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三個關鍵節點（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三個關鍵節點）

2023-07-22 20:16:13 1

文/張謹

在南開學校讀書時的周恩來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近百年的光輝歷程，在這支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隊伍中，湧現出了無數優秀分子，周恩來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早年就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並且堅定不移、始終不渝。周恩來的信仰是如何確立的？1922年3月，他在德國給國內覺悟社好友李錫錦、鄭季清的信中表達了自己「最近對於C.P.堅定的傾向」，並認為「這個意念的決定，分開來可以說」有三個關鍵節點，即一段京中的「全武行」、一封談主義的信和一則正品（黃愛）的「死耗」。

「京中的『全武行』與我以不少的啟發」

周恩來在給國內覺悟社好友的信中說：「思想是顫動於獄中，津會時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張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與我以不少的啟發。」所謂「全武行」，是指1919年8月以馬駿為總指揮的請願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前請願示威並同軍警搏鬥的事件。這一事件是周恩來從日本回國後投身五四運動的開始，也是他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起點。周恩來在日期間雖然受過許多新思潮的衝擊，也接觸過馬克思主義，但不可否認，他當時的主要精力還是集中在考試求學上，加之家庭變故、考學不順，精神狀態起伏不定，主導意識是遊移朦朧的，至多是「模糊中偶爾見著一點光明」。

波瀾壯闊的五四愛國運動，使周恩來的精神受到了洗禮。五四運動對周恩來的影響是深刻的，「啟發」是多方位、多層面的。自此，他把愛國理想付諸實際行動中，對中國社會現實有了更直觀清醒的認識，愛國主義情感得到了充分釋放，切實感受到輿論宣傳的威力和統一組織的作用，對馬克思主義加深了理解，拯救國家、改造社會的使命擔當精神得到明顯增強。

加入鬥爭行列後，周恩來逐步成為勇立潮頭的先鋒。1919年5月，周恩來從日本回到天津後，密切關注五四運動的走勢，隨時準備投身其中。他曾聯絡南開校友共同反對學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讓曹擔任學校董事。6月下旬，馬駿、劉清揚等代表赴京時，他趕到車站送行。在南開學校舉行的一次茶話會上，周恩來對下一步的鬥爭提出建議：「宜審慎，有恆心，有膽力，方能成功。」

8月初和11月中旬，山東和福建相繼發生愛國運動遭到殘酷鎮壓的暴行和日本軍國主義者槍殺中國居民的慘案，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天津學生先後赴京請願，周恩來兩次隨同趕往北京，聲援請願行動，營救被捕代表，在此期間還負責通信聯絡工作。10月10日，天津各校學生和各界群眾四五萬人舉行集會。會後的遊行遭到保安隊、警察的攔阻和毆擊，多人受傷。周恩來作為學生代表向警察廳提出質問。13日，天津學聯和女界愛國同志會宣布罷課，周恩來起草了《停課宣言書》。

1920年1月26日，查禁日貨的學生聯合會調查員遭到日本浪人的毆打，請願學生遭軍警鎮壓，各界代表20人被逮捕，學聯等辦事機構被查封。29日，針對當局的惡劣行徑，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以周恩來為總指揮，「整隊齊集」，「群往省公署」。周恩來作為4名代表之一，不顧軍警阻攔，強行闖入「求見省長」，被捕入獄。

隨著運動的深入，周恩來受邀主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倡議成立覺悟社。《會報》發刊前，為了擴大宣傳，他起草了《發刊旨趣》，並在7月12日的《南開日刊》上發表。《發刊旨趣》宣布：《會報》將「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倡導把改造舊社會與改造自己思想相結合。文章發表後，天津各大報紙紛紛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在創刊號上，周恩來又以《革心、革新》為題撰寫發刊詞。「革心」與「革新」理念的形成與提出，標誌著周恩來的思想境界有了新的拓展。

為了配合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周恩來針對山東問題在《會報》上發表《黑暗勢力》一文，大聲疾呼：「國民啊！國民！黑暗勢力排山倒海的來了！」「我們應當怎樣防禦啊？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會報》前後共出刊100多期，其中時評等重點欄目的文章主要由周恩來執筆，對傳播新思潮，推動反帝反封建運動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根據周恩來的倡議，經過醞釀和籌備，9月16日覺悟社正式成立。周恩來作為首批20名會員之一，綜合共同討論的意見起草了《覺悟的宣言》。其宣布覺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進一步重申和闡釋了改造社會與自我改造的核心要義和方法路徑。周恩來置身覺悟社這個會集許多優秀青年的進步團體中，聆聽了包括李大釗在內的名人的演講，就社會問題開展了廣泛的討論，拓寬了視野，開闊了胸襟，不僅收穫了真摯的友情，還收穫了新思想，在「覺悟」中不斷走向覺醒。

周恩來1920年1月29日被捕入獄，7月17日獲釋。其間，周恩來的行動受監視，書信往來受審查，「各人的看報是絕對不許的。看書有幾處可以開條去買，但需經司法科長允許」，被牢牢地禁錮在有限的空間內。不過，這也讓周恩來獲得了不曾有過的如此之長的空閒時間，在開展獄中鬥爭以及規定的探視獄友、接待訪客、讀書聚會之餘，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每日在兵棚裡做稿子，悶時便向兵士們閒談」，寫出了共有4萬多字的「兩篇稿子——《獨身主義》和《我的懺悔》」，靜下心來梳理情緒，沉澱思想，對現實問題作較為深刻的理性思考。

周恩來的獄友有大學生、技校生和中學生，還有教師、商人和報人，雖然身份迥異，但他們「多因愛國遭兵警」，政治熱情高漲，思維相對活躍。這樣一群人朝夕相處，經常性的互動交流不斷碰擦出思想火花。特別是在4月7日由警察廳轉入檢察廳看守所後，獄中的自由度有所增加，每晚8時召開全體會議成為可能和慣例，會間不定期組織專題講演會、特別研討會和練習演說會。演說會「每次三人，每人十分鐘」，重在練習，但選題大都比較集中，與社會現實問題聯繫緊密，如夏琴西的《人類之生活》、於蘭渚的《平民教育的實施辦法》和孟震侯的《根本的改造問題》等10多人20多場次的演說，在周恩來的思想深處都產生了一定的觸動。

獄中互動交流的重頭戲是專題講演會，講演的內容系統性相對較強，分量較重，但安排的場次十分有限。作為首講的《世界工業革命史》，由時子周負責講演，前後分三次完成。而周恩來主講的馬克思學說，內容豐富，主題聚焦，用時最多，共安排了5個晚上學習。5月28日，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中關於歷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和馬克思傳記；5月31日，晚上全體會，仍由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中的唯物史觀；6月2日，周恩來講唯物史觀的總論和階級鬥爭史；6月4日，由周恩來續講馬克思學說經濟論中的剩餘勞動和剩餘價值學說；6月7日，周恩來續講經濟論中的資本論和資產集中說。演講這一專題，無論是公議指定還是自我選擇，都清楚地表明周恩來對馬克思學說思想情有獨鍾，有系統研學的基礎，且領悟較深，有熱切傳播的欲望和衝動。

1924年7月1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區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在法國巴黎合影。前排左一為聶榮臻，左四為周恩來。後排右三為鄧小平

「一封談主義的信引起我探求的興趣」

周恩來在給國內覺悟社好友的信中說：「出國後得了施山一封談主義的信，引起我探求的興趣。」施山即在國內的另一位覺悟社好友李毅韜。「出國後」的具體時間尚不清楚，但根據事件起承的脈絡推斷，應該在周恩來抵達歐洲後不久，即1921年初前後。這封信「如約而至」，引起了周恩來對主義深入「探求的興趣」，啟示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從周恩來思想變化的進程來看，它對於收信人或許只是一根引線，恰逢其時地點燃了他探求的熱望；或許只是一種契合，水到渠成地應和了他追夢的步伐與節奏。

崇高信仰的確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確非朝夕之功，周恩來也不例外。旅歐不久，儘管周恩來已加入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之一，但毋庸諱言，他當時剛剛踏足歐洲不久，還處於「談主義，我便心跳」的狀態，對主義的認識還處於探究、比較階段，對共產主義信仰的追求與堅守尚在不斷孕育、逐步升華之中。當然，這是個重要節點，由此周恩來的「興趣」逐步向「主義」高度聚焦。

一路輾轉，一路探求。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周恩來先後往來於英國、法國和德國，一邊謀求「官費」入學，補習法語，「計劃擬入大學讀書三四年，然後再往美讀書一年，實現求知報國的意願」；一邊考察「此邦社會實況」，注意「民族心理」，關注旅歐勤工儉學學生的命運，「對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其間，周恩來廣讀博覽，涉獵各種學說思想，如饑似渴地閱讀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以審慎求真的態度探求救國之道。1921年1月30日，他致信表兄陳式周，在比較俄、英兩種改革社會路徑時，明確表示：「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

周恩來放眼歐洲，審視資本主義世界，藉助《益世報》駐歐洲記者的身份，在廣泛考察的基礎上，以獨特的視角，撰寫了50多篇紀實通訊，內容涉及英法德俄乃至整個歐洲，刊登在《益世報》上，適時向國內介紹國際大事，剖析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真相，尋求拯救中華的可行道路。1921年2月1日，他撰寫了第一篇旅歐通訊《歐戰後之歐洲危機》，描述了第一印象及影響：「大戰後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影響維何？曰生產力之缺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種種，均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民饑寒失業交困於內外。」分析所造成的後果是，「使歐洲危機終不可免而至於爆裂也，則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隨著視野的開闊和新思想的注入，周恩來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革命道路的選擇變得愈來愈清晰。

在「興趣」的導引下，周恩來的心境豁然開朗。從1922年3月他給諶小岑、李毅韜夫婦的回信，可以看出其當時難以平復的心境和迫不及待與好友分享收穫的欲望。「你們從上海來的信，我看完後，高興的程度到了十二分」，一刻不容耽擱，甚至無暇顧及與同在德國柏林的劉清揚、趙光宸的會晤，「急於表現我現在一個人的直覺，要在這極匆迫——僅五十分鐘——的時候，將我的感想寫出，免得過時飛去」。

洋洋灑灑3300多字的長信，周恩來僅用45分鐘就一氣呵成，對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主義的內涵、關係及本質區別作了精闢闡述。他明確指出，無政府主義的「自由作用太無限制」，容易流為「空談」；法國的工團主義源於無政府主義，在現今歐美「不免等於夢囈」；英國的基爾特主義「近已見衰」，並且「在英國始終沒大興盛過」；「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從中可以看出，經過反覆的學習和思考，周恩來「研究主義」已有很深的見地，對主義的認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黃愛

「死耗使我的意念十分堅決」

周恩來在給國內覺悟社好友的信中說：「到德後，得到正品這個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堅決。」1922年初，因德國生活費用低廉，周恩來由巴黎遷到柏林。在這裡，他看到李毅韜給趙光宸的信，「知道黃君正品因長沙紗廠工人罷工事，遭了趙恆惕同資本家的誘殺」。正品即黃愛的壯烈犧牲，使周恩來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和警醒。他強烈地感受到，實現美好理想必須隨時準備付出生命的代價，表示對烈士的最好紀念「只有一個努力」，進而對「意念」的追求更加執著堅定，真正確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周恩來與黃愛曾經是並肩戰鬥的戰友。五四運動爆發後，黃愛在天津投身反帝愛國鬥爭，擔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編輯，是覺悟社的社友之一。周恩來與之朝夕相處、志趣相投，而此刻聞此噩耗，手足情義難以割捨，「對於友誼的感念上，不免要有點悲傷」。不僅如此，黃愛的遭遇「壯烈而又悲慘」，令周恩來痛心疾首，即使一年後也念念不忘那個「血祭」日。1922年1月，湖南第一紗廠工人發動大罷工，遭到反動軍閥政府的殘酷鎮壓。黃愛等聞訊立即趕赴現場，代表工人提出一系列撫恤補償的合理要求。北洋軍閥政府對黃愛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恨之入骨，逮捕了黃愛等人。1月17日清晨，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即將其殺害。黃愛被砍三刀後仍奮力高喊：「大犧牲！大成功！」周恩來被英雄的壯舉深深打動，十分感慨地說：「這不僅在中國為創見，便在世界勞動運動中也是僅見。」

黃愛殉難的消息傳遍全國，引起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毛澤東在長沙舉行兩次追悼會，發行紀念特刊。李大釗高度評價黃愛「是我們勞動階級的先驅」，「是為他們所信仰的主義而死」。周恩來「百感交集」，寫下了一首題為《生別死離》的長詩：「壯烈的死，苟且的生。貪生怕死，何如重死輕生！沒有耕耘，哪來收穫？沒播革命的種子，卻盼共產花開！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卻不用血來染他，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周恩來為信仰赴湯蹈火、義無反顧的澎湃激情躍然紙上。他誓言：「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已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從此，周恩來基本終止了為《益世報》撰寫通訊的採訪活動，把主要精力專注於建黨建團工作，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1922年3月，他經常往來於柏林、巴黎之間，在勤工儉學學生中多次作演講，積極推動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備工作。6月，旅歐青年中的共產主義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周恩來負責宣傳工作。11月，在德國同張申府介紹朱德、孫炳文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23年2月召開的臨時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改名後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書記，牽頭成立共產主義研究會，組織青年閱讀馬列主義著作，在思想教育的基礎上發展團員，並積極在勤工儉學學生和旅法華工中開展工作。1923年8月1日，周恩來在起草的《關於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特殊職務議案》中，毫不隱諱地闡明自身的使命，「簡言之，便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教育工作」。

《少年》刊物創辦及更名《赤光》之後，周恩來成為主要撰稿人。周恩來在《少年》上接連發表《共產主義與中國》《宗教精神與共產主義》《十月革命》等文章，熱情讚美「共產主義之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為無產階級全體的救時良方」。他還針對當時流行的一些錯誤思潮進行批駁。周恩來在《赤光》上共發表30多篇文章，如《軍閥統治下的中國》《革命救國論》《救國運動與愛國主義》等，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關係、中國革命的當前任務和遠景等一系列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都作了較為深刻的闡述，從理論上開始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探索，標誌著周恩來認識的飛躍和思想的成熟。

1924年7月下旬，周恩來奉召回國。他身披一路風塵，懷揣堅定信仰，回到滿目瘡痍的祖國，踏上了為中華崛起、騰飛於世界的追夢之路；他披荊斬棘，嘔心瀝血，以誓死不變的精神踐行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錚錚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