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hpv疫苗現在在哪個城市（一座城市給女孩們的禮物）

2023-06-18 11:11:43 3

今年4月，鄂爾多斯市發布一則通告，將免費為13-18歲的女生接種HPV疫苗。在HPV疫苗自費且一針難求的大背景下，這條新聞很快登上熱搜。一些人懷著這樣的困惑——舉目四望，無論富有、現代或發達程度，似乎都有更典範的城市，可是為什麼是鄂爾多斯，這樣一座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的地級市，成為免費為市民接種HPV疫苗的第一城？

我們也好奇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在7月初，我們去到鄂爾多斯，找到了這項政策的發起者、制定者和執行者。我們發現，接種疫苗並非一個孤立的政策，如今的鄂爾多斯，已經建立了一整套抵禦宮頸癌的系統，免費HPV疫苗只是其中一環。

這個系統的建造，也並非一兩年之力，是許多人長久的努力，裡面有懷著國際視野的科學家，有為之奔走了二十年的女性醫生，還有在關鍵時刻敢於決斷的女性官員，他們有耐心和韌性、熱情和擔當。

現實也在回報這種努力，從最理想的情況來看，不久後，鄂爾多斯也許會成為中國最先消除宮頸癌的地區——嚴格的癌前篩查，如同通往癌症道路上的一道道路障，將保護這一代的母親們；而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女孩，則會因為疫苗的存在，獲得更自由和安全的人生。

如科學家所言，這種努力就像縱身跳入平靜水面，終將激起更大的浪花。

文 | 林松果

編輯 | 姚璐

女人與女孩

在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的婦幼保健院四樓，有一條長長的走廊，從東走到西，數間診室，你會覺得是在穿越女性的大半生。

最東邊是一間HPV疫苗接種室，為13到18歲的女孩開放，提供免費的二價HPV疫苗。疫苗充足，存了滿滿一冰箱，不需預約，來了就能打。

7月初的一個下午，我遇到劉雅欣，一位綁著馬尾辮的初中畢業生，父親帶著她來接種第三針疫苗。她正在度過16歲的夏天，還很懵懂，問她知不知道HPV病毒是什麼，她搖頭，邊上的父親說，娃娃還小，是班主任在家長群裡發了通知，他和妻子知道是好事，才領著孩子來。劉雅欣班上的女生，也都已經接種疫苗。

劉雅欣旁邊，同樣在等待接種的，是一位20歲的女大學生。她去年高中畢業，是準格爾旗接種免費HPV疫苗的第一批學生。去年夏天接種了兩針之後，她離家去呼和浩特上大學，現在來補上最後一針。大學裡，女孩們已經知道什麼是HPV，有條件的人已經在排隊預約HPV疫苗，而她是最早接種的那批人。

再往西走，門上貼著各種紅色指引單的，分別是B超室、婦保科、宮頸癌實驗篩查室，這裡屬於35到64歲的女性。從2011年開始，這家婦幼保健院常設兩癌（宮頸癌和乳腺癌）篩查門診，配有醫護人員約15名，這個季節，每天都有20多位女性來做免費的兩癌篩查。

在帘子圍起來的檢查室裡，每個女性都要走上檢查床，醫生會查看她們的乳房和陰道，再進行一個HPV檢查——如果結果呈陽性，就意味著她們感染了HPV病毒，需要繼續做HPV分型，弄清楚她們到底感染的是哪一種型別的病毒，也許還需要進一步做陰道鏡和宮頸活檢，進一步分析她們的宮頸是否發生了病變，以及病變程度到底有多深。

這樣一項檢測，在準格爾旗已經進行到第十個年頭，普及人數已經超過百分之七十。這就意味著，當你走在準格爾旗街頭，迎面走來的大多數女性，可能都已經做過兩癌篩查。7月初來到門診的那些人，很多是醫生們對著花名冊逐個清點、打電話找來的，屬於最後一批還未做過檢查的人。

醫生們這樣嚴陣以待的，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疾病？

在整個癌症圖譜裡，宮頸癌是一種特殊的癌症——它病因明確，HPV病毒（全稱人乳頭瘤病毒）持續感染，是宮頸癌發生的必要原因。30多年前，德國科學家Harald zur Hausen從宮頸的腫瘤組織裡檢出了HPV病毒，確認了HPV病毒與宮頸癌的關係，也因此獲得了2008年的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此後，人們可以通過檢測HPV病毒是否存在，來確認病人是否有患癌風險；也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從感染HPV病毒到發展為宮頸癌，中間需要很多年，這使得人類有機會進行癌前診斷和治療；另一個利好是，2006年，世界上第一款HPV疫苗就已上市，儘早接種疫苗，可以使女性終身免受宮頸癌的威脅。

這一切因素加成，使宮頸癌成為第一個可以被人類消除的癌症，世界衛生組織在2014年的《宮頸癌防治指南》裡寫道：所有（宮頸癌）患者的死亡是不必要的。

但另一個現實是，死亡仍在發生，過去這些年，全球每年大概有30萬女性死於宮頸癌——只少於乳腺癌和肺癌。並且，絕大多數的死亡都發生在還未建立宮頸癌預防體系的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按照醫學雜誌《柳葉刀》的研究，2018年，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一的宮頸癌疾病負擔分布在中國和印度。許多發達國家的發病率在下降，而在我國，宮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仍在攀升。

就算在國內，地區之間的差異仍然存在，比如城市的宮頸癌發病率高於農村，但農村的宮頸癌死亡率卻更高。15年前，中國衛生部和科技部進行過一次全國死因回顧抽樣調查，如果攤開一張中國地圖與之對照，你會看到一條綿長的、自南向北的宮頸癌高死亡率地帶——從湖南、江西一路向北，內蒙古就在這條線的最北端。而鄂爾多斯，是整個內蒙古宮頸癌發病率最高的地區之一。

不過，這都是過去的故事了。在準格爾旗這家婦幼保健院四樓走廊的盡頭，立著一張專家坐診告示牌，是一位名為段仙芝的醫生，密密麻麻的文字記錄了她四十多年的從醫經歷。

鄂爾多斯與宮頸癌對抗的故事，大概是從她開始。

女孩接種免費HPV疫苗攝影 | 林松果

搶在宮頸癌之前

這一切的起點在2005年，兩位對宮頸癌防治有興趣的醫生，在那一年相識了。

2005年秋天，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預防醫學專家喬友林接到了一位同事的消息，說有位內蒙古來的婦產科大夫，想約他見一面。這位大夫叫段仙芝，多年前在腫瘤醫院進修過，後來獨自在內蒙古做宮頸癌防治，跑了好多地方，見到內蒙古人民的苦難，也走了很多彎路。不久後，在鄂爾多斯駐京辦，兩人見了面，吃了一頓飯。

那一年，喬友林50歲，已經是中國在宮頸癌防治領域最權威的專家之一。他博士畢業於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這是一所世界頂尖的醫學院。博士畢業後，他最初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工作，1997年，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去美國招聘，喬友林應召回國，想的是服務國家。第二年，他開始在國內做宮頸癌防治的研究。段仙芝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在山西襄垣縣和深圳建立了宮頸癌防治的示範點，開始培養基層醫生。

他在一篇文章裡記錄過自己當時的感受：我曾經在山西襄垣、陽城等基層單位為很多農村婦女進行宮頸癌的篩查，看到不幸罹患宮頸癌的婦女渴望治癒、求生的眼神，也看到農村婦女因為貧窮無錢治病的無奈。這些景象深深刺痛我的心。

段仙芝那年53歲，是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婦產科的主任。與喬友林受的精英醫學教育不同，段仙芝出生於鄂爾多斯準格爾旗的農村，是全村唯一一個讀了高中、上了大學的女孩子。大學畢業後，她從最基層的醫院做起，從準格爾旗到鄂爾多斯市，再到自治區首府，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從醫三十年，她見到的是數以萬計的底層女性。對她們的困境，她有最切身的感受。

二十多歲時，她在準格爾旗縣醫院做婦產科醫生，她所在的村子就有多名女性確診宮頸癌。一次，她的一位親戚去縣醫院探親，她讓對方順便做個檢查，對方說：查什麼呀，我什麼感覺都沒有。結果一查就是宮頸癌，但發現得早，還有得治，活了下來。另一位親戚則沒有那麼幸運，也是偶然查出癌症，已經到了晚期，放療化療都做了，但已經來不及了，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還有一次，她回村探親，聽說一位鄰居生病去世了，一問才知道，老太太絕經好多年，又開始流血，這是宮頸癌的典型症狀。老太太沒有去醫院治療，就在家裡捱著，直到生命的終點。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鄂爾多斯，宮頸癌還是一個被認為必死無疑的癌症。段仙芝記得，那時候到醫院看病的病人少，而且基本都到了晚期，已經沒有什麼好的治療方法——醫院會給她們做一些淋巴清掃，或是放療化療，但基本都是姑息性的，很難徹底治好。

但在這之後，作為一名基層醫生，段仙芝開始經歷著醫學技術的更新。

1985年，她33歲，到北京進修，像海綿吸水一樣學新知識。先是到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學怎麼治腫瘤，在那裡她第一次看到了陰道鏡，說起這個，她興致勃勃，一雙圓眼睛帶著笑：我就好奇得不行，怎麼會有這種，還能放大看呢。後來她又去協和醫院學習葡萄胎的放化療，最後又去婦產醫院學了產科，帶著一身本領，回了內蒙古。

接下來十多年，她的觀念逐漸改變——比起被動治療已確診的宮頸癌，主動在廣大人群中篩查，也許能幫助到更多人。

今年6月底，我在北京同仁醫院的亦莊院區見到了段仙芝，她今年68歲了，早就到了退休的年齡，但還在上班，一天做七臺手術，每隔一段時間還要回到鄂爾多斯坐診。58歲那年，她從內蒙古調到北京，三周之內學會了開車上下班，強悍又有生命力。

見面那天，她下了手術臺，摘下口罩帽子，露出一頭捲髮，和善一笑，一口濃重的內蒙古口音，講起當時自己觀念的轉變，引用了一句古話：上醫治未病，下醫治已病。你得了病來治，我們醫生就是下醫了，上醫是治的什麼？就是預防唄，我就想，我為什麼不能當個上醫？

去找喬友林之前，她已經獨自開始在內蒙古做篩查。2003年，她所在的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婦產科，買了一臺可以做液基薄層細胞檢測（也就是現在常見的TCT檢測）的儀器，那是當時最先進的宮頸癌篩查技術，對宮頸癌細胞的檢出率接近百分百。她開始給相熟的、基層婦幼保健院醫生打電話，開始了篩查的第一步。

在鄂爾多斯西部的烏審旗，烏審旗婦幼保健院的前任院長金華向《人物》回憶起，2005年初，她接到段仙芝的電話，讓她組織當地的女性參與宮頸癌篩查。金華曾經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婦產科學過剖宮產，因此與段仙芝相識。到了那年5月，段仙芝帶了六位醫生到了烏審旗，一邊培訓當地的醫務人員，一邊開始做篩查。

這一篩倒好，來了400人，檢出了4個癌症，28個癌前病變——這是相當高的檢出率。

同一年，段仙芝與喬友林見面，講了內蒙古的情況，請他能幫一幫內蒙古。喬友林理解她的努力，為內蒙古爭取到了義大利的三百萬歐元贊助，送去了器械，又辦了好多次學習班。宮頸癌篩查需要經費，就拿TCT一項來說，患者自費就是160元。有了科研項目意味著有了錢，他們開始免費給內蒙古的女性做體檢。

在烏審旗，女性接受宮頸癌篩查受訪者供圖

從一個項目到政府行為

站在今天，再回顧鄂爾多斯的宮頸癌篩查史，它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有一個不能忽略的關鍵因素，那就是這樣一個民間項目，取得了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這不僅意味著有錢、有人，還意味著政令的保障、執行的通暢。

2005年是第一個轉折點。段仙芝在烏審旗做兩癌篩查時，當時鄂爾多斯市衛生局的局長專程去視察過，那位局長認為他們做得不錯，是在給老百姓辦實事，並認為這件事應該全市鋪開。到了2010年，在這位局長的支持下，鄂爾多斯就開始在全市範圍內做免費的兩癌篩查，所有的開支來自政府支出。

鄂爾多斯衛健委婦幼健康科科長王淑雲告訴我們，2010年到2015年，鄂爾多斯做了整整五年的兩癌篩查，只不過當時沒有下達硬性任務，規定每個旗縣要完成多少，這更像是一個純自願的惠民項目。

但作為公共衛生專家的喬友林明白，這還遠遠不夠——任何一種疾病的控制，都需要覆蓋足夠的人群，這就是在新冠時代大家都熟悉的群體免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宮頸癌篩查覆蓋率應該要達到百分之七十，如果達不到這個數字，對疾病的控制是微不足道的。

2014年，喬友林和段仙芝開始了辛苦的遊說，勸說鄂爾多斯政府做一個全人群的兩癌篩查項目。

這一對夥伴性格迥異——喬友林外向善談，有專業背景，是一副精英學者的派頭；而段仙芝更內向，拙於表達，但優勢在於她是本地出身的婦產科醫生，且多年來一直在做實事，天然讓人信賴，她明白本地的文化和邏輯，也積累了人脈。他們因此分工：靠段仙芝去約鄂爾多斯能拍板的官員，約好了，就讓喬友林去講。

在今年6月，我們在中國醫學科學院的辦公室裡見到喬友林，他還清楚地記得，在官員們面前，自己當時是如何慷慨陳詞：我們用的是先進的HPV核酸檢測，就是取個分泌物，一點不麻煩；成本也低，一個婦女做一個篩查，50塊錢可以管五年。居民和納稅人為城市做了貢獻，現在我們為她一年花10塊錢，這不算多。

這樣的遊說，進行過許多次。在2016年，鄂爾多斯政府終於下定決心，兩癌篩查全覆蓋，這個城市所有適齡的常住人口都可以享受免費兩癌篩查——不是戶籍人口，而是居住超過六個月的所有人，都可以享受這項服務。

說到這裡時，喬友林提到的是一些特定的人，那些在餐館工作的女性，那些清潔工、拾荒人、流浪者。因為公共衛生不僅僅是科學，還是跟公平相關的事業。越是身處貧困中的人，往往越需要這些關懷。

幾十年來，喬友林在中國的幾十個城市做宮頸癌試點，鄂爾多斯是第一個響應他的建議、開始做全面兩癌篩查的城市。他說，這件事能做成，科學家和醫生一個巴掌拍不響，當時鄂爾多斯確實也有一群開明的、有社會關懷的官員。

比如當時的鄂爾多斯衛計委主任（那時機構還未合併），姓何，是一位女性，在2010年，她就對段仙芝在準格爾旗的兩癌篩查表示過興趣。再比如當時衛計委的副主任，姓王，是一位男性，但是學公共衛生出身，有專業背景，且後來到了市政府擔任副秘書長。一旦這些官員明白和認同這件事的意義，靠他們在上層推動，事情就變得更容易。

2016年，鄂爾多斯正式啟動這樣一個項目，要在2016年到2020年的5年時間裡，給35到64歲的女性做免費兩癌篩查，五年結束時，篩查率必須達到60%。

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府行為——政府出臺了實施方案，成立了技術專家組，下發了技術指導方案，每年有600萬的專項資金。鄂爾多斯衛健委婦幼健康科的王淑雲記得，那五年，他們每年都給各個旗縣下達篩查任務，每年要考核，一旦發現這一年這個旗縣可能完不成，市衛健委就會下去督促。

到去年，五年期滿，整個鄂爾多斯篩查了20萬女性，篩查率達到了59.6%，基本完成了目標。

適齡女性接受宮頸癌篩查受訪者供圖

被看到的女性

在鄂爾多斯這樣一個城市，為近百分之六十的適齡女性做篩查，會有多難？

今年7月，我到了鄂爾多斯，真正到了這裡，才對遼闊有了實感——從西邊的烏審旗到東邊的準格爾旗，需要五個多小時車程。車開在草原和森林之中，人和車都少，只有道路一直往前延伸。又因為海拔高，天空和雲團都離得近，更顯得天地廣大。路過牧區，路邊是零星的人家，很少聚居，都是遠遠相隔。

兩癌篩查的第一個困難就是距離。讓所有人都主動到旗縣的婦幼保健院來篩查，這不太現實。烏審旗婦幼保健院的副院長嘎日格說，每到農閒時節（比如6月牧民剪完羊毛，會有一段休息時間），他們就會帶著設備下鄉，有的偏遠鄉鎮，要開車三四個小時才能抵達，一天無法來回，有時就睡在救護車裡。就算是這樣，有的牧民從自己家到鄉鎮，都還要七十公裡，騎摩託都得一個多小時。

不管是段仙芝、喬友林，還是執行篩查工作的基層醫生們都知道，做兩癌篩查，要對抗的遠不止疾病本身，還有貧窮、信息匱乏，以及女性對於身體的羞恥，和圍繞在她們周圍的那些成見。

嘎日格記得，最初那幾年，他們去農牧區做檢查，千辛萬苦把人召集過來，先查乳腺，大家相對還能接受，但一聽說查宮頸要脫褲子，人就都跑光了，就不查了，都走了。段仙芝調查過當地女性不願意參加宮頸癌篩查的原因，依次排序分別是：不認識檢查的好處、做婦科檢查難受、查出病後有心理負擔、沒有症狀所以不願檢查、查出宮頸癌也治不好所以不如不查、害怕上當受騙。還有百分之一的人給出的理由是，丈夫不允許。

為了讓大家篩查，有的旗縣給女性居民送米送油，嘎日格的方法是開講座，每年都講十幾二十場。他是蒙古族，開朗善談，也理解牧區文化，每次和漢族同事一起下去，他用蒙語講座，同事再用漢語講一遍。他打開電腦，把一份有上百頁的、名為《為了姐妹們的健康》的PPT給我看，多年磨練之下，他已經掌握了對基層女性言說的技巧。

他往往不會一開場就說宮頸癌，從年輕人結婚生子說起，再到孕前篩查和遺傳疾病，中間自然轉到宮頸癌，人為什麼會得癌症？不能說細胞出現無限制惡性增生，大家聽不懂，就說細胞變壞了，不聽話了，一句話完事兒。

女性的子宮頸，他把它比作甜甜圈，宮頸生了病，就是甜甜圈沒保存好發黴了，PPT文字不多，都是一眼就能看懂的圖。為了讓大家相信，他們還採訪了一些確診的病人，把採訪視頻播給大家看，一點點動搖她們身上那些頑固的羞恥和陳見，讓她們能放心走上檢查床。

在這樣一個規模巨大的篩查過程裡，你會看到最廣大的女性，看到她們的生活、處境、情感以及正在遭遇的命運。

醫護人員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篩查剛開始時，檢出了數量巨大的感染者和癌症患者——在準格爾旗，最初的HPV陽性率甚至達到了23%。幾乎每個人都能舉出身邊人的例子——因為很多人都是人生第一次做篩查，所有已感染的患者一時間迅速湧現。

過了很久之後，人們才會逐漸理解當時鄂爾多斯的環境——牧區女性過早的婚姻和孕育、多產，都是感染HPV病毒的高危因素。草原的乾旱和風沙，地表和地底下的煤礦，天然氣和稀土，會讓她們的免疫力變弱，病毒不易清除，時間一長就開始病變。

在早年的農牧區，女性往往過著貧窮而忙碌的生活，她們的日常是飼養牲畜，養育孩子，每個季節都有該做之事。像每一個女性那樣，她們同樣體驗著身體的痛苦：懷孕、生產、流產，子宮下垂、卵巢囊腫……但HPV病毒的感染是隱秘的，它通過性行為廣泛傳播，但最容易導致癌症的兩種高危亞型（HPV-16和HPV-18），感染後的很長時間都不會有明顯症狀，隨著病情發展，下身開始流血，她們才終於發現，但那時候往往已經癌變。

2005年，段仙芝第一次在烏審旗做篩查，烏審旗婦聯有一位工作人員叫團月，幫忙召集患者。段仙芝當時招呼她，既然來了，也查一下。那時檢查還是自費，每人160元，團月一個月的工資1000多塊，離了婚，獨自撫養兩個孩子，這筆錢說少也不少。她心裡矛盾了幾天，覺得身體似乎還好，但又不放心，最終還是決定查一查，在一個雨天，騎著摩託到了保健院。兩個月後，她接到電話，知道自己得了宮頸癌。那年她才36歲。

之後幾年，她做了一個又一個的手術——先是宮頸錐切，還不行，接著拿掉了整個子宮，但癌細胞還在長，最後拿掉了卵巢和輸卵管，颳得光光的，全沒了，全拿掉了，癌細胞也消失了。7月，我在烏審旗見到團月，她過了五十歲，臉上有了皺紋，也已經做了外婆。這十幾年，她身體沒再出過問題，為了鍛鍊身體，每天走路上下班，她說自己身體指標足夠好，甚至比很多同齡人還要好。

其其格是烏審旗婦幼保健院護理部的部長，她也對一位患者印象很深。那是2013年的夏天，已經開始免費兩癌篩查了，保健院門前有個公共廁所，有一位63歲的清潔女工負責衛生。有天人少，其其格就招呼那位清潔女工來查，燈下一看，老太太的宮頸已經是黑青色，拿棉球清理分泌物，一碰就滲血。其其格有經驗，知道事情緊急，直接給老太太的女兒打了電話，讓她帶母親去上級醫院檢查。後來查明，老人是癌前病變，因為年紀已經大了，卵巢、子宮全切，她恢復得不錯，現在已經退了休。

以上這些，是在兇險中倖存下來的故事，但並非所有人都如此幸運。其其格還記得另一位病人，是一位牧區的蒙古族女性，一年6月，剪完羊毛，過來找其其格做篩查，她下身已經在疼痛流血，TCT結果顯示，她是高級別病變，必須馬上手術。一個多月後，她去了與烏審旗接壤的陝西榆林做了錐切手術。

宮頸癌患者做完手術，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會復發，因此複查相當重要。術後第三個月，其其格打電話回訪，讓對方按時去複查，對方說，家裡事情多，沒顧得上，過段時間再去。到第六個月，其其格再打電話，對方還沒去，她又催了一遍。等到她第三次打電話，對方已經在住院——因為複查不及時，癌細胞已經轉移，一切都已來不及。從確診到去世，只有一年時間。她去世時剛滿39歲，是相當年輕的年齡。

這就是最無力的地方，也是醫生們的集體苦惱——怎麼把觸角伸到最邊緣、最難觸及的角落。康麗是準格爾旗婦幼保健院的婦保科醫生，她在這家醫院工作了20年，因為準格爾旗的篩查已經進行了十年，感染率和患癌率都在降低，但她後來接診過兩位特殊的病人：她們來自偏遠的鄉村，天生或後天患上精神疾病，偶然間被親人送來篩查，一查就已經是宮頸癌或癌前病變。

在康麗看來，她們是那一類最沒有自保能力的人，在鄉村的環境裡，可能性生活過早，可能被動有了多位性伴侶，且衛生條件有待改善，這都是感染HPV的高危因素。她們就是最需要照護的人。

如何讓這樣的最弱勢群體更早得到保護，讓類似的事情不再發生，是鄂爾多斯接下來要面對的另一個命題。

嘎日格開講座普及宮頸癌知識受訪者供圖

疫苗，以及第一個吃螃蟹的勇氣

因此，到了2019年，喬友林覺得是時候了——該把疫苗提上議程了。

在國際醫學界，其實已早有共識，宮頸癌預防體系一共分為三級，第三級是治療，第二級是篩查，第一級則是所有醫生與科學家的夢想、皇冠上的明珠，那就是注射HPV疫苗，這是能夠一勞永逸消除宮頸癌的方法。

實際上，早在2011年，喬友林就在準格爾旗提出了母親做篩查、孩子打疫苗的方案，計劃給2000位母親做篩查，給她們的孩子注射HPV疫苗，當時已經在全旗選出了2000人，登記了檔案，來自美國的一萬支疫苗已經到了海關，但那時，這過於超前，國內還沒有任何HPV疫苗上市，由於種種顧慮，那批疫苗沒能入境，這也成為喬友林和段仙芝一直以來的遺憾。

後來這些年，他們沒有放棄過關於疫苗的遊說。有時候三八婦女節，段仙芝回鄂爾多斯做健康講座，臺下坐著官員，只要有機會，她就講三級預防，講疫苗有多好，世界上已經有多少國家開始注射。

2019年，喬友林和段仙芝決定重提疫苗之事，把這個想法送到了鄂爾多斯的一位副市長面前。與八年前相比，官員們對此事的接受程度明顯更高了。不久後，由喬友林和段仙芝牽線，介紹了鄂爾多斯市衛健委的主任和國外的疫苗廠家認識，他們在北京見了一面，進行了一次談判。

王淑雲是鄂爾多斯市衛健委婦幼健康科科長，那次談判她也在現場。她向我們回憶，在談判過程中，廠家表現得很積極，二價的HPV疫苗，一共三針，全價要接近1800元，廠家只收一針的費用，也就是580元。這是一個超出他們預料的優惠力度。因此鄂爾多斯市政府很快決定，在全市免費接種HPV疫苗，這個費用政府財政全拿，此事也很快通過了鄂爾多斯人大的決議。

當然，這也基於鄂爾多斯的實際情況——鄂爾多斯人口不多，常住人口兩百餘萬，初高中全部女生加起來也才五萬人，如果全部接種，需要三千萬人民幣；但同時，鄂爾多斯礦產資源豐富，財政收入一直穩居內蒙古自治區首位。

事情到這裡，進展都很順利，之後卻在一個關鍵地方卡住了——打疫苗的費用需要從市財政局劃撥，而這個錢遲遲不能到位。實際上，這筆錢財政局拿得起，只不過，最根本的原因是，需要從政策上找依據——這筆錢為什麼花在這兒？其他城市有沒有打HPV疫苗的先例？既然北上廣深都沒做，我們做第一個，這合不合適？

這幾個問題一問，打疫苗這件事就暫緩了。那之後的故事，喬友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講過許多次——

當時段仙芝跟他說，準格爾旗有個主管文教衛生的女副旗長叫張銀銀，可以去找她談談。張銀銀在準格爾旗工作了許多年，整個宮頸癌篩查工作她都熟悉。2020年春天，他們去見張銀銀，聽了此事，張銀銀沒太猶豫，很快拍板同意，按國際慣例，一般只給13-15歲的初中生免費接種，但張銀銀最後決定，給初高中女生全打上，一口氣打到18歲，之前沒打，是因為不知道，算是我們虧欠她們的，高中我還管得到，也給她們打上。她想的是，18歲的姑娘馬上要上大學，或者進入社會，打了疫苗，她們不再有後顧之憂。

在和我們見面時，喬友林反覆感嘆張銀銀的擔當，她身上有一種捨得一身剮的俠義之氣，為官一任，要真正做些好事，哪怕可能會有些風險，他為之敬佩。

這件事做完不久，張銀銀調離了準格爾旗，如今已經在另一個崗位工作。準格爾旗率先接種HPV疫苗後，一些媒體從喬友林那裡知道了她的故事，希望採訪她，她不想邀功，全都拒絕了。今年7月，我們在鄂爾多斯見到了張銀銀，她身形不高，一頭短髮，我們在她的車上有過半個小時的交談。

她說，打疫苗這件事的基礎，首先是段仙芝和喬友林多年來在準格爾旗的辛苦工作，段仙芝每回講座，只要有時間她都會去聽，因此也明白了宮頸癌防治的重要性，以及疫苗的好處，這項工作她願意支持。另一個條件是，當時準格爾旗剛好在做民心實事項目，她分管衛生和教育，剛好把給學生打疫苗做成一個健康進校園活動，這不需要和其他部門協調，她有比較大的自主權。但最最重要的還是：看你想不想做，你要想做，我覺得還是能做成。

理解她的另一個角度也許是——她也是一個女兒的母親。她的女兒已經在讀研究生，在女兒大學入學的第一年，張銀銀就讓她打了自費的四價宮頸癌疫苗。作為一位女性，一位母親，疫苗的好處她早已了解。

去年的8月1日，準格爾旗開始HPV疫苗的接種工作。準備工作很低調，沒有邀請任何媒體，事前也沒有在網上發布任何信息，在場的人只有喬友林和段仙芝的團隊，還有一些必要的醫務人員。喬友林說，前一夜他還在擔心這件事會被叫停。

但最後，那一針順利打下去了。那是準格爾旗免費HPV疫苗的第一針，也是全中國免費接種HPV疫苗的第一針。大家都很高興。

喬友林和第一個接種的小姑娘拍了一張合影。從他和段仙芝第一次到鄂爾多斯做宮頸癌篩查，已經過去了15年。從第一次提起疫苗至今，已經過去了10年。他們等待這個時刻已經太久。

喬友林和我國第一個接種計劃免疫HPV疫苗的女童受訪者供圖

把浪捲起來

在如今的鄂爾多斯，宮頸癌的三級預防體系已經建立。各旗縣婦幼保健院的醫生，是離普通女性最近的一道防線，她們像毛細血管一樣遍布整個城市。

烏審旗婦幼保健院的婦科只有一位醫生，叫曹小燕，在她診室裡旁聽的一天，我看到了醫患之間可以有的、一種理想而和諧的關係。曹小燕熟悉很多人的症狀和病史，她受過訓練，知道怎麼問出那些私人的問題，但同時又讓她們感覺被尊重、被關心。她也知道很多人經濟狀況不好，花一點錢都會心疼，因此基本不收檢查費。有病人給她送自己做的涼粉，她會接受。但還有人要塞紅包，把她和小護士嚇得半死，這是不可以的。

曹小燕本來是鄉鎮衛生院的醫生，幾年前調到烏審旗婦幼保健院。她所經歷的成長過程，就是這個系統培訓醫生的縮影——

2015年到保健院之前，曹小燕在鄉鎮只看一些最基礎的婦科病，做做體檢。到了2016年，全市開始做兩癌篩查項目，她被送到北京上陰道鏡的專培班，每個婦幼保健院送兩個人，在北大第一醫院，封閉培訓了21天，老師嚴苛，不讓她們逛街，會隨時打視頻過去檢查，要求她們努力刷題。從北京回來，她已經有了一些知識，一些自信。

後來這五年，她篩查了烏審旗上萬名適齡女性。去年，她一個人就查出了三十多個癌前病變，這就意味著這三十多個病人只要治療及時，都不會有性命之憂，她是在死亡之路上中途攔下了她們。

在今年鄂爾多斯全市疫苗開打時，市衛健委曾有人提出，五年一周期的篩查剛好結束了，要不要就此中止，以後把每年的六百萬經費全部用在疫苗上？段仙芝一聽，有些著急，這是絕對不行的，宮頸癌篩查絕不能停止。

她向我們解釋了原因——第一批打疫苗的孩子是18歲，等到大概15年之後，她們會到宮頸癌高發的年齡，但是發病的可能已經變得極小，比她們更小的女孩子，也會全部受到疫苗的保護。但接下來這15年裡，無法被疫苗保護的成年女性們，依然需要宮頸癌篩查來阻斷通往癌症之路。

因為這個原因，宮頸癌篩查暫時不能停止，鄂爾多斯市政府也採納了段仙芝的建議。這個系統會繼續運行下去。

鄂爾多斯市衛健委婦幼健康科的王淑雲說，現在篩查難度最大的，是那些居住地特別偏遠的女性，尤其是牧區的蒙古族女性。他們在考慮怎麼樣把篩查進一步下放，比如放到村或者社區，讓篩查服務變得更可及。在非洲的盧安達，就是靠著村莊裡的醫護人員，完成了宮頸癌的篩查及疫苗的接種，現在這個國家基本已經消滅了宮頸癌。當然，這很考驗技術和人員，是一件有難度的事情。

鄂爾多斯疫苗開打之後，66歲的喬友林繼續在全國各地飛來飛去，繼續講述宮頸癌疫苗的好。他始終認為，偏遠地區最為重要，只有這些地區做得好，消除宮頸癌才能成為可能。今年6月我們聯繫他時，他正飛往青海。去年全國兩會，他也寫了一個關於HPV疫苗進入計劃免疫的提案，通過北京市醫保局局長向上提交。

喬友林說，鄂爾多斯與宮頸癌的故事，說明的是一個道理——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國家，全國齊步走，免費接種HPV疫苗，在短期內可能難以實現，但有條件和意願的地區確實可以先做。

比如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已經有鄂爾多斯和廈門免費給女孩們接種HPV疫苗，正在推動的有深圳，還有兩個省份也對此表現出興趣，分別是廣東和海南。

而他們這些年在鄂爾多斯的所有努力，就像在平靜的水面上扔下一顆石子，如果一直沒人做，水面不會起波瀾。但只要有人能扔個石頭，或者有人敢跳下去，就會把這個浪捲起來。

人類與宮頸癌的戰鬥，的確也已成為一股浪潮。去年冬天，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一個《加速消除宮頸癌全球戰略》，其中就包括：要在2030年以前，為90%的女孩在15歲前完成HPV疫苗接種。194個國家許下了承諾，中國也是其中之一。這也是世界衛生組織第一次宣布，要消除一種癌症。

在鄂爾多斯，要做的也還有很多。7月下旬，喬友林、段仙芝和準格爾旗婦幼保健院的醫生們，準備帶著設備再次下鄉。在最難以觸達的、廣袤的農區和牧區，還有一部分女性的宮頸癌篩查沒有完成。這一次，他們準備扎在那裡，再走4個鄉鎮，滿負荷工作30天。等待篩查的，還有3000名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