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對日本的意義（東京奧運會與戰後日本民族主義）

2023-10-22 18:06:10 3

李凱航

一、開幕

1964年10月10日，裕仁天皇在東京宣布第18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一般而言，奧運會每四年都會舉辦一次，並不稀奇。但這一屆對日本而言卻意義非凡。因為這是奧運會第一次在非西方國家舉辦，而且這個國家，在不到20年前還被視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之一。

事實上，早在1940年日本就已經成功申請到夏季奧運會的舉辦權了，適逢所謂的神武天皇「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時刻，日本政府準備了盛大的慶祝活動。但是因為戰爭的擴大化，日本政府不得不取消這一安排。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的戰局很快陷入劣勢。1944年起，美軍持續的戰略性轟炸使得東京幾乎被夷為平地。自那時起，日本給全世界留下的是窮兇極惡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形象。但1964年的奧運會，不僅僅是日本重新融入國際秩序的標誌，也宣告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扮演「世界公敵」角色的時代終結。美國著名的記者Robert Whiting評論道：

「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新日本誕生了。（略）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在戰爭中與全世界為敵的國家，而是一個牽引世界經濟的和平主義國家。東京奧運會使得日本取得了一個和西方同等的地位，而且也形成了被尊重的勢力。天皇、日之丸國旗、作為國歌的君之代（儘管當時還是非正式的）、以及（以自衛隊形式展示的）日本士兵的活動，不再是以前那種侵略亞洲鄰國的威脅的象徵，而是以一種非常健康的方式展示在世界舞臺上。」

昭和天皇宣布開幕式開始及當日的《每日新聞》版面。圖片源自《昭和史（決定版） No.16 昭和元祿 : 昭和39-45年》，毎日新聞社， 1984年，pp.13、18.

「天皇」「日之丸」「君之代」，這些原本在美軍佔領期被嚴格禁止的煽動性民族主義象徵物，藉由奧運會被復活了。但這次不同的是，它意外地被轉化為和平民族主義日本的象徵。按照Paul Droubie的觀點，這種戰後新民族主義的核心訴求，首先是「日本從戰時的破壞中重建，現在是全球科技的領導者。其次，這個國家融合了西方的現代性和日本的傳統。這使得它非常適合作為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對話者。政府、城市空間和公共禮儀都是現代的，但在文化上，日本人卻非常執著於傳統的自我定位。第三，日本不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鄙視的敵人，而是一個獨特的和平國際主義國家。」

二、科技消費主義

眾所周知，奧運會的座右銘是「更快、更高、更強」，但是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日本所展示的自己，很可能是「最快、最高、最強」。她剛剛擁有了世界上最快的火車新幹線、新的商用飛機YS-11、新的電視衛星，以及用新的科學方法訓練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強的運動員。對日本而言，奧運會就是向世界展示她所取得的一系列最新科學研究成果的最好舞臺。在那一刻，科技是奧運會和日本民族認同話語之間一條非常關鍵的紐帶。把日本視為一個技術和科學都非常發達的國家，是政治和社會各界廣泛的心理基礎，構成了日本民族想像共同體的一部分。

事實上，將日本視為科技國家的想法絕非新鮮事。例如，埃裡克森就曾指出，火車自19世紀末以來，都是日本現代性想像的一個重要象徵物。而在戰後日本，新幹線和它所代表的東西，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即，日本是一個高科技國家。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形象。日本奧委會和日本政府在奧運會上向外國遊客展示了這些世界級的技術，他們不僅希望給外國遊客留下深刻印象，也希望可以說服他們到日本旅遊，花錢觀光。

1964年10月1日上午5點59分，昭和天皇、皇后兩人乘坐日本第一輛新幹線從東京出發。前掲《昭和元祿》，p32.

另一個值得稱道的是彩色電視及實況衛星轉播技術，這是第一次通過衛星向全世界直播「彩色」奧運會。《朝日新聞》指出這項技術對全世界人民參與奧運會的重要意義，而《產經新聞》則刻意強調，「只有日本」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事實上，電視在日本人體驗奧運會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是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生活娛樂的象徵，成了新的「三件神器」之一。「三件神器」原本指的是代表天皇正統性的「草薙劍、八尺瓊勾玉和八咫鏡」。但在天皇制解體以後，隨著1950年代經濟恢復，人們就開始追求自己的「三大神器」，即「黑白電視機、洗衣機和冰箱」。經過196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以後，「三大神器」又變成了「彩電、空調和汽車」。從這裡也可以明確看出，作為民族主義象徵物的「三大神器」，從天皇的正統性轉變成了科技消費主義。用這種經濟上的成功掩蓋軍事上的失敗的心理過程引發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擔憂。例如，三好將夫就指出，「我們新任務的本質不只是拆解天皇或集體的意識形態，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個人主義式的主體性（a liberal individualist subjectivity）。但我們有意與西方競爭，卻又不幸註定成為『終極的消費主義式的空洞』，只是以購買行為來肯定和重新確保個人」。

當時的電視機在轉播奧運會

三、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奧運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盛會之一，馬卡龍（John J. MacAloon）就說它是一個「全球規模的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 of global proportion）」。這使奧運會成為日本人創造、表演和消費民族主義的一個絕好機會。日本人力圖凸顯的是，現代與傳統如何完美地在日本合二為一。這與19世紀中後期日本提出的「東洋道德，西洋技術」（和魂洋才）的口號驚人地相似，日本人非常渴望讓來訪的西方人認識到，日本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不是一個落後的東方國家。與此同時，他們又把自己作為非西方和欠發達國家的典範。言下之意是，他們推銷日本仍然擁有一個古老的文化傳統。而這種隱喻，在戰爭年代也正是用來強調日本的正義和純潔。

阿達斯（Michael Adas）指出，西方人單純地以科技技術來作為理解和衡量人類價值的唯一標準。這使得西方自認為自己優越於非西方。毫無疑問，這種觀點有助於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優越論辯護。他追溯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人們如何利用技術進步進行大規模的屠殺以及一戰後人們對科技主義的反省。然而，在二戰以後，美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化理論的話語下，又重新激活了這種現代性。日本人參與了這種屬於西方的現代性。他們以同樣的價值觀來競爭，並以此來評判他人。但同時，日本文化認同的表現也深深植根於一種傳統的自我定位之中，這就是西方人應該找到的、有吸引力的、與眾不同的文化日本。

奧運期間的東京街頭，前掲《昭和元祿》，p.15.

在一本官方的英語版東京奧運指南書中，它強調東京擁有「所有最新的便利設施」，特別是在公共運輸方面，因此，「遊客將有一切機會看到和享受……所有傳統的日本魅力」。本指南將現代與傳統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但將其覆蓋範圍擴大到了整個日本。藝妓和神龕的傳統形象與鐵路、政府大樓和國際機場相匹配。這裡傳達的信息是，日本擁有與任何西方國家相似的現代交通和政府，但仍有其傳統和異域文化。國際奧委會還分發了一份日本古代首都奈良和京都的旅遊指南，而這本指南的介紹純粹側重於日本的傳統文化和歷史。最後，國際奧委會還收到了一份日本商品的紀念指南。一方面，它列出了日本提供的現代技術，如照相機和望遠鏡，並可以強調「日本的光學工業最近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另一方面，它還提供「許多只有在日本才能獲得的美麗紀念品」。例如它「展示了一個特定的地方或時代的洋娃娃」，日本到處都是「藝術品，如壁掛、木版畫、歷史畫和古玩……隨處可見」。

事實上，這種文化民族主義並非新鮮事。戰前的日本浪漫主義文學就有過類似的經歷。這不是一個處理現代性的新過程。而在東京奧運會上，這種傳統文化的表現幾乎完全是為了西方而不是非西方觀眾。日本人似乎對非西方世界如何消費他們的傳統文化不太感興趣。

1964年東京奧運會圖標。圖片取自豬木武徳：《経済成長の果実 : 1955-1972》，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p201.

四、火炬的「和平之旅」？

戰後日本民族認同的兩大支柱，是戰後的和平憲法以及對廣島、長崎核爆經歷的記憶。和平憲法明確宣布放棄戰爭權力，將日本定位為一個獨特的非軍事國家。與此同時，將日本作為核武器唯一受害者的經歷運用到國際舞臺上，強調日本對新的「和平」身份的道義訴求卻是一個謹慎而微妙的平衡行動，其前提是創造一個新的、不同於其軍國主義過去的、具有前沿性的日本，同時有選擇地回憶過去，抹去其中有問題的部分。

日本在申辦和描述奧運會的過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融入了和平的話語。這種身份的最佳表達體現在奧運火炬接力中。組委會表示，其奧運火炬傳遞的目標是讓全亞洲和全世界的年輕人看到火炬傳遞，並從中得到和平的教訓。火炬本身，在日語中通常被稱為「聖火」，但在大眾媒體中經常被描述為「和平之火」。火炬的設計者門馬佐太郎在接受《讀賣新聞》採訪時說，他很高興把火藥變成可以用於和平的東西。他本人曾是一名士兵和軍火專家，他為自己現在能夠將其技能用於和平的目的而感到高興。正如日本將其民族認同和表述從好戰的武士改寫為和平的國際主義者一樣，他表達了自己對重塑日本民族性格的貢獻。

最後的聖火傳遞手，坂井義則。

火炬傳遞的第一站是當時仍在美國佔領下的衝繩。衝繩和日本本土的大眾媒體都認為這象徵性地重申了日本對該島的主權要求。他們呼籲衝繩島與主要島嶼和平統一。這將有助於將舊的戰時日本與新的和平日本統一起來。接著火炬抵達日本宮崎縣的四個主要島嶼，那裡自稱是「眾神之家」。根據神道教的神話記載，眾神首先居住在那裡。抵達後，火炬首先被帶到縣政府辦公室，受到政界人士的歡迎，然後被護送到神社祈福。之後，它被帶到「和平塔」舉行儀式，當晚在該縣公民面前展示。「和平塔」是對現實的重新創造和對歷史的改寫。它始建於1940年，也就是日本第一次申請到奧運會舉辦權但由於戰爭不得不取消的那一年。它原本是為了紀念神武天皇「紀元二千六百年」而建的極具軍國主義色彩的戰時紀念館。這上面刻著「八紘一宇」的字樣，象徵日本統治亞洲和世界的戰時口號。戰爭結束後，美國清算軍國主義時刪除了以上文字，但紀念館被保留了下來。就這樣，同樣一個物品，既可以用於宣揚和平，也可以用於鼓舞戰爭。

五、奇蹟以後：2021年東京奧運會

東京再次成功申請到2020年夏季奧運會的舉辦權，使它成為繼倫敦之後第二位成功申請到三次奧運會舉辦權的城市。這無疑是國際社會對東京城市社會治理能力的高度肯定。但幾乎同時期，一場不期而遇的新冠肺炎不僅打亂了日本奧運的準備工作，也打亂了整個國際社會的正常秩序。圍繞著2020年是否仍然要堅持舉辦奧運，日本國內也分為「取消」和「舉辦」兩派。日本政府考慮現實情況後，決定推遲至2021年舉辦第32屆夏季奧運會。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算是自新冠疫情橫行以來，國際社會的一次艱難的重啟工作。

2021年距離1964年已經過去了57年。在這半個多世紀裡，日本的國際形象也在不停轉變。首先是經歷了經濟高速成長後，形成了傅高義所謂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經濟奇蹟。這裡的原因當然有很多，但墨菲特意提醒道，這種「奇蹟」的意義在於，它「是通過民主的非強迫的方式」實現的。在1960-64年擔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提出著名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使得國家的財富得以平等地分配至普通民眾，而非像戰前那樣，大量地集中在政府和重工業領域。同樣很有意思的是，儘管財富的分配方式改變了，但是財富（資源）的分配主體通產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並沒有改變。日本人不論是戰前還是戰後都沒有篤信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當然也對蘇聯的計劃經濟也持有懷疑，其自身形成了一種市場受到政府嚴格監督與協調的經濟體系。

此後日本經歷了石油衝擊、蘇聯解體、房地產泡沫破滅等等事件，但經濟大國（世界第二）的地位巍然不動，直到2010年被中國超越。2011年，太平洋東北部發生了9級大地震，引發的巨大海嘯襲擊了日本的東北沿岸，造成了一萬多人死亡與失蹤，經濟損失更是難以估量。此外，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的洩漏事故，也導致了人文主義對科技主義的強烈批判。我們在2021年開幕式上看到的那種原始色彩比較濃厚的、象徵著森林與自然的服裝與表演，或許正是對這種科學萬能主義的嘲弄吧！

東京奧運會開幕式

日本國內很多分析人士指出，東京奧運會是「將東日本大地震的復興成就展示給世界的好機會」。早在2011年6月，大地震剛發生不到3個月的時候，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呼籲這麼做了。他很明確地將此次的申奧行動與1964年進行對比，「和戰後一樣，在通往復興的道路上舉辦奧運會會更有精神」（《朝日新聞》2011年7月17日）。這種利用災難的申請策略得到了奧委會的同情，據說這是東京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正如吉見俊哉所指出的一樣，「未來，日本需要的不是重複那種曾經的成功模式，而是需要價值觀的根本性轉變……要從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的口號『更快、更高、更強』轉向『更愉快、更靈活、更持續』。與1964年不同，人們對2020年的期待不是（經濟）成長的夢想，而是對生活質量的充實、對應付各種風險的能力以及對可持續性的信賴。從『大量生產和消費的社會』向『文化和知識的循環型社會』轉換。我們要快樂、靈活地、持續地維持文化和生活。因此，如果東京奧運會不能展示出體育運動能起到很大作用的話，舉辦奧運會就沒有意義了」。

參考文獻：

1. Paul Droubie. Playing the nation: 1964 Tokyo Summer Olympics and Japanes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2009.

2. 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Masao Miyoshi, Off Center: Power and Cultur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吉見俊哉、『平成時代』、巖波書店、2019年。

5. 橋川文三、『日本浪曼派批判序説（増補）』、未來社、1995年。

6. ロバート・ホワイティング、『ふたつのオリンピック : 東京1964/2020』、玉木正之訳、KADOKAWA、2018年。

7. 浜田幸絵、『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誕生 : 1940年から2020年へ』、 吉川弘文館 2018年。

8. 斯蒂文·J·埃裡克森：《汽笛的聲音：日本明治時代的鐵路與國家》，陳維、樂豔娜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9. 塔格特·墨菲：《日本及其歷史枷鎖》，李朝津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