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黃金大劫案
2023-11-07 06:03:57
1949年，中國的命運走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關口。在統治地位即將不保的壓力下，蔣介石開始著手實施早已籌謀好的行動：他密令立即將國民黨「中央銀行」上海金庫裡的黃金秘密搶運臺灣。就這樣，從1948年12月1日起到1949年5月，數百萬兩黃金被運出中國大陸。國民黨政府究竟從上海運走了多少黃金到臺灣，這些運臺黃金、銀元及外匯後來究竟做什麼用？時至今日，謎底才終於被揭開。
1948年12月1日是國民黨海關緝私艦「海星號」船員範元健最難忘的一天。下午兩點整，他和其他船員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機密任務，任何人不得離艦。緊接著，一系列異常的「怪事」接連發生：深夜12點，「海星號」沒有按照以往的航線航行，而是逆向在長江口左轉，開到了「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外灘中國銀行碼頭。隨後，更為蹊蹺的事發生了：一隊隊衣著如老百姓模樣的挑夫出現在不遠處的華懋飯店（又名「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北側的小馬路上。在荷槍實彈的軍警護送下，他們倆人一組，小心翼翼地把一箱箱神秘的貨物抬上了「海星號」。隨即，「海星號」便悄無聲息地駛入茫茫的夜色中。隔天，《字林西報》刊登了一條爆炸性新聞，報導稱：中國國庫黃金正在用最原始的方法被悄悄地運走。
時任國民黨聯勤總部財務署中將署長、被稱作蔣介石的「總帳房」的吳嵩慶是親歷大陸黃金運臺的重要人物。其子吳興鏞在父親去世多年後，偶然發現了吳嵩慶留下的絕密「軍費密記」，這才揭開了60餘年前，國共和談破裂、政權行將崩塌時的蔣介石指揮國民政府，從上海分批秘密轉移巨額國庫黃金、銀元及美元到臺灣，以期成為其「另起爐灶」、「建設復興基地」，伺機「反攻大陸」的真相。
百萬兩黃金絕密運臺
1948年8月的淮河兩岸戰場，國民黨軍正重演著東北決戰覆軍折將、人地盡失的一幕，「五省通衢重鎮」的徐州一失，江南門戶洞開。一個瀕臨「破產」的政府，首要的表徵是物價飛漲、經濟全面崩潰。在國統區發行的「金圓券」，「轉過條馬路，物價就要翻一番」。在經濟的失控與混亂中，上海灘許多富豪開始計劃逃離大陸。桂系副總統李宗仁內部逼宮，趁勢要求蔣介石「下野」。10月9日，腹背受敵的蔣介石密召「央行」總裁俞鴻鈞，對他首次談起以「改儲金地點」方式轉運黃金的問題。11月2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現局之敗，不以為意矣。」顯然，此時的蔣介石已經開始考慮放棄大陸。他所指的「單純環境」正是指臺灣。不過此時國民黨軍尚還控制著長江以南地區，考慮「另起爐灶」，「並不意味著對大陸戰場全然不抱希望」。蔣介石「唯恐京滬失守」，為防萬一，他命令把原存上海的黃金及銀元分批運送到未受戰火波及的臺灣，剩餘小額金銀分散存於成都、廣州等處，專供軍政機關發餉及軍費用途。
檔案顯示，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國庫中僅剩黃金不足3萬兩，後來沒收了汪偽政權國庫的49.5萬兩，以及發行「金圓券」從老百姓手中收到184萬兩。此外在抗戰中，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費4億美元，國民政府拿其中2.2億美元買了600多萬兩黃金。減去其它花銷，到1948年底，國庫黃金總數是400多萬兩。1948年11月底，一紙密電緊急送進俞鴻鈞的辦公室，要求他在一個星期之內，將國庫一半黃金運到臺灣。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當局為什麼選擇臺灣作為其「另起爐灶」之地而不是其它地方？其實這與蔣介石的一位幕僚、被稱為「陳布雷第二」的張其昀有著密切的關係。
張其昀（1900年-1985年），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浙江省寧波鄞縣人。1943年，張其昀應邀訪美，在哈佛大學從事研究及講學。身為蔣介石的同鄉，在進入其幕府之前，張其昀是一位純粹的學者。抗日戰爭時期，張其昀返回中國，出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經同鄉陳布雷的引薦來到蔣介石身邊。在學術領域外，張其昀是蔣介石「有言必納」的高級智囊之一。
「三大戰役」過後，我解放軍勢如破竹、節節勝利；國民黨軍則連連潰敗、慘不成軍，不得不考慮退守之地。當時國民黨只有西南、海南、臺灣可以選擇。作為著名地理學家和專攻「國家戰略學」的學者、曾在臺灣「光復」後領隊前往考察的張其昀，對蔣介石提出了建議。張其昀是國民黨政府圍繞撤退方向的「東撤論」主張者。他認為西撤不妥，並說明東撤臺灣的種種優勢：首先是臺灣海峽海闊浪高，只有它才能暫時阻止沒有海、空軍優勢的中共軍隊的乘勝追擊；其次，臺灣作為「反共救國的復興基地」，有著大陸其它地區無法比擬的優越之處。張其昀在提議中特別指出，臺灣長期與大陸阻隔，中共組織與人員活動較少，又經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肅，幹擾更少，未來即使社會稍有動蕩，臺島四面環海，呈封閉狀態，境內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農村都已開發，當局極易鎮壓不穩定因素來穩定社會。因此，國民黨若將黨、政、軍、財、文中心遷臺，再帶來較多的資金和人才，必將建成穩固和強盛的臺灣基地，適當時就可「反攻大陸」。從後來黃金運臺的事實來看，蔣介石顯然是採納了張其昀的建議。
對蔣而言，國庫的黃金是其立足臺灣、另起爐灶的唯一本錢，必須謹慎。此時，他只能仰仗親屬和心腹來完成計劃。他讓長子蔣經國負責溝通護航軍隊，大舅子宋子文負責調度海關總署運輸艦，俞鴻鈞則負責「央行」和金庫方面的公文協調。據俞鴻鈞的機要幕僚何善垣回憶，奉命籌劃密運黃金期間，俞鴻鈞「凡公文撰擬、繕寫、用印、封發，均一人任之，即於總裁室後之一小室中辦理」。這樣一來，幾乎切斷了與外界的所有聯繫，「而外間接洽戒嚴、航運等事，則由發行局陳副局長延祚負責，一切行動，均保持極度機密。」到啟運之夕，「軍方施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故當時外間無人知有此事。」
「海星號」按計劃裝載了260萬兩黃金、400萬枚銀元，於1948年12月4日運抵基隆。
在籌劃黃金運臺的同時，蔣介石以不容置疑的語氣，急電養病中的嫡系親信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蔣經國亦受命為「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與此同時，大批重工業設備也開始陸續運往臺灣，這是渡海遷臺的信號。
秘密運送黃金過程中發生了一個插曲：在12月1日黃金裝船挪移的當晚，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正住在華懋飯店北樓中國銀行一邊的客房中。午夜過後，他扶窗東望，從昏暗的路燈下看見了岸邊停靠的「海星號」船。隨後他發現中國銀行的側門（今滇池路74號）及圓明園路口，有挑夫模樣的，或兩人挑一箱，或一人挑兩箱，從滇池路走向輪船，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也正停靠在黃浦江邊。作為新聞記者的喬治憑著專業的直覺，推斷挑夫挑的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裡必定是貴重的黃金。於是他立刻把中國銀行內運出黃金的目擊情況，向倫敦、向世界發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華商報》及其他報紙也轉載了這條消息。消息見報後，原本發行僅半年就已貶值到五百分之一的「金圓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貶」，完全失控。
1948年8月，國民政府進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強兌民間金銀和外幣。爾後物價失守，金圓券一路狂貶，令民怨持續發酵，政府被迫宣布在中國銀行以遠比黑市價格低的純金，允許上海市民拿1000元金圓券（每日牌價上調）換兌黃金1市兩，但每天限售1000兩，先來先購。因有百倍的利潤及保值，成千上萬的市民都到銀行去排隊兌換。在市民排長隊等待兌換黃金的當口，蔣介石卻將原本用於金圓券發行準備的巨額國庫黃金悉數南運，民眾的焦灼頓時變成了絕望的瘋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兌換黃金的人們情緒失控，為擠進銀行，不顧一切爭搶、衝撞、踩踏，釀成7死45傷，也就是後來的「黃金擠兌慘案」。
擠兌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當局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圓券兌換黃金。這一舉動徹底切斷了民眾的希望。面對軍費開支不斷加大、戰局日漸糜爛，更有李宗仁等政敵步步緊逼下野的窘境，蔣介石早已無暇顧及百姓的死活，他只是知道失去政權後絕不可能繼續掌控金庫，所以必須爭分奪秒地將黃金運出。1949年1月1日，又有60萬兩黃金自上海海運離開，其中50萬兩秘密運臺。
國民黨軍在戰場上的潰敗，讓蔣介石的下野已成定局。在下野前，蔣介石必須制定一紙合法通行條，才能在下野後繼續運走國庫黃金。他的辦法是以軍費名義調撥預支剩餘國庫剩黃金。但國民政府財界對此意見不一。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對者之一，他擔心此舉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擠兌風潮，後果不堪設想。對此，蔣介石特別派蔣經國前往上海接洽俞鴻鈞，溝通軍方落實運力及安全保障，同時向財界持反對意見者施壓，最終雙方達成妥協：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1月11日，吳嵩慶收到指令，立刻辦理把黃金轉成軍費的相關草約。這是蔣下野後仍能運走國庫黃金的關鍵。
1月16日，蔣介石親自約見俞鴻鈞及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蔣經國在其日記中記載：「父親約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為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蔣經國日記》）
1月20日清晨6點，海軍的「海平號」、「美朋號」、「崑崙號」、「峨嵋號」等艦艇，裝載著90萬兩黃金、3000萬枚銀元及7000萬美元駛離外灘碼頭時，尚有500箱銀元未及裝船，此時距蔣介石下野只剩18個小時。在這之前，蔣介石已專門任命自己的侍衛長石袒德為警備司令，先行到達廈門，為運金事務打前站。到了2月初，運輸黃金的任務已大致完成。這一點，現存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中國國民黨大事典》可以佐證：「至本日為止，中央銀行將大部分金銀運存臺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
後續運金終搬空李宗仁政府「國庫」
在黃金轉運過程中，發生過一件謎案。事情是這樣的：在1月10日和1月20日裝運的兩批黃金，並沒有直接運抵臺灣，而是運到了廈門鼓浪嶼上的中國銀行地下金庫（現鼓浪嶼晃巖路30號）。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鼓浪嶼的這兩批黃金居然完全沒有列入臺灣「央行」黃金收支帳目。臺灣「國防部」檔案中也獨缺1949年軍費預算和支出資料方面的記載。
由於有蔣介石與政府達成的草約，「央行」名正言順地轉出了國庫中的黃金，收納在「吳嵩慶」個人戶頭上。「黃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隊，父親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記錄。」吳興鏞在研讀過父親的遺稿後推斷，失蹤檔案中有一部分應是被故意銷毀，另一部分可能壓根就沒有記錄。臺灣檔案資料顯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檔案送上了自上海開往臺灣基隆港的「太平輪」，途中輪船沉沒於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員及上千箱央行檔案都隨船沉沒。而黃金草約很可能就在其中。不過，吳興鏞查閱往來文書後認為，隨「太平輪」沉入海底的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央行帳冊，因此更完整的檔案很可能在廣州、重慶、成都或臺北的「央行」檔案內。
據蔣介石《大溪檔案》顯示：撥到吳嵩慶名下的黃金，分成6批完成，共70萬兩。但運到鼓浪嶼的黃金總數卻是近100萬兩。由於運抵廈門的這些均以「軍費」名義入庫，所以由蔣介石直接控制，1949年7月，存在廈門的黃金繼續往臺灣運。在廣州的吳嵩慶於7月14日的日記中寫到：「……今日得電，廈門存金均可照計劃運送，此事辦畢，可省卻一心事。」
廈門的黃金從廈門到臺北多是用飛機運送，當年參與黃金空運的飛行員楊榮志後來回憶說，那些黃金裝在箱子裡，一箱箱很重，必須兩個人抬起搬運到飛機上。楊榮志時任國民黨政府空運隊第20大隊大隊長。他說：「那是1949年春天，大陸情況甚是危急，第20大隊奉命載運人員及物資，運輸機往來大陸與臺灣很多趟才完成任務。」第20大隊因此被稱為「黃金大隊」。
蔣介石下野後，俞鴻鈞隨即去職，接任「央行」總裁的劉攻芸認為，「以蔣介石下野之身，委實不宜繼續下令搬移國庫存金」，因此對蔣氏父子一再催辦的黃金密運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1月28日，以「央行」常務理事身份在上海繼續籌劃黃金密運的俞鴻鈞，密電蔣介石「請經國兄催辦」，催辦的對象正是劉攻芸。這時，距離蔣下令全部劃出國庫黃金已18天——此間，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聯勤總部總司令郭懺三人，於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滬，與吳嵩慶一道拜會劉攻芸，配合俞鴻鈞的極力勸說。劉攻芸終於動搖，同意交出國庫剩餘黃金、銀元。2月3日，俞鴻鈞再次致電蔣經國，稱「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可知俞鴻鈞終於說服了劉攻芸。
2月6日，空軍運輸大隊所屬南京明故宮機場、上海江灣機場同時接到緊急動員令。入夜時分，兩地運輸機隊一同起飛，載著55.4萬兩黃金直奔臺北松山機場。至此，南京國庫已然搬空，上海國庫則只留了20萬兩。而臺灣已有當時國庫黃金總數的十分之六，共300.4萬兩。等到李宗仁發現國庫黃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李宗仁立即嚴令劉攻芸，不得再將存金運到他處。劉攻芸沒有答覆。李又致函陳誠，要求運回黃金，並動員桂系立法委員施壓。陳回函稱「此事歸屬央行管轄，請找央行協調」。李再找「央行」，劉攻芸答覆：「黃金現在已經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運出去。」李宗仁的命令已是廢紙一張，最終只能進入檔案櫃。
李宗仁到底沒能把黃金運回大陸，直至1949年4月23日早晨，南京近郊已聽到隆隆的炮聲，「代總統」乘「追雲」號專機黯然離去。李宗仁離去時，上海灘街頭一派臨戰氣氛。負責守衛大上海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除了率30萬大軍，支撐半壁河山，還有一項秘密任務：運出上海庫存剩餘的20萬兩黃金及22萬上海守軍中的6萬中央軍嫡系。5月中旬，蔣介石連續給湯恩伯發了五封親筆信，信中明確指示，「除在滬維持金融之必要數之外，行留黃金2萬兩，銀元100萬元」。親筆信之外，蔣介石又派俞鴻鈞從香港飛抵上海密會湯恩伯。隨後，湯恩伯命令央行「除暫存留黃金5000兩，銀元30萬枚外，其餘存於指定之安全地點」。所謂安全地點，指的就是臺灣。
此時上海城外，解放軍嚴陣以待；城內，以黃炎培之子、央行稽核專員黃競武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正在竭力阻止運走黃金。時間緊迫，船艦有限，湯恩伯決定動用可信賴的軍方艦艇和招商局船隻來運金。
湯恩伯調動的運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漢民輪」外，還有軍方艦艇「美朋號」和「中基艦」，裝黃金的同時還滿載了軍人和眷屬。經過兩天兩夜的裝運，終於將所有黃金裝上輪船。而這時的上海城內已出現零星解放軍先頭部隊。按計劃，「漢民輪」5月19日黃昏起航離港，可還沒到吳淞口就挨了一顆炮彈，但是沒有命中，炸彈掉到離船不遠的水中爆炸了，「漢民輪」被迫停止行駛。第二天拂曉，才在國民黨兩艘軍艦的護航下重新啟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運輸大隊長張振國率隊分乘8輛卡車、扛著一箱箱人民幣，直奔外灘的中國銀行，將其送進了「遠東最漂亮的第一地下金庫」，「金圓券」時代宣告結束。
運臺黃金的去向和用途
上述第一批260萬兩黃金運臺後，被用到哪兒去了呢？其中，最大一筆是1949年6月15日，陳誠以俞鴻鈞受蔣介石指示，從「央行」撥還臺灣銀行的80萬兩黃金及1000萬美元外匯做進口貿易資金，發行流通了與「金圓券」沒有任何聯動的第一批新臺幣（新臺幣最初發行額的準備金），並以1：40000兌換舊臺幣。同時下令停止「金圓券」在臺灣流通。最初臺灣民眾對於運來大量黃金一事半信半疑。為了證明政府有足夠的黃金髮行準備，陳誠委託臺灣衡陽路的一眾銀樓開辦黃金儲蓄存款，也就是新臺幣可以換黃金。
在一年多的任上，陳誠還對臺灣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實行三七五減租、幣制改革、入境管制、戒嚴、整訓軍隊、推行計劃教育，不僅保住了國民黨最後的落腳地，還對臺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蔣介石日記》校閱者潘邦正認為，新臺幣贏得信譽和民心安定之間的良性互動，為臺灣此後經濟穩定奠定了基礎。
除作為新臺幣發行準備金之外，這批黃金也是國民黨政府初到臺灣時渡過艱難歲月的支點。據考證，蔣介石政府抵臺初期幾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賴黃金：軍隊薪餉、每四年的經濟計劃、扶持和發展民營企業等。這讓蔣介石政府深感壓力，吳嵩慶也在日記中發愁「老本都吃完了怎麼辦」？到1950年6月，臺灣庫存黃金已經只剩三個月存量。
韓戰爆發後，美國轉向支持臺灣國民黨政權，第七艦隊加入協防臺灣任務，隨後又恢復了為期15年的對臺經濟援助，援助總額高達15億美元，臺灣的財政窘境才告擺脫。
關於從上海運出黃金的總量，1958年，俞鴻鈞在「立法院」回答質詢時說：「庫存黃金搶運臺灣，因繫於非常情勢之下奉命作緊急撤退，致攜帶帳冊不全，且所有原經辦會計出納等人員未能來臺，致對撤退帳務無法清理……」其後，因應外界傳言有黃金短缺之嫌，1953年3月，臺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調查卷宗，之後至1956年的3年多時間裡，陸續有「監察院」三次及「審計部」一次的調查，「詳查有關案卷及帳冊憑證，惟因帳表殘缺不全」，遂不了了之。而據吳興鏞統計，先後被蔣介石下令運走的有480萬兩左右的黃金，加上銀圓、外匯等，加起來總價值約700萬兩黃金。
1950年6月，蔣介石下令將大陸各地運到臺灣和集中在軍需署庫房的黃金，全數繳回入庫。2008年5月，國民黨的盧秀燕等四名「立委」在「央行」副總裁楊金龍的陪同下，前往文園「國庫」參觀發現，當時庫存的總數1361萬兩黃金，被安靜地放置在架設整齊的玻璃柜上，所有的數量和黃金含量，都清楚標示，其中108萬兩從大陸來的黃金，自1950年6月入庫後再未動用。
一個甲子過去了，歷史的硝煙已經飄散，和平與發展成為環球大勢。歷史的滄桑流轉令人反思喟嘆。這些黃金無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大陸，割不斷的終究是骨肉同胞的一脈相連，斬不開的是炎黃子孫共同的福祉。時至今日，兩岸關係不斷發展，淺淺相隔的海峽波湧，恰似歷史長河中那一段濃濃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