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讀《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有感
2023-10-04 03:05:49 1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正式出版，這是全黨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喜事，是黨史界、理論界的一件大事。下面是為大家提供的黨員讀後感範文，希望對你有幫助。
讀《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有感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一書，在眾多期盼中，於建黨95周年之際正式出版了，這是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喜事。
為什麼說它是「眾多期盼」呢?這部書的前身，是中央黨史研究室在建黨70周年之際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這本書是在胡喬木同志的指導下，由胡繩同志主編完成的，是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導下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內容比較完善而完整的黨史」。胡喬木同志對這本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接連用了三個「可」字，稱它「寫得比較可讀、可信、可取」，並說「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還得作必要的增補」，期待著進入21世紀後再出版類似於《中國共產黨的八十年》之類的書。這番話是胡喬木同志在1990年8月說的，如今又過了26年，終於在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和同志們的努力下實現了。此時此刻，重讀胡喬木同志的這篇《題記》，自然會生出許多感慨，並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行們這種鍥而不捨、不懈努力的敬業精神所感動。
難能可貴的是，時隔26年，這部《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依然保持著當年胡喬木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題記中所說的「可讀、可信、可取」風格。
說它「可讀」，是因為這部書繼續保持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要言不煩，卻又能將「大寫意」提綱挈領、突出重點的風格與「工筆畫」濃墨重彩、精雕細刻的風格很好地結合起來，使讀者在讀這部黨史時，能夠見事見人見精神，當年艱苦奮鬥的場景躍然紙上。不僅如此，它又緊跟時代發展前進了一大步，將讀文時代的傳統與讀圖時代的優勢結合起來，給讀者提供了大量文字以外的信息，既有仔細挑選的圖片、資料，又有精心繪製的地圖、示意圖。這些創新，使讀者讀了這本書，既可以領略歷史的厚重，又不至於那麼沉重，也給讀者預留下浮想聯翩、觸景生情的空間。
說它「可信」，是因為這部書繼續保持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論從史出、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依據了大量的檔案資料，並具有黨史學者的理論分析與思想洞見，使全書鞭辟入裡、可信可據。例如，講到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如何達成的，著者用了5頁的篇幅，運用豐富的歷史檔案，翔實地闡明了整個過程。又如，關於我們黨是如何制定八大路線的，著者用了近18頁來詳細說明，既闡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也闡明我們黨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還如實說明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當時對蘇聯模式的初步反思，在此基礎上再來說明黨的八大路線是如何形成的，八大會議上許多領導人的重要發言是如何從不同方面對八大路線作了補充和進一步闡發，八大會後又有哪些重要的新探索。這就使讀者對於黨的八大路線的了解更加立體化，縱深感更強，由此才能強烈地感受到，一個正確思想並不是憑空產生的，產生之後要想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在講到我們黨是從如何通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義無反顧地、堅定不移地走上改革開放、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道路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一書，同樣有不少細緻的歷史刻畫與理論分析。讀了這些，對於我們黨強大的生命力、適應力和與時俱進能力，對於我們黨有強大的自我糾錯、自我淨化、自我總結、獨立探索、獨立創新能力，那種感佩與自信之情，會從心底油然而生。
說它「可取」，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做到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科學性、思想性、權威性上前進了一大步。這正是廣大黨史工作者所翹首期盼的。這不僅是因為26年前黨史界的前輩們通過《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為今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不僅是因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後來又推出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也不僅是因為時代的發展、改革的深入、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深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課題有了更為深刻系統的認識。對於中共黨史學科的發展來說，這些無疑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於中共黨史研究高度重視，給予了及時而有效的指導。這是當代中共黨史研究最為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們應當加倍努力，產生一批有時代高度、理論深度、歷史厚度的黨史專著，不辜負這個極好的時代。
早在黨的十八大以前，習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視黨史工作，給予了富有創見性和針對性的悉心指導。特別是2010年7月21日，他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發表的重要講話，針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嚴重影響，旗幟鮮明地指出：「以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執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應對意識形態領域挑戰，抵制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圖謀的必然要求，是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關係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係我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他還指出：「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就要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我們黨的歷史，就是黨圍繞這個主題和主線，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取得偉大勝利的歷史，是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豐富、發展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偉大成果的歷史，是黨自覺加強自身建設、保持和發展先進性、經受住各種風險考驗而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這就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黨史研究擺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加以強調，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認真學習黨史、國史、軍史，並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
關於學習黨史國史對於提高治國理政能力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要繼續加強對黨史、國史的學習，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不斷交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格答卷。
綜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都會跌宕起伏甚至充滿曲折。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還在於複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應該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係。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儘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鬥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真正履行對人民群眾所負責任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開放前後兩個30年的重要論述，更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解決中共黨史問題的典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以上這些重要論述，構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論述，是指導推動中共黨史研究事業繁榮發展、自覺抵禦歷史虛無主義錯誤思潮的強大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在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這部專著中，很好地貫穿和體現了這些精闢思想，這也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這部權威著作的問世，再一次生動地說明了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中共黨史研究必須自覺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必須自覺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才能充分發揮黨史研究對理論創新的推動作用、對黨和國家決策的資政作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
讀《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有感二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以下簡稱《九十年》)的出版，給我們黨的「紅色家譜」庫增添了一部目前歷史跨度最長、研究成果最新，集政治性、思想性、學術性、可讀性為一體的黨史著作。這不僅是黨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黨的思想理論宣傳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九十年》不僅給廣大黨員、幹部、群眾和青少年提供了一部非常好的黨史教材，而且提供了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黨史和寫好黨史的一個範本。這對於進行革命傳統、歷史經驗、理想信念、黨性修養教育，對於加強黨的基本理論武裝，都具有重要意義。這本書的優點很多，至少可以舉出以下幾點。
第一，達到歷史性和現實性的統一。歷史、現實、未來是貫通的。黨史工作的目的是以史為鑑、面向現在、面向未來。我們說這本著作達到歷史性和現實性的統一，首先體現在時間的大跨度上，它寫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到黨的十八大90多年的歷史。上個世紀80年代，黨史研究的重點是民主革命時期;90年代以後，黨史研究重點逐漸轉向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並延伸到改革開放新時期。近幾年，中央又明確提出要進一步突出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間段的歷史研究。但是，對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研究，儘管出版了大量文獻資料，總的來說還處在起步階段。我們黨各個時期的歷史都很重要，都和現實有著聯繫，而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歷史與現實的聯繫更直接、更緊密，因而顯得更為重要。這部著作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的基礎上，對改革開放新時期這段歷史的撰寫下了很大功夫，特別是依據中央的有關決議，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作出了實事求是的反映和評價，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研究，提供了一些線索，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把著史的下限劃到最近，這在史學上是一個創新。當代人是否能夠寫好當代史?編寫歷史著作到底應以何時為下限?這個問題史學界曾長期討論，直到今天看法仍不一致。有人堅持當代人不修當代史的傳統史學觀點，認為已經過去一段時間、相對凝固化、能夠得出比較確切結論的事實才可以稱為歷史，而仍在進行、流變、距今很近的事實則是現實。前者屬於歷史研究的範圍，後者屬於現實問題研究的範圍。也有人認為，已經過去的所有時間都屬於歷史，歷史與現實並無截然分開、不可逾越的鴻溝。我認為，當代人和後代人所寫的歷史，各有各的優點。當代人寫當代史，就其優點來說，由於作者置身當代社會實踐，對當代實踐有親身的感受、直接的觀察，所記載的事實更能少一些主觀推斷。《九十年》的一個令人矚目的特點，就在於它的下限劃得很近，一直寫到黨的十八大。這本書的寫作成功說明，把黨史研究和編撰的下限延長到最近，便於把歷史與現實緊密聯繫起來思考，完整地了解事物演變的過程，對我們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大有益處，這種方法不是不可以成立的。閱讀本書就有這樣的感覺：從大的歷史趨勢看，現存的許多重要問題，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都有其內在的根據。這對於加深對當前我們黨實行的方針、政策的理解，有重要意義。
第二，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黨史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學科，同時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學性，二者必須統一。所謂黨性，就是牢牢把握「黨史姓黨」的原則，始終堅持黨史研究宣傳的正確方向，始終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編寫黨史。所謂科學性，就是樹立科學的歷史觀，遵循史學規律，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九十年》緊緊把握黨的歷史主題和主線，緊緊圍繞黨的奮鬥史、理論創新史和自身建設史，對黨的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的建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思想理論等等，作了比較準確的記述、精闢的分析和公正的評價。《九十年》對於黨領導全國人民艱苦奮鬥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經驗加以充分肯定。對於黨犯的錯誤及其後果，不是簡單化籠統加以批評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並以嚴肅的態度和語言來表述，寫得恰如其分，目的完全是為了總結經驗，從錯誤中汲取教訓，以增長才幹，使我們更好地前進，而不是為了別的。正如《九十年》「結束語」所明確指出的：「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錯誤、失誤和曲折呢?沒有一個政黨是不犯錯誤的，重要的是能否從錯誤中學習、得到教訓。既要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也要從別人所犯的錯誤中學習，而自己所犯的錯誤往往是更好的教科書。錯誤能夠成為正確的先導，但不是無條件地成為正確的先導，關鍵在於要善於總結經驗、以史為鑑，真正使錯誤成為正確的先導。」比如，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歷史，《九十年》對「文化大革命」根本否定，強調它「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和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同時，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區分開來，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主義建設在一些重要領域仍然取得一定進展」，但「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九十年》既強調「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同時又指出「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追求純潔的、完美的社會主義，自以為是開闢一條防止資本主義復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道路，而實際上卻被束縛在一些脫離實際的抽象的觀念中。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從而把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的錯誤同兩個反革命集團區別開來了，澄清了國內外一些人的模糊認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九十年》還指出，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對於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具有重要意義。這本著作在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基礎上，從五個方面進一步總結「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經驗教訓，對防止「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內亂在中國再度發生也具有重要意義。
這部黨史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於重要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分析和判斷，而不是離開歷史條件的變化，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評價。比如，對於陳獨秀，《九十年》明確提出，1920年發表《談政治》一文之後，「陳獨秀已站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了」，成為中國早期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對於陳獨秀與大革命失敗的關係，《九十年》堅持認為陳獨秀是有重大責任的;同時又根據上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的新成果，把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改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實事求是地指出，之所以犯這種錯誤，同黨處於幼年時期，缺乏應對如此複雜環境的政治經驗，也難以擺脫共產國際那些錯誤的指導思想影響有直接關係。這些表述是比較公道的，不因為其錯誤而抹煞其貢獻，也不因為有過功勞而掩飾其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