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歷史身份（陝西商洛的城市精神代言人）

2023-07-15 06:37:40 4

在商洛市的丹江右岸，有一座僅次於大雁塔廣場的陝西省第二大廣場—商鞅廣場，廣場中心有一座高9米的商鞅雕塑，左手持簡，身佩寶劍，剛毅果決，莊嚴威峻。那麼商洛為何要建商鞅廣場？商鞅又有何等功績能讓成為一座城的形象代言人？要找尋這些答案，我們就要深入了解2300多年前，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的商鞅在執政秦國二十餘年，使秦國大治，長期凌駕於山東六國之上，進而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商鞅變法」。

陝西省第二大廣場—商鞅廣場上的商鞅塑像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衛國人，從上面簡歷我們可以知道，商鞅本名公孫鞅，據中國追溯姓氏的起源而言，大多數姓氏都來自於西周初年的分封諸侯，或春秋時期的卿大夫。即周朝施行的分封制，王族貴族子弟封土建國，諸侯可建立自己的宗廟，並且從原族姓集團中分化出去時，需要單獨立氏。而姬姓正是中華上古八大姓之一，周朝的國姓，而公孫氏，據史料記載：「諸侯之子曰公子，諸侯之孫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而商鞅之祖是為衛國君，故又名公孫鞅、衛鞅。

商邑是商於古道（即武關道）上的交通隘口

商洛市下轄的丹鳳縣，這是一個「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石山區縣。

至於為何又稱商鞅，「商」取自其受封商於之地的商山，人以地名，得號商君，地以名傳，故商洛聲名鵲起。其實準確來說，商鞅的封地並不在商洛市區，而在商洛市下轄的丹鳳縣，這是一個「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石山區縣，秦時名為商邑。而商邑是商於古道（即武關道）上的交通隘口，特別是商邑南的武關，是與函谷關、蕭關、大散關合稱「秦之四塞」，古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

商鞅的封地並不在商洛市區，而在商洛市下轄的丹鳳縣，一個「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石山區縣，秦時名為商邑。

武關是與函谷關、蕭關、大散關合稱「秦之四塞」，古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

商鞅的赫赫盛名因商鞅變法，圖強秦國而起，如今已是創新變革、發奮圖強的精神象徵，塑像立身自然可以成為商洛的城市文化。但在2300多年前，商鞅主持秦國變法時，歷經重重困難。總體而言，商鞅變法經過了四個階段，步步為營。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毛主席

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政府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毛主席

第一階段便是徙木立信，《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記載：「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此舉就是向秦國的老百姓表明，秦國是真要變法了，可不是鬧著玩的，大家要正視。

商鞅從「食」著眼，以糧為綱，綱舉目張，提出了一套綜合治理辦法

第二階段便是頒發《墾草令》，從「食」著眼，以糧為綱，綱舉目張，整頓政制、吏治、稅制，禁止糧食買賣，將山川湖澤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剝奪限制遷徙自由；打擊一切與農業活動無關的一切事宜，重農抑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讓國人能夠踏實種地，搞糧食生產。

當然前兩個階段都只是預熱，都在為關鍵的第三階段變法做準備。公元前356年，《墾草令》在秦國成功實施後，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在秦國實行真正的第一次變法，變法進入第三階段。具體內容為頒行《法經》，即新秦律，改革戶籍制度，實行什伍連坐法，即十家編一組，互相勉勵生產和監督行動，一家犯法，隱匿不報九戶連坐，輕罪用重刑；廢除世襲的世卿世祿制，建立二十等軍功爵祿制；明令軍法獎勵軍功，嚴懲私鬥；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排斥詩書，禁止遊學等。

商鞅變法廢除世襲的世卿世祿制，建立二十等軍功爵祿制。

二十等軍功爵祿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官員等級評定建立在其客觀貢獻基礎上的升遷制度。

這裡對秦國觸動最深的便是二十等軍功爵祿制，它將軍功與爵位掛鈎，分為二十個等級，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官員等級評定建立在其客觀貢獻基礎上的升遷制度。比如等級最低的一級爵位公士，秦國士兵只需要斬獲敵人一名「甲士」（披甲勇士，多為軍中精銳前鋒）便可獲得，得到的福利待遇是田一頃（100畝）、宅地一處（標準是以30步見方的土地為一宅）和僕人一個，歲俸50石（主要是粟米，可兌換布匹，秦1石=30.75公斤）。

戰國時代軍隊中披甲的人並不多。一個甲士身邊，至少有3-5個奴隸在保護。想斬首「甲士」，必須要幹掉5個人。

證據便是敵人的首級，而且斬殺敵人首級越多獲得的爵位越高。若斬獲2名敵人「甲士」首級，那麼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得到釋放，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隸身份，則可以轉為平民。更重要的是軍功爵可以傳子，即若父親戰死疆場，他的功勞則可以記在兒子頭上。而且根據出土的秦代竹簡證實：秦軍中，每位士兵根據不同爵位每頓享有不同的飯菜。

軍功的大小決定著士兵們的尊卑等級，所以秦軍士兵在戰場就如一隻只嗷嗷待哺的野狼，士氣十分高漲。

荀況在所著的《荀子》中這樣評價秦銳士：「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

正是這種一人獲得軍功，全家都受益的特點，極大激發了秦人的尚武精神，使秦軍的作戰能力大大提高，逐步建立了一支所向無敵、橫行天下的虎狼之師。而且軍功爵作為榮譽，也基本具備現代軍銜的某些特徵。「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所以這次變法的核心就是把官爵和農戰深度綁定，世族子弟若無軍功就保不住爵位，而出身社會底層的農民只要種得好、士兵只要仗打得好，一樣可以受賞封爵。這就打通了底層平民進入上層的通道，奠定了秦國強盛的根基。

秦國的王室宗族，未立軍功者不得列入族籍，也不得擁有爵位。

於是當法令頒布後，老世族譁然，但普通百姓卻倍感振奮，一時間社會上無所事事的頹廢風氣得到肅清，種地和打仗兩種志向充盈著秦國的社會，因為他們在土地上和戰場上的表現直接關係到他們未來的社會地位和財富，甚至是秦國的王室宗族，未立軍功者不得列入族籍，也不得擁有爵位。可以想像，在分封制盛行的2300多年前，此制度何等超前。

種地和打仗兩種志向充盈著秦國的社會，因為他們在土地上和戰場上的表現直接關係到他們未來的社會地位和財富

這是再延伸講一下商鞅所擔任的左庶長之職，在商鞅變法前，秦國存在四種庶長，即大庶長、右庶長、左庶長、駟車庶長。四種庶長都是官職與爵位一體，其中大庶長輔助國君，相當於早期的丞相；右庶長為王族大臣領政，左庶長為非王族大臣領政，駟車庶長則是專門執掌王族事務，四大庶長除了左庶長外，均由王族專職。商鞅變法後秦國官制仿效中原變革，各庶長列入二十等軍功爵祿制，虛化為軍功爵位，不再有實職權力，而左庶長也成為爵位名，位列二十等爵制的第十級。

商鞅頒行的十七級軍功爵祿制，最高爵位便是大良造，而秦滅六國後增加了大庶長、關內侯、徹侯更高的三級位。

這種變化，我們從電視劇《大秦帝國》的一二部中看到端倪，在第一部中，左庶長商鞅執掌秦國軍政大權，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到了第二部時，大良造才是掌握秦國軍政大權的最高爵位。事實上，商鞅頒行的十七級軍功爵祿制，最高爵位便是大良造，而秦滅六國後增加了大庶長、關內侯、徹侯更高的三級位。而且在秦惠文王時期，設立相國，通常由大良造爵位的功臣擔任。

春秋戰國時，適應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逐漸取代分封制，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普遍推行郡縣制。

第三階段的變法推行了7年，終於被秦國百姓所接受，於是公元前349年商鞅變法便開啟了第四階段，也是祭出大殺器的階段。其核心內容為:廢井田，制轅田；開阡陌，實行土地私有制，並允許買賣；廢除分封制，推行縣制；平稅賦，統一升、鬥、斤、兩度量衡；編訂戶口，執行分戶令，禁止百姓中父子及兄弟姐妹同居一室；國都從櫟陽遷至新都鹹陽等。

秦國九都八遷，九都即西犬丘、秦邑、汧邑、汧渭之會、平陽、雍城、涇陽、櫟陽、鹹陽。

井田制是中國西周時期較為普及的土地制度，隨著戰國時代鐵製農具的出現和牛耕的普及等諸多原因逐漸瓦解。

這其中，井田制和分封制是商周數百年以來維持社會運轉的根基，為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商鞅把手術刀伸向了這些承襲近千年的土地制度。開阡陌的墾荒者，九年不收田賦；耕田織布特別好的，積存糧食多的可免除稅務和勞役；禁止百姓中父子兄弟同室居住，達到增加生產，增加人口的目的...，這些政策都是一個跨時代的突破，但也深深觸動了老貴族這些既得利益團體的「蛋糕」，商鞅已然身處險境。

秦孝公，嬴姓，趙氏，名渠梁，秦獻公之子，戰國時期秦國國君，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

於是期間就發生了秦太子犯法事件以及後來的公子虔犯法被劓刑事件，商鞅與秦國宗室貴族結怨愈深。幸虧有秦孝公毫無間隙的全力支持，君臣二人才勉強抗住了宗室貴族的集體發難。但隨著秦孝公病重，商鞅為保變法成果只得獨攬軍政大權，但也讓秦國內部權力之爭激化。據《戰國策·秦策一》記載：孝公病重時，曾打算把君位讓給商鞅，商鞅推辭不接受（與劉備白帝城託孤類似）。

同時在公元前341年，秦孝公還任命商鞅為大良造，率領秦軍佔領了魏國舊都安邑，並收回了被魏國佔領的河西部分失地。這是秦國變法後對山東諸國的第一次用兵，大獲全勝讓秦國舉國振奮，商鞅也因此獲封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其聲望和功績依然達到頂峰，與秦國國君相當。

據《戰國策·秦策一》記載：孝公病重時，曾打算把君位讓給商鞅，商鞅推辭不接受。

但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商鞅也失去了最大的靠山。秦惠文王上臺後，權力的天平即刻傾斜。曾被割了鼻子的公子虔在老貴族的簇擁下，乘機誣告商鞅謀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便拒絕了商鞅的入住。或許商鞅也想不到，自己頒行的秦法有一天會讓自己受困，不過他也應該會高興，畢竟自己奮鬥20年的秦法已經深入人心。

秦惠文王的帝王之術玩得很溜，他清楚秦國的富強不能沒有商鞅之法，更清楚如果不把商鞅搬走，那麼秦國朝堂將沒有自己的位置，不愧為一代雄主。所以他先是利用宗室貴族的激憤逼死商鞅，收回秦國的軍政大權；再反手將意圖復闢的老世族清洗出局，使商鞅之法得以繼續推進。可憐一代變法強臣商鞅，為秦國開帝王基業，卻落得車裂滅族的下場。

可憐一代變法強臣商鞅，為秦國開帝王基業，卻落得車裂滅族的下場。

後世之人，提及商鞅，或稱讚是改革家，或抨擊為酷吏，所謂酷吏者，根據太史公司馬遷所言是「武健嚴酷」「刻深少恩」，也就是作風剛猛強鷙、為人心狠手辣的官吏，是千夫所指、讓人脊背發涼的角色。

殊不知，商鞅變法面對的是秦國有財有權的老貴族，商鞅只能以嚴刑峻法去推行變革，比如一家犯罪、十家連坐、不告發奸惡者腰斬，就連先污衊後稱讚新法的人也要以「擾亂教化」的罪名發配邊境。但商鞅也並非是一味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相反，商鞅更以厚賞獎勵有功績的平民。

即便當商鞅率領秦軍打敗魏國並收復部分河西失地，被秦孝公封為商君時，封地卻還是選在了秦嶺腹地的商於，這裡截然不同於關中平原的肥沃，僅有一道狹窄的丹江河谷對外相通，沒有多少人口和農田，更要命的是，商於之地處於秦楚邊境，武關更是秦楚咽喉，可以說商鞅把自己的封地選在了秦楚交鋒的最前沿。

商鞅因變法有功被秦國封賞於於或鄔，號商君，故而於改稱商邑，即今陝西商洛丹鳳縣

丹鳳古城出土的戰國「商」字半瓦當。

對於這種安排，一方面有秦孝公封賞商鞅功績的考慮，另一方面要廢分封行縣制的商鞅接受商於十五邑作為封地或許有更深遠的考慮，畢竟商於的地理位置對秦國來說，有商君坐鎮南大門可威懾強大的楚國，對變法而言，遠離鹹陽的偏僻之地也能緩和宗室貴族對商鞅之法的阻攔，畢竟若商鞅的封地設立在關中的話，可想而知會引來多少洶湧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