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國家」錯了

2023-06-24 10:59:04

一百年前的法蘭西，正義的一天——

　　１８９８年１月１３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報》上發表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題為《我控訴》，將一宗為當局所諱的冤案告之天下，憤然以公民的名義指控「國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鳴不平……

　　此舉震撼了法蘭西，也驚動了整個歐洲。

　　事件源於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１８９４年，35歲的陸軍上尉、猶太人德雷福斯被誣向德國人出賣情報，被軍事法庭判終身監禁。一年後，與此案有關的間諜被擒，證實了德雷福斯的清白。然而，荒謬登場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猶意識的慫恿，軍方無意糾錯，理由是：國家尊嚴和軍隊榮譽高於一切，國家不能向「個人」低頭。這個堅持得到了民族主義情緒的響應。結果，間諜獲釋，而德雷福斯「為了國家利益」繼續當替罪羊。

　　面對如此不義，左拉怒不可遏，連續發表《告青年書》、《告法國書》，披露軍方的彌天大謊，痛斥司法機器濫用權力，稱之為「最黑暗的國家犯罪」，稱法蘭西的共和榮譽與人權精神正經歷噩夢。尤其《我控訴》一文，如重磅炸彈令朝野震動。

　　左拉堅信自己的立場：這絕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蘭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國家權力的傷害；拯救一個普通人的命運就是拯救法蘭西的未來，就是維護整個社會的道德榮譽和正義精神。

　　然而，令人悲憤的一幕又出現了：同年７月，軍方以「誣陷罪」起訴左拉，結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左拉遠去了，但這個英勇的「叛國者」形象，卻像一粒尖銳的沙子折磨著法國人的神經。這畢竟是有著反強權傳統，籤署過《人權宣言》的民族……終於，敏感的法蘭西被沙粒硌疼了，漸漸從「國家至上」的恍惚中醒來：是啊，不正是「個人正義」守護著「國家正義」嗎？不正是「個體尊嚴」組建了「國家尊嚴」嗎？國家惟一讓國人感到驕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對每個公民做出的承諾與保障嗎？假如連這點都做不到，國家還有什麼權威與榮譽可言？

　　愈來愈多的民意開始倒戈。在輿論壓力下，１９０６年７月，即左拉去世後第四年，法國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無罪。

　　軍方敗訴。法院和政府承認自己的過失。

　　在法蘭西歷史上，這是國家首次向「個人」低下了它高傲的頭顱。

　　德雷福斯案畫上了公正的句號。這是世界人權史上的一次重要戰役，在對「人」的理解和維護上，它建起了一座裡程碑。

　　權力會出錯，領袖會出錯，政府會出錯。躲閃抵賴本來就可恥，而將錯就錯、封殺質疑就更為人不齒，也丟盡了權力的顏面。有無懺悔的勇氣，最能檢驗一個團體、政府或民族的素養與氣量。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為17世紀被教廷審判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又致函教皇科學院，為達爾文摘掉了「異端」罪名。

　　１９９７年，美國總統柯林頓正式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並向其遺屬頒發了一枚遲到的勳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軍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立下戰功，後被誤控有變節行為，停止服役。１９６３年，艾迪抑鬱而終，年僅47歲。事隔半個世紀，美國政府終於良知醒來，並向亡魂道歉。

　　不得不承認，當今世上，讓政府向個體認錯，大人物向小人物認錯，大國向小國認錯……確屬不易。

　　關鍵是能否有一種良好的理性的制度，一套健全的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心理——既要有嚴密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的民心資源和輿論環境。要堅信：錯了的人只有說「我錯了」時，才不會在精神上慘敗，才不會在道德和尊嚴上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