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魏碑小楷(馬君起造石浮圖記的前世今生)
2023-05-31 08:39:56 2
《馬君起造石浮圖記》碑石室內觀世音及侍女像。 圖片由陳康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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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君起造石浮圖記》是一塊唐代碑刻,它記載了一個顯赫家族的歷史,而它的發現和收藏,又與一位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淵源頗深。
當然,此碑最受追捧的,還是它精絕的書法藝術。康有為曾賦詩讚揚此碑書法精妙:「誰人解作蘭亭意,君起浮圖仔細看。」他認為,這是最能體現王羲之筆意的書法作品,是唐代最好的碑刻之一。
碑文記載了一個顯赫家族
馬君起是武邑縣人,生活在唐朝。儀鳳四年(679年),為追思去世的父母,馬君起建造了這通奉佛造像碑。
碑文的內容,回顧了從其先祖到父輩的名字、官職和風範:「其先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隴西郡守新息侯援之後。」
馬家是漢代伏波將軍馬援的後裔。馬援作為功在千秋的一代名將,先後平定隆西,撫平羌亂,北擊烏桓,蕩平嶺南,戰功卓著。其中,蕩平嶺南的作戰最為艱難。
當時,隸屬於東漢王朝的交趾郡有人造反,為首的徵側、徵貳姐妹自立為王,公開與漢朝決裂。劉秀任命馬援為伏波將軍,出擊交趾。且不說到達交趾之後作戰的艱難,單是從內地翻山越嶺走到交趾已是歷盡千難萬險。而馬援不負眾望,建武十八年(42年)率軍抵達交趾,大破反軍,十九年即斬殺徵側姐妹,傳首洛陽,三軍將士縱情歡呼,舉國上下拍手稱快。
「伏波將軍」本是一個臨時性的封號,自馬援開始,成為一個固定的封號,而且只授予戰功卓著的將領。馬援耿耿忠心,有勇有謀,不怕戰死疆場的精神世代流傳。他從戰場凱旋,朋友為他擺酒接風,他說:「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手中邪?」從此,「馬革裹屍」便成為華夏民族英雄烈士的精神追求。
歷朝歷代都推崇他,紀念他。他甚至被後人神化,死後變為神仙依舊保國戍邊。
《三國演義》第89回《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中寫道:諸葛亮率領的大軍誤飲有毒之水,正在無計可施之際,忽望見遠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託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佑三軍。』」
馬援不僅顯靈,而且馬上就辦,指派山神,立解三軍危機。能讓諸葛亮跪拜的人不多,能幫諸葛亮逢兇化吉的人更不多。
《馬君起造石浮圖記》追述祖先從馬援說起,這樣的祖先,確實值得後人驕傲。那麼作為隴西望族的馬援之後,怎麼又成了武邑人呢?
碑文中說:「十一代祖遠,字彥道,雍州大中正金紫光祿大夫,因官封武邑郡侯,子孫因家焉,故今為縣人也。」因為十一代祖馬彥道到武邑郡做官,子孫後代便跟隨入籍,成了武邑人。
武邑於西晉武帝太康七年設郡,即公元287年。而馬援於公元49年病死疆場,也就是說,在馬援去世230多年之後,他的後人開枝散葉,其中一支到了武邑。
碑文記載,到武邑的這一支經過若干年繁衍,「高祖遊,後魏大將軍益州刺史……曾祖和,齊四門博士」,都還算對得起馬家的門楣。
祖父的官就小了一些,「祖貴,隨幽州薊縣令」。父親更是成了基層幹部,「父海,龍遊鄉長」。官雖小,但碑文中對於父親的贊語卻毫不吝惜:「農夫荷德,釃酒相驩。田畯銜恩,牲祠已罄。」你看,在他父親的管理下,風調雨順,物阜民豐,老百姓都感謝朝廷的恩德,互相斟酒歡慶。
從「益州刺史」跌落到「龍遊鄉長」,面對這樣的頹勢應當沮喪才是,但從碑文可以看出,儀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虔誠信奉佛教的馬君起,決定立碑追思先人,頌揚菩薩並為皇上、皇后祈福時,心情非常之好。
能有這樣好的心情,除去國泰民安的環境之外,還因為他的兒子又官至極品。碑末開列的馬君起所率家人姓名中,有「男思靜,上柱國」。他的兒子馬思靜官拜上柱國,而上柱國是唐代最高的勳號,意味著這個來之隴西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的家族,再度崛起。
千古一碑的精絕書法
唐代馬君起建造的奉佛造像碑。 圖片由陳康翻拍
對於這塊碑,康有為稱之為《馬君起浮圖》,當地民間則通稱《馬君起造像》,而《深州風土記》命名為《馬君起造石浮圖記》。
應當說,《深州風土記》的命名是比較準確的,因為這本來是馬君起建造的碑,而前兩種叫法,很容易被誤解為一塊追思馬君起的碑。
造碑所用石料為名貴的鳳眼石,遇水之後顯現出珍珠一樣的鳥眼,石質堅硬,極耐風化。碑高105釐米、寬78釐米、厚78釐米,為前後兩塊石頭鑿合組成的石室。石室內正中為浮雕的觀世音立像,腳踩蓮花,蓮花座下為一力士。左右兩側各有一名浮雕侍女。石室的門楣上,用楷書刻有「天皇供養天后供養」八個字。
這塊石刻雖然一直被稱作碑,歷代學者也一致認為它就是塊碑,但是,在中國的碑刻歷史上,之前沒有過同樣的碑,之後也沒有過。與歐陽修、趙明誠並稱宋代金石三大家的洪适,在《隸續》中保存了數十種碑圖,沒有一種和它相同或相似。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君起造石浮圖記》稱得上千古一碑。
當然,此碑最受追捧的,還是它精絕的書法藝術。碑文在碑身右側,每行31字,共24行。凝神望去,魏晉之風撲面而來。《深州風土記》稱讚它「字畫尤絕精,海內傳寶之」。早在明清兩朝,就有人拓印之後刻成字帖行銷北京、上海等地。而近代以來比較系統研究此碑書法的,首推康有為。
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是清末著名書法家,同時也是金石研究的大家。在其書法名著《廣藝舟雙楫》中,把南北朝碑分為神品、妙品等六類,對唐碑卻認為「唐碑太夥,姑從舍旃」。他是推崇並提倡漢魏碑刻的,但對唐代的這塊碑卻情有獨鍾,並多次予以讚揚。
他認為,「《馬君起浮圖》分行結字,變態無盡。」「唐碑惟《馬君起浮圖》奇姿異態,迥絕常制。」「《馬君起浮圖》若泰西機器,處處有新意。」在給「以書幹祿」即指望以書法求取官職的人傳道時,康有為列舉了中國書法中12個「可為幹祿法者」的佳碑,其中「《馬君起浮圖》體峻而美」,可為楷模。
他還專門題寫了一首七言絕句讚美此碑:「異態新姿雜筆端,行間妙理合為難。誰人解作蘭亭意,君起浮圖仔細看。」想要知道什麼是王羲之的書法意境嗎,仔細觀摩《馬君起浮圖》就是了!
唐人學書追求「尚法」,講究「精整規範,法度森嚴」。當代書法家師彥偉先生深入研究了《馬君起造石浮圖記》,從「尚法」的角度認真分析了碑文的筆法和字法。他不僅將碑文中的字,分別與王羲之、歐陽詢和魏碑傳世作品中相同的字逐字比較,而且逐筆畫比較,得出的結論是基本一致。
他注意到,碑文中有個別字「提手旁」的「提」均作「撇」來處理,而這樣的寫法在規範的唐代楷書中是沒有的,但在魏碑中卻能找到出處。因此可以肯定,書丹者學過魏碑、王羲之和歐陽詢的書法。至於為什麼看不到顏真卿和柳公權的痕跡,是因為造碑時他們二位還沒有誕生。
在經過全面的分析研究之後,師彥偉先生的結論是:碑文書法為楷體,「以楷為主,雜糅行草」是其創作理念和成功實踐;「方圓結合,剛柔相濟,爽健飄逸,瀟灑豪放,具有濃重的魏晉風韻和『歐體』楷書風格」,是其明顯特徵;「動感強烈」是其突出的藝術特色,鮮明地表達了書丹者的愉悅心情。總之,法度完備,爽健陽剛,不愧為唐朝一流碑刻。
唐朝之所以被後人稱為盛唐,是因為不僅有繁榮的經濟,而且有燦爛的文化。唐朝的文化中不僅有光耀千秋的唐詩,而且有群星璀璨的書法。中國書法史上的「楷書四大家」,唐朝的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就佔了三席。
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位書法愛好者,他尤其熱愛王羲之的書法,至今有人懷疑他把《蘭亭序》帶進了自己的墳墓中。在他的影響下,學習王羲之書法成為一時之盛。
《馬君起造石浮圖記》的石門右側靠邊陰刻一行七字楷書:「文林郎馬利徵文。」左側靠門陰刻一行四字楷書:「馬孝須書。」由此可知撰文者為馬利徵,書丹者為馬孝須。馬利徵的「文林郎」在唐代是個九品散官,而馬孝須連九品的功名也沒有,更不是唐代知名書法家,包括地方志書上都沒有他的痕跡。
就是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寫出了如此精絕的書法作品,尤其對於王羲之的書法深得其精髓,由此也佐證了唐代書法藝術的整體水平。漢唐盛世,真是中華民族最美好的回憶和驕傲。
雖然《馬君起造石浮圖記》的主要看點是書法,但其價值不僅僅限於書法。
比如,對於它門楣上的「天皇供養天后供養」八個字,《深州風土記》裡說:「魏齊以來,造浮圖佛像,多言為皇帝薦福,未有兼及皇后者。獨此記有天后供養字,是時武后熱焰已燻灼海內。」刻有「天后供養」的碑刻,歷史上獨此一塊,證明儀鳳四年,即公元679年,武則天的權勢不僅已經和皇帝比肩,而且影響深達鄉村。
碑文的落款「冀州武邑縣東昌鄉龍遊裡馬君起」,從州到縣,再到鄉、裡,也清晰地記載了唐代的地方管理層次。
碑刻與一位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淵源
《馬君起造石浮圖記》碑刻拓片局部。 圖片由陳康翻拍
寒來暑往,星轉鬥移。《馬君起造石浮圖記》問世之後一千多年,就那樣一直矗立在曠野中,櫛風沐雨。雖然自明清以來經常有人慕名前來拓印臨摹,但從來沒有人想過要移動它或收藏它,直到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相鄰的直隸深州來了一位知州吳汝綸。
吳汝綸,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進士。清朝著名的古文學派「桐城派」後期的四位大師級學者之一,也是清代聞名的「曾門四學士」之一,近代著名教育家。
《清史稿》上說:「曾國藩奇其文,留佐幕府,久乃益奇之,嘗以漢彌衡相擬。旋調直隸,參李鴻章幕。時中外大政,常決於國藩、鴻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於汝綸手。」
曾國藩、李鴻章那些知名的奏疏,多數是吳汝綸操筆的。曾國藩多次說:吾門人中可期有成者,惟張(裕釗)吳(汝綸)兩生。
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吳汝綸被任命為深州知州,三年後因母親去世,回原籍丁憂,除服後改任冀州知州。在冀州任上,一做八年。而當年的深州和冀州,都屬於後來的衡水,兩州相加構成衡水版圖的三分之二。
吳汝綸在衡水十一年,對衡水的近代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為衡水的近現代教育奠定了基礎。
他一生對於做官看得很淡,摯愛教書育人。光緒十五年,他主動辭去知州一職,出任保定蓮池書院院長。清廷決定創辦新式學堂之後,任命他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後來未曾到任,回老家創辦桐城學堂,自認堂長,講學著書,終老一生。
他不僅鍾情教育,而且教學理念新穎開放。他的弟子嚴複評價說:「吾國人中,舊學淹貫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陰郭侍郎之後,吳京卿一人而已。」
《清史稿》說他「其治以教育為先」。他就是堅持以「教育為先」思想,治理深州、冀州。在深州,他以霹靂手段收回了被豪強侵佔的1400畝學田,首先保證了深州學院的辦學經費。在冀州,他不僅設法保證辦學經費,而且在全國範圍延聘名師,講學執教。
當時,古文派的後起之秀有所謂「南範北賀」之說,北賀是直隸武強人賀濤,南範是江蘇南通人範當世。吳汝綸居然把兩人都網羅到了冀州,賀濤主講冀州信都書院,範當世主講武邑縣觀津書院。區區冀州,擁有整個國家頂級的師資,足見當時衡水一帶教育事業的興盛。
當然,作為知州,他並不是只辦教育。在冀州,他收服了當地知名的「俠盜」,使其成為官府捕快,其故事情節遠比許多影視劇要曲折得多。
他興修水利,使幾十萬畝低洼易澇土地變為良田,他帶領百姓開挖的渠道至今被叫作「吳公渠」。他還是近代以來疏浚衡水湖的第一人。
作為學者,他有一個特殊的愛好——訪碑。每到一地,遍訪當地知名的碑刻,或觀摩欣賞,或拓印留存,《馬君起造石浮圖記》自然逃不過他的法眼。
同治十一年,對於《馬君起造石浮圖記》的書法仰慕已久的吳汝綸,終於訪問到了原碑的蹤跡。這年臘月的一天,他冒著凜冽的寒風,趕到了冀州的武邑縣馬官屯村旁。
儘管通過碑帖,他對碑文的書法早已爛熟於心,但真正站到碑前,近距離端詳碑刻,並用手去摩挲記載了千年滄桑的碑石時,還是有一種震撼的感覺,和只看碑帖完全不同。他久久地佇立在碑前,不忍離去。突然,他有了想要「移置」這塊碑的想法,移置到自己治理的深州去。
依照《深州風土記》記載:此碑「同治十一年,深州知州吳汝綸與保定練軍營官副將史濟源移置深州學宮」。「移置」兩個字讀起來很輕鬆,好像一切都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其實當地人堅決不同意移走碑刻。祭祀祖先的石碑,怎麼能輕易送人呢。即使依照《深州風土記》的記載,也能讀出背後的玄機:如果是通過協商,人家答應讓你搬走,頂多弄輛車找幾個民夫也就是了,何必還到保定請軍官帶著士兵來!
但不論通過何種手段何種措施「移置」了這塊碑,吳汝綸並沒有據為己有,而是安放在深州書院,作為鎮院之寶供各位學子學習欣賞。另外,《馬君起造石浮圖記》落到吳汝綸手裡,也算是適得其所。他每天公務之餘便一遍又一遍觀摩碑刻,體會筆意,乃至用手指逐字觸摸,感受每一筆每一畫,能夠被一代古文大師如此頂禮膜拜,也算是此碑的幸運。
但故事到此並沒有結束。連吳汝綸自己也沒有料到的是,四年之後他改任冀州知州,而武邑隸屬於冀州。也就是說,吳汝綸用盡心機移置到深州的碑刻,本來是屬於冀州的。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深州風土記》記載:「後十年,汝綸為冀州,武邑人諧州乞還浮圖於武邑,深州靳不予也。」武邑人請吳汝綸出面要回《馬君起造石浮圖記》,深州人不給:這是你吳汝綸自己「移置」到深州來的呀!
從吳汝綸「移置」此碑到現在,14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是非曲直早已煙消雲散,吳汝綸和《馬君起造石浮圖記》的糾葛,也已成為後人口中的一件趣事,一段佳話,因為它生動地證實了《馬君起造石浮圖記》的魅力。
今天,《馬君起造石浮圖記》被珍藏在深州市文化館。除去不可抗拒的歲月風化之外,還有「文革」當中造反派的鐵錘留下的痕跡。但這一切,都掩蓋不住碑文的魏晉之風,掩蓋不住大唐盛世的光彩。
這塊碑,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書法藝術,那個以經濟發展促進文化繁榮,又以文化繁榮助推經濟發展的盛世情景,時時啟迪著後人。 (江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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