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革命手段（孫宏雲1924年孫中山）

2023-05-07 15:58:38 2

講到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孫中山無疑是繞不開的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對孫氏民族主義思想的闡述，無論出於政治需要還是學術研究，自孫中山生前死後迄至於今，其論著之多，可謂汗牛充棟，但繼續推進仍有重要意義。[1]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起自甲午戰爭中國之戰敗，完成於1924年其在廣州所作之三民主義講演，前後相距30餘年，其間之衍變及背後事實至為複雜，即使名家高手也難以究竟，更非區區所能把握，故本文僅就孫氏1924年講演的《民族主義》文本略陳一己之閱讀感想，權當野人獻曝。概言之，內容涉及以下數點：1.關於民族主義演講的版本問題，尚有一些疑問；2.民族主義演講的內容與國民黨「一大」宣言有何出入，如何理解孫中山演講民族主義的本意；3.有關孫氏民族主義概念的理論類型及其來源問題；4.孫中山民族主義演講中的若干具體指向和出典問題；5.如何理解孫氏民族主義的歷史價值與其現實意義。

一、關於《民族主義》的版本問題

1924年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講演，由黃昌谷筆記成文，鄒魯讀校，中經四次修改，方成定本。其中第一、二次的修正稿，贈予鄒魯留為紀念，1938年日軍濫炸廣州時被毀；第三次修正稿，收藏於大本營的書桌內，經輾轉於1943年歸藏於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後運至臺灣。原稿經第四次改正之後，即作為定稿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付印，孫中山並親自撰寫了一篇序文。當時汪精衛負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孫中山叮囑他須用三號字印刷。但是戴季陶認為用三號字印，成本既大，又難攜帶，於是用三號字印了500冊，其餘普通本則用五號字印刷。[2]其中《民族主義》單行本於1924年4月最早刊出，《民權主義》於同年8月出版。並於《中國國民黨周刊》上發表，起自民族主義第一講（1924年3月9日第十一期），止於民權主義第六講（1924年7月20日第三十期）。三號字的印本被稱為「大字本」，國民黨中央黨部存有一套。在這一套《民族主義》封面的左邊，有孫中山的毛筆親批：「改正本 翻印照此但圈點仍要重校」；右邊下角，寫一「存」字，並蓋了圖章（見圖1）。張益弘稱此版本為 「最後——第四次修改核定的版本」，即所謂「定本」。[3]為以後國民黨編輯的《國父全集》所依據之版本。至於「定本」的原稿即第四次修正稿或已廢棄，目前所存之原稿僅為上述第三次修正稿，故張益弘稱其為「原稿本」，而將《國父全集》所收錄的「定本」稱作「現行本」。但他所謂的「定本」是否即為真正的定本，仍存疑問。據黃彥先生選編的《孫文選集》，《民族主義》採用的底本是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的手書改正本。黃彥先生所出腳註謂：「該本乃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發行、1924年4月在廣州出版的《民族主義》修訂，封面親書『再加改正本』五字，全書訂正文字近三十處，修訂時間不詳。」[4]（以下簡稱「再加改正本」）而在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還收藏著另一本《民族主義》（如圖2）。[5]據《上海孫中山故居藏書目錄》，書名題作「民族主義」的有兩種：1.C.15中文，上海民智書局，1924年，142頁，18.5ｃｍ；2.C.42～47中文，國民黨中執委宣傳部，民智書局，1924年，25.6ｃｍ（復6本）。[6]由於未見黃彥先生對選本的詳細說明，而筆者又未能親至上海孫中山故居進行調查，因此筆者對《民族主義》的版本問題仍存懸疑，有待進一步調查研究。至於張益弘針對「共產分子篡改」說所作的考證結論是否即為定論，亦可以討論鑑定。

圖1 圖2

另外，關於上文《民族主義》提到的孫中山親自為撰寫的序文，據鄒魯回顧，孫中山將原文給了鄒魯。鄒魯將其裝裱後，存放於上海友人家裡。[7]1966年，國民黨方面的人知道孫中山親筆的這篇序文流落到了香港，於是報告蔣介石，設法將其收購，由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保存。[8]而黃彥先生編的《孫文選集》收錄這篇序時，則注稱依據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民族主義》自序手稿。該注中也提到印本自序是以另一手稿製版。為什麼會存在兩份手稿？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手稿從何而來？對於這兩個問題，筆者雖曾向黃彥先生有所請教，但未得其詳，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一般而言，若版本問題不能確定，則後續的文本討論會存在偏差。不過，從張益弘對「原稿本」和「現行本」所作的文字對照來看，多系文字修辭方面的改動。至於和「再加改正本」有什麼不同，以及「再加改正本」的修訂時間問題，筆者暫未研究出結果，故以下論述雖然依據黃彥的選本，但依然存在著不確定性。

二、民族主義講演與「一大」宣言關於民族主義解釋的異同

1924年1月23日，國民黨「一大」宣言全文付會議表決通過。「一大」宣言在對三民主義的內容逐項作出解釋後聲稱：「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隨後，孫中山對宣言旨趣進行說明。他稱讚宣言的表決是國民黨「成立以來破天荒的舉動」，號召「大家必須依宣言而進行，擔負此項實行責任」——對內要推倒軍閥，完全解放受壓迫的人民；對外「要反抗帝國侵略主義，將全世界受帝國主義所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1月30日，孫中山在致閉會詞中說，宣言的 「第二段是解釋本黨的三民主義。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為我們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永遠不變的」；「宣言中的第三段是本黨的政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節目」，「政綱和主義的性質，本來是不同的。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所謂主義永遠不變，當然是指其基本精神而言，故又說這次大會是「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9]

1月25日，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會議上緊急動議，提出用國民黨「一大」會議名義致電莫斯科，對列寧之死表示哀忱。他還提議大會休會三日，並說要利用此三日內的每日下午演講民族主義。「此講題，從前曾對高師學生演說過一次，再有二三次，即可從大體講完，若詳細的講演，非長久時間不可。今乘此機會，盡三天之內摘要把他講完，諸位回去後，即可以之為宣傳的資料。」②這裡提到的對高師學生的演說，是指在「一大」開幕前一星期即1月13日，他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作的演講，與會聽講者為國民黨黨員及嶺南、高師等校學生三千餘人，講題雖為「三民主義」，而內容僅關於民族主義。[10]

實際上，僅26、27日兩天休會，28日上午大會再開。孫中山於27日開始演講民族主義，第二講則是在2月3日進行，到3月2日完成民族主義最後一講，共六講。

孫中山為何在「一大」宣言剛通過不久就開始作三民主義的系統演講？他在為《民族主義》單行本所作的序文中說：「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於每星期演講一次。」[11]而從以往的觀點來看，認為孫中山演講三民主義的動機大概存在以下幾種可能性：第一，「一大」宣言偏離了其三民主義本義，必須通過系統演講以便正本清源，以正視聽；第二，「一大」宣言與三民主義基本精神一致，但具體內容未備，需要進行補充說明；第三，為了取得蘇俄和共產國際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同時又要安撫和團結國民黨內部的右傾勢力，即出於不同的政治需要而進行的平衡與調和。這些看法關注的焦點在於孫中山關於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解說，而對於「一大」宣言和孫中山三民主義演講中有關民族主義的異同則未見深入探討。因此在深入這個問題之前，須將二者有關民族主義的內容進行比較，察其異同。

「一大」宣言解釋的民族主義有對外和對內兩方面含義：一則強調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強調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外的民族主義立足於帝國主義列強壓迫中國的視點，將國內的軍閥、資產階級視為列強壓迫中國延長線上的反動勢力，呼籲國民黨人依恃智識階級、農夫、工人、商人等多數民眾為後盾，「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爭取中國民族解放，「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對內的民族主義則主張承認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和中國革命勝利後的自由聯合。這種主張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各階級統一戰線的民族主義論述邏輯，也貫穿在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中。民權主義方面，「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民生主義方面，「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12]

孫中山在民族主義演講中，也痛斥列強的帝國主義使中國正處於亡國滅種的危機中，甚至說「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他詳細闡述了這種危機來自列強的人口增加、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那麼，用什麼方法來打消這三種力量呢？孫中山認為，民族主義就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但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失去了幾百年，這主要由於中國在沒有亡國之前，已漸由民族主義而進於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他又指出，世界主義是妨礙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現實思想障礙，並對此加以駁斥。他說，「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本質上仍是帝國主義和侵略主義，而受壓迫的民族是不應該講世界主義的，而要發揚民族主義。「我們以後要講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那麼，用什麼方法來恢復我國的民族主義呢？他指出「能知」與「合群」兩種方法。「能知」就是要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知難行易，先要知道，才能行動。如果四萬萬人都知道了危險，我們對於民族主義便不難恢復。「合群」是指利用宗族觀念聯結團體，形成國族。他說，中國人對於國家觀念，本是一片散沙，但是對於家族和宗族的觀念很深，家鄉觀念也很深，用這兩種觀念和家族宗族團體來聯合成國族團體，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更為實在和容易聯絡。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付哪一國，都可以抵抗。到民族主義恢復了之後，便可以進一步去研究怎樣才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智能和能力恢復起來。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與歐美並駕齊驅。[13]

由此可見，二者對於列強的帝國主義壓迫都持堅決反對的態度，這是相同的。但在反對帝國主義所要達到的目的上，則略有差異。「一大」宣言強調謀求中國民族真正的自由與獨立，而民族主義演講則進一步論述了如何恢復中國民族的地位。而最大的區別在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要依託什麼社會力量，採取何種組織方式。「一大」宣言強調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戰線作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基礎。而在民族主義演講中則著眼於中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族制，提倡通過鄉、縣、省把宗族團結起來，作為形成國族的基礎與途徑，並且主張以中國固有的道德、政治哲學作為民族主義的思想文化基礎。可見孫中山是要把民族主義的基礎建立在傳統的社會組織、道德及政治哲學之上，並沒有從階級論的角度來談民族主義的凝聚問題。[14]另外，對於「一大」宣言中解釋的民族主義在國內方面的含義，孫中山在演說中幾乎沒有提及。

雖說國民黨「一大」宣言從起草到最後通過，因為受到多種勢力與意見的博弈，實際上是一種妥協的產物，但是孫中山作為其組織者和最後審定者，而且在發言中也強調其意義，因此不能說「一大」宣言完全背離了他的思想原則。就其中所表達的民族主義目標而言，「一大」宣言和孫中山的本意可以說是一致的。因為從孫中山當時親自擬訂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來看，關於民族主義也是提出兩點：「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15]在關於民族主義的演講中，對於國外侵略強權也是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可見，上述三者在對民族主義的基本訴求上都是一致的。問題是採取什麼方式來形成組織，凝聚民族主義，從而反對與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那麼，對於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演講和「一大」宣言在這個問題上的差異到底應該如何理解呢？

三、兩種不同的理論訴求

要理解上述問題上的差異，似應從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提到的「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兩個概念入手。孫中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便不適當」，「因為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外國有一個民族造成幾個國家的，有一個國家之內有幾個民族的」，「所以在外國便不能說民族就是國族」。「本來民族與國家相互的關係很多，不容易分開，但是當中實在有一定界限」，「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換一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接著他列舉了結成民族的五種自然力，即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16]由此可見，孫中山所說的民族主義概念近似於「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類型，這與清末民初一般流行的民族主義概念是相似的。[17] 因此他的 「族國」概念也就是民族國家的概念，與《民報》的開篇文章《民族的國民》所提倡的民族的國民國家屬於同一性質。但是對作為構成國家（中國）的民族的內涵則先後有不同的指謂：在清末革命時期，主要指漢族；進入民國，則是指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

縱觀民國時期孫中山關於民族主義的言論，其主要思想訴求並非如後來人們所強調的體現其民族主義思想進步性的反帝思想，而是如何構建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以及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建國問題。1919年春，孫中山手撰的《三民主義》文言稿中說：「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只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為積極之目的也。」[18]此後，孫中山在各種場合的演說中也多次談到同樣的意思，指出民族主義非推翻滿族主權便了，「五族共和」是欺人之語，主張學習美國和瑞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漢族，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大民族主義國家。孫中山以漢族為主體或中心，未必就意味著大漢族主義，如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不同種族的「熔鍋」（melting pot），若不是其中說英語的種族為強固的主體，而是有三四個同等強固的種族，就難以融化其他民族，成就美利堅民族了。[19]在孫中山看來，藏、蒙、回、滿皆無自衛能力，其人口加起來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20]。但他並不因此輕視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而是一再強調民族平等。他說，「民族主義，即是掃除種族之不平」[21]；「須使各民族都平等」[22]；「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絕不能為他種族所壓制」[23]。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為上海《申報》50周年紀念而作的《中國之革命》一文中說：「餘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和對國內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國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這段話其實就是孫中山在1924年演講民族主義的基調。另從孫中山於1月13日在廣東高師所作的民族主義演講與1月27日所作的民族主義第一講內容對照來看，也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說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演講有其一貫的邏輯，並非特別針對「一大」宣言而別作新解。

但是孫中山在民族主義演講中為何不提「一大」宣言中所說的階級動員問題呢？這是因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一大」宣言中所闡述的民族主義實屬兩種不同的理論類型。後者是從階級的立場上來看民族問題的。「一大」 宣言中明確指出，之所以要以智識階級、農夫、工人、商人等多數民眾為後盾，「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24。這種觀點從屬於馬克思、列寧、史達林一脈的思想框架，因為「無論如何，馬克思主義者最關心的問題，仍然是階級關係，亦即在爭取民族及社會解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存在著怎樣的階級關係」[25]。史達林曾說：「一切都在變化……社會生活在變化，『民族問題』也跟著在變化。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有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鬥爭舞臺上，而且每一個階級都是按照自己的觀點來理解『民族問題』的。因此，『民族問題』在各個不同時期服務於各種不同的利益，並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這要看它是由哪一個階級提出和在什麼時候提出而定。」[26]社會主義者對族群問題的態度就像霍布斯鮑姆所謂的「自由的民族主義」或「革命—民主的民族主義」，在他們看來，族群差異是次要的。可是在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陣營，「民族問題」卻受到愈來愈嚴肅而熱烈的討論，「參與民族辯論的人士，儘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大將，如考茨基、羅莎·盧森堡、鮑爾、列寧和史達林」，「有關『民族問題』的最有趣想法，幾乎都是發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27]。其實，「這類為爭取民族自由而戰的民族主義運動，從未認真思考過『民族』的定義是什麼，只假定它是不辯自明的」[28]，本質上是利用源自西方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主張進行國際社會政治動員，以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統治。[29]

以上只是從思想形態上指出國民黨「一大」宣言闡述的民族主義所屬之理論類型。再從其背後的史實聯繫來看，「一大」宣言的起草與通過的過程儘管比較複雜，其中受共產國際方面的影響卻是很大的。1923年11月2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主要是解釋三民主義。關於民族主義，它解釋說：「就是國民黨依靠國內廣大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各階層，為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及其走卒，為爭取中國獨立而鬥爭。對於上述每一個階層來說，民族主義的含意是，既要消滅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也要消滅本國軍閥制度的壓迫」，「這個民族主義體現的是健康的反帝運動的概念」。民族主義還有一層意思，是國民黨宣布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國民黨應公開提出國內各民族自決的原則，以便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軍閥制度的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後，這個原則能體現在由以前的中華帝國各民族組成的自由的中華聯邦共和國上」。有關反帝的思想也體現在對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解釋上。[30] 「一大」宣言的民族主義論述基本上是照搬該決議的內容。而此前，列寧在1920年7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並通過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就指出：「共產國際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其著重點應該是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彼此接近，以便為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共同進行革命鬥爭。」但在對待封建關係或宗法關係和宗法農民關係佔優勢的比較落後的國家，共產國際則應當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合作，甚至結成聯盟，同時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最終的目標都是要戰勝資本主義和世界帝國主義，從而消滅民族壓迫和不平等現象。[31]

因此不難看出，「一大」宣言的民族主義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完全不是一種理論系統，各自的思想邏輯和終極目標指向都是不同的，它們只是在反帝問題上有所交集而已。也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可以接受「一大」宣言關於民族主義的兩條原則，即反對帝國主義和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如何反帝，反帝的根本目的是什麼，國內民族平等是作為政治動員的手段還是塑造中華民族國家的必然途徑，在這些問題上實有本質之差異。

四、具體言說對象和資料出典問題

除了要從整體上把握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演講內容，還要注意他在演講中一些言論的具體所指。另外，對於孫中山在演講中援引的一些例證材料，也應儘可能查清其出典。以下試舉二例，以說明對《民族主義》文本進行細緻全面的詮釋和註解是今後研究應該致力的方向之一。

例1 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32]

這句話當是針對1922年美國桑格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1879-1966）來華演講在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中所引發的一股「生育節制」思潮。

1922年4月，時任美國節育聯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主席的桑格夫人，去參加在倫敦舉行的第五次世界生育節制大會途中經日本、朝鮮而至中國。胡適得悉後親自到北京飯店拜訪桑格夫人，邀請她到北大作演講，並建議演講實用的避孕法。[33]4月19日，桑格夫人在北大作題為「生育制裁的什麼與怎樣」的演講，由胡適作翻譯[34]，「當時聽講的十分擁擠；講稿刊出後，更是轟動一時」[35]。

桑格夫人在京停留數日後，轉赴上海，同樣受到熱烈歡迎。4月27日，《婦女雜誌》記者邀她到一品香餐館茶話，「商量到翻譯及刊印《家族制限》這小冊子的辦法，並且擬刊印一種專講人口問題及關於產兒制限的事情的報章」。4月30日，桑格夫人應江蘇教育會、職業教育社及上海家庭日新會邀請在上海職工教育館講演「生育節制底重要和方法」。[36]

桑格夫人來華講演，借新文化運動的餘威，觸發節育思想在中國的熱烈反響，《晨報》《民國日報》《申報》《婦女雜誌》《教育雜誌》《東方雜誌》等媒體紛紛刊發文章介紹其身世與思想主張，由此展開了關於節育問題的大討論，成為當時輿論宣傳的一大熱點，內容涉及節制生育與人口數量、人口素質、婦女解放以及社會道德種種問題之間的關係等。

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列舉對比英、日、俄、德、美、法以及中國的人口數字，說明人口增減與民族興亡的關係，他擔憂中國的人口不增而列強的人口增長過快會導致中國最終會被多數人口的列強吞併。如果聯繫桑格夫人來華演講所引發的節育思潮這層背景來看，當能更深地體會孫中山演講的具體針對性。

例２ 英俄兩國現在生出了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是有知識的學者提倡出來的，這是什麼思想呢？是反對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說民族主義是狹隘的，不是寬大的；簡直的說，就是世界主義。現在的英國和以前的俄國、德國，與及中國現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贊成這種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我常聽見許多新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是不好呢？……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徵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都服從……如果民族主義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義發達之後，我們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37]

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38]

列強……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39]

孫中山在《民族主義》演講中為什麼多次駁斥有人拿世界主義來反對民族主義的論調？對此問題，桑兵有專文論析。據其研究，孫中山「具體所指，外部淵源主要是英國的羅素、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和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內部則幾乎涵蓋國家主義以外新文化陣營各個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傾向社會主義的國民黨人如戴季陶等」[40]。此處不再贅述，但似乎還應該結合孫中山彼時彼地演講三民主義的出發點和動機，進一步明確其矛頭所指的主要對象和所要達到的目的。

上述兩例情況都點名批評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在講到要用什麼方法來恢復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時，孫中山主張利用宗族組織來聯結團體，形成國族，並恢復中國固有的舊道德和政治哲學，這也和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們格格不入，難道他是有意要削弱年青的共產派的影響嗎？此前孫中山講民族主義時好像從未提過要用宗族組織來構建中華國族。對於儒學內核的綱常名教，以往也鮮有讚詞。1919年手撰三民主義時，還明確批評君臣主義束縛人心，使中國政治不能進化，謂其中雖有「天下為公」「國以民為本」等言論，亦「不過一隙之明，終莫挽狂流之勢」。然而，此後孫中山在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談話中、在桂林對滇贛粵軍作精神動員講話時以及三民主義演講中卻強調三民主義與固有文化之契合，民族主義與舊道德的銜接。這種明顯的轉變很難說沒有針對借五四新文化運動而起家的共產派之用意，同時也有可能想藉此籠絡動員一般軍人加入國民黨。

此外，孫中山在演講中引用了很多數字，這些數字可能出自一些年鑑或外國人的專題著作。在孫中山故居的藏書中有百科全書·年鑑28種，經濟類書籍247種，這些書籍應是他當時準備撰述三民主義的主要材料來源。如關於各國人口數字，孫中山在演講中提到美國公使「樂克裡耳」調查中國人口之事。經查，這位「樂克裡耳」就是1905年-1909年擔任美國駐華公使的柔克義（W. W. Rockhill），他在1904年寫過一本《中國人口研究》，1910年發表了《中國的人口調查》。在演講中孫中山還頻繁提到歷史知識，關於其出處，有的我略有所知，更多則是不知其詳。如第三講講到中國民族的來源「西來」說，這是清末一大學術公案；而該講關於左宗棠平定新疆是利用會黨的那段故事，則不知道其出典了。更難稽考的是他的一些思想觀點的知識來源。據孫中山身邊親近的人說，孫中山愛好讀書，擅長英文，偏好史地，買書最好「各國說到中國的書」和「最新講到各種主義的書」[41]，以構築其革命之學。因此，其民族主義的知識來源肯定也是相當複雜的。

五、超越時代的理論意義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講演，通篇主旨在於闡述為什麼以及如何救國和恢復中國民族地位的問題，他主張利用中國傳統的宗族組織和固有的思想文化來構建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同時學習歐美之所長——主要是科學，並保守與擴充中國人「不講打」的和平精神，與一戰後主張以公理撲滅強權的俄國、德國以及世界上所有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聯合起來，濟弱扶傾，共同去消滅強暴的帝國主義，從而達到真正的世界和平與平等。這樣的價值訴求，與近代以來中國人追求民族國家之建構，目標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方案上，孫中山的主張與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以及中國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等還是有不少差異的。那麼，如何評價近代以來中國人提出的各種民族建構的學說與方案無疑是一項重大的理論課題。

孫中山在民族主義演講中提出的這套民族建構方案，成為中國國民黨民族主義的理論圖騰，影響深遠；但也因為其不夠嚴密，尚有模稜兩可和不知如何操作等缺陷，後來者於是作出了許多歧義的解釋。但是無論如何，其中一定具有超越其時代局限的理論價值。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可供參考與思索。

第一，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應該合併考慮，穩定的國家應該是國族統一的國家。孫中山以美國和瑞士作為中國建構國族的榜樣，確有其獨到深遠的眼光。長期以來的歷史事實表明，這兩個國家儘管民族成分複雜，但是政局穩定，與其國族構建的方式不無關係。講到直接民權，孫中山也以美國某州和瑞士的制度作為學習對象，這是否意味著一個好的民族建構與其國家建構是可以做到內在的和諧統一呢？

第二，由於中國和西方國家自古以來在社會階級結構和思想文化上存在著巨大差異，中國的漢民族建構應該遵循與利用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習俗，並有選擇地吸收外國的長處與優點，而不是切斷歷史血脈，刨除傳統根基，盲目嫁接外來枝節。孫中山雖然羨慕美利堅和瑞士民族，但他還是強調中國的宗族傳統和忠孝仁義信愛和平等固有的道德文化在國族構建中的作用。

第三，大凡一種思想學說，其是好是壞，都要看具體的時空條件。孫中山對待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和天下主義，都是持這樣的一種態度。他說古代中國的「帝國主義」（他將其等同於「世界主義」和「天下主義」）也曾威震四鄰，令到周邊各國前來稱藩朝貢，但由於中國順應自然，奉行王道，不以武力去壓迫，以致這些國家以稱藩納貢為尊榮。儘管孫中山在《民族主義》演講中沒有談到如何處理漢族同蒙、滿、藏、回等其他民族的關係，我們從他對古代中國天下主義的評價中還是可以受到一些啟發，用來思考當今中國的國族建構如何從古代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藩屬朝貢原理中汲取智慧的問題。

按，作者孫宏雲，歷史學博士，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文載於《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