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名家抒情散文精選
2023-07-19 10:41:43
第1篇：圍啄的雞群——餘秋雨
伽利略趕在米開朗琪羅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來連接一個時代：文藝復興基本完成，近代科學開始奠基。
佛羅倫斯聖十字教堂內的名人靈柩，進門右首第一位是米開朗琪羅，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種近距離的呼應和交接。
嚴格說起來伽利略應該算是比薩人。在比薩出生，在比薩求學，又在比薩大學任教。據說他曾在比薩斜塔上做過一個自由落體的實驗，現在有人經過考證認為這個實驗沒有做過，但世界各國旅人仍然願意把那座斜塔當作他的紀念碑。家鄉也願意，願意那麼大，願意那麼斜，讓世人看看一種因長期蒙冤而傾斜的人生力學結構也可能如此宏偉。
但是，他的靈柩卻安置在佛羅倫斯。不僅如此，在佛羅倫斯阿諾河畔的一個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組指揮交通的紅綠燈上方，好像對這座城市，他還要盡一點義務，哪怕是指揮交通。
我想這是有原因的。
那年羅馬教廷通知七十高齡的伽利略到羅馬受審，伽利略因患嚴重關節炎無法長途坐馬車，請求就近在佛羅倫斯受審，但教廷不許，年輕的託斯卡納暨佛羅倫斯大公費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轎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羅馬第一個迎接這位「罪人」的，是佛羅倫斯駐羅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還邀請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裡。
在如此險惡的形勢下，佛羅倫斯能在自己的地盤裡保護伽利略已經不易，沒想到它居然伸出長長的手臂，把這種保護追隨到教廷所在的羅馬。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邁的科學家對世事天真未鑿，他困惑地問尼科利尼：「為什麼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現在一看風頭不對都起勁地攻擊我我對他們做錯了什麼嗎」
尼科利尼笑著回答：「您對人性的了解，遠不如對天體的了解。您的名聲太大，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說：「小時候見到一群小雞狠命地圍啄一隻流血的雞，我驚恐地問奶媽怎麼回事，奶媽說，雞和人一樣，只要發現一隻比較出色又遭到了麻煩，便聯合起來把它啄死。」
伽利略睜大眼睛聽著，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這場圍啄的中心活動，是要伽利略讀一份「懺悔書」。連女兒出於對父親生命安全的考慮也來勸他懺悔，他拒絕;但到最後，經過宗教裁判所的「嚴厲考驗」，他還是「懺悔」了。
「懺悔」在羅馬，而在佛羅倫斯，費迪南二世卻說：「我只有一個伽利略。」
憑著這一切，伽利略願意在佛羅倫斯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費迪南二世這種唯一性的評價，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圍啄，是雞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為了不再產生這樣的悲劇，即便讓他指揮交通，也心甘情願。
伽利略的懺悔，是跪在地上做的。懺悔的中心內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認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並且運動著。這位患有嚴重關節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時一定十分困難，當終於跪到地上之後，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據他的學生文欽卓·比維亞尼回憶，他讀完懺悔詞後還嘆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還是在轉動」
一位科學家當然不會在內心徹底放棄自己經過長期研究得出的結論，但他在當時當地是否真的說了這句話，我們還沒有看到除比維亞尼一人回憶之外的其他證據。我們能看到的那份懺悔詞是老人逐字逐句大聲宣讀的，當時曾散發到整個基督教世界。懺悔書中最讓人傷心的一段話，是他不僅承認自己有「異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證：
……當我聽到有誰受異端迷惑有異端嫌疑時，我保證一定向神聖法庭、宗教裁判員或地點最近的主教報告。
這樣的話無疑是一種最殘酷的人格自戕，因為此間描述的伽利略已經不是一個懺悔者，而是「自願」要成為一個告密的鷹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殘酷著稱於史，動不動就把一批在宗教觀念上有「異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覺得比火刑柱更惡劣的是普及了一種人格災難。
鼓動人們為了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所謂觀念上的疑點，毫無顧忌地告密、揭發、反咬、圍攻、賣友。只要做了這樣的惡事，不僅能自保，而且還能瓜分受害者的遺產;如果不肯這樣做，則遲早災難臨頭。這就以對生命最終威脅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處的惡，使之蔓延膨脹，顛覆全社會的人格系統。到了這時候一切胡作非為都能隨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還有人格殘存，就一湧而來，全力摧殘直到那個尚有人格殘存的人當眾放棄人格。
伽利略當眾放棄人格，除了願意成為告密者的「保證」勢必與具體的生理威脅有關外，懺悔卻是確實的。伽利略為什麼作這個選擇歷來各國思想界有過多次痛苦的討論。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個令人費解的說法：伽利略「因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請求寬恕。」
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在《伽利略傳》裡把這位科學家的懺悔寫成一個人格悖論，即他在科學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卻並不偉大;但布萊希特認為也有別的多種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學生憑藉著他所寫的一部著作證明，老師很可能是故意避開人生的直線在走一條曲線，因為沒有先前的懺悔就沒有後來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還是故意走曲線，懺悔的後果總的說來是可怕的。就個人而言，多年囚禁，終身監控，女兒先他九年而死，他後來又雙目失明，在徹底的黑暗中熬過了最後五年;就整體而言，誠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這個案件「結束了義大利的科學，科學在義大利歷經幾個世紀未能復甦。」
事情很大，但我總覺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潰與尼科利尼向他講了「雞群圍啄」的原理有關。
尼科利尼作為一個外交家雖然勘破塵世卻有自己廣闊的流轉空間，他不知道作為一個科學家的伽利略並沒有這種空間，一旦看穿便無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虛假，他寧肯面對敵人，用一紙自辱的懺悔來懲罰背叛的「雞群」和失察的自己。這相當於用汙泥塗臉，求得寂寞與安靜。他這樣做不是為了保存生命來繼續研究科學，而是故意讓自己作為社會人的一部分徹底死亡。後來他又有了新的科學著作，只是殘存生命的一種慣性動作。
正是這樣的事件，使我在歐洲期間不管到哪兒都放不過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藝復興雖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問題，卻還遠沒有建立一個基本的人格環境，因此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從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這樣的人也無濟於事，這就給後代一批批人文主義大師提出了艱難的課題。他們在人權和法制上所做的數百年努力，都是從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徑中起步。
那時候佛羅倫斯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護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兒子們的遺體遺物，靜靜地等待歷史返還公道。
第2篇：廬山——餘秋雨
找到廬山不是專門去旅遊，是與一大群文人一起去開會的，時間是1979年夏天。那裡召開的，是一個全國規模的文藝理論討論會。
廬山本是夏天開會的好地方，但據我所知，那裡好像從來沒有開過文人大會。原因說起來太複雜，不管怎樣，現在總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過去看，廬山本來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廬山之時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國早期最偉大的文人之一司馬遷「南登廬山」並記之於《史記》之後，這座山就開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它的文化濃度之高，幾乎要鶴立於全國名山中了。那時，佛學宗師慧遠和道學宗師陸修靜曾先後在廬山弘揚教義，他們駐足的東林寺和簡寂觀便成了此後中國文化的兩個重要的精神棲息點。這兩人中間，慧遠的文學氣息頗重，他的五言詩《遊廬山》寫得不錯，而那篇600多字的《廬山記》則是我更為喜愛的山水文學佳品。但是，使得這一僧一道突然與廬山一起變得文採斐然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時候廬山還擁有過陶淵明和謝靈運。陶淵明的歸隱行跡、山水情懷和千古詩句都與廬山密不可分，謝靈運的名氣趕不上陶淵明，卻也算得上我國文學史上五言山水詩的鼻祖。這兩位大詩人把廬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詩化墊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個廬山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文化史。
後來的人們似乎一直著迷于慧遠、陶淵明、謝靈運、陸修靜共處廬山的那種文化氣氛，設想出他們幾個人在一起的各種情景。由頭也是有一點的，例如陶淵明應該是認識慧遠的，但他與慧遠的幾個徒弟關係不好，對慧遠本人的思想也頗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謝靈運與慧遠有過一段親切的交往，其時慧遠年近八旬，而謝靈運還不到而立之年，兩人相差了50來歲，雖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動，畢竟難於貼心，難於綿延。這些由頭，到了後人嘴裡，全都渾然一體了。例如唐代的佛學史乘中已記述謝靈運與慧遠一起結社，而事實上慧遠結社之時激才6歲。流傳特別廣遠的故事是慧遠、陶淵明、陸修靜三人過從甚密，一次陶、陸兩人來東林寺訪慧遠，慧遠歷來送客不過門前虎溪，這次言談忘情，竟送過了虎溪，這就使後山的老虎看得不習慣了，吼叫起來，三人會意而笑，那就是中國古代極有名的佳話「虎溪三笑」。為此，李白、黃庭堅等詩人還特意寫過詩，蘇東坡還畫過《三笑圖贊》，我在鄭振譯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也見到過一幅採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圖。但究其實，陸修靜來廬山的時候，陶淵明已去世34年，而慧遠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這個故事的虛假性非常煞風景。到底是李白、蘇東坡他們高明，不僅興高採烈地為這個傳說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綽綽地臍身在裡邊。文人總未免孤獨，願意找個山水勝處躲避起來;但文化的本性是溝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著高層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種聚會，哪怕是跨越時空也在所不惜，而廬山正是這種企盼中的聚會的理想地點。
因此，廬山可以證明，中國文人的孤獨不是一種脾性，而是一種無奈。即便是對於隱逸之聖陶淵明，中國文人也願意他有兩個在文化層次上比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發出朗笑陣陣。有了這麼一些傳說，廬山與其說是文人的隱潛處，不如說是歷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達到跨時空溝通的寄託點。於是李白、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陸遊、唐寅等等文化藝術家紛來沓至，周敦頤和朱熹則先後在山崖雲霧之間投入了哲學的沉思和講述。如果把時態歸併一下，廬山實在是一個鴻儒雲集、智能飽和的聖地了。
我是坐著汽車上廬山的。在去九江的長江輪上聽一位熟悉廬山的小姐說，上廬山千萬不能坐車，一坐車就沒味，得一級一級爬石階上去才有意思。她一邊詳盡地告訴我石階的所在，一邊又開導我：「爬石階當然要比坐車花時間花力氣，但這石階也是現代修的，古人上山連這麼一條好路都沒有呢。」她的話當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時天已擦黑，我又有一個裝著不少書籍的行李包，只略作遲疑我就向汽車站走去。廬山的車道修得很好，只見汽車一層層繞上去，氣溫一層層冷下來，沒多久，枯嶺到了。枯嶺早已儼然成為一座小城，只逛蕩一會兒就會忘了這竟然是在山頂。但終究又會醒過神來，覺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廬山，下榻在一個規模不小的賓館裡，實在有點對不起古人。是啊，連船上不相識的小姐都拿著古人來誘惑我，而我還是貪圖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丟棄了它對人們的阻難，也就隨之丟棄了它對世俗的超拔，那還能構得成跨時空的精神溝通麼?
古代文人上廬山，自然十分艱苦。他們只憑著兩條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溝。當時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學士都不強壯，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語堂先生曾刊印過清代嘉慶年間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遊廬山的日記，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的一些情況。且抄幾段：
朝晴涼適，可著小棉。瓶中米尚支數日，而菜已竭，所謂饉也。西輔戲採南瓜葉及野莧，煮食甚甘，予乃飯兩碗，且笑謂與南瓜相識半生矣，不知其葉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時菜羹亦竭，唯食炒烏豆下飯，宗慧仍以湯匙進。問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於著。予不禁噴飯而笑，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為長耳，孰謂其遭際之窮至於如此。
宗慧試採養麥葉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過匏葉，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斷蔬經旬，豈能識此種風味。
這就是中國古代文人遊廬山的實際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後悔、不告退，還自得其樂地開著文縐縐的玩笑。在遊廬山的文人中，舒白香還不算最苦的，他至少還有學生和僕人跟隨著，侍候著他，與他說笑。
舒白香在廬山逗留了100天，住過好幾處寺廟。寺僧先是懷疑他是「大官人」，後來又懷疑他是「大商賈」，直到最後寫出《天池賦》貼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來是個知名文人。這件事情可以證明，舒白香遊廬山時那種雖不免艱苦卻還有點派頭的舉止，與僧人們習見的遊山文人很不相同;當時的廬山遊客中，最有派頭的已數「大官人」和「大商賈」，但他們當時遊山也很不輕鬆，因此，廬山的行旅總的說來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廬山是19世紀初年。直到19世紀晚期，情況沒有太大改變。我藏有一部佛學名著《名山遊訪記》，著者高鶴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廬山時，看見各處著名佛寺都還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於牯嶺，還「荊棘少人行」。但是，僅僅過了19年，當他1912年再一次上廬山時，景象就大不一樣了。牯嶺已是：
沿山洋房數百幢，華街亦有數百家，……嶺上為西人避暑之地，設有教堂布教，並設醫院，利濟貧民。此間夏令時，寒暑表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眾，昔日山林，今為廛市。
據此可以推斷，廬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紀初年發生重大變化的，變化的契機是「西人避暑」，而結果則是以西方文明為先導的熱鬧。散落在各處山間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斷，但操縱它們興衰的重要槓桿已是牯嶺的別墅、商市、街道。總的說來，這兒已不是中國文人的世界。
唐代錢起詠廬山詩云：「只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但如今雲霧飄散開去，露出來的卻是一個個中外「大官人」、「大商賈」的面影。
當然也還是有不少文人來玩玩的。本世紀20年代有一位詩人就在廬山住過一個半月，但他每天聽到的，已不是山風蟲鳴，而是石工築路造房的號子聲。他從這號子裡聽出了石工的痛苦，寫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廬山石工歌》，想把號子傳達給讀者。讀著徐志摩的這首詩不難感悟到，這號子喚來了達官貴人們的一座座別墅，這號子在驅逐著詩人和他的同行們下山。
過不了幾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幾天便急急下來。他剛剛被一個巨大的政治旋渦放逐，但廬山並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發現這裡也是一個風聲鶴喚的焦點。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東京，寫了一篇《從牯嶺到東京》，不久，「茅盾」這個名字便出現於中國文壇。
此後，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外交談判、軍事決定產生於廬山。密密層層的雲霧，藏進了中國現代史的神秘經緯。
難道，廬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緣分?廬山沒有了文人本來也不太要緊，卻少了一種韻味，少了一種風情，就像一所廟宇沒有晨鐘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沒有流盼的眼神。沒有文人，山水也在，卻不會有山水的詩情畫意，不會有山水的人文意義。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來的，但鼓吹得過於響亮了就會遲早引來世俗的擁擠，把文人所吟詠的景致和情懷擾亂，於是山水與文人原先的對應關係不見了，文人也就不再擁有此山此水。看來，這是文人難於逃脫的悲哀。
我們這幫子開會的文人一有空閒就隨著摩肩接踵的旅遊者遊覽廬山各個風景點，東林寺、秀峰、錦繡谷、天橋、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書院、黃龍潭、五老峰……一一看過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詩。腳下有平整光潔的路，耳邊有此起彼伏的叫賣，輕輕便便，順順噹噹。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與山水構成寧靜的往還、深摯的默契，只好讓文人全都蛻脫成遊人。
就在這種不無疲頓的情況下突然聽到有一個去處，路遙而景美，連李白都沒有去過，一下子把我們全都激動起來了。那便是三疊泉。趁一天休會，結伴上路。
早就聽說那是一條極累人的路，但勞累對於1979年的中國文藝理論家們都還不太在意，擺脫劫難不久，對承受辛苦的自信心還有充分的貯留。
話雖這麼說，這條路也實在是夠折騰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氣力似乎已經耗盡，後來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無窮無盡地一個個排列過去，內心已無數次地產生了此行的後悔，終於連後悔的力氣也沒有了，只得在默不作聲中磕磕絆絆地行進。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突然與古代文人產生過對深切的認同。是的，凡是他們之中的傑出人物，總不會以輕慢浮滑的態度來面對天地造化，他們不相信人類已經可以盛氣凌人地來君臨山水，因此總是以極度的虔誠、極度的勞累把自己的生命與山水熔鑄在一起，讀他們的山水詩常常可以感到一種生命脈流的搏動。在走向三疊泉的竭盡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終於產生了熔鑄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給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著辦吧。
不知何時，驚人的景象和聲響已出現在眼前。從高及雲端的山頂上，一幅巨大的銀簾奔湧而下，氣勢之雄，恰似長江黃河倒掛。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巖，轟然震耳，濺水成霧。它怒吼一聲，更加狂暴地衝將下來，沒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壓抑不住，狂呼亂跳一陣，拼將老命再度衝下，這時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亡命徒的隊伍，決意要與山崖作一次最後的衝殺。它挾帶著雷霆竄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測的峽谷，究竟衝殺得如何，看不見了。它的最後歸宿如何，無人知曉，但它絕對不會消亡，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哪怕接二連三地阻遏它、撞擊它，它都沒有吐出一聲嗚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們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飛水噴在我們身上，誰也沒有逃開，反都抬起頭來仰望，沒有感嘆，沒有議論，默默地站立著，袒示著溼淋淋的生命。
終於，我們找到了一種對應，一種在現代已經很少的對應。
記得宋代哲學家朱熹很想一睹三疊泉風採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寫道：「聞五老峰下新泉三疊，頗為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他請兩位畫家把它畫下，帶給他看，看到畫幅時他不斷摩索，聲聲慨嘆。這位年邁的哲學家也許已從畫幅中看出了一點遠超一般山水奇景的東西，否則何來聲聲慨嘆?但我敢說，沒有親臨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個生命意義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疊泉真正看仔細又記仔細了的還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兒都難於靜定，不能要求他產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斷開發廬山的過程中會不會有一天能開通到達三疊泉的汽車路或吊山索道，能構築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樣觀察這個神奇瀑布全貌的現代觀景臺。但毫無疑問，到了那時，我們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對應也將失去。「文章憎命達」，文人似乎註定要與苦旅連在一起。
1990年夏天，廬山舉行文化博覽會，主辦單位發來請柬要我去講學。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請柬，仿佛看到了牯嶺更為熱鬧的街市，山間更為擁擠的人群。凝神片刻，耳邊又響起三疊泉的轟鳴。
不久聽去了回來的朋友說，文化博覽會是一個吸引遊客的舉動，所邀學者的名字都張貼成了海報，聽課者就是願意走進來聽聽的過往遊人。
文人以一種更奇特的方式出現在廬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還難於適應。也許廬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許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構建出一種完全出乎我們意想之外的文化與名勝的對應?
一陣雲霧又飄到了我的眼底。
第3篇：臘梅——餘秋雨
人真是奇怪，蝸居鬥室時，滿腦都是縱橫千裡的遐想，而當我在寫各地名山大川遊歷記的時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靜定的小點在眼前隱約，也許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許是一隻老是停在我身邊趕也趕不走的小鳥，也許是一個讓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有時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兒都會浮現出來的記憶亮點，一閃一閃的，使飄飄忽忽的人生線絡落下了幾個針腳。
是的，如果說人生是一條一划而過的線，那末，具有留存價值的只能是一些點。
把那些枯萎的長線頭省略掉吧，只記著那幾個點，實在也夠富足的了。
為此，我要在我的遊記集中破例寫一枝花。它是一枝臘梅，地處不遠，就在上海西郊的一個病院裡。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經常明滅於心間的一個寧靜光點。
步履再矯健的人也會有生病的時候，住醫院對一個旅行者來說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體力沒體力，要空間沒空間，在侷促和無奈中等待著，不知何時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來天道酬勤，也罰勤。你們往常的腳步太灑潑了，就驅趕到這個小院裡停駐一些時日，一張一弛。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習慣不習慣。
那次我住的醫院原是一位外國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裡樹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平日看慣了山水秀色，兩眼全是饑渴，成天在樹叢間尋找綠色。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錯，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樣的病房服在反覆轉圈，越看心越煩。病人偶爾停步攀談幾句，三句不離病，出於禮貌又不敢互相多問。只有兩個病人一有機會就高聲談笑，護士說，他們得的是絕症。他們的開朗很受人尊敬，但誰都知道，這裡有一種很下力氣的精神支撐。他們的談笑很少有人傾聽，因為大家拿不出那麼多安慰的反應、勉強的笑聲。常常是護士陪著他們散步，大家遠遠地看著背影。
病人都喜歡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裡已擠滿了人。大家趕緊在那裡做深呼吸，動動手腳，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禿禿的樹枝和病懨懨的面容。只有這時，一切都將醒未醒，空氣又冷又清爽，張口開鼻，搶得一角影影綽綽的清晨。
一天又一天，就這麼過去了。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覺得空氣中有點異樣，驚恐四顧，發現院子一角已簇擁著一群人。連忙走過去，踮腳一看，人群中間是一枝臘梅，淡淡的晨曦映著剛長出的嫩黃花瓣。趕近過去的人還在口中念叨著它的名字，一到它身邊都不再作聲，一種高雅淡潔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懾住。故意吸口氣去嗅，聞不到什麼，不嗅時卻滿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
花，僅僅是一枝剛開的花，但在這兒，是沙漠駝鈴，是荒山涼亭，是久旱見雨，是久雨放晴。病友們看了一會，慢慢側身，把位置讓給擠在後面的人，自己在院子裡踱了兩圈，又在這兒停下，在人群背後耐心等待。從此，病院散步，全成了一圈一圈以臘梅為中心的圓弧線。
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點神經質。天地狹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麼事怎麼也排遣不開。聽人說，許多住院病人都會與熱情姣好的護士產生一點情感牽連，這不能全然責怪病人們逢場作戲，而是一種脆弱心態的自然投射。待他們出院，身心恢復正常，一切也就成為過眼煙雲。
現在，所有病人的情感都投射在臘梅上了，帶著一種超常的執迷。與我同病房的兩個病友，一早醒來就說聞到了臘梅的香氣，有一位甚至說他簡直是被香氣燻醒的，而事實上我們的病房離臘梅不近，至少隔著四五十米。
依我看來，這枝臘梅確也當得起病人們的執迷。各種雜樹亂枝在它身邊讓開了，它大模大樣地站在一片空地間，讓人們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態。枝幹虯曲蒼勁，黑黑地纏滿了歲月的皺紋，光看這枝於，好象早就枯死，只在這裡伸展著一個悲槍的歷史造型。實在難於想像，就在這樣的枝幹頂端，猛地一下湧出了那麼多鮮活的生命。花瓣黃得不夾一絲混濁，輕得沒有質地，只剩片片色影，嬌怯而透明。整個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葉落枝黃地鬧了一個秋天，天寒地凍地鬧了一個冬天，全是在為這枝臘梅鋪墊。梅瓣在寒風中微微顫動，這種顫動能把整個鉛藍色的天空搖撼。病人們不再厭惡冬天，在臘梅跟前，大家全部懂了，天底下的至色至香，只能與清寒相伴隨。這裡的美學概念只剩下一個詞：冷豔。
它每天都要增加幾朵，於是，計算花朵和花蕾，成了各個病房的一件大事。爭論是經常發生的，爭執不下了就一起到花枝前仔細數點。這種情況有時發生在夜裡，病人們甚至會披衣起床，在寒夜月色下把頭埋在花枝間。月光下的臘梅尤顯聖潔，四周暗暗的，唯有晶瑩的花瓣與明月遙遙相對。清香和夜氣一拌和，濃入心魄。
有一天早晨起來，天氣奇寒，推窗一看，大雪紛飛，整個院子一片銀白。臘梅變得更醒目了，嫋嫋婷婷地兀自站立著，被銀白世界烘託成仙風道骨，氣韻翩然。幾個年輕的病人要冒雪趕去觀看，被護士們阻止了。護士低聲說，都是病人，哪能受得住這般風寒?還不快回!
站在底樓簷廊和二摟陽臺上的病人，都柔情柔意地看著臘梅。有人說，這麼大的雪一定打落了好些花瓣;有人不同意，說大雪只會催開更多的蓓蕾。這番爭論終於感動了一位護士，她自告奮勇要冒雪去數點。這位護士年輕苗條，剛邁出去，一身白衣便消融在大雪之間。她步履輕巧地走到臘梅前，捋了捋頭髮，便低頭仰頭細數起來。她一定學過一點舞蹈，數花時的身段讓人聯想到《天女散花》。最後，她終於直起身來向大樓微微一笑，衝著大雪報出一個數字，惹得樓上樓下的病人全都歡呼起來。數字證明，承受了一夜大雪，臘梅反而增加了許多朵，沒有凋殘。
這個月底，醫院讓病人評選優秀護士，這位冒雪數花的護士得了全票。
過不了幾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上海的冬天一般不下這麼大的雨，所有的病人又一下子擁到了簷廊、陽臺前。誰都明白，我們的臘梅這下真的遭了難。幾個眼尖的，分明已看到花枝地下的片片花瓣。雨越來越大，有些花瓣已衝到簷下，病人們憂愁滿面地仰頭看天，聲聲惋嘆。就在這時，一個清脆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我去架傘!」
這是另一位護士的聲音，冒雪數梅的護士今天沒上班。這位護士雖然身材頎長，卻還有點孩子氣，手上夾把紅綢傘，眸子四下一轉。人們像遇到救星一樣，默默看著她，忘記了道謝。有一位病人突然阻止了她，說紅傘太刺眼，與臘梅不太搭配。護士噘嘴一笑，轉身回到辦公室，拿出來一把黃綢傘。病人中又有人反對，說黃色對黃色會把臘梅蓋住。好在護士們用的傘色彩繁多，最後終於挑定了一把紫綢傘。
護士穿著乳白色雨靴，打著紫傘來到花前，拿一根繩子把傘綑紮在枝幹上。等她捆好，另一位護士打著傘前去接應，兩個姑娘互摟著肩膀回來。
春天來了，臘梅終於凋謝。病人一批批出院了，出院前都到臘梅樹前看一會兒。
各種樹木都綻出了綠芽，地上的青草也開始抖擻起來，病人的面色和眼神都漸漸明朗。不久，這兒有許多鮮花都要開放，蜜蜂和蝴蝶也會穿牆進來。
病房最難捱的是冬天，冬天，我們有過一枝臘梅。
這時，臘梅又萎謝躲避了，斑駁蒼老，若枯枝然。
幾個病人在打賭：「今年冬天，我要死纏活纏闖進來，再看一回臘梅!」
護士說：「你們不會再回來了，我們也不希望健康人來胡調。健康了，趕路是正經。這臘梅，只開給病人看。」
說罷，微微紅了點臉。
第4篇：斷絕的炊煙——張繼合
安平人念及孫犁，只是一位作家，僅此而已。即使在老家孫遼城的街面上，也未必有多少人摸底。孫家舊宅已經拆了，成為寬敞的過道。唯獨滹沱河的風沙依舊從村北吹來，輕輕掠過矮林的樹梢。
孫犁在《無為集》裡收了一篇取名《老家》的短文，說自己12歲離開家，行居無定，到了晚年，再也不可能回老家來住了。他悲涼地寫道：「從我這一輩起，我這一家人，就要流落異鄉了。」「夢中每迷還鄉路，愈知晚途念桑梓。」從安平到天津，四五百裡，並不太遠;然而，凝結著鄉愁的詩句卻總伴著三更殘夢，跟頭趔趄地跋涉在冀中鄉間的土路上。不是迷路，就是下雨，望著老家回不去。直到氣喘籲籲地急醒，窗外正是滿天星鬥。
車到孫遼城，我的眼淚也來了。陪同的本地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孫犁對這座村莊的依戀。如今，他人已作古，遺憾長留在文字裡。若非有緣，何以我會順著他的願望來了呢?村裡的幹部黑瘦，爽朗，光著脊梁。邊引路，邊埋怨：「孫犁那房子，早拆了。什麼也沒有啦。」
果然，一根舊草刺兒都沒有，盛夏的風有氣無力地吹拂著。街上，光脊梁的老人或者光屁股的孩子，遠遠地站著，眼睛一眨一眨的。在他們看來，孫犁太遙遠了，至多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牌位。至於孫家拆房捐小學的事兒，知道的人也不多。
孫犁《故園的消失》裡記載那段歷史。村裡建小學，沒有錢。老支書帶著兩個人跑到天津化緣。孫犁給了兩個方案：或者乾脆出兩千元;或者捨去自家舊宅變賣，外加一千塊贊助。末了，還是決定拆房。村裡鄉親是高估孫犁了，以為他是名人，必定手頭寬綽。孫犁當面取出一冊新版散文集，說：「這樣一本書，要寫一年多，人家才給800元。」何況，人老了，也寫不出多少東西，哪來大把的鈔票?
先前，孫犁對老宅的態度是：「也不拆，也不賣，聽其自然，倒了再說。」「那總是一個標誌，證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戶。人們路過那裡，看到那破房，就會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會把我忘記了。」上世紀80年代末，孫遼城的小學建起來了，孫犁付出了超過一本書的稿費，老宅也被連根拔掉。
陪我的村幹部連聲唏噓，表示要向上邊申請一筆錢，重建孫家老宅——這可是個餿主意。《紅樓夢》裡說「玉山傾倒再難扶」，文化景觀難以複製，哪有想建就建的道理?我埋怨孫遼城人短見，甚至刻薄地說：「讓讓你們就上炕啊?叫拆房就拆，幸好沒把老孫家祖墳刨了去!幾百年也出不了一個孫犁，你們錯過了這段因緣，恐怕再也不可能有機會了。」這話，令村幹部大為不快。
孫家老宅西側立起一座新院子，主人是孫犁的堂侄，他曾在天津伺候了伯父十多個年頭兒。攀談過後，我極為掃興，他竟並不清楚朝夕相處的伯父是一位聲名顯赫的文學宗師。慢說墨跡遺物未曾留下，即使他家僅有的一本《風雲初記》也是破破爛爛的，像小孩子撕扯塗抹過。不過，孫犁少有的幾次回鄉，確實住在堂侄的房舍裡，蔥炒白菜、玉米面粥，老人吃得滿頭大汗、嘖嘖有聲。孫犁回鄉抱著近乎謙恭甚至卑微的態度，離村老遠便要下車步行，逢人總要熱情地招呼。離開時也是如此，一直上了村南岔道，還低聲問堂侄：「碰不到咱村人了吧?」確信無疑後，才登車遠去。
這種習慣，老作家楊潤身也同樣保持著，他是孫犁的老朋友。據說，上世紀50年代末，楊因為「反右傾」倒了黴。親朋故舊退避三舍，唯有孫犁，青衫布履，登門探望，他囑告「往寬處想，要堅強」。楊潤身哭了。他捧出一把大紅棗，一顆一顆地數著，說：「這是我的老母親，在生產隊的果樹下撿來的。一共50個，送你10顆。」接過紅棗，孫犁的眼淚也撲簌簌地滾落下來……
對於故園，楊潤身更幸運，他可以常年泡在平山。孫犁卻只能在孤獨的文字裡回家。他說：「那裡的河流，確已經幹了，但風沙還是熟悉的;屋頂上的炊煙不見了，灶下做飯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頂上長著很高的草，破陋不堪;村裡故舊，都指點著說：『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來了。』」
如今，孫遼城再不見屬於孫犁的那縷炊煙，他似乎成了一段無關痛癢的傳說。我悵然離去。當夜怎麼也睡不著，便撥通電話找人訴說：孫犁的長子孫曉達、孫犁的學生從維熙，以及老作家楊潤身。借著仲夏的明月，互相談了很久，有關文學、孫犁、故園和炊煙……
第5篇：父親——張勝友
丙戌歲元宵節，父親安詳地走了，在他老人家85歲高齡時節。
印象中，父親是那麼年輕、瀟灑且風流倜儻。其時，全家人隨父親住在永定縣湖雷三中。每年新春鬧完元宵花燈後，歡喜雀躍的我們兄弟倆便隨父母從老家高陂鎮北山村步行前去坎市鎮碼頭。途經高陂橋時，父親便會繪聲繪色地向我們講述關於高陂橋的傳說及名播四海的楹聯：「一道飛虹人行青雲路上，半輪明月家藏丹桂宮中。」在坎市鎮碼頭搭乘上篷篷船，小船一路繞著青山綠水搖呀搖，漂漂浮浮地要搖上多半日才能抵達湖雷鎮。
在湖雷三中的日子是充溢著歡樂的。父親稍得閒暇便教我背誦唐詩宋詞，我貪玩兒卻常約一夥小朋友偷偷溜到十二墩橋下抓魚摸蝦。周日，父親偶爾會帶著我去赴湖雷圩，一路走去，每遇三中男女學生，他們便遠遠駐足敬禮並問候父親：「張老師好!」我小小心田頓時滿溢自豪感。
往後，父親先調至峰市七中又轉調撫市八中。正逢飢餓年月，我隨父親步行40華裡從高陂去撫市念初中，母親為父子每人各備好兩個糠餅供路上充飢，父親領著面黃肌瘦氣喘籲籲汗流浹背的我，每每總是把四個糠餅都讓我獨個吃了，說：「我不餓，不餓……」說完便蹲到水渠邊大口大口地捧起山泉水來喝……
父親大學學的是中文專業，英文也頗有造詣，他畢生執教語文課，且在當地學界小有名氣。更讓父親自鳴得意的是，據說曾偶然猜中過中考或高考作文試題(也許是瞎貓撞上死老鼠)。父親執教幾十年，手腕上永遠戴著一塊二針半的手錶(兩根計時計分長針和一根計秒短針)，走走停停，停時父親會抬起手腕搖一搖，同事們嘲笑他：「超格老師，您戴的是搖表呀?」父親當即反擊：「我是老教師了，上課從不用看表，講完教案最後一句話剛好下課鐘聲敲響呢!」直至我大學畢業領了第一個月份的薪水，父親才戴上了兒子孝敬他老人家的一塊售價120元的上海牌新表。
上世紀60年代，全國人民已掀起如火如荼的學毛著熱潮。學生們作文往往大段大段引用毛主席語錄以壯聲勢。父親批改作文時，凡遇語錄無論引用妥當否或錯字、別字，一概不予硃筆改動……也算父親有先見之明，「文化大革命」風暴驟起，造反派幾乎拿放大鏡審查父親批閱過的一大摞作文卻毫無斬獲，父親終於逃脫「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一劫。人算不如天算。父親最終還是被揪出來批倒批臭，並掛上「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發配學校農場勞動改造。這期間，父親同我進行過兩次史無前例的異常嚴肅的談話，令我終生難以忘懷。父親說：「我目前處境，飯碗隨時不保，你上大學也無望。身為長子，你該挑起全家生計的重擔了，寫作也換不了飯吃，去學門手藝吧!」父親的話既悲壯又不無道理。我忍痛放棄業餘文學寫作，去拜師學了裁縫。裁縫匠剛學出師，無意間連續讀到文友林凌發表在剛復刊的《福建日報》武夷山下副刊的兩個短篇小說，大受刺激，毅然回歸大田勞作，夜裡挑燈苦讀苦寫。這時，父親第二次找我談話，並說了重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是當作家的料麼?況且，我們的家是什麼家庭出身……」這次我抗命了，依然故我。母親也不斷嘮叨：「你在家，一個月兩斤煤油也不夠你燒喲。」恰在此時，下放作家張惟老師風塵僕僕坐著運石灰的小貨車專程從縣城來到北山村，找到村支書，並很快在他主編的《工農兵文藝》上編發了我的處女作短篇小說《禾花》，此後，更是手把手給予鼎力扶持;《福建日報》也刊載了我的小詩《送糧路上》。從此，父親不再言語了。
1977年，十年「開科取士」，我欣欣然參加了高考，這是決定命運的轉機，父親自然十分關注我高考順利否，悄悄問了問，馬上又神色緊張地說：「你是考生，我是閱卷老師，我們再也不要見面了，避嫌!」事後，我突然醒悟：我報考的是文科，而父親評閱的是理科試卷，風馬牛不相及啊!不禁啞然苦笑……
我大學畢業不久，《福州晚報》副刊發起「作家的童年」徵文，我寫了一篇千字隨筆《記憶》，以悽婉的筆觸記述了饑饉年月弟弟餓斃的情景……父親讀後，老淚縱橫，專門來信囑我：「歷史已翻過這沉重的一頁，今後再不要寫此類文字了。」
父親漸漸老邁了。古人云：「父母在，不遠遊。」我長年累月在京城打拼，不能侍奉父母於左右，深知不孝罪孽之深重。每年春節回老家探視，都要帶上大包小包各式各樣的滋補品、保健品之類，但父親總是珍藏於櫃中捨不得吃喝。見到父親刮鬍須時雙手顫抖得厲害，我特地從北京帶回精美的進口電動剃鬚刀。母親悄悄告訴我：「你一走，他又藏起來啦……」
父親，努力追蹤與適應著他所處的風雲際會的時代，並小心翼翼地演繹著平淡無奇些許悲涼頗值玩味的鄉村知識分子的人生之旅。
波音747飛機在雲霧中轟隆隆穿行……父親還是於我到家前先期走了……悲愴之餘，我只能在父親的靈堂前敬獻上兒子的一副輓聯：教書清貧為樂，做人寬厚乃風——先生風範。
張勝友，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主要作品有《中國潮》、《東莞，城市傳奇》、《珠江，東方的覺醒》等，部分作品選入大、中學語文教科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