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日本來了多少人（七七事變81周年日本不能逃避）

2023-04-18 19:25:59

1937年7月7日，橋畔的一聲槍響，震醒了沉睡的宛平城。日本侵略者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81年後，我們刊登此前光明講壇相關文章，再次回望歷史。

馮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門史中國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特質

積澱久遠的「皇國史觀」與「八紘一宇」說

地處東亞外緣的島國日本，國土狹窄，資源不富，卻「不甘處島國之境」，很早就產生強烈的領有世界的妄念，這在日本的「皇國史觀」中有鮮明展現。

「皇國史觀」是日本軍國主義戰爭動員的精神主脈。此一史觀認定：日本天皇制國體高踞萬國之上，「萬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國」日本，應當統領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而其思想淵源則伏筆千載之古。

日本的「神國」論直接推衍出海外擴張論，而其中的觀念聯結便是「八紘一宇」說。傳說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紘為宇」臆想。「八紘」一詞原出中國典籍《列子·湯問》《淮南子·地形訓》，意指四方四隅。

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書紀》借用此詞，編造神武天皇建都詔書，內稱：「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意欲將世間八方，置諸一宇（屋頂）之下，而這個「屋頂」，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雄飛海外」、將八方疆域收入治下，是日本統治階層千餘年來的夢想，其掠佔的首批目標是鄰近的朝鮮半島、臺灣島、庫頁島，以及中國東北的白山黑水，整個東亞大陸乃至全世界則為其侵略的「遠大目標」。

踐行「八紘一宇」的海外擴張

作為日本千餘年的國家格言，「八紘一宇」決非徒快口耳的言辭，而是實行方針。

4世紀末，倭王侵犯朝鮮，渡海攻破百濟、新羅城池，迫使朝鮮半島人眾為其臣民，並擄掠奴隸、布帛，後高句麗軍擊敗倭軍，倭王退回日本。

6世紀日本派兵介入朝鮮三國（高麗、新羅、百濟）政爭，被唐朝與新羅聯軍重創」。此後近千年，日本因內爭頻仍，國力孱弱，對外徵伐有所收斂。

豐臣秀吉畫像

16世紀末，軍事封建領主豐臣秀吉平定戰國紛爭，握有一支久經戰陣的武裝，立即向外擴張。先是迫使朝鮮、菲律賓、琉球前來朝貢，進而大規模出兵朝鮮，試圖以朝鮮作為徵服中國的跳板。

1591年和1597年豐臣秀吉兩度派遣大軍渡海，於釜山登陸，佔領朝鮮京城、開城、平壤三都，鋒指明朝，宣示要遷都明朝京師北京。後因中朝聯軍在陸戰和海戰中擊敗日軍，豐臣秀吉鎩羽而歸。

近代日本侵略戰爭，以16世紀豐臣秀吉徵伐海外為直接先導。豐臣秀吉是日本發動對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江戶幕府時期「日本主義」發酵

豐臣秀吉擴張狂念遭遇重挫，繼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因國力所限，幕府兩百餘年間厲行「鎖國體制」，對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紘而為宇」的訴求未曾消弭，並通過強化軍事組織，實現軍政一體的「武家統制」，武士居社會強勢地位，而武士的本性充滿殺伐和武力擴張傾向。

江戶幕府中期，「國學三大人」——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國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揚國粹主義。

江戶幕府後期，葡萄牙、西班牙、美國等西方國家相繼東侵中國、日本、朝鮮。日本學者廣泛認同：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島國局限，仿效西洋列強向外侵略。

江戶幕府時代建築

江戶後期提出完整擴張計劃的是「經世家」佐藤信淵，他宣稱兼併亞洲各鄰國、統治全世界是上天賦予日本的使命。佐藤信淵先侵略滿洲再徵服全中國，進而侵佔全亞洲的擴張路線，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思想，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計劃之先導。

幕末明治侵華戰略確立

時至江戶幕府末年，日本面臨西方列強欺凌，各類藩士競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見為：仿效西方，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對外關係上，順從列強，榨取朝鮮、中國等鄰邦，躋身侵略弱國的列強行列。這種學說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蔭，後有幕末明治間的福澤諭吉。

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之後，幕府被迫放棄鎖國政策，先後同美、俄、英、荷等國籤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有人提出「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的「海外補償論」。

福澤諭吉是闡發日本侵華戰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為啟蒙學者，福澤力倡「文明開化」，引進西方技術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歐美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亦為題中之義。

他力主學習歐美，與其「共進退」，同時把中國、朝鮮等亞洲鄰邦視作「野蠻未開」的「惡友」，予以拋棄乃至侵凌，這便是福澤的「脫亞入歐論」。

黑船來航繪畫作品

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清國徵討策略」，其第一步是攻佔臺灣，第二步是吞併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徵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八紘一宇」。

從中世的豐臣秀吉，近世的佐藤信淵、吉田松蔭，到近代的福澤諭吉、井上哲次郎，已為日本侵略亞洲的「大陸政策」作了思想鋪墊。

日本對發動侵略戰爭缺乏文化反思

日本是近現代亞洲的戰爭策源地，犯下嚴重的侵略戰爭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對發動戰爭（主要是太平洋戰爭）的罪行有所清算，但很不徹底。

我在日本講學幾年間，考察包括靖國神社在內的各種歷史紀念地，發現到處充溢著對「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日方勝利的讚頌與狂喜。這正是日本以侵略戰爭為榮的文化傳統未獲嚴正清算的表現。

甲午戰爭是日本挑起的非正義侵略戰爭，打斷了中國第一次近代化建設進程，中國「創巨痛深」，而日本卻將這場自己發動的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稱之「義戰」、「文野的戰爭」，百餘年來，這種顛倒黑白的強盜邏輯沒有在日本得到駁正。

二戰以後，日本右翼並未認罪、服罪。春山富士首相、河野洋平官房長官對日本二戰的侵略歷史、對「慰安婦」問題有所反省，誠懇表達歉意，卻遭到今天的右翼執政者、右翼文人的否定性質疑，此為當今世界的咄咄怪事！究其原因，與日本未能深刻清算其讚頌對外侵略的歷史文化傳統有關。

日本軍艦資料圖片

今天的日本右翼將謳歌對外侵略的文化傳統推尊為「國粹」，豐臣秀吉等外戰巨擘，被尊之「軍神」，視為日本史上的英雄，受到頂禮膜拜；福澤諭吉則是廣受敬重的思想家，力倡侵華、侵朝的福澤諭吉的頭像一直印在萬元鈔票上.

十年前更換鈔票圖案，五千元鈔和千元鈔的圖像都有變化，唯獨萬元鈔圖像仍保留福澤諭吉，足見朝野對福澤的高度敬仰。

今之日本右翼試圖第三度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使中國重新陷入弱國泥淖，供其凌辱。對此我們要保持警惕，勿入其彀。而揭示現代日本右翼政治家強勁堅持並禮讚侵略戰爭的歷史文化傳統的荒謬性與危險性，同樣是時人無可旁貸的職責。

日本不能逃避「戰爭加害」責任——步平

2015年，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國家圖書館與光明講壇合作，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步平就中日戰爭及戰後關係進行梳理和分析。

主講人：步平（1948年7月-2016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項目的中方首席委員，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2006年起主持中日兩國政府間歷史問題對話，擔任中方首席委員。

日本國內的「爭論」

圍繞靖國神社在日本國內也有長期的爭論。國會連續6年否決了將靖國神社「國有化」的自民黨的提案，民眾對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提出訴訟，有的法庭也判決日本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違法。

戰後只有一半的日本首相在任上去參拜靖國神社，國內還有相當多的強烈反對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的力量。民意調查證明：反對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的人還略高於支持的人,多數人還沒有態度。

戰後，日本社會圍繞教科書始終存在「改善」與「改惡」的兩種趨勢，1997年，日本歷史教科書的「改善」是最好的時候。文部省審定的7種初中歷史教科書全部記載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問題。日本右翼勢力就決定編寫，第8種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這本「新歷史教科書」宣揚的歷史觀完全是日本戰爭中的那一套。但是 2001年，也就是這本書剛剛通過文部省審定的時候，採用率是0.039%。又過了四年，2005年這本教科書在第二次通過審定後的採用率也不過0.4%。

所以，我們當然對這本新歷史教科書感到憤怒，但是不要把我們的憤怒指向所有的日本學生，而要同不使用這本教科書的老師和學生共同來批評這本教科書。如果我們共同來抵制這本歷史教科書，就能夠取得更好的結果。

日德對戰爭態度不同的緣由

二戰結束初期的德國滿目瘡痍，普通德國人每日都在為生計而奔波，不關注戰爭責任問題。隨著冷戰的加劇，西方佔領國失去了徹底清洗納粹分子的興趣，他們更關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為西方陣營的實力成員。在佔領軍支持下紐倫堡審判揭露了納粹的罪行，一是60年代的eichmann事件、以色列對納粹的單獨審判等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

首先是德國司法界的努力，始終追訴納粹戰犯，要求延長甚至取消追訴時效，並通過1958年的烏爾姆的行動隊審判、1963年至1965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威辛審判，對德國戰後的政治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德國人被納粹罪行所深深震撼，並由此首先在知識與政治精英中激發起一種強烈的道德反思意識；而重要的是，審判中被揭露的納粹犯罪事實給年輕一代以極大精神打擊，他們希望清算父輩們的歷史，對他們進行公開的政治和道德審判，試圖以此擺脫上一代留下的不堪重負的歷史恥辱。

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以年輕一代的名義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

1969年，聯邦總統呂布克因曾在設計過納粹集中營的建築公司工作的經歷受到輿論攻擊而下臺。

代際衝突使德國完成了對歷史的重新定位，一種更具反思意識的歷史觀開始在具有左翼傾向的政治及知識精英中形成，隨著左翼政黨社民黨在60年代末成為主要執政黨，反省納粹罪行在德國的民主文化中開始發酵；更重要的是，隨著68一代逐漸成為社會中堅，德國反省納粹歷史的自覺意識也完成了質的轉變，最終形成廣大公眾接受的主流意識。

儘管反思二戰罪行已成為無法撼動的主流民意，但替歷史翻案的嘗試卻一直存在，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一刻未停。例如，勃蘭特在華沙弔唁華沙起義猶太人紀念碑，並下跪謝罪，但這一舉動在德國國內引起巨大爭議，據調查只有約百分之四十的人表示理解。

不過，進入90年代後，德國政府和政治家的行動值得肯定。

1994年，德國議會通過了《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納粹的死灰復燃。

1999年聯邦眾議院通過在柏林建造紀念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受害者的大規模紀念碑的決議。眾議院採用了美國建築師埃森曼的碑林設計。碑林建造在處於柏林統一後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廣場，面積約為150米見方，包括2711個從30釐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紀念碑林將告誡世世代代的德國人牢記納粹時期的罪惡，永遠不讓黑暗的歷史重複。

1995年德國總理科爾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時成立贖罪委員會，以向在二戰中受德國侵略的國家贖罪。

2005年，德國總理施洛德低沉的話語在布痕瓦爾德納粹集中營遺址上空迴蕩著。「過去的歷史我們已無法挽回，但我們能夠從那段歷史中，從我們國家刻骨銘心的那段恥辱中吸取教訓。德國決不向試圖忘卻或不承認那段歷史的任何企圖讓步。」

德國的反思是徹底的，但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是人類道德、司法良心、外部壓力和代際衝突等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通過相關法律和教育制度的建設，對納粹歷史的定位在德國深入人心。與日本相比，民間和知識分子層面的思考與反省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政府與政治家的態度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們要關注日本社會的進步力量和正義的聲音，與他們一起抵制日本右翼與保守政治家的政策。

中日歷史問題本質和趨向

中國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們經常講抗日戰爭是中國復興的樞紐，是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從沉淪向上升轉折的關鍵點。

中日兩國是近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高速發展，曾在60-70年代的日本發生過，但那一現象對日本來說已經是歷史了。近代以來長期落後於日本的中國迅速超過日本的現實，則使許多日本人感到驚訝。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日本人認為中國的發展給日本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承認現實搭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便車的日本企業家大有人在。

但日本的右翼和保守派卻不那樣看，他們把中國的發展看成是對日本的威脅，感到難以適應。而把中國的發展宣傳為中國的威脅，正好被用來作為推行其修改和平憲法的藉口。而日本保守勢力的活動，因為迎合了美國所謂「重返亞洲」的戰略目標，所以同美國抑制中國的動作這就是近年來中日關係發生劇烈動蕩，面臨邦交正常化42年來最困難局面的重要原因。

最近一段時間，日本方面在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上出現的消極舉動，破壞了抗戰勝利後經過幾代人艱苦努力建立的中日關係。特別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去年12月參拜靖國神社，更給中日關係造成了新的重大的政治障礙。

我們已經看到，為了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為了讓國際社會了解歷史的真實和經驗教訓，我們與安倍政權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對於中日關係的前景應當如何看呢？這是大家十分關心的問題。

第一，如果說國與國較量的話，最根本的是國家實力的較量。抗戰前期之所以出現戰略退卻和戰略相持的艱苦階段，就是因為近代以來不斷衰弱的中國難以與剛剛崛起的日本對抗。今天的中國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關鍵的也是中國的國力在不斷壯大。而戰後中國壯大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在和平的大背景中，保持自己的穩定發展，同時努力營造對我們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作為地區甚至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對周邊和世界本來是積極的因素。有些人之所以渲染「中國威脅論」，其實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發展壯大，另一方面則是對中國的持續發展還沒有建立信心。所以，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把住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今後在引導和規範中日關係的資源和手段方面會越來越主動，對付右翼與保守勢力也越來越有信心、耐心。

第二，與前一條緊密相關，抗日戰爭的勝利證明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蘊藏著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中華民族的團結是抵禦外來侵略、維護祖國統一的偉大精神力量。近代以來列強之所以能夠用不平等條約體系束縛中國，就是鑽了當時我們的國家處於四分五裂狀態的空子。抗戰之所以能夠勝利，中華民族之所以取得解放，則是建立了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和團結。所以，這一條經驗，也是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鬥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永恆動力，特別值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繼承和發揚。

第三，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能夠結成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使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戰時期的中國外交積極爭取主動，同時不失靈活，是戰爭中的重要戰線。抗戰時期的外交活動把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偉大事業與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人類共同事業有機地結合起來。

我們今天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爭取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也要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國的發展壯大肯定會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