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徹底數位化（重新思考數位化之十六）

2023-11-02 12:39:30 4

胡泳/文

三種隱私權

隱私，像大多數抽象概念一樣，對不同的人可能有著不同的意義。它可以意味著隱居（seclusion）——隱身於一個不必害怕他人窺視的地方。它也可能意味著控制對私人信息的獲取的能力。《隱私雜誌》的編輯羅伯特·埃利斯·史密斯（Robert Ellis Smith）給出的定義包含了以上兩層含義：「隱私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對一種不受他人打擾、侵犯、為難的私人空間的欲求，也是一種控制自己的個人信息的披露時間和方式的責任和努力。」

儘管許多國家的憲法都明確指出了隱私權，但「隱私」一詞在美國憲法中卻沒有出現過一次。最接近的說法出現在《權利法案》的第四修正案中，它規定「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產之權，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

美國最高法院把第四修正案解釋為保護一個人「對隱私的合理期待」；但這樣的解釋留下了太多的空間。而且，必須注意到的是，美國憲法僅僅保護公民不受國家行為的侵犯。第四修正案沒有提到如果個人、企業或媒體侵犯了隱私應當如何處理。為了規範這類行為，政府必須通過明文法規，否則，公民就只好在有關民事侵權行為的普通法判例中尋求追索。

1890年，塞繆爾·D.沃倫（Samuel D. Warren）和路易斯·D.布蘭代斯（Louis D. Brandeis）在一篇雄辯的論文中要求，可以就隱私權（righttopriva－cy）提出民事賠償，這樣，為自身的隱私權遭受侵犯而起訴他人才算有了內在的理據。他們的基本論點是，一個日益狂亂和技術化的社會的巨大壓力，個人只有在其存有一種可執行的「獨處權」（right to be left alone）時才能夠承受。這一術語成了隱私判例的核心。

作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布蘭代斯後來有了機會在1967年對Olmstead v. United States（1928）發表異議的時候推動自己的看法，布蘭代斯指出：「我們的憲法締造者……尋求保護美國人的信仰、思想、情緒和感覺。他們授予了我們面對政府的獨處權——它是人類權利中涵蓋面最廣的、也是最為文明人所珍視的權利。」他的影響逐漸得到擴大。例如，在著名的Katzv.UnitedStates一案中，私人談話被列入第四修正案的保護範圍中；1992年，在裡程碑式的Doev.CityofNewYork一案中，最高法院的法官們一致宣布承認兩種隱私權。一種是個人免受不正當的外部幹擾作出有關自身的根本性決定（例如墮胎）的權利，此種隱私權即是建立在布蘭代斯大法官的「獨處權」概念基礎上的。第二種隱私權則與個人避免披露私人信息時的權力、權威和義務相關。

此後，法律人士將「決策性的隱私」（decisional privacy）（在最高法院的Griswold and Roev.Wade判案中得到確認）與「信息性的隱私」（informa－tionalprivacy）區分開來。後者如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阿蘭·威斯汀（Alan Westin）所描述的，是「個人、群體或組織的這樣一種主張：他們自行決定在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到什麼程度，把有關自己的信息被透露給他人」。

然而，隨著網絡的發達，越來越多的人上網尋找商品、娛樂和社會聯繫，對信息的控制感似乎正在消失，隱私由此漸漸不再是一種堅定的保證，往最好裡說，也只是一種不確定的允諾。傑弗裡·羅森（Jeffrey Rosen）指出：

隨著思考和寫作日益被搬到網上，我們生活中可以被監視和搜索的部分被大大擴充了。電子郵件，即便表面上被刪除了，也還會留有永久的記錄，被僱主或起訴人在將來的任何一刻翻出老底來。在網上，我們訪問的每一個網站，我們瀏覽的每一家網店，我們翻閱的每一本網刊，以及我們翻閱的時間有多長，都留下了可以被追溯的電子印跡，我們的品味、喜好和私密想法都以一種充滿細節的方式顯示出來。

而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人們的個人信息更是被無處不在的設備和應用程式普遍地、無聲地、廉價地收集起來。所有那些給你的生活帶來方便的數字工具也可能使你的隱私面臨風險。比如，當你下載一個應用程式時，它可能會要求，允許它從你的設備上訪問個人信息，如電子郵件聯繫人、通話記錄、圖片庫和位置數據等。應用程式可能出於合法目的而收集這些信息——例如，一個共享汽車應用程式需要你的位置數據，以便來接你。然而，你必須了解，應用程式的開發人員也有機會獲得這些信息，並可能與第三方分享，如根據你的位置和興趣開發定向廣告的公司。它們收集到的數據比你所預期的更能揭示你的情況。

例如，對用戶進行實時跟蹤的技術，可以幫助應用程式根據智慧型手機傳感器的數據推斷用戶的活動：他們是在跑步還是坐著，在公園或博物館附近，開車還是坐火車。通過對用戶在應用程式上過往活動的了解，與他們當下正在做的事情的信息相結合，廣告瞄準的對象不是傳統的消費群體分類，比如說35歲以上的女性，而可以做到專門針對「早起的人」來投放。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三種有關隱私權的概念：第一種是私人的空間感，包括身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姦也構成了對個人隱私權的最大侵害之一；第二種是決策性的隱私；第三種是信息性的隱私。這些隱私權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界限。例如，人們控制自身信息如何獲取和使用的權利與自主和自由的體驗是深深聯繫在一起的。失去了對自身信息的控制，人們又怎會有自信作出重要決定？

在資訊時代，常見的說法是，隱私的侵蝕是一種必然的發展。其實這個說法大可推敲。隱私的喪失並非不可避免，就像它的重建也遠非定能實現一樣。我們不乏能力重建我們失去的私人空間，關鍵是，我們有這樣的意願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下隱私是怎樣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浮現出來的。

隱私的歷史

開始於十八世紀後期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改變了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生活條件。它把成千上萬的人帶到到處湧現的都市中的工廠和辦公室裡工作，靠種地餬口的農民變成了工資勞動者，延展家庭也被打碎成核心家庭。

這種流動性更強、彼此也更為隔絕的生活創造了新的需求。工業世界和中產階級的成長破壞了過去的嚴格的社會界限，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新機會，但它也帶來了不安全感和緊張感，出於不同背景和奉行不同習俗的人被扔在了一起，必須找到共同生活的方法。個人和家庭要求劃定私人空間，這種需要在隱私權的概念中得到了表達。

隱私權需求也反映在文化和心理變化上。羅伯特·埃利斯·史密斯指出：「隱私權意味著一種自主的感覺，一種發展自己獨特的個性和生活空間的權利，一種把自己同所有其他人區別開來的權利。」這種感覺促成了「內外之別」，即有些東西是內部的、個人的、私密的，另外一些東西則是公共的，隸屬於外部世界。

在這樣的演進過程中，人們開始界定保護隱私權的新的社會慣例，政治哲學家如約翰·洛克（John Locke）強調個人權利和個人與政府交互中此種權利的至高無上性。在中世紀，權利是與社會地位捆綁在一起的（例如，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中的大部分權利，都指向貴族而不是普通百姓）。但是，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 Elder）在議會演說中說：

哪怕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小屋中，也可以蔑視國王的所有力量。小屋可能弱不禁風，它的屋頂也許會晃動；風可能吹進來，暴風雨可能打進來，雨可能流進來，但是英格蘭的國王不能進來；他的所有力量都不敢穿越這個破損了的房屋的門檻。

從英格蘭來到美國的拓殖者分享了這種理念。在美國革命前夕，約翰·亞當斯（JohnAdams）對一個陪審團說：「一個英國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法律在它周圍建起了壁壘。」

美國憲法通過以後，人們對在英國統治時期政府濫用職權的情形記憶猶新，要求對個人權利提供明文保證，由此產生了10條憲法修正案，即《權利法案》，1791年開始施行。第四修正案的語言實際上就是「你的家就是你的城堡」理念的重申。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中被迫自證其罪」。換言之，鎖定在一個人頭腦中的信息是私人的，不能被強迫吐露，並用做不利於這個人的證據。

到十九世紀早期，工業革命的社會影響已經歷歷可見。對許多哲學家、藝術家和文學浪漫主義者來說，工業化和技術威脅到剛剛出現的自我，似乎要把自我轉變成一部巨大而無情的機器中可以相互替代的零件。正如尼採所指出，人類揮霍地把所有的個體都用做加熱他們龐大機器的燃料，「它把許多人變成一部機器，又把每個人變成達到某個目的的工具」；「它製造平庸和單調」。超越主義哲學家梭羅（HenryDavidThoreau）隱退到瓦爾登湖，愛默生（RalphWaldoEmerson）抗議說「在每一個地方，社會都在陰謀反對其成員的人性……最被要求的美德是一致性。」

如同工業化威脅到個性，新興的科學也對自主的自我的概念發起了挑戰。牛頓和達爾文的學說令個體變得無關緊要。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決定論者，認定人類行為都是由個人通常意識不到的力量所決定的。

科學和技術提供了一些新能力，但它們也可能吞噬隱私。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了敞視監獄的概念。面對通信技術的發展，英國小說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48年出版了他的名作《一九八四》，它似乎是人們有關技術摧毀自由和個性的恐懼的一個大總結。在奧威爾的小說中，一種嶄新的技術——電視，可以實現邊沁的遠見。沒有一位公民能夠逃脫「老大哥」的監視，就連擁有一個同「老大哥」相脫離的自我的想法，都會被判定為「思想罪」。在「老大哥」的世界裡，隱私是無法存在的，因為沒有意識，就不可能有自我的感覺。

二十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社會批評家開始認為，對個人的威脅不是來自一個單一的「老大哥」的集中性宣傳，而是來自企業、學校和商業文化中要求一致性的壓力。現在自我被一種同質化過程所侵蝕，如果說，隱私依賴於獨特的認同，那麼，這種獨特性的喪失就動搖了隱私的根基。流行文化不斷反映著這個主題。它的終極表述出現《黑客帝國》三部曲裡，在其中，人們所認定的現實實際上是一種虛擬實境，用以服務躲在幕後的陰謀家的需要。

比奧威爾更早，另一位英國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1932年出版了一本名為《美妙的新世界》的科幻小說，與奧威爾的預言不同，他認為人們將不是由於專制失去自由，而是由於享樂失去自由。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娛樂至死》中認為，不是奧威爾，而是赫胥黎的預言在今天成了現實：

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換言之，通過拉爾夫·納德爾（Ralph Nader）所稱的「和諧意識形態」（harmony ideology），通過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稱的「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人們獲得了一種表面化的個性（主要通過佔有物和生活方式來界定）和一種擁有內在自我的幻覺。隨著電子媒介創造了越來越多的人們可以沉浸其中的社區的替代物，隨著公與私的界限在媒體上和整個文化中都變得流動起來，「我們急速前往的未來並不是一種每一步都會被無所不知的老大哥所監視和記錄的場景，而是成百個小弟弟在不斷地監視和幹擾我們的日常生活」。

數字時代，隱私無存？

在過去數十年中，政府和巨頭公司都已成為數據挖掘者，搜羅有關我們活動、行為和生活方式各方面的信息。新的和廉價的數據存儲形式，與網際網路連接革命一起，在任何所到之處追蹤我們，在未經真正同意的情況下收集我們的數據，再從傳感器和數據收集設備不斷傳輸到中央「大腦」,而人工智慧革命使得分析這樣的的海量數據成為可能。

技術進步在隱私權和數字經濟賴以生存的廣泛數據匯集之間造成了嚴重的張力和不相容的局面。這一發展要求對隱私權的實質進行新的思考。

密集的數據收集和新技術的固有優勢催生了一種憤世嫉俗的想法，即隱私已死，我們不妨習慣於這個事實。你可能聽說過一些最著名的後隱私論者。毫無疑問，最常被引用的斯科特·麥克尼利（Scott Mc Nealy），時任昇陽電腦公司的執行長，早在1999年就半打趣半認真地說：「反正你的隱私為零。……克服不適吧。」2010年，Facebook執行長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宣稱，隱私已不再是一種「社會規範」。

他說：「人們真的已經習慣於不僅分享更多的信息和不同種類的信息，而且更公開地與更多的人分享。」所以，當社會規範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人們必將順應Facebook對更多數據共享的引導。

然而，儘管監控資本主義正在全速運轉，但隱私遠未死亡，只不過它正處於一個拐點上，現在阻止數據經濟的發展已經太晚了，但現在收回我們的隱私還不算太晚。我們在今天以及未來數年在隱私方面所作出的決定將在幾十年內塑造人類的未來，而對於這種塑造，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發揮作用。

在下文中，我將描述數字時代隱私權的三個方面，它們和我們的數字生活息息相關。然後，我將證明，隱私不僅仍然活著，而且我們必須以應有的尊重對待它，因為它是數字世界中所有人權中最重要的權利。

與其他人權相比，隱私權的邊界允許妥協和靈活。出於這種彈性控制，我——作為一個個體——有權查看含有我的信息的資料庫的內容。此外，未經我同意，任何人不得對這些信息進行任何使用，除非在非常情況下。在我下載一個應用程式到我的手機上或開始使用免費軟體之前，我保留是否同意使用條款（termsofuse）的特權，這類產品類別的經濟模式依賴於我的個人數據的商業化。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隱私理解為控制的限度。反映在使用條款中，諸多條款要求我同意他人利用和處理個人數據，確保我能夠獲得有關我自己的數據，並規定我可以要求刪除、修正數據或轉移數據到不同的公司。

然而這種取向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它不切實際。一個應用程式、在線服務或一個網站不會讓用戶使用他們的服務或訪問他們的內容，直到人們接受使用條款為止，所以大多數人都不得不接受。在一個數據被以多種方式和目的處理的世界裡，根本不可能談及對侵犯隱私的知情同意，其中一些侵犯在授予同意時是無法預見的。此外，每一個研究行為心理學的學者都會告訴你，沒有人會閱讀使用條款，即使它們的措辭很簡潔或以大字顯示——當然，這兩種情況在網際網路公司那裡幾乎都不存在。

僅僅看到這一點還不夠，還有眾所周知的「隱私悖論」（privacy paradox）心理現象，它指的是用戶所持的隱私觀（「我非常關心我的隱私」）與他們的實際行為（「免費的東西？太棒了！你需要什麼信息？」）之間的差異。大多數人都會說他們關心自己的個人信息在網上被分享，然而，真正採取必要行動來保護隱私的人的比例要小得多。原因也很簡單，用戶願意犧牲一些隱私來換取網際網路連接帶來的便利。拋出一個免費的東西，或者給消費者10%的折扣，以換取數據，那麼消費者想不分享自己的信息就變得更加困難。誘惑的部分壓倒了監控的部分。

隱私即控制的概念的缺點是，我們對個人數據的控制幾乎是虛構。現實生活中，商業實體在沒有獲得真正同意的情況下利用大量的私人信息。這些信息被用於各種用途，其中一些是有價值的，而另一些則對社會構成嚴重威脅。

因此，首要的一條是，我們需要了解隱私作為控制的局限性。顯然，提升我們的數字素養是有益的，學會如何處理隱私被侵犯的情況；然而根本性的解決方案是以更明確的立法開始——定義個人信息的合理合法使用，並強制要求公司獲得相關個人的真正同意。

在關於隱私的討論中，我們常常傾向於主要處理在信息被收集後，如何控制其傳輸或管理的問題，這涉及到數據匿名化、安全和加密等問題。但其實我們目前更應該做的是，追問商業公司或公共部門為何需要如此執著地收集我們的個人數據。

其次，數字世界中隱私權的第二個層面與隱私權的最基本和最經典的內涵有關，也即「獨處的權利」。它指的是我們維護和保護自己身份的權利，以及圍繞我們的身體、思想、情感、最黑暗的秘密、生活方式和親密活動等，保持一個安全和受保護的空間。

1890年，當沃倫和布蘭代斯首次主張隱私意味著「獨處的權利」時，他們面對的是瞬時攝影（instantaneous photograph）的發明和開始侵入家庭生活的報紙企業的出現。而在當今世界上，我們周圍到處都是傳感器和監控攝像頭，還有不斷監控我們行為的記錄設備和小工具，這對我們的心理正在產生深遠的影響。

例如，在珍視隱私的威廉·皮特的祖國英國，目前有600多萬臺監控攝像頭在運行。傳統上，英國比其他西方國家更多地犧牲了隱私，主要是出於安全的名義。政府對大量閉路攝像頭的使用以及對數字通信監控能力的依賴，受到北愛爾蘭多年衝突引發的國內爆炸事件和2001年9月11日以來的恐怖襲擊的影響。

然而現在，新一代的攝像頭開始被使用。這些攝像頭為面部識別軟體提供信息，可以實現實時的身份檢查。人臉識別構成侵犯我們獨處權的新技術，如果到處對其加以應用，相當於對毫無戒心的公眾進行持續的身份檢查。2019年5月，舊金山成為第一個禁止人臉識別技術的美國城市，其他一些城市也紛紛效仿。反對者認為，在何處使用人臉識別軟體需要經過一個更仔細的考慮過程，而不是由治安部門以及商業公司來單方決定。

與技術進步、商業便利甚至執法的明顯優勢相比，我們必須權衡隱私被踐踏所帶來的寒蟬效應，在一個大規模監控社會裡，如果人人都噤若寒蟬，那麼，好奇心、信任和創造力將杳然無蹤，親密活動和多彩的生活方式將被剝奪空間，跳出框框思考的能力——這是創新的關鍵火花——將喪失殆盡。

對隱私權的第三種考量是，隱私權的履行應該使商業或政府實體無法將我們的個人數據與從其他人那裡積累的大數據結合起來，以便通過機器學習構建精準的個性、心理和行為檔案。這種現象被稱為「自主性陷阱」（autonomy trap），該過程使用機器學習來分析從公開的（有時是不公開的）平臺收集的數據，並為目標創建特定檔案。然後，這些檔案被賣給廣告商，他們確切地知道用戶的興趣和弱點是什麼，從而可以銷售精確定製的產品。

這樣的數字世界有可能匯集和分析關於我們的信息，以產生「只為你」的購買和行為建議（亞馬遜上的購買，Netflix上的節目，Waze等導航指南）。我們實際上在不知不覺中把我們的一些決策自主權交給了那些知道何為到達我們目的地的最佳路線和了解晚飯我們應該吃什麼的系統。

由此創建的個性、心理和行為檔案與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同。在過去，廣告商向你推廣產品，因為他們知道你以前曾搜索過類似的產品。現在，廣告商根據對你會喜歡的東西的預測來推廣產品——無需你明確表達興趣。

從使用技術收集個人信息以提供產品和服務，到運用同樣的技術來影響人們的思想，創造一個關於信仰的「自主性陷阱」，並破壞社會對民主機構的信任（例如操縱選舉），是一個很容易下行的滑坡。

2018年劍橋分析公司的醜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公司收集了8700萬人的Facebook數據，包括他們喜歡和訪問的網頁，這有助於推斷他們的政治忠誠度。劍橋分析利用這些數據來支持2016年獲勝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例如，它向搖擺不定的選民展示「壓制性的」或「負面的」廣告，同時在有最多搖擺選民的地區展開廣告購買，以便為其所喜歡的候選人爭取機會。

劍橋分析公司的敗露揭開了利用個人數據來左右許多國家選舉的蓋子，這表明隱私權遠遠超出個人對信息的控制，而是延伸到開展健全的民主進程的可能性，從而使得保護隱私權成為保護眾多人權的必要條件。

隱私就是力量

在數字世界中，隱私必須被看作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一個集體的極其重要的權利。在概念層面上，它需要經歷與它的長兄——表達自由權相同的演變過程。就像言論自由一開始是個人盡情吶喊的權利，後來發展成一項集體權利，旨在維持豐富而具實踐性的公共話語，使我們能夠參與健康的民主進程；同樣，隱私也必須成長和發展：從個人交易自己的數據的權利，發展成在精神控制的背景下防禦自主權陷阱的集體權利。

隱私並沒有死亡。事實上，它已經成為我們最基本的權利，必須得到充分的保護。沒有個人隱私，個人的生活就沒有意義，而沒有隱私作為一項集體權利，民主就失去了所有的意義。

隱私就是力量。無論我們談論的是個人、群體還是整個社會，隱私都起著關鍵作用。我們需要隱私來自由探索新的想法，來作出我們自己生活中的決定。隱私保護我們不受不必要的壓力和權力濫用的影響，讓我們得以從與他人相處的負擔中解脫出來。我們需要依靠隱私來成為自主的個人，而為了使民主的社會良性運作，我們需要公民自主。

隱私越是在數字時代遭到全面的侵蝕，我們越需要發起一場「重獲隱私」的運動。即使隱私處於困境之中，我們現在比過去十年處於一個更好的位置來捍衛它。而這只是在數字時代保護隱私的鬥爭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