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俁病拍攝(德普主演的新片水俁病)
2023-08-07 12:54:34
本文作者:杜一無二
一直期待著約翰尼·德普主演的《水俁病》,不僅因為前一陣子日本排放福島核電站廢水事件惹得沸沸揚揚,還因為這個水俁病是二十世紀最著名、歷時最長的一場環境災難。這裡面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環境汙染的警示,更能讓人在新冠疫情下,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可惜的是,德普的新片並沒有很好地表現出這場災難中受害者的痛苦,以及罪魁禍首——窒素公司是如何給人們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的。也可惜了一眾優秀的演員,因為劇本原因並沒有太多好的表現,比如淺野忠信、真田廣之、國村隼、比爾奈伊等。
德普在片中飾演美國《生活》雜誌的攝影師史密斯,受邀來到日本水俁地區拍攝報導因汞中毒引發的「水俁怪病」。這個病的患者的症狀先是走路困難,雙手顫抖握不住東西,繼而無法說話,吞咽困難,抽搐、發瘋,嚴重的就會死亡。還有很多從娘胎裡就中毒、出生後畸形、腦癱的孩子,不僅給家庭帶來無盡的痛苦,窒素公司還不承認自己的過錯,更是讓受害者家庭無力承擔治療費用。
影片雖然改編自真實事件,這個攝影師史密斯也確有其人,但把史密斯這個主角塑造得太複雜,太矛盾,就有點喧賓奪主了。雖然是影片主演,但觀眾關注的還是水俁病這個內容,而不是男主如何頹廢,如何酒精依賴,如何靠著這次機會重新認識自己,重新站起來。
裡面還有一段情節表現史密斯為了窒素公司給的5萬美元封口費而糾結不已,這就完全沒必要了。按理說,這種電影就應該把主角光環和明星情節退到陰影裡,不要影響觀眾對這場災難的同情關注,觀眾不是來看你主角如何戰勝自己心魔的,也不是看你跟女主耳鬢廝磨卿卿我我的。
根據自己對水俁病的了解,影片至少在三個地方容易給觀眾帶來誤會:首先,水俁病雖然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但其實早在50年代就已經泛濫成災,當地的漁民早就成為了汞中毒的受害者。
其次,水俁病的解決過程是漫長而揪心的,美國媒體的曝光只是其中的一小段插曲,而窒素公司也不是在美國媒體曝光後才反思想要賠償的,而是自始至終都是強硬派,直到日本法院判決後才認罪服輸的。窒素公司算是反派吧,但在影片中除了有賄賂媒體的情節,基本沒反映出他們到底幹了哪些不是人的事。而實際上窒素公司的領導層的行為達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
第三,水俁病的主要受害者是底層的漁民,而不是熊本縣所有的階層。影片雖然有一些得病的患者羞於讓攝影師拍照,但這裡面最大的原因是根本不被周圍人理解,所以水俁病人最大的痛苦也許並不是身上的疾病,而是來自他人的鄙視和歧視。
真實的攝影師史密斯就寫了一本就叫《水俁病》的書,書的開頭是這樣子的:「江鄉下夫婦艱難地從水俁市醫院走回了家,他們是沿著鐵軌走的,特意避開了公路,他們不想被別人發現。江鄉下先生走在前面,背上扛著他已經被解剖過的女兒的屍體。女兒死於一種怪病,原因不明,這種病像魔鬼一樣散播著傳染的恐懼,這些病人和接觸過他們的人都變得骯髒、墮落,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水俁病這個事件,就從上面三個方面說一說這場世紀災難。
水俁下轄於九州島的熊本縣,地處偏遠,距離東京1000多公裡。雖然依山傍海,風景秀麗,卻因為耕地和人口稀少,本來是個無足輕重的小村子,主要收入來自於製鹽。但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中央政府壟斷了鹽業,水俁的稅源就基本沒剩啥了。後來水俁的領導用優惠的政策引進外資,由一個叫野口遵的工程學碩士在水俁南邊的鹿兒島成立了窒素株式會社,生產氮肥,主打硫酸銨肥。沒多久,窒素公司的硫酸銨產量就佔到了全國產量的2/3, 成為日本的肥料巨頭。沒幾年又趕上一戰,窒素公司趁機取代了德國,全面佔領了東南亞市場,賺得盆滿缽滿。二戰期間,窒素公司又轉而為日本軍隊生產炸藥,成為日本最大的炸藥生產商。
水俁也跟隨著窒素公司一步步擴張,從一個小村莊,1912年變成鎮,1949年變成了市。人口也在短短的四十多年間,從之前的幾千人,增長到了1956年的5萬人。
窒素公司為水俁貢獻了一半以上的稅收,以及1/4 就業,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或很近的親戚為工廠工作。所以,水俁就是一個標準的工廠城。工廠的經理,成了這個城市實際的主人。比如二戰期間的工廠廠長橋本彥七,就在戰後的1950-1970年的20年間,四次出任市長,在任時間長達16年。按理說,一個新的元素加入進來之後,給老的社群增加了人的選擇和流動性,應該是緩解了之前的不平等才對。但是在水俁,因為工廠太強大了。所以,工廠不僅為水俁帶來了新的不平等,同時又固化了舊的不平等。
公司管理層處於最頂端,他們的下面是大學或高中文憑的白領工人,再下來是藍領工人。而在工廠外,是東京來的精英看不起水俁的「土 包子」,水俁的「土 包子」裡是貴族的後代看不起平民。村鎮居民看不起農民,農民又看不起最底層的漁民。
窒素工廠的的一個主要產品是乙醛。1932年,上面提到的那個橋本彥七發明了一種新技術,改進了從德國引進的生產工藝。這個新工藝的核心,就是以硫酸汞作為催化劑,在高溫高壓的條件下把乙炔變成乙醛。1932年,橋本的這個新工藝在水俁的工廠得到了採用。1940年,產年乙醛達到9159噸;1960年,產量翻了五倍,達到45200噸,佔當時日本乙醛總產量的 39%。
這個過程產生了大量含汞的廢水,被直接排放到海裡去了。現在我們看到這兒,立即就知道這會引發嚴重的問題,但當時人們並不知道這個,也沒人在意。
那麼,窒素工廠朝海裡排了多少汞呢?準確的數據已經不可能得到了。但是有一個細節,可以說明汙染有多嚴重。就是窒素公司甚至成立了一家子公司,專門挖排放廢水處的海底淤泥,用來提煉回收汞,這個淤泥裡的汞含量是2010ppm,比正在開採的汞礦的含量都要高出一倍。要知道,汞還會隨著海藻、貝類、魚這個食物鏈逐級聚集。海產品裡的汞含量有多嚇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隨著汞的不斷排放,水俁的捕魚量直線下降。以1950-1953年的產量為基準,1954年的捕魚量下降到了61%,1956年下降到了21%,1957年就跌到了9%。
那不是 1932年就開始生產了嗎?為什麼捕魚量是20年後才急劇下降的呢?這是因為催化劑是硫酸汞,屬於無機汞,問題不大,有機汞才會被魚和貝類吸收。恰恰是在1951年,工廠改進了一道工藝,就是用硝酸替代了之前的氧化錳,有機汞隨之大量產生。捕魚量的下降,讓漁民們損失慘重。但是前面說了,漁民處於鄙視鏈的最底端,而工廠卻是整個城市的大恩主。工廠利益受損,水俁整個城市的利益就會受損。這是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共識。所以,雖然捕魚量下降了90%,漁民這個群體普遍陷入貧困,但是他們也只能默默忍受。
1954年,開始出現可怕的事情。茂道村,一個僅僅120戶的小漁村,兩個月內就有100隻貓不停地轉圈、跳舞,然後死亡。1956年,人也開始發病了,而最初發病的人群正是處於鄙視鏈最底端的漁民,因為他們吃魚最多。
以上就是水俁病由來的過程。下面再說說受害者和社會各階層對窒素公司的控訴過程。
因為水俁病患者身處社會的最底層,既被歧視,自己也感到羞愧,所以可想而知,一開始與工廠鬥爭的時候,這個群體就無法充當主角。
主角是誰呢?是水俁市漁業協會。1959年8月初,水俁漁業協會上書市政府尋求幫助。但是市政府只是口頭答應會調查,卻什麼都沒做。8月6號,水俁市走投無路的400名漁民和魚販子在市裡遊行了一圈後衝進工廠,打碎了辦公室玻璃。事情鬧大之後,窒素公司同意談判了。
前面說過,水俁市是個公司城,窒素公司貢獻了超過一半的稅收。
那麼,市政府屁股坐在哪邊可想而知。
政府調停的結果是:
公司一次性賠償給水俁漁業協會2000萬日元,並拿出 1500 萬日元建立一個基金,用於幫助恢復漁業生產(這個基金連本帶息是要還的)。
另外,公司每年還要付漁業協會200萬日元。
幾千萬幾百萬的,聽著嚇人,但是因為是日元,其實沒幾個錢。
可以說,當時的水俁漁業協會簡直是混帳透頂。
第一,沒有要求公司明確病因,更沒有要求公司承擔責任,甚至連今後不許再汙染了都沒提;
第二,最讓人不能接受的是竟然置病人於不顧,把錢按人頭一分就完了。關於病人,協議裡只說了這麼一條:2000萬不包括對病人的補償。意思是病人自己去找公司,我甩鍋了。水俁市漁業協會與窒素公司籤訂和解協議後不到一個月,水俁灣以北的津木奈出現了第一例確診病人,不到一個月就死了。緊接著,連南邊鹿兒島的米之津,也陸續出現了病人。
水俁病在整個熊本縣蔓延開來。
10月17日,熊本縣漁業協會聯盟組織了60條船,1500人,浩浩蕩蕩殺向水俁的化工廠。
他們先禮後兵,派了個代表團要求談判,但是工廠領導拒絕接見。
於是聯盟代表團直接殺向東京,找中央政府告狀去了。
然後國會就派了一個由16名議員和官員組成的調查團來水俁了解情況。最終熊本縣漁民們得到了3500萬日元的賠償,但是要扣掉其中的1000萬日元還給公司,以作為兩次暴力衝擊公司造成的損失的賠償。
這麼著,也就是實得2500萬日元。
雖然數額上比水俁漁業協會多出了500萬日元,但是熊本縣漁業聯盟人多,均分到每個家庭成員頭上,相當於每人分到了 812塊人民幣。
窒素公司為什麼賠的這麼少呢?主要是政府拉偏架。
水俁病出現後,熊本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們很早就提出,這可能與汞中毒有關。
但是窒素公司對調查取樣設置重重障礙,不許熊本大學的專家們進入工廠取樣。
美國專家想買幾條魚拿回美國做化驗,結果窒素公司派人把所有的魚都買走了。
在窒素公司明目張胆阻撓調查的前提下,政府依然主張要醫生們證明窒素公司有罪,而不是讓窒素公司自證無罪。
政府這樣拉偏架的結果就是,從1956年首次確診水俁病,一直到 1968年,整整拖了12年,政府才正式承認有機汞是水俁病的致病原因。
而在此期間,日本學界和民間機構對水俁病的研究,經費全部來自美國,日本政府根本不給錢。
那麼,窒素公司知道不知道有機汞是真正的發病原因呢?他們知道!
1973年,法庭將窒素公司當時的經理以過失殺人定罪,基於以下幾項證據:
第一,雖然早就證實了有機汞是水俁病的致病原因,但是因為窒素公司不配合,熊本大學的醫生們一直搞不明白為什麼工廠使用的硫酸汞(無機汞)會在魚和貝類體內變成甲基汞(有機汞)。
但其實,早在1951年,工廠裡就有人知道廢水裡含有甲基汞。
但是公司封鎖了這條消息。
第二,1959年,窒素工廠職工醫院的細川院長就用工廠各處的廢水餵貓,證實了廢水是水俁病的原因。
但是在工廠的壓力下,細川保持了沉默。
一直到1970年,細川在癌症晚期才開口作證。
作為一名醫生,這是非常不道德的行為。
但是很奇怪,患者們卻並不怨恨細川,反而很尊敬他。
第三,在與熊本漁業聯盟達成協議之後,窒素公司安裝了一套廢水淨化設備。
啟動儀式上,窒素株式會社的社長和當時水俁市的市長還當眾喝了一杯從淨水設備裡回收來的水(影片裡有個情節表現了這個淨水設備)。
但是工廠事先並沒有向管道內倒廢水。喝回收水只是個表演,卻蒙住了市長和廣大市民。以至於1959年以後出現的新病人,尤其是先天性水俁病兒童,診斷髮生了極大的困難。
大家都覺得,汙染已經解決了呀,嬰兒又沒吃過魚,怎麼可能得水俁病。
這樣,新增病人不僅確診困難,拿不到補償,連正常的治療都耽誤了。
窒素公司雖然賠了錢,卻沒有認錯,更沒有認罪。漁民和患者在公司沒認錯的前提下就接受了賠償,那麼作為受害者,道義上的力量就被消解了。
這也正是窒素公司堅持不認錯的原因。
就這樣,廢水還在排放,患者還在增加。
但是,不論是漁民還是患者,都無力再組織起抗爭了。
就這樣,1959年之後將近十年的時間裡,汙染在蔓延,傷害在擴大。
一條普遍規律是,一個城市也好,一個社群也好,一個理念或運動也好,進入衰敗期之後,如果沒有外力的介入,單靠自身的力量,形勢就無法被逆轉。就像一條鹹魚,沒有外力自己翻不了身一樣。
水俁病的患者們在等待著一個轉機。
1967年,轉機被等到了。
昭和電工這家公司,在本州島的新瀉也建了個化工廠,也是用汞作為催化劑生產乙醛,1965年發生了同樣的汙染,被稱為第二水俁病。
但和水俁的不同在於,昭和電工這家工廠不是建在海邊,而是建在河邊。這樣,捕魚和吃魚的受害者都處於下遊,不受這家公司控制。
所以,受害者直接起訴了。
為了獲得更多的證據,新潟的受害者訪問了水俁。
為了接待來自新潟的訪問者,水俁市長期關注水俁病、為患者呼籲奔走的兩位核心人員,女作家石牟禮道子和女議員日吉美富子,於1968年初,發起成立了「水俁病應對公民委員會」。
水俁病應對公民委員會的的核心成員是知識分子,在傳播上就有天然的優勢。
石牟禮道子寫的《苦海淨土》,被演員砂田晃把書中的情節改編成同名話劇,在日本演出超過了1000 場,《苦海淨土》的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
另外就是影片中史密斯拍攝的媽媽神村良子給失明和癱瘓的先天性水俁病女兒智子洗澡的照片,被登在《生活》雜誌上,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水俁病的廣泛關注。
還有一個真實事件在影片中一閃而過了,就是1970年的窒素公司召開的股東大會。
公民委員會成員後藤孝典想出來了「一股股票運動」的絕妙點子:
1970年7月,他以35日元/股的價格,買了1萬股窒素公司的股票,然後一股一股地轉給公民委員會的支持者。
東京、福岡、大阪各地民眾踴躍支持,到九月底,有5500人成為窒素公司的股東(影片裡說只有500人)。
就這樣,窒素公司於11月28日召開的股東大會,在電視直播中,變成了水俁病人的控訴大會。
可惜的是,影片中兩位控訴的患者說的內容真的沒有打動觀眾,有點隔靴搔癢的感覺。
前面也說了,水俁病病人可憐,不僅僅是因為這個病得了之後非常痛苦,還在於最開始的時候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人們對他們公開的歧視。
本來已經是最底層的漁民了,得了病之後就更慘了。
雖然熊本大學派來的流行病調查組早早就得出結論說,這個病並不傳染。
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水俁病人和家屬去商店買東西,店家會要求他們把錢放在竹籃裡,當著大家的面把錢消了毒再收。
這種公開的歧視,導致了水俁病病人在剛開始爭取自己權益的時候,總是先強調這樣一個觀點,就是「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
這尤其令人感到辛酸和痛心。
這種對患者的歧視,尤其讓人無法接受的地方在於,其實這些歧視者僅僅從常識出發,心裡也知道這個病和工廠的廢水排放有關。
所以,水俁的魚販子們聯合起來,向顧客們保證絕對不會銷售本地水產品。他們也向水俁漁業協會發出正式通知,告訴漁民你們也別打魚了,我們一條也不會買.
不僅是水俁,在整個熊本縣,人們除了鯨魚肉,不敢吃別的魚了。
這讓漁民們陷入了滅頂之災。
截至1959年,也就是水俁病並發現和確診的頭三年,水俁病患者在水俁本地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同情。
當人們內心感到不滿,卻又不敢挑戰強權時,他們往往把怨恨發洩到比他們更弱的人頭上。這種懦弱者的殘暴並不是水俁特有的現象,而是人類這個物種的醜陋天性。
一個人首先是被損害,然後,被損害就成了他進一步被侮辱的原因和理由。
這裡真正的殘酷在於,損害是外面來的,而侮辱卻來自於自己的鄰居和同伴。
放眼古今中外,我們總是能看到類似的現象,就是一個受害者越無辜,加在他身上的侮辱就越是嚴重。
群眾總是傾向於高聲宣判倒黴蛋活該、生病者有罪,以此來逃避本應承擔的道德責任,和承擔不起的良心拷問。
而這些也正是這部《水俁病》電影所缺失的,影片結尾展現了一組全球各種環境汙染的真實照片,僅僅把表面的東西呈現給觀眾,實在是有點浪費資源了。
也許下面這些內容,會給水俁病患者帶來些許安慰:
1973年,窒素公司當時的兩名經理,以過失殺人罪被判刑;
1995年,首相村山富士代表政府公開道歉;
2001年,大阪高等法院判定日本國家和縣政府放任疾病擴散的罪名成立。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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