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大師們對青年的寄語（我讀世間痴漢子）

2023-04-20 11:07:36

錢大昕說：「讀古人之書，必知其人而論其世，則年譜要矣。」編年譜是知人論世的最好辦法和捷徑。年譜至宋代正式出現，很快成為一種傳記體裁，發展迅猛，到明清時期，附庸蔚為大國，不僅數量日益增多，而且篇幅越來越大，但當時尚沒有用「長編」作書名者。近二三十年來年譜長編突然流行，湧現一大批以此為題的著作，以至於有學者考證「長編」的本義，認為「長編」是「初稿」的意思，調侃學界望文生義，把誤解當時髦追捧，結果群起仿效，成為一種風尚而流行開來。有的甚至為長編而長編，大量引用譜主的文字。薛玉琴教授與劉正偉教授合編《夏丏尊全集》增訂10卷本（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字數達450萬字，照理說她有非常便利的條件和優勢撰寫夏丏尊的年譜長編，但她新近出版的和陳才合著的《夏丏尊年譜》（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僅50萬字左右，可以說是一部選材嚴挖掘深、精心構撰的佳作。

《夏丏尊年譜》，薛玉琴、陳才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

夏丏尊（1886—1946），名鑄，字勉旃，後改字丏尊，浙江上虞人。祖上經商，家境不錯，能夠從小讀私塾，於16歲時，考取秀才。然好景不長，家道中落。為生計，夏丏尊不得不離家讀外國書。雖然讀了幾個學校，甚至去日本留學，但均因學費無法繼續，中途輟學，未曾獲得過任何畢業文憑。儘管如此，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奮鬥，他歷任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浙江高等學堂、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上虞春暉中學、上海立達學園教員，以及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國立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教授等。1926年參與籌辦開明書店，以後長期擔任開明書店總編輯、編譯所主任，創辦《一般》《中學生》《新女性》《新少年》等青少年刊物，發起並參與組織中國語言學會、中國文藝家協會等，與陳望道等合作編纂《開明國文講義》；與葉聖陶等合作編纂《國文百八課》《初中國文教本》,撰寫故事體語文知識學習著作《文心》。在長達40年的教書育人生涯中，他廣泛涉獵文學、教育、社會、宗教、出版及翻譯等眾多領域，均卓有建樹，尤其在文學、教育、出版等方面做出開創性的貢獻。

夏丏尊

多重時事的觀照

「世上沒有遺世獨立的人，也就沒有不記時事的年譜。」 夏丏尊生活在近代中國的轉型時代，社會變動非常劇烈，經歷很多重大歷史事件，那麼時事應佔他年譜的一部分。《夏丏尊年譜》不僅撰寫分年大事記，提供譜主所處的時代環境和歷史背景，而且正文中也有譜主對所親歷事件的記述、回憶，以及與其文學家身份相關的文學思潮與實踐活動。如1911年分年大事記有「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的時事記載，正文對應的有「11月5日杭州光復」條，其下摘錄夏丏尊《光複雜憶》一文，說：「那時我在杭州，事前曾有風聲，說就要發動。四日夜裡尚毫不覺得有甚麼，次晨起來，知道已光復了。……記得在光復當時，人心是非常興奮的。一般人，尤其是青年，都認中國的衰弱，罪在滿洲政府的腐敗，只要滿洲人一倒，就甚麼都有辦法。當辮子初剪去的時候，我們青年朋友間都互相策勵，存心做一個新國民，對時代抱著很大的希望。」1900年庚子事變後，清廷的威信銳降，形象每況愈下，越來越令人失望，就像一句電影臺詞說得那樣，「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因此，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各地紛紛響應，宣布脫離清廷，其中多數實現和平改旗易幟。杭州也是其中之一，時人以為只要推翻清朝的統治，國家就有希望了，對未來充滿憧憬和期待。

但事實並非如此，民國肇建後，整個社會長期處於混亂動蕩之中，更遭到日本蓄謀已久的侵略。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夏丏尊服務的立達學園慘遭毀損，主編的《中學生》2月號正在裝訂，也悉數化為灰燼，他不得不回浙江老家避難。儘管如此，他與巴金、陳望道、胡愈之等知名人士129人共同籤署《中國著作者為抗議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抨擊政府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呼籲民眾起來抗爭，唯有如此，才能爭取到中華民族自由獨立的光榮。「七七事變」爆發後，他與王統照、鄭振鐸等101位上海文藝界人士聯合發表《文藝界為盧溝橋事件告全國同胞書》，聲明擁護全國民眾在政府統一指揮下，從事抗戰活動。這次，他支持在上海的一個朋友回老家避難，自己卻全家搬至法租界居住。那個朋友後來抱怨說，聽了他的話，回到老家，然而在生活上，無論物質的或精神的，比起在上海，更飄蕩，更沒有著落，不禁對他有點反感。

1942年，因日軍多年佔領所帶來的城市環境變化等因素導致上海華界霍亂流行。為防止疫情擴散，日軍當局除了對疫區採取隔離、封鎖等措施外，還強制對華界民眾注射防疫針，尤其出入租界必須持有防疫證書，無證或過期失效者一律禁止通行。這迫使有出入租界需要的華界市民不得不去打防疫針，否則無法通行。時人記載說，華界、租界的衛生處門前大排長龍，擁擠不堪，醫生也手不停射，忙碌不已，「上面烈日當空，下面竚足而俟」，民眾苦不堪言。 當時夏丏尊次子夏龍文在寧波工作，他致信兒子，提到上海的霍亂疫情，說：「滬上疫勢加厲，進出兩租界須驗防疫證書，無者或過時者不準通行。」還問從上海到寧波，「須驗大便，而大便證書之有效期限只三日，手續非常麻煩」，不知由寧波來上海，「是否亦須如此」？

近代中國為時代巨變所激蕩，各個領域都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文學領域經過白話文運動、「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也轉型為現代新文學。作為文學家的一員，夏丏尊不僅有大量創作，還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授國文課，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事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一起討論、制定《國文教授法大綱》，提出國文教授的目的是使學生能夠了解用現代語所發表的文章，用現代語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 後來他的一個學生傅彬然深情地回憶說：「他讀的古書不及別的國文老師那麼多，可是他選的文章，多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學術價值。對於文學和語文的見解，跟後來五四運動陳獨秀等人所倡導的頗多不謀而合之處。」另一個學生豐子愷則說：「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的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就此看來，早在陳獨秀、胡適等公開提出文學革命主張之前，夏丏尊已開始踐行文學革命了。

以社會交往為主線

人是社會的一員，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我們要看一個人的價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關係的人。」 夏丏尊既當過中學老師，也在大學任教，還從事編輯出版等工作，閱歷十分豐富。他有家人，有學生，與很多人共事，也接觸各種各樣的人，可以說與他有關係之人不勝枚舉。對此，《夏丏尊年譜》沒有面面俱到，全部涉及，也沒有過於聚焦，集中到少數有直接關係的人身上，而是有所選擇側重，體現其人際交往網絡的連續性、豐富性、多元性。大體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終身的關係，如家人和至交好友如李叔同、葉聖陶等；一種是各個時期的主要社會往來對象，像浙江一師的同事經亨頤、魯迅、陳望道、劉大白等，學生楊賢江、豐子愷、曹聚仁等；湖南一師的同事舒新城、惲代英、匡互生、張文亮等；春暉中學的同事劉燻宇、朱自清、朱光潛等，開明書店的同事章錫琛、王伯祥、宋雲彬等。《夏丏尊年譜》編者通過挖掘夏丏尊自己及上述往來人物的檔案、日記、回憶錄等文獻資料，補充夏丏尊一生中原本模糊與缺失的部分，儘量全面還原夏丏尊的生命歷程，使其形象更加立體、豐滿、鮮活。

如關於夏丏尊清末留學日本問題，學術界或牽強附會，或人云亦云，語焉不詳，撲朔迷離。通過查閱夏丏尊在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的檔案及文件，結合夏丏尊的自述材料，編者進行一番嚴密的考訂後，指出1905年恰巧有親戚從日本留學法政回來，受其影響，夏丏尊遍訪親友，借貸500元，準備赴日留學。次年他負笈東瀛，為節省來之不易的學費，最初幾月請一日本人專教日文。該年4月，他插班進入日本宏文學院普通科學習；1907年5月15至20日參加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招生考試，被窯業科特別預科錄取，而並非坊間訛傳的染織工業，實際染織工業本身也不確，應為染織科。9月入學後，夏丏尊即稟請領取官費，因浙江省庫款緊張，官費資助名額競爭激烈，他稟請失敗，家中又無法籌措學費，不得不於次年5月輟學回國，應聘擔任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教育、心理、倫理等科通譯助教。在這裡，他開始職業生涯，並逐漸建立人際交往網絡。他結交的第一個名人是魯迅。魯迅比他晚一年進校，雖然是仙臺醫學專門學校肄業，與他學歷相似，但比他幸運，任化學、生理科教員兼博物科通譯，不僅專業對口，而且起點高，直接擔任教員。夏丏尊后來回憶說：「我認識魯迅翁，還在他沒有魯迅的筆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兩級師範學校相識，晨夕相共者好幾年。……我可以說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啟蒙的一個人，至少在小說閱讀方面。」

民國甫成立，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就改名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並積極引進人才。其中擔任圖畫、音樂教員的李叔同後來成為夏丏尊一生摯友。他一到校，夏丏尊便參與接待，陪他夜遊西湖。他們剛開始以藝交流，李叔同會書法，夏丏尊擅篆刻，經常互贈作品。1913年7月，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改設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他倆合作為新學校寫校歌，夏丏尊作詞，李叔同譜曲。正是這樣頻繁的交流合作，使他們惺惺相惜，結下深厚友誼，成為無話不談的摯友。一次，為躲避學校名人演講，他們出去喝茶，夏丏尊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李叔同自己回憶說：「那時候我聽到這句話，就覺得很有意思，這可以說是我後來出家的一個遠因了。」隨後夏丏尊向李叔同介紹斷食之法，結果又是前者說過就算了，後者卻當真了，趁寒假直接跑到虎跑寺斷食。夏丏尊是回家過完年返校，才知道此事的。去寺廟裡斷食，使李叔同產生奇妙體驗，有從佛願望，這應是他出家的一個近因。1918年2月25日，李叔同正式皈依三寶，法名演音，字弘一。對此，夏丏尊頗為內疚，說李叔同因他的助緣而出家，自己卻沒有這個勇氣，仍在凡俗之中沉浮，「所以深深地感到對於他的責任，很是難過」。回顧他們共事的七年中，李叔同有離開浙江一師的機會至少有三四次之多，可都由於他的懇留而未走，「他的愛我，可謂已超出尋常友誼之外」，故「深悔從前不該留他」。一方面是愧疚，另一方面是不同尋常的友情，夏丏尊與弘一法師一直保持密切聯繫，並不時資助他；他圓寂後，夏丏尊編輯紀念文集、組織紀念會緬懷他。

曹聚仁在一篇回憶老師夏丏尊的文章中，指出人的品性以中和為最可貴，在他的師友中，性格多有所偏，「求其中和平直，夏師庶幾近之」。 其實夏丏尊不總是平和穩重，也有激進血性的時候。在浙一師的文化革新風潮中，因遭軍閥當局的壓制，他與陳望道、劉大白、沈仲九等同事不顧學生挽留，憤而辭職。隨即經陳獨秀推薦，他與沈仲九應聘至湖南一師任教員。其時，毛澤東為湖南一師附小主事。1920年秋，毛澤東創辦失學青年補習班，夏丏尊、沈仲九、匡互生等應邀任教。不久，因湖南省政府欠薪，夏丏尊等老師主張罷課，毛澤東認為罷課消極，主張採取積極的辦法，由教育界自決。可夏丏尊等還是搬走行李，決意離校，對此毛澤東很是反對，找幾個學生談話，說：「教職員離校很危險，因為他們出去就散了，要想積極奮鬥萬難了。現在無論如何要把他們慰留在校。」儘管未能如願，但夏丏尊的鬥爭精神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覺得「他是一個為企求光明而前來接受革命洗禮的人物，便勸他也加入他們的黨」，然竟被婉拒，乃私下對人說：「夏先生的人格學識是令人可欽仰的，可是政治上的認識還不夠清楚。」據說這激發夏丏尊后來對政治研究的興趣，不僅翻譯《社會主義與進化論》這樣的書，還寫了不少批評中國傳統和時局的文章。應該說他人生經歷豐富，社會交往多姿多彩，有的鮮為人知，有的影響一生，頗吸引眼球，容易激發興趣和關注。

呈現另一面

豐子愷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說，夏丏尊「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鑑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的確如此，他是複合型人才，在許多領域都很有建樹，被譽為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新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因此，各方對他有口皆碑，普遍給予高度評價。像曹聚仁本來對他有惡感，後來了解到他是「有深度的文士」，才轉而對他表示欽佩，盛讚他品性好，壯年時有努力的方向，老年時有開明書店這樣的名山事業，切實為中學生著想。而周振甫則說夏丏尊既有生活藝術化的思想，也將之付諸實踐，即在日常生活中講究情、理、事。

然而，根據《夏丏尊年譜》所引用的王伯祥等日記，則並非如此。大體上可歸納為三方面：一是夏丏尊具有商人習性，重利貪財。1934年1月4日，朱自清在日記中記載有人「評丏尊為商人」，但沒有進一步展開，不清楚何出此言，到底有哪些表現。不過這種說法倒也並非無中生有，《社會日報》1932年11月6日曾刊登一篇雜文，題目就是《商人化之夏丏尊》，稱靠《愛的教育》、《文章作法》二書，夏丏尊每季可得版稅「至少三千元」，為除林語堂、郭沫若外最多的，「故現在之夏丏尊，已變成一商業化之文人矣」。而他的商人嘴臉，恰恰在王伯祥日記裡多有揭露。1944年11月9日，開明書店經理章錫琛宣稱有舊家要出售100箱左右的書，開價300萬元，他想為圖書館買下來。可夏丏尊與陳乃乾想當中間人，通過賣書取酬。王伯祥對章說夏丏尊一向不喜歡開明書店買書，他又視這筆生意為利藪，肯定辦不成。果然如王所料，夏丏尊把持這筆生意，連書的目錄也秘不示人。就此，他評論說：「丏尊平日時以梨洲與晚村爭書利為譏笑，今乃躬蹈而不恤，且從而加鄙焉。」1945年8月2日，王伯祥在日記中記載：有個叫劉劭青的介紹夏丏尊見李某，稱以隱貧名義，可申請幾十萬元救濟金。王認為夏丏尊還沒有窮到這種地步，應該斷然拒絕，但夏竟欣然接受，填報申請，並得到這筆救濟金，發了一筆小財。王伯祥乃譏諷夏「不但忘垂老務得之戒，真可謂耄及之徵矣」。

二是作為開明書店的領導層，夏丏尊未能盡責盡力。宋雲彬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八一三事變」時，開明總廠遭日軍轟炸，資產損失達全部資產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為什麼損失如此慘重，是由於開明的兩位主要負責人章錫琛、夏丏尊不關心時事。前者認為開明書店位於公共租界，仗不會打到這裡，安全無虞，再說國家都到危險關頭，即使犧牲他這點事業，又算得了什麼。後者則不相信會出現長期抗戰的局面，他不止一次地對宋雲彬說：「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沒有認真跟帝國主義者打過一次仗，目前這個壞政府，更不會真正跟日本打起來。」正因為此，夏丏尊和章錫琛沒有未雨綢繆，事先做好布置，致使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對於今後書店何去何從，有人主張清理關門，夏丏尊也有此想，與王伯祥談店務時，憂心忡忡。王伯祥安慰說：好好籌劃，妥善處理，開明書店不會有關門危險，如果投機亂來，不按部就班，就要大擔心了。在王伯祥看來，夏丏尊除了杞憂，拿不出辦法和主意，「至堪浩嘆」。1943年，盛文頤設立普慧大藏經刊行會，出資50萬元刊印《普慧大藏經》，夏丏尊任理事，一般上午到法藏寺做譯經工作，下午去開明書店上班。最後因電車減少，乾脆不去店裡。1944年11月28日，他突然到店，是因為內山完造為他購買的法帖15部到了，他要轉賣賺差價，所以特來辦理此事。其時，店中同事想分杯羹者紛紛向他求買，討價還價，較量錙銖，「狀殊可哂」。當天，王伯祥就在日記裡詳記此過程，順便吐槽夏丏尊近一年多來只上半天班，甚至「竟不來館」的情況，最後悲憤地寫道：「身處率導之任者乃躬以利倡如此，豈不大可悼嘆哉？」 在他眼裡，像夏丏尊這樣的負責人非但沒有經營能力和意識，還沒有職業素質和奉獻精神，很不應該。

三是日常言行殊乖常度。春暉中學教員有黨同伐異之爭，一次有某君選文將「疵之」抄成「庇之」，被對手抓住，大肆炒作。某君是夏丏尊學生，乃向老師求助。夏翻到一木刻本隨筆，赫然即「庇」字，大喜過望，特地找學校當局「力言」，令對手心情鬱悶，不得不離職。為此他非常得意，津津樂道。王伯祥查閱多種權威史料，發現均為「疵之」，並無作「庇之」者，不禁評論說：「其實英雄欺人，彌蓋一時，而對手震其名，乃斂手不敢抗耳。」1939年12月31日晚上6點，開明書店全體同人在聚豐園聚餐，夏丏尊儘管來了，但情緒不佳，嫌此舉為多事與浪費。王伯祥在日記裡寫了此事，分析原因說：「此老近日言動殊乖常度，殆有心疾矣。」這種「殊乖常度」大概時有發生，給王伯祥帶來心理陰影，1941年7月15日，他與夏丏尊、方光燾等參加一個酒會，席間，夏、方二人大罵暨南大學與鄭振鐸，「實難入耳」，他忍受不了，趕快逃離。下月同日，他在日記裡寫道：「是夕本有酒會，以畏見丏、曙之使酒罵坐，託故辭去。」丏即夏丏尊，曙為方光燾，字曙先。次年3月5日，王伯祥日記載：「丏尊來，無因而至，大傾牢愁，令人莫名其妙。」1942年10月31日，王伯祥等開明書店同人赴上海殯儀館弔唁鄭振鐸母親，回店裡後，幾個人湊百元為賻儀，只有夏丏尊不肯出，「一再聲言，我與鄭曾相罵，決不送禮，顏色甚難看，大可笑」。王伯祥在日記裡感慨道：夏丏尊胸襟如此狹小，「取與弘一對照，實有愧其死友也」。

應該說王伯祥的私評可能有誇張刻薄之處，但從上述他日記所載諸事，夏丏尊的表現確實有與其身份地位不相稱地方。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青少年時因為家窮他多次輟學，所以他窮怕了，一方面想方設法賺錢，如任教、賣文、投資實業等，另一方面對金錢也看得很重，只要與錢有關，他都在乎、計較。第二，他是個悲觀主義者，心事重重，有許多殷憂。他的朋友盧冀野這麼描寫他：「他老是搖頭嘆息。他老是愛咂一咂嘴，雖然嘴邊上還掛著笑影，總好像有什麼難言之隱似的」，猜測他是受弘一法師影響，對人生徹底頓悟。第三，他晚年連連遭遇不幸，長女、長子、孫子相繼因病去世，白髮人送黑髮人，心境不佳。葉聖陶在日記裡就說：「丏翁自吉子逝世，家境連年不順利，老歲遇之，益難堪矣」，「此非勸慰所能為力也」。人無完人，難免有缺點，更何況夏丏尊還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因此其知名文人後的另一方面情有可原，應客觀看待，不該過於苛責。

夏丏尊去世後，盧冀野撰有輓聯，其中一句是「人生憂患始，嘔血吐文字。文字豈療貧，世間痴漢子」。從《夏丏尊年譜》全書的撰寫來看，這應該是對夏尊丏一生極為妥帖確切、言簡意賅的概括和總結，可謂蓋棺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