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誕生的歷史（世界電影誕生日）

2023-09-13 06:08:15

張雋雋（上海師範大學副研究員）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自媒體」成為風靡全球的時尚，無論吃飯、出遊、養寵，年輕人們總愛拿出手機，拍上一段或長或短的視頻，發布到各類個人帳號上，和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人分享。

抖音、快手這樣的「自媒體」出現的時間並不久，但拍攝並記錄自己和自己周邊的人和事，卻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電影技術剛剛問世，它的發明者之一盧米埃爾兄弟，就把鏡頭對準了自家的工廠、朋友、妻兒，記錄下了工人下班、朋友玩牌、嬰兒吃飯之類的日常景象。這些影片都不長，但一百多年後觀看，其中種種溫馨而熱鬧的細節親切生動，依然會讓觀眾流露出不自覺的微笑。

這種如實復原現實世界的技術令人著迷，盧米埃爾兄弟十分清楚其中的商機，他們派出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前往世界各地拍攝和放映影片。而他們的競爭者也不甘落後，很快研發出了真假難辨的「山寨」產品，去搶佔市場。

遠東一隅的上海，也是這張商業版圖中的必爭之地。1897年5月，一些旅滬外僑在全上海最為奢華的禮查飯店（Astor Hotel）觀看了一個叫哈利·威爾比-庫克（Harry Welby-Cook）的人放映的《英國士兵教會遊行》《沙皇造訪巴黎》等影片。或許是因為影片中的家鄉風物令人回味，或許是因為運動影像變化萬千，雖然票價昂貴，但接連幾天禮查飯店的大廳都是座無虛席。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新鮮感逐漸消退，放映者又祭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絕招」。8月的一天，一家運動俱樂部Shanghai Recreation Club的成員們觀看了《第一輛發自吳淞的火車到上海》（The Arrival in Shanghai of the First Train From Woosung）、《上海自行車運動員聯盟的會議》（The Meet of the Shanghai Bicyclist Association）、《工人離開上海發動機廠》（Workmen Leaving the Shanghai Engine Works）、《在上海室內遊泳池跳水》（Diving at the Shanghai Swimming Bath）。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上海活動影像了，很有可能是哈利·威爾比-庫克來到上海之後現拍現放的。他並不屬於盧米埃爾公司，使用的Animatascope是美國愛迪生公司的專利產品（現在已經很難判斷究竟是正版還是仿冒）。不過，很有可能和許多同行一樣，他不僅懂得放映技術，也掌握了攝影技術，巡迴放映的同時抓拍影片，充實自己的片庫。而對於現場的觀眾來說，司空見慣的上海景象出現在大銀幕上變得格外新奇，俱樂部主席插科打諢的命名，更讓整個觀看活動變得妙趣橫生。這些影片如同今天的vlog、短視頻一樣，未必有完整的人物、情節，僅僅是記錄下拍攝者覺得有趣的事物。而觀看者也並非沉浸其中，觀看一個完整故事的來龍去脈，而是在談笑和互動中，享受快樂的歡聚時光。

此後，拍攝和放映電影的習慣在上海的西方人群體中延續下來。這些影片都已經難以尋覓，只能從當時報紙的本地新聞中窺知一二。有的影片，製作已經頗為精良。例如，1909年1月，上海和天津的兩支球隊舉行了一場比賽。為了記錄下比賽全貌，拍攝者使用了兩臺機器。運動員在臺階上合影、進場、比賽的不同階段和觀眾都被拍攝了下來。或許正因為如此，兩支球隊的隊員和他們的親朋好友都趕往影院並對它翹首以待。考慮到1922年的《勞工之愛情》、《紅俠》等電影還是固定機位的單一鏡頭，這部影片已經算得上是技術先進的大製作了，《字林西報》稱讚其精良不遜於進口片（of a very high standard and of the imported films）應該不算過譽。

有的影片則記錄下了我們今天已經看不到的生活場景，如「獵紙運動」（paper hunt）。獵紙又稱「撒紙賽馬」，是頗受在滬西人喜愛的一項戶外活動，甚至有專門的俱樂部。該項目的前身，是英國貴族的獵狐傳統。16世紀開始，英國的農莊主們需要捕獵狐狸，保護農莊財物。後來，獵狐逐漸演變為一項正規運動，所需的馬匹、獵狗和裝備，是貴族們炫耀的資本。到了上海之後，由於環境、物產、條件的不同，這項活動也有所改變，先是用身穿紅色鬥篷的僕人象徵比賽目標，後來則改成沿途撒紙，代表狐狸的氣味，參賽者循之前進，以最先到達紙盡處者為勝。現在的檔案館中還保存著一些靜態的照片，當年拍下的影片卻已杳無蹤跡。

撒紙賽馬的場景（1935）

還有一些影片，則類似於本地新聞報導。如1909年初法國總領事的新年招待會（the New Year reception at the French Consulate-General）、上海總會（Shanghai Club）新樓奠基之類的事件，都被攝為短片，並且短短幾天之後就在本地的影院放映了。而且，據稱新年招待會的影片刻畫極佳（splendidly depicted），將領事和他的客人們盡數攝入。當然，在今天看來，在適宜的光線下拍攝出清晰的人物形象只是及格水準，這樣的影片作為「新聞」也已經失去了時效性，但考慮到當時的物質和技術限制，已經算得上了不起的成就。難怪《字林西報》自豪地宣稱，這些影片說明，「上海在地區事件發生之後就製作出移動影像的能力，已經絲毫不遜於西方城市了。」（Shanghai is in no way behind the cities of the West in reproducing moving pictures of topical events the day after they have taken place.）

上海總會（Shanghai Club）

除此之外，一些日常的休閒娛樂場景也被攝影機記錄下來。一年兩度的賽馬盛會、上海遊艇俱樂部（the Shanghai Yacht Club）的成員在黃浦江上的開幕巡遊（opening cruise on Huangpu），都曾被攝為影片並加以放映。不難注意，這些影片的拍攝對象和觀眾群體，都是在滬外僑群體。掌握了攝影技術之後，他們幾乎想要將自己身邊發生的一切統統記錄下來。而每到放映這種電影的時候，被攝入影片的人會呼朋引伴、興高採烈地現身影戲館，還對電影的內容和當天的情形進行繪聲繪色的講解。於是影戲館裡不僅觀眾更多，氛圍也高漲起來。用現身銀幕的機會誘惑人們進入影院，這樣的伎倆盧米埃爾的攝影師就使用過，他們往往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站上好幾個鐘頭，裝模作樣地空搖著攝影機的手柄。到了晚上，那些認為自己被拍到的看熱鬧的人們，都紛紛湧進了電影院。從別人的角度看自己，將被攝者/觀看者的身體感官延伸到原本無法達到的地方，正是現代媒介最為神奇的地方，也是早期電影吸引力的來源之一。而通過辨認影片中的自己和同伴，這些集拍攝對象和觀看者於一體的西方人完成了鏡頭內外的我/我們的表演、審視和想像，他們的身份地位、社群歸屬得到確定，情感關係也得到了鞏固。

這些影片的拍攝者，也是這一群體的成員。現在有名可查的，是義大利人勞羅（A. E. Lauro）和西班牙人雷瑪斯（A. Ramos）。勞羅大約於1907年左右，以義大利西尼斯公司（Cines）代理人的身份來到上海，租售該公司和其他歐洲廠商的電影器材、膠片、留聲機和唱片。1913年，他在海寧路鳴盛梨園舊址上開設了愛倫影戲園（Helen Theatre），1917年又在北四川路虯江路口開設了上海大戲院（Isis Theatre）。同時，他本人也是靜態和電影攝影方面的專家，據說還曾在羅馬的電影節上斬獲過獎項。雷瑪斯來滬時間不詳，卻有著「上海灘電影院大王」的聲譽，他在鼎盛時期，單是上海名下就有7家影院，香港和漢口還另有產業。兩人都將影院的經營和影片的拍攝巧妙地結合了起來，由此在中國電影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早期的「自媒體」電影當中，很少有中國人的影子。原因之一，應該是中國人和在滬外僑社交圈層的割裂。由於地位的不平等和語言文化的差異，同在上海的中外人士哪怕在工作和公共事務中有一定交集，各自的生活和社交卻是涇渭分明的。而西方舶來的電影在西方人的圈子中廣為流傳，卻對於中國人來說卻陌生依舊，很多放映電影的場館甚至連中文名稱都沒有。當然，精明的雷瑪斯等人並不拒絕為中國人提供服務。1909年5月，他曾為一個叫方榮卿的中國人拍攝了出殯的影片。這位「方榮卿」究竟是什麼人物，目前已無從查考，不過生前應該有錢有勢，否則，他的葬禮上是不會出現「中外團練隊出送，鳴礮誌哀，觀者塞途，頗極一時之盛」的景象的。而從呈現效果來看，《申報》稱讚影片「一路軍容神情活現，真炫目動心之妙劇也」，應該也是十分傳神地達到了客戶所希望的壯觀效果的。

而1910年代之後，隨著電影逐漸被中國人所接受和熟知，上海的電影市場也變得更加多元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涉足電影，商務印書館便是其中實力最強的一家。這家成立於1897年的老牌文化機構，十幾年間就因翻譯和出版了社會急需的雙語字典、新式教科書等而享有極高聲譽。1917年，商務在照相部下面開設了電影業務，將「代攝」影片作為主營方向之一，由留美歸國的鮑慶甲主管。據考證，鮑慶甲是商務創始人鮑鹹昌的兒子，高鳳池的女婿。血親加姻親的關係，讓他在人事、資金等方面享有種種特權。據《申報》消息，鮑慶甲留美期間，曾在亞洽亞大學（疑為喬治亞大學/Georgia University）、貝西爾大學（疑為Bethel University）和紐約大學學習印刷工程，1916年回國的時候卻未獲得學位，看起來很像是位方鴻漸式的公子哥兒。不過，對於電影，他卻是執著和認真的。為開展業務，商務派人赴美購置了大量優良的設備，1920年又單獨成立了活動影戲部。而鮑慶甲則不放過任何拍攝的機會，積極拓展市場。1918年5月的一天，美國紅十字會在上海舉行遊行，商務印書館前往拍攝了影片，並預備寄到美國開演。1919年1月，將當時中外政界民間都關注的焚土行動攝為影片，或許對於提升商務影片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有著更大的作用。戊戌百日之後，清政府雖然終止了激進的維新變法，卻在內外壓力之下以更為溫和保守的方式逐步改良，禁菸就是重要舉措之一。這一舉措受到國內外社會團體的關注，1909年2月，英、美、法、德、日、俄等國家代表齊聚上海，召開了萬國禁菸大會，並通過了若干項旨在協作禁菸的決議。這次大會被視為1912年海牙《國際禁毒公約》的先聲，也促使工部局對租界內的煙館、煙土行採取越來越嚴厲的措施，並在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層面激起了巨大的迴響。1919年1月，北京政府特派焚毀監督員會同江海關監督、稅務司等開啟了持續十數天之久的焚土行動。從開箱驗土，到運送、銷毀價值數千萬兩白銀的鴉片，均有大批媒體記者全程見證，銷毀當天更有各國駐滬領事現場觀看。而鮑慶甲也前往拍攝了電影，並計劃在有商務分支機構的內地城市進行放映。這樣的事件，對於以鴉片開始了屈辱的近代史的中國人民來說，有著不言而喻的激勵作用；而以此為內容的影片，自然也有著時事新聞、宣傳教育等多方面的價值。

可以說，商務印書館的影片，看上去是「富二代」異想天開的「玩票」，實際上是秉持了一貫的開啟民智、傳播新知的理念的，和在滬西方人那些自娛自樂的影片有著本質區別。1920年代，商務又陸續拍攝了《盲童學校》《技擊大觀》《女子體操遊戲》《最近蘇州之華東八大學運動》等影片，開創了中國教育電影的先河，在學校等場所放映的時候，收到了不錯的反響。但此時的電影領域，故事長片已經佔據主流，製作的時候需要多個不同工種的分工協作，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越來越大；而放映的時候，消費者更看重的是其趣味性而非思想性。因此，商務的這些影片並沒有獲得良好的商業回報，1926年正式決定結束電影業務，專注於自己更加擅長的圖書出版。商務的退出，對於企業本身或許是一種優化策略，而對於中國電影來說，這或許才是工業化生產的起點。

到了電影製作的每一個流程都已經高度專業化的今天，草根「自媒體」的興起，卻似乎走進了歷史的循環。形形色色、良莠不齊的短視頻，帶著科普、社交的屬性隨機流傳，讓人耳目一新的同時，又莫名有些熟悉。當歷史和現實互為鏡像，我們或許能夠理解屬於每一代人的永恆不變的心理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