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拍的電影(導演何平病逝他是)
2023-07-17 03:05:06 5
1月10日,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發布訃告稱,導演何平罹患癌症,突發心梗在北京去世,享年65歲。消息傳來,電影圈一片悲傷嘆息。
在中國第五代導演中,何平是極具個人風格的中堅力量。他執導過《雙旗鎮刀客》《炮打雙燈》《天地英雄》等經典電影,《雙旗鎮刀客》在國際上獲譽無數,被視為中國武俠電影開宗立派之作。
何平既是導演,也是第一批好萊塢六大電影公司在華合作的親歷者。他曾策劃監製馮小剛的《甲方乙方》《不見不散》等賀歲片,縱觀本世紀初最優秀的華語電影,背後都有他的一分力量。他還是一位演員,曾在《建黨偉業》《大腕》等電影中客串角色,參演的電視劇《國家行動》目前尚未播出。
何平擔任過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秘書長,也始終在幫助年輕導演,扶持陸川等新一代中堅力量。他最後幾條微博中,不是為後疫情時期的中國電影諫言,就是在為李玉、李睿珺、陳思誠等導演的新片上映賣力吆喝。
導演高群書發文悼念何平,回憶兩人在富城花園把酒、在大理拍《國家行動》的歡樂時光,「《國家行動》未播,而你已仙去。大憾。」
電影製作人方勵聽聞何平病逝,深感悲傷。兩人曾數次碰面,尋找合作機會,他欣賞導演對電影的深情與執著,「自他生病,就一直祈禱他能好起來……心情沉重了一整天,懷念何平導演,願他留在人間的作品會被更多的後人看到,願他在天堂也是自由、瀟灑的。」
演員寧靜也在微博發文,感激何平當年對自己的知遇之恩。在1994年的電影《炮打雙燈》中,何平將鏡頭對準古舊的深宅大院,講述封建禮教下被壓抑、被禁止的生命欲望。寧靜也因這部電影獲得第42屆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
從1979年從事電影行業算起,何平的職業生涯已超過40年。他從場記、副導演、編劇、攝影做起,從臺前到幕後,一路見證並助推中國電影的產業化之路,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一筆不可磨滅的印記。
65歲的何平,帶著對電影的無限熱愛突然離世,無疑是中國電影界一大損失。
「影界俠客」的導演夢
做導演是何平年輕時執拗的夢想。
上世紀70年代末,當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李少紅等導演還在北京電影學院就讀時,20歲出頭的何平就進入電影圈,拿著一天一塊錢工資,從最基礎的場記和助理幹起。一年365天輾轉於各個劇組,什麼活都幹過。
何平對電影的熱愛,多少來自他的家庭。1957年,他生在山西一個電影世家,父親是上世紀20年代山西戲劇運動的創始人,母親曾在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中演老梁媳婦,是劇中唯一一位女性。
時任西影廠廠長吳天明是第五代導演的伯樂,很善於發掘年輕人才。受吳天明推薦,何平先在《東陵大盜》攝製組擔任副導演,又擔任《我們是世界》聯合導演。
1988年,何平以一部《川島芳子》開啟導演生涯。1991年,《雙旗鎮刀客》的橫空出世讓中國乃至世界發現一位影壇新秀。
用電影學者戴錦華的話來說,該片是一部為「西部片」正名的作品,以藝術手法表現出「鄉土中國」,是美國西部片的中國版本,「在片頭,伴著畫面上一片金紅金黃的色彩流溢、縱馬疾馳的刀客,畫外旁白已將其定義為一部中國西部的神話」。
《雙旗鎮刀客》因為拍攝超過西影廠預算,何平被扣了三年工資。
但另一面,該片斬獲第11屆金雞獎最佳美術獎、第4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國際影評獎,入圍第1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十大華語片,何平頓時聲名鵲起。
三年後,何平執導的《炮打雙燈》同樣反響強烈,拿下第14屆金雞獎最佳導演獎、第42屆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銀貝殼獎與評委會特別獎、第14屆夏威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等諸多獎項。1995年,他在國際資本資助下拍攝商業片《日光峽谷》,提名第4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2003年上映的《天地英雄》,是何平醞釀十多年的故事,該片與張藝謀的《英雄》一起,對中國電影產業化進行全新探索,拿下4900萬元票房,是當年的票房亞軍。
何平執導的電影數量不算多,每一部都有口皆碑。但從票房上看卻並非一路平坦。2009年,千萬級製作的古裝戰爭大片《麥田》上映,僅拿下900萬元票房。
之後,何平蟄伏六年,直到2015年,才執導一部講述北漂生活的《回到被愛的每一天》。該片在多倫多電影節獲得「站臺」單元榮譽導演獎,卻在國內遭遇滑鐵盧,上映六天,排片量低,最終僅獲168.6萬元票房。
2016年10月16日晚,何平突然在微博發布《回到被愛的每一天》的網盤資源,稱因為方方面面他不能左右的原因,導致該片排片量過低,許多朋友看不到,「我始終堅持電影是為大銀幕觀眾製作的,可現狀的確無奈」。
一位導演親自分享自己的影片資源,一時引得輿論譁然,也揭示出文藝片在市場上得不到應有關注的普遍困境。就像導演王小帥所說,「這是商業片最好的時代,也是嚴肅電影最壞的時代。」
中國電影的幕後助推者
2020年疫情暴發,影視行業成為重災區。何平在微博發文呼籲,影視行業停擺,開工率僅1/5,大部分從業者困苦煎熬,寅吃卯糧不是長久之計。「香港同行努力籌措資金開製作,這是真救人救業,咱這地光開會了,開了不下幾十個會,開會不好使,下文件、喊口號都不好使,拿出真金白銀救製作,救內容才是正道。」
他直言,經歷疫情,中國電影業才清醒看到過去膨脹的代價,沒有誰敢拿出頭部作品救市,也足以看出中國電影業還處於發展中國家的位置。
在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章柏青眼裡,何平是一位鐵骨錚錚的導演,「他有『影界俠客』之稱,對社會及影視界的不良現象,總是仗義執言」。
何平敢於抨擊現實的真性情,一如他電影風格中的豪邁氣勢。他在電影界曾經的豐富身份,不但決定了他的地位與視野,也決定了他必須說真話。
何平曾擔任索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亞洲分部的高級顧問,挑起整個中國大區業務,助力本土電影拍攝。他原以為幹三年就可以,結果花了七年。
「那六七年中國電影的成就,都跟我有關係,我很滿足。」在接受《魯豫有約》採訪時,何平曾說,他熱愛電影,即便做幕后角色,也樂於把自己的很多想法貢獻出來。
他把索尼哥倫比亞比喻為一個國際化的電影超市,任何國家的本土電影都可以放到這間超市的貨架上流通,「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對中國電影是有推動意義的」。
他引入好萊塢的電影體系,用發行權來進入電影製作,又以開闊視角接觸外界,在國際上發行了張藝謀導演的《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等電影。
游離在導演身份之外的七年,他放下導演的名與利,竭盡推進中國電影工業化的發展,從中獲得另一種層面的快樂。
他總說,中國電影最缺的就是人才,因而尤其看重新導演,樂於幫助他們。「我知道導演在想什麼,也知道投資人在想什麼,他們把雙方訴求告訴我,我儘量去滿足雙方需求」。
他以中國電影工業化體系中首批電影監製的身份,助推出馮小剛、陸川等一批導演,與諸多電影人一起推動整個行業的產業化,「電影工業體系裡面必須要有的東西,全部讓我們帶進來了。索尼哥倫比亞退出亞洲後,經驗都留在了中國。」
以「何爺」之名,何平從不吝於直言他所看到的中國電影的問題,是電影圈最敢說真話的人。他會批評張一白和郭敬明像是電影的「產品經理」,也從不吝嗇對優秀導演的支持,誇讚《我不是藥神》是「一部充滿創作勇氣的作品,對現實提出殘酷的質問,是多年來少見的作品」。
在2013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的主席論壇上,他直言不諱,一些導演在資本面前「繳槍」,只要換一個投資人,導演的風格就換一番,直至放棄自己的個性與豐富性,最終在整個行業裡面迷失。他也坦言,中國電影的職業投資人太少,都有一種賭博心態,而不是以長遠的目光去陪伴、支持電影導演的成長。
去年7月,在他最後的幾條微博中,有兩條都是為李睿珺導演的新片吶喊,「都說是好電影,但得不到好的排片、好的回報,好電影就會越來越少。所謂頭部電影大多數是用來摧毀好電影的,表象上是提供了產業的好數據,實質上是把觀眾培養成更低審美趣味的人群,久而久之,電影離沒落不遠了。」
章柏青一度誤以為微博上的「何爺」是另一位導演何群。2016年,何群去世,章柏青感嘆再也看不到「何爺」的精闢言論,第二天就接到何平的電話,哈哈笑著說,自己還活著。「他說,死是容易的,活著不容易。」章柏青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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