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電影只有15年前拍的值得一看（我們不禁悲傷地笑了）
2023-08-22 17:25:00
「愚蠢比壞的東西還要壞。而要想揭露那樣的愚蠢，不能正經八百地展開爭論，因為那就等於是將那愚蠢提升到與我們對等的地位。對於愚蠢，就應該用玩笑去應對。因為只有那樣才能站在愚蠢之上。」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特約撰稿 何豆豆 發自北京
編輯 | 楊靜茹 [email protected]
全文約2920字，細讀約需7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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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日·門澤爾不光是被廣泛承認的「捷克影壇大師」，他更是天才導演，天生的電影人。這話並不含吹噓之意，畢竟他憑藉《嚴密監視的列車》獲得1967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時候，才剛28歲。該電影以二戰為背景，用大量喜劇和性的元素展現了殘酷的話題。
2020年9月5日，伊日·門澤爾久病後辭世，享年82歲，他的妻子在社交平臺上宣布了這一消息。門澤爾出生於1938年2月23日，學生時期在布拉格電影學院專攻導演電影，畢業於1962年。這個「捷克電影新浪潮」的發起地，除了讓很多導演嶄露頭角，也貢獻了一批震驚影壇的作品。作為新浪潮的領軍人物之一，門澤爾成長於破碎的時代，從滿目瘡痍中走來，他站在歷史的中央，用鏡頭記錄了現實。
在為數不多接觸過門澤爾的中國媒體的記述中，他是一個可愛的「老頑童」：上海電影節時會不停地摳弄展板上的字畫，會時不時把腦袋藏在話筒下面；在韓國當電影節評委會主席時與影迷合照，他會做鬼臉、吐舌頭，極盡搞怪本色。看到這些曾經鮮活的畫面不禁讓人莞爾，老爺子年屆古稀仍奔赴全球電影的盛會，這種高昂的精力背後是對電影事業的終極熱愛。
如果說每個創作者的生涯中都有裡程碑式的節點，門澤爾的《失翼靈雀》無疑是他作品列表中的分界線。捷克在1960年代初期進入了改革活躍期，電影這種藝術形式在順應變革的趨勢下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社會活躍的年代，最快被人嗅到的往往是文化領域多樣性的氣息。熟知法國新浪潮、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的一群年輕導演，於短短五年間在捷克將這股浪潮推到頂端：高產、高質、獲獎無數、得到國際認可。批判、尖銳但又不乏嘲弄是這一批電影人共同的特點，捷克電影在1963至1967年來到了屬於它們的「黃金時代」。
《失翼靈雀》
1968年初，「布拉格之春」爆發；同年8月，蘇聯軍隊進入布拉格，終結了這場民主化運動，電影繁榮也被一同碾碎。伊日·門澤爾隨後拍攝了《失翼靈雀》，這部政治諷喻電影首映後即遭到禁映，直到1989年才得以重新問世。1990年，該片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1968年之後，很多電影人受到影響，一部分去國外搞創作，一部分直接轉了行，有人失去工作，有人失去生命。門澤爾也被迫承諾自己「不會再拍電影」。他曾對記者說：「當時我認為不能所有人都逃跑。而且在我的電影中批判理念的武器就是在我們腳下這片土地的具體生活。如果捨棄這些流亡，那我還能剩下什麼呢？」
門澤爾在電影《反覆無常的夏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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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門澤爾，赫拉巴爾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門澤爾的大多數電影甚至可以說最好的電影都改編自赫拉巴爾的小說。某種程度上，門澤爾是最能走進赫拉巴爾內心世界並且找到最恰當的影像去表達他的文字的人。比如1984年的影片《雪花蓮節》、1985年的《我的甜蜜家園》以及2006年的《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赫拉巴爾是捷克著名文學家，49歲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底層的珍珠》。門澤爾與赫拉巴爾相差二十多歲，可謂忘年交，他們首次合作的影片《嚴密監控的列車》獲得了1967年第四十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
門澤爾曾說：「我總是仰慕赫拉巴爾對人的觀察能力，筆下人物栩栩如生，是一種對人物的真實透視且毫不妥協，但他仍是熱愛眾生。」也基於此，赫拉巴爾是門澤爾拍電影的素材庫，前者為後者提供了豐富的小人物和故事，後者能夠通過這些故事看到更深刻的社會現實並成功影像化——不光是多線敘事的能力，門澤爾對多種人物的展現，以及批判政體、隱喻現實的能力更是不容小覷。
莫逆之交的深厚不光表現在藝術創作上的合拍，赫拉巴爾辭世後，門澤爾為了拿到《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的版權不惜打了十年官司，還揍了一家電影公司的老闆。這番波折的原因其實說來很簡單，赫拉巴爾在世時，儘管表示還是希望門澤爾來拍攝該小說，但門澤爾認為自己已經拍了他太多小說而拒絕了改編權。版權在另一位導演手中兩年後到期，落入一家電影公司，該公司老闆找到門澤爾希望他在一個期限內開拍，但沒有做好前期準備的門澤爾失約了，版權又流入一家私人電視臺。幾次錯過，最終拿到版權，電影獲得大獎，門澤爾算是完成了對已故老友的交代。
生活在混亂的年代，赫拉巴爾和門澤爾的合作也因為現實不斷被打破、重組。由於曾支持過「布拉格之春」運動，赫拉巴爾一度被列入黑名單。1970年代，他去小鎮隱居，完成了一系列作品。這系列作品風格和過去有很大的區別，大多是父親母親、小鎮農莊生活以及更側重自身內在的題材。1980年代，門澤爾和赫拉巴爾的合作再度開啟，《雪花蓮節》和《金黃色的回憶》兩部輕喜劇問世。現實是令人窒息的壓抑，電影中是溫馨有趣的童年往事、平行線下的蒙太奇，更加充滿了諷刺的意味。兩人的合作可以說是捷克電影發展史的縮影，每一部作品的誕生背後都是電影環境和制度條例的變化。
《雪花蓮節》
赫拉巴爾的大多數作品都在描繪底層人民眾生相，儘管是法律專業畢業，但他沒有從事相關工作，反而幹過鐵路工人、倉庫管理員、包貨員等，這些經歷都和他的文學創作息息相關。他從未去刻畫一個偉大的、強者式的人物，但每一個小人物在他的筆下都是戰勝苦難生活的英雄。能和門澤爾等其他改編自己小說的導演合作愉快，是因為赫拉巴爾尊重電影創作的形式和邏輯，不會幹涉過多，完全信任拍攝者。
《金黃色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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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導演和編劇，門澤爾生前還做劇場演出、演員。2002年臺北電影節時，影評人聞天祥曾問過門澤爾為什麼做這麼多工作，得到的答案是，那段時間裡，他們這些創作者最重要的是挖掘民族的故事，當要很好地展現這些故事時，什麼工作和形式都願意嘗試。
儘管電影在得到國際認可上一帆風順，但創作路途上的艱辛卻一言難盡。門澤爾也曾經歷讓創作者最為膽寒而折磨的審查制度。回憶當年，門澤爾認為雖然難過，但不是最痛苦的。在他看來，審查並不是某個社會制度的專利，幾乎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審查。他把審查比喻為「那個不讓未成年人做一些事」的父母，而成年人就該有自己的判斷。「不幸的是，這個社會還沒有成人。」
門澤爾曾經在採訪中說，他記憶中捷克近25年來沒有禁映的影片。如果發行公司足夠有勇氣和自信讓自己的電影去和觀眾見面，那就可以大膽去影院放映。門澤爾認為審查制度有一定好處，可以阻止一些爛電影上映，更多是一種過濾作用。畢竟在巴黎影院看到一些電影後，門澤爾也曾發出「這麼爛的電影也能上映」的驚嘆。
在門澤爾眼中，他在電影中的幽默表達來自捷克這個民族的歷史。「一直被其他民族統治，一直喜歡拿自己開玩笑。」他認為捷克人擅長用幽默的方式來表達一些嚴肅的事情。門澤爾深受卓別林影響，從小就看他的電影。他從卓別林身上參透了喜劇的奧秘，也掌握了喜劇的創作方法。門澤爾曾經說：「好的喜劇應該是談嚴肅的事情，如果一開始就太嚴肅對待，最後會變成荒謬可笑。」
很多時候，他選擇用爆笑喜劇的方式去講述最殘酷混亂的事件，有影評人曾說他的電影讓「我們不禁悲傷地笑了」。他手執導筒，記錄腳下土地的每一寸荒謬，戲說每一個人物的荒誕人生，對於同胞命運的處理，他辛辣卻又充滿無限的悲憫和同情。
「愚蠢比壞的東西還要壞。而要想揭露那樣的愚蠢，不能正經八百地展開爭論，因為那就等於是將那愚蠢提升到與我們對等的地位。對於愚蠢，就應該用玩笑去應對。因為只有那樣才能站在愚蠢之上。」
也許這就是他電影中的終極奧義，也是上帝賦予天才的無敵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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