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筆下日本高手（日本劍客文化盛行）

2023-07-10 07:23:25

文/陳路

日本的劍客文化非常盛行，並且從幾十年前就通過日本影視、動漫產品的強大影響力向全世界推廣，金庸對此也瞭然於胸，然而其作品自始至終沒有一個日本角色，比古龍、梁羽生的作品更加徹底，這可能是因為中日的俠客文化非常不同的緣故。

作為新武俠小說的代表者，金庸與古龍、梁羽生並稱新武俠小說的三劍客。不過與另外二位相比，金庸的小說卻有一個很有趣的特點，那便是在其中沒有一個日本角色登場。而在古龍小說中日本高手眾多，比如《楚留香傳奇》裡的天楓十四郎和無花，「迎風一刀斬」的日本刀法也讓讀者印象深刻。梁羽生小說裡同樣有扶桑高手：《龍鳳寶釵緣》和《慧劍心魔》裡的牟世傑。

楚留香系列裡的天楓十四郎

要知道，在當時的香港文化圈，日本文化的影響可是壓倒性的。比如邵氏公司的武俠電影的形成與發展，便與日本劍戟片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而在很長一段時期，香港武俠電影中，往往少不了日本高手的身影。比如林青霞版的東方不敗，便險些被塑造成一位東瀛高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古龍、梁羽生筆下，自然也不會少了武功高超的扶桑高手的身影。

而儘管在日後由金庸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中，添加了大量的日本元素，甚至加入了倭寇這一歷史背景。但是在金庸小說中，卻完全看不到任何與日本相關的要素。這可以說是在當時新武俠小說家中，一個頗為反常的現象。

要知道金庸的小說格局很大，其筆下外籍人士不少，亞洲的有蒙古、朝鮮（高麗）、波斯、汶萊，歐洲的有英國、俄羅斯、葡萄牙，但惟獨沒有一個日本人，甚至，日本這個詞都沒出現過。更奇特的是，在金庸以密宗為材料，塑造了不少武力高強的反派，如鳩摩智，金輪國師，血刀僧，靈智上人，桑結喇嘛，卻獨獨漏掉了密宗的重鎮日本。這無疑是一件極其反常的事情。

當然，金庸本人對此有過一些比較曖昧的回應，比如說認為日本劍豪小說沒多少價值，日本文化不大值得重視等等。但是除了這些解答外，可能還有一個金庸本人都沒有意識到的問題，那便是日本的俠客，與金庸筆下的大俠實在是極其不同的存在。

金庸小說中的大俠與政治關係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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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金庸筆下的大俠總有著很深的家國情節。如郭靖先是為蒙古大汗徵戰四方，後又為南宋朝廷死守襄陽。再如蕭峰，以死諫君王，為天下蒼生免卻刀兵之災。

有人曾說過，自明清以來的俠義小說，總是調和為國盡忠（官府）與為民請命這兩個極其對立的面相。

所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俠客和官府其實對立的。作為主要以非官方力量主持正義，「言必信，行必果，赴士之困厄」的一群人，俠客天生接近亂世，疏遠治世。只有亂世的失序和苦難，才能為俠客提供活動的空間。而亂世，又往往是和官府的惡政聯繫在一起的。

而俠客一旦投入這類政權的懷抱，當然讓人不是滋味。在傳統的俠義小說中，通常會以奸臣與俠義的對立，來轉移俠客與官府之間的矛盾。所謂反奸臣不反皇帝，所以五鼠才會接受招安，投靠公正廉明的包大人，去對付為非作歹的襄陽王。由此，俠客們一方面能夠為民請命，伸張正義，而另一方面又不至於觸及官府的權威。

金庸小說仍受到《七俠五義》之類小說的深刻影響

而到了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家們，依舊面臨著如何調和官府與俠客矛盾的老問題。只不過在這裡，俠客與奸臣的矛盾為民族大義所取代。《射鵰》《神鵰》裡的郭靖就是金庸藉助民族大義調和俠客和官府關係的典型。郭靖為南宋效力，主要原因不過是他是宋人。面對異族入侵，郭靖毅然選擇回到自己的國家，與早已腐敗的行政系統合作抵禦外敵。很明顯，他是把民族大義置於剷除奸惡之上的。

更有意思的在於，到了其晚期作品如《鹿鼎記》中，民族大義似乎被天下蒼生所取代。君不見，天地會的韋堂主最終不是反清復明與大清朝之間選擇了效忠康熙爺麼。他的理由無外乎康熙爺是位好皇帝，有他做皇帝，天下蒼生的幸福才有保障。在這裡相較於民族大義，天下蒼生的幸福顯得更為重要。而最能夠保障天下蒼生幸福的，則莫過於一個好皇帝。

由此，金庸通過由民族大義轉向聖君賢相，實現了向傳統俠義小說的回歸。而由始至終，金庸都迴避了對官府與俠客對立這一問題進行正面的回應。

金庸筆下的大俠們或多或少都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家國大義與民族大義而糾結不已。然而正是這些為國為民的大俠，卻總是無一例外的迴避了與政治體制的正面衝突。面對現實的政治體制，或者是如蕭峰一樣以死明志，或是如同韋小寶一樣加入其中，最不濟則是如張無忌一般，與政治劃清界限規避山林。

金庸描寫的俠客，大部分與政治有擺不脫的聯繫

或許因為金庸乃文化家族出身，其筆下的大俠們，頗有幾分儒士風範。故而，其筆下的大俠們對現實政治體制的態度，與傳統儒士頗有相似之處。

日本的俠義文化與政治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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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筆下俠客那種家國情懷，以及對現實政治體制的糾結，在日本的俠客文化中絕難看到。或者說在日本的俠客文化中，絕難看到中國俠義小說或武俠小說中那種調和官府與俠客矛盾的糾結。因此，日本人一開始便很明確的將俠義之士定義為一切反體制者的總稱。

這些反體制者未必如蕭峰那樣有著過人的武功，也未必如陳家洛一樣有著神秘的身世與巨大的名望。他們可能只是普通的農民、町人、下級武士甚至浪人。但是卻都因為種種原因選擇直接向現行政治體制發起挑戰。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於忠臣藏中的赤穗義士。

關於忠臣藏的原型赤穗事件，其本身比較複雜，故這裡不做討論。關鍵在於以該事件為原型所塑造的忠臣藏這一故事中，在主君蒙受不白之冤，而現行政治體制又無法為其主持公道，甚至政治體制本身便是加害者一方之時，赤穗藩的武士便選擇以暴力誅殺主君的仇人。

這在維繫了家臣對主君的忠義之心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直接挑戰了現行政治體制的權威。因此武士們最終唯有以切腹這一悲劇性結局收場。但無論如何，這都不能改變他們的行為直接挑戰幕藩體制這一事實。

日本的俠客文化，不僅體現在忠臣藏等各種由町人創作的藝術作品中，也對明治維新之後的浪人有著極大的影響。無論是內田良平、宮崎滔天、頭山滿這樣的大陸浪人，還是藤井齊、安藤輝三這樣的青年將校身上，都多少可以看到俠客文化的影子。無論對於他們的行為正確與否，都難以否認他們身上那股為信義不惜身命，並且屢屢向體制叫板的俠義之風。

在戰後的劍戟片、時代劇、時代小說中，依舊有著這種俠客文化的殘餘。

與同時期的香港新武俠小說不同的是，日本戰後文藝作品中的俠客，通常都是普通的市井小民。如被國內某些自媒體稱為日本「金庸」的藤澤周平，他筆下的武士，便都是一些最普通的下級武士，著一份極平常的工作，小心翼翼的經營著自己的家庭。即便身藏絕技，也決不輕易示人。

再如熱門時代劇《必殺仕事人》中的殺手們，日常都是普通的片警、裱糊匠、裁縫，日常生活不過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經營下自己的小生意罷了。

這些人如果放到金庸的小說中，大概就是星爺曾經扮演過的宋兵甲之類的角色。、

日本俠客的身份多與此人相似

而正是這樣一些普通人，一旦當他人遭遇冤屈又無法通過正規渠道獲得公正之時。他們便會站出來，施展自己的絕藝為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可憐人主持公道，甚至因此直接挑戰公權力也在所不惜。

如《隱劍鬼爪》中的片桐宗藏便因為家老背信姦污友人的妻子，施展師傅所傳授的絕技隱劍鬼爪將其暗殺。《必殺仕事人》中殺手們，則是拿人錢財為人消災，那些遭受不公之人無論是拿出數兩黃金還是幾文錢，他們都為其洗刷冤屈，從惡德商人到貪官汙吏，甚至一路殺到執掌國政的幕府老中。在完成這些壯舉之後，這些日本俠客便深藏功與名，繼續去過自己的小日子。

日本的俠客不憚於殺家老、殺將軍

儘管在這些日本俠客身上，我們看不到家國情節、民族大義，也看不到什麼江湖恩怨，揚名立萬。甚至連武功，也樸實無華。

相較於始終寄希望一位好皇帝，來為天下蒼生謀求幸福主持公道的蕭峰、陳家洛、韋小寶而言，日本俠客似乎自一開始就對當權者不保任何希望。故而復仇這種最古老的自力救濟手段，便成為他們的唯一選擇。故而日本的俠客文化中，始終存在著濃列的反體制色彩。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後世經常將家臣對主君的忠義，描述為一種單方面的，絕對的關係。從而將日本武士的忠義解讀為捍衛現行體制的愚忠。但這種解釋，完全忽視了日本所流行的下克上現象。實際上，家臣對主君的忠誠，從來都有著明確的前提條件。

戰國大儒清原宣賢便宣稱，儘管家臣對主君有著明確的責任，要對主君忠誠，但是相對的，主君也必須善待家臣，公正的給予家臣功勳相應的報償。如果主君做不到這一點，那麼被家臣背叛也是理所當然。

這種御恩與奉公的關係，到了江戶時代不僅構成了武士倫理的重要基礎，也隨著大量武士淪為市井浪人，而流入町人社會。轉化為知恩圖報，鋤強扶弱，為信義不惜身命，甚至直接向體制叫板的俠義精神。

也即是說，日本的俠義精神與武士精神皆出自中世武士的倫理實踐。故而後世也多將任俠與武士道共同視為武士倫理的繼承者，甚至有人主張武士有武士道，町人有俠客道，兩者共同構成了作為日本人精神的大和魂。

無獨有偶，古代中國的俠客文化，也源於士的倫理實踐。

先秦俠客在中國的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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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學人關於俠的議論頗多，大體而言，皆認為俠是由古代的士的轉化而來。如顧頡剛便認為，俠與儒皆由士而來，尚文者謂之儒，尚武者謂之俠。而餘英時則更進一步指出，俠乃武士的專名，但並非一切武士都能能被稱為俠。只有其中最具典型性並將武士道德發展到極致之人，才能被稱為俠。

而何為俠的道德？在《遊俠列傳》中有一段很經典的論述：

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 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在太史公眼那些為信義不惜身命，急公好義，救人困厄之士才能稱之為俠。

這些道德準則，無疑與日本的俠客文化中對俠所提出的要求頗為一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與孤狼一樣的日本俠客相比，先秦任俠更像一個土豪或者是武士集團的首領。

如《遊俠列傳》中所列舉的俠士，無論是出身高貴的戰國四公子，還是朱家劇孟郭解，無論出身貴賤，大體都蓄養了不少武士。故而錢穆認為古代的」俠「還不是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存亡死生的個別武士，而是指這些個別武士的領袖，也就是贍養著這些武士的人。

先秦的俠及其在漢初的殘餘，才是獨立之俠

但在秦制之下終於絕跡

而餘英時也強調，任俠是一種團體，是與政治權威處於對抗性地位的地方勢力。

不難看出，先秦的任俠，儘管在組織形態與內容上，與日本俠客有著各種各樣的差異，但大體奉行著相同的行為準則，並且始終處於與政治權威相對抗的地位。

只是不知由何時開始，在中國傳統的俠義小說與當代武俠小說，先秦任俠所否定的行為準則已經極為淡化，而反體制色彩更是消失無蹤。所剩下的不是金庸筆下那些充滿家國情懷的儒俠，便是古龍，梁羽生筆下超然脫俗的世外高人。反而在日本的武士小說與時代劇中，卻尚能依稀看到一些先秦任俠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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