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天國命運的一戰——安慶解圍戰試解
2023-09-11 19:44:35 1
太平天國運動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
我個人以為其失敗的導火線或者說決定命運的一戰是安慶解圍戰。
安慶解圍戰對太平天國是一個嚴峻、全面、高難度的考驗。
如果天國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則柳暗花明,再現生機,「東南浩劫,永無止日」(曾國藩語);如果失利則天京門戶洞開,等待天國的是失敗的命運。
安慶是太平天國安徽省的首府,也是經營多年的軍事重鎮,更是扼守天京的門戶。
江南清軍在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和東徵蘇常的打擊下土崩瓦解,迫使鹹豐帝轉而倚重曾國藩的湘軍。辛酉政變後,曾國藩和湘軍集團取得了更多的實權。曾自1859年1 1月進犯皖境,與太平軍展開歷時近兩年的安慶爭奪戰。太平軍發動二次西徵之役以解安慶之圍,但因陳玉成操之過急和李秀成失期後至而未果。
太平天國在安慶被圍的嚴峻局面下,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是一個不小的失誤。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太平天國失去安慶與湘軍奪得安慶,一勝一敗的重要原因在於雙方戰前認識上的差距。
曾國藩這一仗頭腦清醒,認識深刻,目標明確,判斷無誤。他堅持認定「自古取金陵者,必自上流而下」,而安慶正是天京上遊門戶。
太平天國一方則被動應付,缺乏配合。
我以為太平天國中有幾個人能達到曾國藩這麼高的認識水平一楊秀清、馮雲山、石達開。
憑楊秀清的軍事洞察力,他能認識;馮雲山雖是個文人,但見識卓越,他可能認識;(出走天京前的)石達開能認識。可惜他們都不在了。
太平軍中的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等都是將才,但還沒有「修煉」成帥才,二三十歲的人能達到他們那樣的水平已經是很難得了,但比起曾國藩老謀深算,還是略遜一籌;而洪仁則是書生型的人,終究差了一截。
湘軍於1859年9月攻佔安慶屏障——石牌,1860年2月攻佔太湖、潛山等地,1860年6月攻佔樅陽,從而完成對安慶的包圍。曾國藩以重兵圍城,挖下長濠,穩紮穩打,志在必得。
欲解安慶之圍,可有兩個辦法:一是集中精銳,以不少於十萬之眾直撲安慶外圍,這可能只有合陳玉成、李秀成二人之力,「畢其功於一役」,以所有精銳與湘軍搏命。另一個辦法是圍魏救趙,攻取武漢。
這兩個辦法太平天國用得都不徹底。
第一個辦法,李秀成姍姍來遲,不戰而走;陳玉成等不及匯合各方,倉促趕去解圍,勢單力孤,損失慘重。
第二個辦法,陳、李都曾威脅到武漢,卻都在英國人的「勸阻」下放棄了攻取武漢的意圖。其實,那時如果攻打武漢,英國人不至於武力幹涉,幹涉也未必得逞。
1860年9月,洪秀全召集陳玉成、李秀成等回京商討救援安慶之策。他們決定採取洪仁業已提出的方案,從長江兩岸合擊武漢,迫使敵軍抽調兵力回援,以解安慶之圍。
確定由陳玉成部從長江以北,自安徽人湖北,攻武昌北路;李秀成部在長江之南,經江西人湖北,攻武昌南路;並定於1861年春會師武昌。侍王李世賢和輔王楊輔清等部,則在皖南戰場機動。
可是,皖北方面,陳玉成欲直接解安慶之圍。他集結兵力,先後發起對壽州、舒城、六安等城的攻擊,試圖驅走外線的湘軍,但屢遭挫敗,損失慘重。次年(1861年)2月,他率主力5萬餘人於安徽桐城出發,「風馳雨驟,晝夜兼行」,直指武昌。胡林翼急調彭玉麟、李續宜等水陸兩路回援,並痛罵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顧家」。
但曾國藩從陳玉成急急率部西進,李秀成部亦在江西境內活動,看出太平軍的戰略意圖。1861年4月1日,他在給家人的信中指出:「群賊分犯上路,其意無非援救安慶。無論武漢幸而保全,賊必以全力回撲安慶圍師;即不幸而武漢疏失,賊亦必以小支牽綴武昌,而以大支回撲安慶,或竟棄鄂不顧。去年之棄浙江而解金陵之圍,乃賊中得意之筆。今年抄寫前文無疑也。」(《曾國藩全集·家書》)他成竹在胸,穩如泰山。
個人以為,如果太平軍真的攻佔了武漢,曾國藩自己雖然穩得下來,但其他湘軍將領乃至安慶圍城之軍是否也穩得下來就難說了;且如武漢在手,進則威脅湘軍後方,退在長江上遊的戰略迴旋餘地也有擴展,絕對是一步好棋。
但陳、李卻都痛失了一舉奪取武漢的戰機。陳玉成是因為英國人何伯、巴夏禮的「勸阻」;李秀成是「聽從」金執爾的「勸說」。
李秀成志在江、浙,不願去湖北,但最終還是去了。1861年6月,李部進克湖北長江以南的州縣(這說明李秀成還是願意放棄一些自己的利益,「服從大局」的。關鍵是沒有認識到安慶問題的嚴重性)。駐紮在江北岸黃州的陳玉成部將賴文光派人向他通報了江北軍情大略。此時若陳李兩軍聯合,「更進則武昌動搖,皖圍解矣」(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但李見陳已離去,加之英國駐漢口領事金執爾「勸說」其不要進攻武漢,便在鄂南招收大批群眾入伍後,率軍不戰而退。
1861年4月,陳玉成等不到李秀成前來會合,逕自率主力重返安徽。他率軍於27日返回安慶城北之集賢關,對圍攻安慶的湘軍形成夾擊之勢;又檄調在天長、六合一帶的吳定彩、黃金愛、朱興隆,在蕪湖的定南主將黃文金等來援。洪秀全亦令幹王洪仁、章王林紹璋等白天京前往救援。曾國藩感到形勢危急,向鹹豐帝匯報說:「城賊撲之於前,援賊撲之於後,勢殊危急。」他決心全力以赴,與太平軍進行決戰:「賊既以全力救安慶,我亦以全力爭安慶。迅克安慶,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復之望。」(《曾國藩全集·奏稿》)曾亦調其悍將鮑超等部增援。
湘軍針對太平軍援軍有先有後、強弱有別,將他們各個擊破。
陳玉成再次到天京調救兵。但此時兩支實力最雄厚的部隊——李秀成軍遠在江西、李世賢軍遠在浙江。陳玉成只能會同楊輔清、黃文金等部發起攻擊,甚至一度突破湘軍的第一道長濠,但在遭受重大人員傷亡後被迫撤出。
曾國荃部湘軍圍困安慶達兩年之久,主要採取長圍久困的方法,不攻堅,不出戰,唯堅守營壘,以逸待勞,用重兵拒援,逐次消耗陳玉成的援軍兵力。
太平軍貿然進攻時力量不足;想「圍魏救趙」又半途而廢。終於吞下苦果。
1861年9月5日(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鹹豐十一年八月一日),安慶終因糧絕而失守。守將葉芸來和先前率部突入城中增援的吳定彩等1,6萬餘人戰死。城外援軍只得撤走。
至此,天京門戶洞開,安慶成為湘軍的前進基地。
(安慶解圍戰的失利也使陳玉成黯然神傷,再加上洪秀全信任洪仁達、洪仁發,他因而此後有些消沉,後來被苗沛霖誘騙,被擒犧牲。)
1862年(同治元年)春,曾國藩開始實施三路進軍方案:左宗棠所部湘軍於二月入浙,從衢州向金華、杭州進攻;曾國荃所部湘軍於三四月間自安慶沿江東下,進逼天京;李鴻章率新建的淮軍於四五月間由安慶分三批乘輪船到上海,再以上海為基地,向蘇州、常州進攻。三路敵軍分進合擊,太平天國陷入深淵。
關於陳、李,表面上看,陳玉成、李秀成都是有勇有謀的虎將,但細察之,還是各有所長:
陳玉成多勇少謀,而李秀成多謀少勇(當有人誇讚李秀成「勇」時,曾國藩不以為然地說:「李秀成滑而無勇」,李鴻章也說:「李秀成用兵穩而膽氣不足」)。
他倆互相配合、協同作戰時,打出了三河大捷這樣的漂亮仗,而這次安慶之戰則暴露了各自的不足。
而《資政新篇》的作者洪仁不愧為優秀的理論家,從他制定的作戰方案來看,此人有一定軍事才能。但他沒有楊秀清、石達開那樣的權威和能力,是參謀之才而非統帥之才。
太平天國後期之所以曾取得三河大捷、破江南、江北大營等勝利,原因在於將領思想統一、配合默契、集中兵力、勇猛果敢。而這次安慶大戰,一開始就有點先天不足——陳玉成孤軍奮戰,李秀成遲緩延誤,沒有堅決貫徹既定的作戰方案。
綜上,安慶解圍戰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太平天國政治中樞缺乏像早期楊(秀清)、石(達開)那樣英明、能幹、堅強的領導,政治上混亂、無能。
軍事上的直接原因是思想、行動不統一,沒有做到齊心協力。解圍的兩個辦法——直接解圍需要集中力量,實際上沒有做到;圍魏救趙需要出奇制勝,結果也沒有做到(而此前幾次太平軍獲勝的戰役,都至少做到了其中一個)。
此戰失利以後,天國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