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民族文化的感悟（每個民族都要愛護自己的文化偶像）
2023-10-20 12:21:15 4
前不久，新書《魯迅的抗戰——魯迅先生抗戰文選》出版，書中精編了魯迅先生與抗戰有關的文章、發表的宣言以及魯迅去世後社會各界的紀念文章，為魯迅研究與抗戰研究打開了新的角度，填補了空白，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長江日報《讀 周刊》專訪了該書編者之一、中國文聯民間文藝中心副主任劉加民。
《魯迅的抗戰——魯迅先生抗戰文選》
劉加民 房玉剛 編 團結出版社
他為民族思考，為民族發聲
抗戰不是一個人的抗戰，是民族的抗戰，中華民族的每一個仁人志士，每一個有愛國之心的人，都對抗戰表達出自己的一腔熱血，表達出自己正義的聲音，魯迅也是如此。之所以可以說「魯迅的抗戰」，是因為魯迅是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代表整個民族的。
魯迅與日本的關係其實是很深的，他在日本留學七年，對日本的國民性很了解，對日本的文化、歷史都有很深刻的體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魯迅寫了這樣一段話：「在這排日聲中，我敢堅決的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的。」1935年的時候，魯迅講：「即使排斥了日本的全部，它那認真的精神這味藥，還是不得不買的。」這時候，日本對中國侵略的種種惡行魯迅不可能置若罔聞，不可能置身事外。但魯迅在這個時候仍然講出這個話，這說明魯迅的立場是客觀的。是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為了我們民族強大、不受別人欺負所說的。
社會上對魯迅的這些言論有一種簡單的誤解，認為魯迅幾次出言肯定日本文化、日本民族的國民性，是在維護日本，是在美化日本，這些說法是沒有道理的，這是對魯迅的誤讀！他這段話不是在為日本人說話，而是為了自己的民族、站在愛國的立場說話，是在兩國國民性的對比中，啟示中國自己要強大起來。在他的視野中，從來都是將中華民族的發展放在首位的，之所以肯定日本國民性的長處，無非是為了促使中國國民性向好處發展。魯迅對日本文化有再多的欣賞，對日本有再多的了解，在民族大義面前從來都沒有含糊過，在原則面前從來都沒有退讓過。
魯迅靈柩上覆蓋「民族魂」三個大字，魯迅的民族精神體現在他對民族最大的愛，體現在他為民族思考，為民族發聲。
魯迅雖然沒有經歷過全面抗戰時期，但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魯迅寫了很多關於「抗戰」的文章，論述自己對於抗戰的看法和理解，對我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和抗戰文藝運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魯迅的抗戰》既是對魯迅的研究，也是對抗戰文學的研究，劉加民從「魯迅的抗戰」切入，為魯迅研究和抗戰文學研究打開了新的角度。
（這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劉勇為《魯迅的抗戰》寫的序言，本報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從《「友邦驚詫」論》到《我要騙人》
「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魯迅就撰寫了一篇《「友邦驚詫」論》。文章首先依據新聞報導，揭露當時「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的事實，接著又用排比句痛斥日本侵略者「強佔遼吉，炮轟機關，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的滔天罪行。白紙黑字，擲地有聲！這篇文章長期被選入中學教材，大多數有中學文化水平的人想必都讀過。還是魯迅說得好：事實是最無情面的東西，它能將一切謠言擊得粉碎！
不過，魯迅這類直接斥責日本侵略者的雜文並不很多，其原因是國民黨當局對抗日言論的壓制。在《且介亭雜文末編·我要騙人》一文中，魯迅把當時的輿論環境講得很清楚：國民黨當局認為「排日」是一個被共產黨利用的口號，「藉口抗日，意圖反動」。1932年愛國學生和平請願呼籲政府抗日，遭到的卻是逮捕和拷問，有人被迫害致死，則用「自行失足落水」來欺騙輿論。魯迅有一個筆名叫「華圉」，就是把當時的中國比喻為一個監獄，對言論的鉗制比罐頭還要嚴。魯迅《且介亭雜文·後記》有一句深沉的話：「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如果對魯迅生活的「地方」和「時代」產生隔膜，對魯迅其人及其著作必然同時產生隔膜。
不過，儘管如此，魯迅主張積極抗日的言論仍曲折地表現在他的很多篇雜文當中，主要內容是：一、宣傳團結禦侮，反對國民黨當局「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二、宣傳切實抗日，反對在國難時期營私利己，將抗日遊戲化。除開撰寫雜文之外，魯迅宣傳抗日還有其他多種方式。比如，扶植以抗日為題材的文學作品。
通過認真讀書和實地觀察，魯迅形成了自己的日本觀，其基點就是將日本廣大民眾跟極少數推行侵略擴張政策的軍國主義者加以嚴格區分。準確、全面了解魯迅的日本觀，是全面、準確評價魯迅的一個必備條件。
（本文節錄自陳漱渝《一個天方夜譚式的話題》，標題為編者所加。陳漱渝曾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
劉加民。
【訪談】
寫於1926年的《藤野先生》，就抨擊了日本侵略行為
讀 ：為什麼會想到要編《魯迅的抗戰》這本書？
劉加民：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一直延續至今，而且毫無疑問，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魯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所達到的高度，是難以超越的。放在中國傳統社會現代化轉型和百年不遇大變局的背景之下看，立足現實放眼未來，我們對於魯迅的作品和人品、他的影響力和作為文化偶像的符號價值，還有很多開拓性的工作值得我們去做。
我主編這本書的觸發點是有人說魯迅「不抗日」，這個說法時隱時現，存在了很多年。2016年魯迅去世80周年的時候我就寫了一篇小文章《魯迅的抗戰》發在《光明日報》上，用事實駁斥「魯迅不抗日」的論調。我發現，以前我們的抗戰史是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的，而魯迅1936年10月19日就去世了，他似乎的確沒有參加抗戰。但是隨著國家定義「十四年抗戰」，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魯迅至少有5年時間親歷了抗戰，那麼他究竟有沒有抗日？翻翻當年的史料就可以一目了然。遺憾的是到今天為止，有些專業人士甚至不知道這個已經進入中小學教材的關於抗戰歷史起迄的調整。於是我這個外行，只好硬著頭皮披掛上陣了。
《魯迅的抗戰》這篇文章在知網上的引用率很高，可見影響力不小。後來我換了題目《「九一八事變」之後魯迅做了什麼？》在自媒體上重發，反響依然很大。說明這個問題的確有敏感度和關注度，解決了很多人懸在心頭多年的疑問。從圖書策劃的角度，這也應該是一個好選題。於是我就和另一位編者房玉剛一起，把魯迅關於抗戰的文章找出來，把當時社會各界的宣言、講話、紀念文章等等找出來，彙編成這樣一本書。
有些人編弄花邊舊聞，矮化、醜化他的形象。鬱達夫那篇《懷魯迅》有一句話：「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我認為，歷史人物之所以是歷史人物，是因為他們在歷史上留下痕跡，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歷史的某個層面或者方面。所以評介歷史人物還是要把重點放在他的「社會角色」上來，不能本末倒置，主次顛倒，不要侵蝕和淡化他的「主業」。
讀 ：有學者認為，早在1926年，魯迅寫的《藤野先生》，就抨擊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也屬於抗日文章，您怎麼看？
劉加民：我很同意這個觀點。我主編的《魯迅的抗戰》出版之後，有幾個魯迅研究專家告訴我，魯迅的抗戰其實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就開始了。比如陳漱瑜、曹振華等幾位老師，都是這個觀點。
日本統治者自興國以後，逐漸裝不下膨脹的擴張野心，開始覬覦中國。甲午之戰開始付諸野蠻行動。進入二十世紀，其野心已經昭然若揭。
魯迅對日本的了解的確早於常人，他對日本的擴張野心，也早有「預警」。魯迅寫於1926年的《藤野先生》，主要記敘了他1904年至1906年在日本留學時的學習與思想經歷，表達的也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對恩師的深情感念，既由衷讚揚了日本人民的優秀品質，也抨擊了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殺害中國平民的罪行，揭露了軍國主義思想對日本人的毒害。
魯迅很少空喊口號，更多「以筆為槍」
讀 ：我們看到，魯迅關於抗戰的這些文字，很多都寫得很隱晦、很曲折，為什麼魯迅在文章裡不能痛痛快快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類話呢？
劉加民：魯迅從來不喊打喊殺，因為「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魯迅進行的是文化抗戰，是以筆為槍的靈魂深處的戰爭。文學家手上的武器是筆，所謂「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所謂「我有兩個司令，一個是朱司令，一個是魯司令」，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當時抗日言論受到壓制的大背景下，他很注意鬥爭策略，主張「塹壕戰」，反對「赤膊上陣」的無謂犧牲。他不是一時的熱情和亢奮，而是充分地認識到鬥爭的殘酷性和長期性，一直激勵人們進行韌性的戰鬥。
本書中除了收錄他70多篇抗戰詩文之外，還收錄了6篇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當年10月15日，他領導下的「左聯」發表宣言，抗議日本侵略；左聯與美術研究會聯合編輯的連環圖畫《東洋人出兵》也同月出版，大膽揭露日本侵華的罪行。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左聯派代表參加「上海各界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並安排作家深入前線採訪，撰寫抗日宣傳文章，鼓舞士氣，同仇敵愾。
1932年2月4日，魯迅等4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發告世界書》，抗議日本進攻上海。1932年2月7日，魯迅等129名愛國人士聯合發表《中國著作者為抗議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
積極推介年輕作家的抗日作品，是魯迅積極參與抗戰的另一種方式。作為當時文壇的主將，魯迅一言九鼎。他大力推介了一些抗戰題材的文學作品，使一批文學新人快速嶄露頭角。蕭軍的小說《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的小說《生死場》在魯迅的幫助下，終於出版發行。魯迅為這兩個名不見經傳的來自東北淪陷區的年輕作家，親寫序言，高度評價。葛琴的短篇小說集《總退卻》，比較真實地反映了上海軍民在1932年1月到3月「淞滬抗戰」中的英勇表現，魯迅也為之作序，盛讚其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
魯迅還領導了文學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設，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他主張作家應在「抗日」的旗幟下聯合起來，抗日旗幟下面要保持各自的文學特色和思想意識，不贊成一刀切，非此即彼。
1936年10月1日，魯迅距離逝世還有18天，他身體已經極度虛弱，仍會同21人聯合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主張「全國文學界同人應不分新舊派別，為抗日救國而聯合」。在民族大義面前，魯迅毫不猶豫地站到了超越派別、團結禦侮的高度，這對文化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後能夠迅速統一思想、凝聚力量、積極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讀 ：「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這是魯迅公開發表的主張。但是魯迅的抗戰文字當中，幾乎都包含著對當時國民政府的嚴厲批評，以及對當時中國社會上一些思潮、現象的諷刺，這和「全國一致對日」是否矛盾？
劉加民：魯迅是一個清醒的思想者和革命者。他做文章，分析時事，從來不會就事論事、淺嘗輒止。反思國民性、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轉型，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思想的核心點。
在《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一文中，他對中華民族的歌頌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他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在《魯迅的抗戰》一書中，讀者可以看到：日本軍國主義者貪得無厭，對於中國土地步步蠶食；國民政府大搞「攘外必先安內」，堅持內戰。對於這樣無能腐朽的政府，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痛徹心扉，魯迅也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批判。
同時，在抗日的風潮將起未起之際，必然會有一些社會上的沉渣泛起，這也是魯迅深惡痛絕的。比如一些商業化、庸俗化的口號，也試圖蹭上抗日的溫度，書中所選《沉滓的泛起》就批評了有不良商家打著抗日旗號做廣告，是在趁「國難聲中」或「和平聲中」將利益更多地榨取到自己手裡。
諸如此類的文章，也會讓不明就裡的人覺得魯迅抗日的態度不夠「火熱」，似乎太「冷靜」。但是真正懂得魯迅的人，還是看到了魯迅冷靜背後的熱情，他的痛苦正是來自「冷與熱」劇烈交鋒的體驗，是「豐富的痛苦」。魯迅對「沉渣」的反感，正是因為胸懷熱情。對此學者錢理群、王富仁等多有論述，此不贅言。
每個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文化偶像
讀 ：怎樣看待魯迅與日本朋友的交往？在您看來，魯迅的「日本觀」究竟是怎樣的呢？
劉加民：學習日本的優長，改進我們的不足，是理解魯迅的「日本觀」的關鍵。魯迅從來不是一個狹隘的偏激的民粹主義者，而是現代中國最具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之一。對於外來文化，他的「拿來主義」至今振聾發聵。可以說，他的超越性與我們前進的方向，不謀而合，志同道合。
關於魯迅的日本觀，已經有很多研究者討論過。所謂知人論事，是研究歷史人物的法寶。超越了當時的歷史環境用今天的眼光評價歷史，未免太荒唐。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日本是東西方文化的橋梁，成為中國年輕人了解西方、了解日本的「近師」。魯迅譯介西方著作，很多就是通過日語轉譯的。
魯迅去日本，初衷是「我以我血薦軒轅」，是為了「別求新聲於異邦」。他在日本度過了7年，其間，他在《浙江潮》上發表了《斯巴達之魂》，歌頌斯巴達人以生命和鮮血抗擊侵略者，藉以抨擊清朝統治者的喪權辱國，喚醒中國人民起來鬥爭。他剪掉象徵封建壓迫的辮子後專門照相，並在照片背面題詩「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送與好友許壽裳，以表達自己為國捐軀、矢志不移的決心。
循著這條線索，我們就不會為一些閒言碎語所迷惑，而是在任何時候，都支持魯迅，相信魯迅。比如，有人說魯迅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其實這謠言的來源，一是左翼文學陣營內部的分歧，還有就是來自敵方的造謠。上海一些無聊小報當年就登載文章，說魯迅通過他的日本朋友內山完造向日方出賣情報，這樣低劣的造謠手段，在那個年代根本沒人信、沒人理，連反駁闢謠都不必。但是，到了21世紀，有人又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謠言翻出來，把無稽之談當成「揭秘」。其實，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夜，魯迅就被尊為「民族魂」，當時的中國人已經給出了對魯迅最中肯的評價。
魯迅認為，日本人民不同於日本統治者，普通百姓也是受害者。他對善良的日本人有敬意，對於內山完造等不少日本朋友的友誼，也屢見筆端。在作品中，魯迅對於日本民族的優點也多次進行了毫不掩飾的肯定：「我敢堅決的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的。」可見，魯迅從來不是盲目反日、排外的民粹分子，而是一個清醒的愛國者。
我們現在研究「魯迅的抗戰」，除了強調他活著的時候做了大量的文化抗戰的工作，還在於他去世之後讓無數中國人在他的旗幟引領下奮勇前進。更重要的，置身於百年不遇大變局中的中國人，「魯迅精神」依然值得珍惜。每個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文化偶像，因為偶像可以凝聚起更大的力量，所謂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正是每一個文化工作者的歷史使命。
（長江日報記者李煦）
【編輯：王戎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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