即將疫死,實在令人痛惜。前次到臨鄉,盜賊無故前來,如果夜裡攻擊他們,就可以將他們消滅,而馬援卻貽誤戰機,因此失利。」得此書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驛責問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
馬援一向以晚輩看待梁松,故其死後為梁松所陷,是新臣間門戶、長幼之爭,與本題無關。耿舒對馬援的進軍路線持有異議,而兩條路線本來各有利弊,光武也難於決斷,未必就是馬援用兵的失誤。
不過,耿氏兄弟俱為舊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將、建武元功,儘管從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應,但是只要他確「思重立大功」,便不會使新臣如馬援輩在軍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卻數年於「無復尺寸功」的窘境無動於衷。「伏波類西域賈胡」,是相當鄙夷的語氣,流露出耿舒對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見。耿參與對馬援發難,耿氏兄弟,可能還有其他舊臣,在此問題上顯示出一致的立場,他們將矛頭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針。
那麼,光武何以非要「舍舊臣而任新進」呢?依然是出於制御功臣、伸張皇權的目的。如前所析,作為「舊臣」骨幹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龐大的政治勢力,光武的專制地位不斷受到衝擊。南北兩大功臣集團內部又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他們暗通聲氣,彼此呼應,難於動搖。相反,「新臣」在東漢朝廷中勢孤力單,缺乏黨援,唯有攀附皇權才能立足。光武極力拉攏新臣,並藉以壓抑舊臣,恐怕是他在當時形勢下的唯一選擇。
《後漢書》曰:「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後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按照《東觀漢記》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訓,嚴設防範外戚幹政。陰、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竇、梁之家同樣也是外戚。竇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均已見諸史籍。
「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釀成王氏篡權的惡劣後果,此事對於在新莽廢墟上建國的光武帝來說,無疑是殷鑑不遠。然而,他最終還是賦予外戚極大的權勢,未能真正脫離西漢的窠臼。《後漢書•陰識附弟興傳》載,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按興本官為衛尉),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儘管此議終因陰興固讓作罷,但由陰氏出任三公中最為顯赫的大司馬一職,已在光武考慮甚至實際安排之中。這表明所謂「後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的結果,實非光武本意,《東觀漢記》之說並不確切。
出現上述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光武從前代繼承的政治體制中官吏權力相互約束的機制尚不完備,光武必須反覆尋找新臣以牽制舊臣。而外戚由於與皇室關係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們同時也具有從政能力,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光武優選的對象。
縱觀東漢歷史,竇、梁、馬諸家得以發展成強大的外戚勢力,影響政局達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於建武年間光武扶植新臣之舉。
文官與武官的進退
《後漢書•光武帝紀》論東漢初年「退功臣而進文吏」之事,將「功臣」與「文吏」並舉,以有無軍功作為二者區分的唯一標準,不過,此處「文吏」應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學之士兩部分,與將「文吏」與儒生相對而言意義有所不同。
徵諸史籍,建武年間獲光武重用的文吏普遍具備儒學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後改司徒)伏湛、侯霸、歐陽歙、蔡茂、大司空(後改司空)杜林、太常桓榮等,或「通經名家」,或「避世教授」,多為儒者所宗。光武中興之初,為使東漢國家機器得以充實、運轉,急需大批儒學之士和文法之吏,這是不言而喻的。問題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類人才,但他偏偏棄而不用,執意「退功臣而進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
建武功臣中瀰漫著居功自傲的情緒,光武如果「接之不能滿」,他們難免流露出對皇權的離心傾向,彭寵之亂正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北州功臣彭寵的叛亂,源於同「年少驕躁」之朱浮的衝突,但朱浮身後時時有光武的影子。光武支持朱浮加緊對彭寵的監控,最終導致雙方兵戎相見。這一突發事件,正是皇權與功臣之間限制和反限制鬥爭的產物。
彭寵起兵後,朱浮等人根據光武對待彭寵問題的一貫態度,推測他將會親徵。而事實上光武僅派了鄧隆一支偏師暗中增援,及鄧隆、朱浮兩軍敗後,他索性放棄漁陽,聽任彭寵割據稱雄。光武處理此事畏首畏尾,似有難言之隱。他可能是擔心一旦實行嚴厲的鎮壓,會引來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彭寵曾是北州諸將中一位領袖人物,雖說吳漢、王梁、蓋延等北州功臣的態度並不明朗,但他們多半是同情其故主彭寵而敵視朱浮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南北、新舊功臣間的界限也逐漸泯滅,出現了融合的趨勢。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是舊臣賈復與新臣馬援的聯姻。賈武仲、馬姜的婚姻,勢必又密切了兩個功臣之家的關係。現存功臣間通婚的記錄不多,但可以斷定絕非僅此一例。這種日益錯綜複雜的親戚網絡,更增添了光武制御功臣的難度。
總之,可以這樣說,無論功臣具備怎樣的儒學造詣和政治閱歷,遲早都會為皇權所不容,遲早要在政治上為文吏讓路。光武與功臣關係中,既有寬容、和諧的一面,又有制約、矛盾的一面。歷代史家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後者,因此難於對建武年間權力結構的演化做出透闢的闡釋。
光武「退功臣而進文吏」,在其稱帝之初就已顯露端倪:當時光武在功臣的巨大壓力下,並不能隨心所欲地任免政府高級官員。大司徒一職,光武雖屬意伏湛,卻由於伏湛不是功臣,而仍須由功臣鄧禹掛名。不過《伏湛本傳》又說:「車駕每出徵伐,(湛)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可見,伏湛以司直行大司徒事,實際權力極大。至建武三年(27年)閏二月,鄧禹在回溪慘敗於赤眉後辭官,伏湛接任大司徒,成為文吏階層在東漢崛起的先聲。
自建武三年迄於三十一年(55年),相繼出任大司徒的共有七人,除韓歆「以徵伐有功」外,其餘六人都是文吏。而與大司徒並立為三公、最初也被功臣所據有的大司空一職,建武二年王梁免職後就已改授文吏宋弘。至於同一時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佔了絕大多數,其中見於記載者就有伏黯等17人。
光武大量擢任文吏,最終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決了功臣權重的隱患,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建武功臣在完成其歷史使命之後,光榮地退出政治舞臺。杜篤謂「功成即退,挹而損諸」,又可以說是功臣們共同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