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讚歌 向我開炮（禮讚英雄城市向我開炮）
2023-06-18 03:09:14 2
「為了勝利，向我開炮」。經典紅色電影《英雄兒女》中，英雄人物王成向世界喊出了中國軍人的最強音，影片主題曲《英雄讚歌》更是感染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如今，這首正氣歌將在上海舞臺重新唱響。英雄城市培育英雄兒女，英雄兒女鑄造英雄城市。在喜迎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之際，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創作的大型話劇《英雄兒女》將於10月6-16日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這座英雄城市正式上演。
作為巴金小說《團圓》以及長春電影製片廠同名電影的改編作品，話劇《英雄兒女》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和紮實的敘事基礎。屆時，舞臺上將重現上海籍志願軍戰士王成、王芳兄妹相繼奔赴抗美援朝戰場的英勇事跡，重述王成壯烈犧牲後，王芳在戰場上與養父王復標、生父王文清團圓的動人故事。
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上海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英雄兒女》和上海有著密切的聯繫，無論是小說原作者巴金，還是推動電影投拍的夏衍，包括影片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和主要演員，都來自上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上海提出「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物資有物資，要什麼有什麼」，超過1.8萬名上海青年參加志願軍，其中1683人犧牲在朝鮮。與240餘萬志願軍戰士一起奔赴朝鮮戰場的還有來自上海的800多名醫護人員，1200多名司機，4300名多鐵路工人。在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的一年時間裡，上海捐獻款項達8491億餘元（人民幣舊幣），折合戰鬥機566架，佔全國總捐獻飛機數量（3700架）的15.3%。除此之外，還有不計其數的軍用物資被源源不斷送往朝鮮前線。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文藝界200多名文藝工作者赴朝參加各種形式的慰問和演出，著名越劇演員徐玉蘭、王文娟為了赴朝演出，放棄了優厚的待遇，帶領玉蘭劇團的同志集體參軍；著名作家巴金、靳以、王西彥等通過戰地慰問創作了許多謳歌志願軍的通訊、散文。小說《團圓》就是巴金冒著極大危險兩赴朝鮮，終日在戰壕裡與志願軍指戰員同甘共苦後凝練而成的作品。可以說，《團圓》是巴金用生命創作而成的。
「為什麼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為什麼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以「鋼少氣多」力克「鋼多氣少」，在極不對稱、極為艱苦的條件下，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創造了以弱勝強的典範，譜寫了一曲曲英雄讚歌，鍛造出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這份精神也激勵著話劇《英雄兒女》的創作者。儘管時間緊、任務重，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精心準備、全力推動話劇《英雄兒女》的創作演出，力爭打造一部弘揚偉大抗美援朝精神、體現上海英雄城市特質、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經典紅色主題劇目，將革命先烈的精神發揚光大，為上海這座英雄城市和英雄人民、為我們所處的這個偉大時代，再唱《英雄讚歌》。
《英雄兒女》由國家一級編劇喻榮軍任編劇，國家一級導演胡宗琪執導，國家一級美術設計那樹楓任舞美設計。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關心下，該劇由上海市退役軍人事務局和上海警備區政治工作局指導，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上海市龍華烈士陵園（龍華烈士紀念館）、上海市擁軍優屬基金會聯合出品。
1950年11月2日，上海市委宣傳部發出《關於開展時事宣傳的指示》，要求對五百萬城市人民，展開抗美援朝時事宣傳教育。次日，上海總工會也發表聲明，號召全市百萬職工行動起來，保衛祖國、反對美國侵略和援助朝鮮人民 。同年11月18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上海分會成立 ，由劉長勝擔任分會主席，「統一領導」全市的抗美援朝愛國運動。自此，上海市的抗美援朝運動正式拉開序幕。此後，包括百萬職工在內的上海五百萬市民，都參與到聲勢洶湧的抗美援朝運動之中。
1953年7月27日，中美雙方正式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中國人民的抗美援朝運動至此正式結束。但其實還有部分參幹的上海工友，以坦克修理兵等身份駐紮在朝鮮，直到1956年以後方才陸續回國。
在三年多時間的抗美援朝運動中，全上海的產業工人都為前線的抗美援朝戰爭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當時，上海工人支援前線戰爭的形式，主要有捐獻飛機大炮、緊急生產、參幹支前三類。
1951年6月1日，全國抗美援朝總會發出《關於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軍屬的號召》後，全國人民捐獻飛機大炮的運動迅速展開。捐獻飛機大炮運動，其內容就是要求中國人民通過增產節約、義捐義演等方式，為前線志願軍捐獻錢財，將這些錢財轉化為前線戰場更多的飛機、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以助力前線的戰爭。號召發出以後，上海總工會便立即召開第6次委員會議進行動員布置，並提出了上海工人捐獻50架戰鬥機的目標。
此後，在上海市總工會及各級工會組織的領導之下，全市的數十萬工人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捐獻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工人捐獻的形式是非常多樣的。有的工業企業，是每人每月捐獻一到幾天的工資——比如私營申新五廠和六廠、中國紡織機械廠和國營第二印染廠這4個單位的6563名職工，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捐獻現金13228.83元，人均2.02元，相當於每個工人一天的工資。有的職工，是利用廠休日或下班後的時間，義務加班並捐獻所得之報酬。再有些職工，是按照合同規程，集體將增產節約運動中所得的部分份額捐獻出來。比如上鋼公司第一二三廠的職工，分別提出了將自己手中30%到50%、25%到30%和50%的超產工獎，作為捐獻款 。又如天一織布廠工人，在三個月的增產捐獻計劃中規定，增產利潤的70%用於捐獻。更有甚者，有人將自己多年的積蓄捐給國家，如店員工會的葉吉甫同志，便一次性捐獻了自己多年積蓄，總計1200萬元（舊幣）。還有許多收入低微的三輪車工人、搬運工人和拖車工人等也是在車上插上小紅旗，每月義務捐獻一天的收入。
物資生產方面，抗美援朝戰爭初期，中國人民志願軍嚴重缺乏被子、鞋子、毛巾、醫療設備、汽車輪胎、維修物件等軍需民用物資，而朝鮮前線並無穩定開展工業生產的條件，這便需要國內工廠加緊生產相應物資，供應前線，以保證和增強志願軍士兵的戰鬥能力，改善他們在前線的生活條件。上海鋼鐵業、紡織業、食品加工業等輕重工業的工人，都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毅然入朝作戰。但由於入朝倉促，禦寒被具嚴重不足，急需20萬條軍毯。中紡部便根據中央指示，派員急赴上海，將這一任務交給當時的華東紡織管理局。湯桂堂當時在上海紡織工會生產部工作，領導上派他與私企部的胡湧興同志一起，陪同中紡部來滬同志前往全市60多家毛紡織廠，向廣大職工進行趕製軍毯支援前線的動員工作，利用上班前、午飯後、下班後等空隙直接向群眾宣傳動員。當工人群眾聽到志願軍同志在一把炒麵一把雪的極其艱苦條件下英勇抗擊美國侵略軍的英雄事跡之後，個個義憤填膺同仇敵愾，支前熱情尤為高漲，大家振臂高呼「支援抗美援朝前線，是我們上海工人階級的光榮，以我們的實際行動，打擊美國侵略者！」當聽到志願軍在非戰鬥減員中，絕大部分都是被凍傷的消息後，不少職工眼圈都紅了，紛紛表示：「我們一定要爭分奪秒加緊生產，再苦再累也不能讓志願軍同志在前方受凍！」經過深入發動後，廣大職工日夜突擊，結果，不到一個月時間，上海紡織工人就提前完成了20萬條軍毯的支前任務，緊急運送到了朝鮮前線 。
又比如，益豐搪瓷廠曾接到慰問志願軍的口杯緊急訂貨任務，原本按常規生產需要130天，上級限期40天，但經過對全廠工人的動員工作，全廠工人努力生產，只用了18天就完成了任務 。上海化學工會下屬19家工廠的3000多名職工，也曾日日夜夜加班加點，開展勞動競賽，提前兩天、超額20萬隻完成了慰問品搪瓷杯的生產任務。糖果、手帕、捲菸、紀念冊等慰問品的生產也創造了新的紀錄 。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工廠工人，為了解決前線的急需物資問題，爭分奪秒突擊生產。比如，汽車輪胎生產的任務，主要是由正泰橡膠廠負責。戰爭開始以後，前線所需的軍用汽車量大大增加，輪胎生產任務也大大加重，但該廠始終能夠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特別是1952年，總共生產輪胎28729隻，是1949年產量的14倍。上海大成橡膠廠則是負責為志願軍製作特種雨衣。這些雨衣塗上了六層膠，不僅可當雨衣，夜裡還能當帳篷，鋪在工事上可隔潮氣；上海醫療機械廠為前線生產的甲種手術包，經過工人的合理安排，一個20斤的小包裡擁有數百件醫療器械，可裝備一個小型野戰醫院，保證戰地搶救傷員的需要。益民食品廠的工人，則是每年為志願軍生產數千噸罐頭食品；益民皮革廠三年中生產了十幾萬張牛皮，專制軍用品；當志願軍運輸隊急需大量汽車時，虯江機器廠配合有關工廠突擊完成15430片汽車彈簧鋼板成型和淬火的緊急任務；亞細亞鋼鐵廠研製出生產無後坐力炮急需的合金鋼部件；華泰機器造船廠為前線生產了大批手推車；光中染織廠完成了軍用蚊帳；老怡和紗廠完成了軍用毛毯；民光製造廠完成了軍用毛巾；第三毛紡廠完成了呢毯；正泰和大中華橡膠廠完成了軍用膠鞋等突擊任務。總之，前方需要什麼，工廠就生產什麼 。
當時上海工人，除了在後方加緊生產前線急需物資，以及捐獻錢財供前方製造現代武器抗衡美軍以外，還有一部分直接來到了朝鮮前線。當時上海工人進入朝鮮戰場，主要就是參幹、支前兩種方式。
支前方面，主要是支前司機或鐵路職工參與後方的運輸工作；參幹方面，是青年工人通過報名參幹，通過政審、體檢以後，進入軍事幹校學習知識、訓練技術、積累經驗，再趕往戰場，主要工作有維修飛機或坦克、駕駛飛機或坦克等。當時上海的空軍飛行員並不上戰場，主要是留在後方維修飛機，故而當時上海參幹工人的職業，大概就是飛機維修員、坦克戰鬥員、坦克維修員三種。
上海數千名的公交司機與鐵路職工，為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運輸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需知交通運輸線是前線的生命線，一旦被切斷，前線將士便不能夠得到糧食、醫藥、武器裝備等方面的物資補養，所以，保證後方物資的穩定供應，對於戰爭推進來說尤為重要。當時美軍切斷志願軍運輸線的方式，主要是空襲轟炸。而由於在空軍和防空力量上巨大實力差距，志願軍並不能完全保證地面運輸人員的安全，以及運輸工作的順利推進。
因此，當時朝鮮戰場交通運輸線的維持，一定程度上要依賴於運輸司機在面對空襲時的靈活駕駛。更何況志願軍數量龐大，物資消耗迅速、物資供應需求大而緊急，這便對當時朝鮮戰場的軍事運輸力量提出了更高、更快的要求。由於朝鮮方面運輸力量有限，新中國便抓緊從國內動員相關的專業人員入朝支援。上海鐵路局和公交系統方面，響應了當時的支前號召，動員了4366名鐵路員工，以及13批支前司機總計1007人，趕往前線參加支前運輸工作。其中較出名的人物，有王禹、李增祥、陳金來等人。
王禹本是上海鐵路機務段職工，後奔赴戰場，擔任司機長，並領導其包乘組，在敵機瘋狂轟炸下，機智靈活駕駛。他們不僅百分百地完成了運輸任務，還提高了運行速度、經常超軸（即超過載重量），甚至創造了四次高坡拽重新紀錄，克服了五次重要困難。也正因此傲人的成就，王禹包乘組榮獲集體大功一次，王禹本人也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二級戰士榮譽勳章，被譽為光榮司機 ；支前司機陳金來、邢國華在運輸途中，發現道路被敵人投下的大量定時炸彈封鎖住，便大膽用步槍將定時炸彈一一擊毀，掃清道路，勝利地完成了運輸任務 ；汽車司機李增祥，一天晚上在運輸途中遇到敵機封鎖，兩架B-25戰機瘋狂地低空掃射，他毫不猶豫地拿起自動步槍還擊，擊落敵機一架，嚇跑另一架，保證了運輸任務的完成 。此外，根據杜連生對戰爭經歷的兩段回憶，可見當時中國的支前司機在長期的危險運輸經驗中，已積攢了精妙的操作技巧——杜連生乘坐的支前車輛遭受飛機轟炸時，「老司機猛踩油門，大燈照開，急駛好幾百米，再避燈停車」。事後杜連生問老司機，「為啥挨炸還大燈照開？」結果司機憨笑著回答：「你想，飛機扔了炸彈，就飛過了頭，一時半會轉不過來，所以乾脆打著大燈快快離開，也讓上面的『老美』知道，他沒能把我們怎麼的。」 按照杜連生的理解，「這般從容、瀟灑的神情，皆因汽車司機類似經歷的太多太多」 。又如，白天車輛遭遇空襲時，「一般人以為只能迅速隱蔽，避開敵機」。但許多老戰士卻憑藉經驗玩弄敵機，巧與周旋。「他們一人駕車，一人上車瞭望天空，掌握敵情指揮車輛，車或急缺，或急停，或左右避讓，或突然倒車，讓敵機射出的串串槍彈炮彈只能在前或在後，要不就在汽車兩側開花……幾個回合下來，惱得敵機飛行員頭腦發熱，有時竟不顧條件一味追射，乃至來不及拉起機頭而撞向山頭、機毀人亡」 。這類事例，早在志願軍內傳為佳話美談，長了自己志氣。
當然，當時上海交通系統職工對戰場的貢獻，不僅表現在微觀的駕駛車輛躲避轟炸方面，還表現在較宏觀的改善運輸策略方面。較典型的人例，莫過於原鐵路局員工康迪。1951年12月，康迪得到上級批准上前線戰鬥，並帶領120人的隊伍（多是工程技術人員）作戰。康迪後來到朝鮮東海岸的「朝鮮清津鐵路局中國人民志願軍軍事代表室」，被軍事代表尹詩炎派去擔任技術組長，與朝鮮鐵路局長一起研究如何疏通鐵路。當時車輛嚴重堵塞，「我建議他如遇後線車輛不能前運的，便就地卸車，將空車退回後方，以減少鐵路上的車輛數，從而減少敵機轟炸的目標。待前方排空時，再搶著裝車運往前方。他接受了我們的意見，從而減少了車輛的損失和堵塞」 。
可以說，當時志願軍在朝鮮公路鐵路運輸線，之所以能夠在當時美軍的狂轟濫炸之下，成為「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部分也是因為上海支前的公交司機和鐵路員工在危險的戰爭環境中，臨危不亂，發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巧與敵人周旋。
參幹的上海青年工人中，也湧現出了很多動人事跡。上海青工中報名當坦克戰鬥員者，數量不知幾何。但在當時，審核嚴格是肯定的。除參幹初期的政治審核、體檢測試之外，還要經歷3個月的預科學習，再進入軍事基地正式學習各項技術，學習一年多時間，方才能畢業，赴朝參戰。以上海人民印鈔廠的工人顏懷棠、顏懷儉、翁澤元為例，他們都是1950年底報名參幹，1951年1月被正式錄取，又編入華東裝甲兵教導團，經歷3個月的預科學習，然後才轉到徐州營房第二坦克編練基地進行軍事學習，學習坦克、駕駛、射擊、通訊等技能。1952年8月，他們畢業，隨即於同年10月抵達朝鮮戰場 。
抵達朝鮮戰場後，顏懷棠以副駕駛員兼無線電員的身份赴朝參戰，實際上是補充戰鬥成員。但他本來當過一段時間的解放軍士兵，不喜歡做後備，自然對此安排感到不高興，於是天天要求連部批准他到前線參加戰鬥。直到11月，顏懷棠所在的排才接到任務，要求迅速進入萬腰山洞陣地，隨後顏也被指派帶領汽車駕駛員到後方拉給養。當時敵人飛機在空中狂轟濫炸，汽車剛出山口就有敵人飛機俯衝下來，顏懷棠立刻停車、臥倒，當時炸彈、機槍彈就落在車前面。敵機走後，汽車繼續前進，順利將給養拉了回來 。同月，顏懷棠所在的連出動，進入射擊陣地。途中，參幹青工顧今生駕駛的106號坦克車恰巧被淤泥陷住，泥石將坦克徹底託住，形成履帶空轉，隨時有翻車危險。指導員命令顏懷棠和徐仁傑協助106號車急救出險。顏懷棠檢查駕駛室操縱裝置時，一陣排炮打來，從他面前飛過。而顧金生和徐仁傑就沒那麼幸運，他們在車底交代工兵班長排出土石、使履帶著地的任務時，被敵人3發炮彈打倒。徐仁傑被削去半個腦袋當場犧牲，顧今生則是受重傷，還有許多工兵傷亡 。
同年12月上旬，志願軍攻打五峰山。戰鬥打響以後，顏懷棠所在的108號車，原裝填手裝填的4發炮彈，有3發炮彈卡殼，影響戰鬥4分鐘。車長命令顏去裝填，於是顏連裝80餘發，無一發卡殼。他不僅完成了108號車的戰鬥任務，還完成106號車的戰鬥任務，消滅敵人7個碉堡、3個蓋溝，大大減少我軍步兵傷亡。
戰鬥結束以後，108號車撤出陣地時，又被敵軍轟炸，坦克履帶被打斷兩節。駕駛員趙誠要出去接履帶。顏懷棠拉住他說，「你犧牲了，我們車上十七八人（加上工兵班）都走不了」。他挺身而出，先上車頂拿榔頭，結果遇到敵人轟炸，急忙從車上跳下，臥倒在車體下，炸彈掀起的土石把他埋起來，他昏過去了。車長爬出坦克，叫車底工兵把他拖到車裡。他的頭部、手、腰部都在流血，醫生立刻給他包紮。他甦醒後，又出去接履帶，不料工兵榔頭誤砸在他頭上，他再次昏過去。直到第二天，108號車撤出陣地時他才甦醒過來。當時慰問團來慰問部隊，敲鑼打鼓送來慰問信、糖果和印有「最可愛的人」的杯子，與他們一起慶祝五峰山戰役的勝利。此後，連部讓顏懷棠回去後方休養。最後，顏懷棠所在的108號車，集體記一等功，車長一等功，炮長二等功，顏懷棠則是三等功 。
此外，由於美軍的空軍力量強大，時不時地進行轟炸，故而坦克員受傷，不僅是在戰場上，有時也是在後方。來自上海的青工金岷德，就是在坦克掩體旁邊擦拭武器、彈藥、器材的時候，被敵方的重型炮彈擊傷。據他所說，受傷以後「當時腦子還算清醒，曉得掛彩了，但不知在哪個部位，本能地爬起來忍住劇痛往坦克方向跑。跑了沒幾步，無奈右腿支撐不住，啪地摔下了，我掙扎著爬起來，用左腳蹦跳著走……掩體裡的戰友們聞聲趕出來，把我背回掩體中，割開血糊糊的棉褲一看，大家嚇一跳，一塊彈片把我的大腿打穿了，棉花與血肉粘在一起，鮮血直流……戰後評為三等甲級傷殘。至今我右腿膝上前內側與後側各有一道30釐米的傷疤痕，每逢陰天潮溼，傷疤還會發生觸電般的酸痛」。受傷以後，金岷德回到後方醫院養傷，連長、指導員專程看望他，赴朝慰問團也給他送來慰問品和紀念章，他還收到國人的慰問信。之後，未等傷口痊癒，他就主動要求重返前線，和戰友們一起打了幾個勝仗 。
相比起在前線作戰的坦克戰鬥員，成為坦克修理員和飛機維修員的上海青工，他們的工作環境顯然要更加安全。不過，他們在戰場上也作出許多非常重要的貢獻。
在當時，由於中美之間的空軍實力相差懸殊，中國空軍力量受損較嚴重，因此當時往往有許多的戰傷飛機和有故障飛機等待修理，結果造成飛機出勤率低，嚴重影響了部隊戰鬥力，因此，修理飛機的工人們的任務頗為繁重。問題在於，當時葛熾昌、周振林、楊德忠、王遠根等從未接觸過飛機的上海青工，趕赴朝鮮戰場前後並沒有得到系統的教育，也沒有足夠的專業書籍以供參考，還面臨著飛機轟炸、寒冷天氣、修理零件設備有限等條件的限制，這就給他們的修理工作帶來了更多的困擾。但即便如此，上海青工依舊創造出了許多出色的修理記錄。其中最出名者，莫過於葛熾昌對米格比斯型飛機修理技術的突破。
1952年，中國空軍裝備了米格比斯型飛機。這種飛機的戰鬥性能很好，操縱靈活，對我軍打擊敵機非常有利。但與此同時，它的性能並不穩定，常常因為冒、漏、滴等故障而影響出航，貽誤戰機。而且，由於它是採用國際上新興的尖端技術——液壓技術，因此當時並沒有修理工作方面的參考書。但是，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葛熾昌並未氣餒，而是不斷地進行試驗，最終創造性地設計並製作了助力器試驗臺，對每個助力器進行測試和分析，找出故障源頭，進行針對性的修理，最終為全師乃至全空軍的米格比斯型飛機提高了「出勤率」。除此之外，還有夏德升摸索出一整套排除副油箱輸油活門故障的修理方法，保證了米格-15副油箱均勻供油，為此榮立三等功；以陳炳祥為首的修理組冒40℃高溫苦戰兩個月，將原定報廢的「死機」修復使之重上藍天，立下集體二等功；王德豐克服大量技術難關，經過10次失敗，終於研製成功發動機噴嘴試驗臺，為此榮立一等功等等 。
1952年7月，志願軍裝甲兵獨立團第一活動修理營正式創建，這是當時唯一的正規的坦克修理部隊，以後負責維修志願軍部隊的坦克。這支坦克修理營，事實上就是以200名經過將近兩年專業培訓的上海參幹青工為基礎，創建起來的。1953年1月，坦克修理營，奉命從安東（今丹東）進入朝鮮，保障志願軍坦克部隊保衛朝鮮東西海岸、反美軍登陸或空降的軍事任務 。
一開始，坦克修理營駐紮在朝鮮西海岸的雲谷裡，負責入朝參戰8個坦克團的坦克、自動大炮的中修和零部件配置及器材供給的任務。之後，由於中朝軍隊全線反擊，將戰線推進到三八線以南，坦克團挺進到平康、開城以南的戰略要地，修理營也向前推進。推進的過程中，為保證坦克等軍事物資安全，修理營決定搶渡大同江。按照青工俞耀忠的表述，當時「最靈活、最活躍，也是最能幹的就是我們這批上海參幹的『阿拉兵』了。互相開展了比安全、比速度的渡江競賽，每條線上都有人揮著旗子，像拔河比賽一樣，全營的渡江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搶渡以後，修理營迅速推進，抵達坦克指揮所附近的百花裡。但就在他們抵達後不久，收音機傳來了中美籤訂停戰協定的消息。
在此期間，坦克修理營還是做了不少工作，主要就是幫助入朝作戰的坦克車做好技術保障，形式有兩種，即戰地上的緊急搶修，以及主動到各團修理連蹲點。他們到部隊以後，不僅幫助檢修車輛，傳授技術，還幫助坦克乘員一起站崗放哨，因此很多部隊上上下下都歡迎他們去。很多人都由此立功，周榮興個人拿了三等功，他帶領的小組也拿了集體三等功 。
總而言之，在三年多的時間裡，上海各行各業數十萬的工人群眾，積極響應了黨、政府與工會的號召，他們一邊高喊「你們參幹守前門，我們生產守後門」、「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等口號，一邊努力從事生產，或者為前線生產迫切需要的軍需日用品，或者是將生產的利潤和自己的工資收入貢獻出來，保障前方生產軍事設備的資金充足，從而為前線戰爭的順利推進，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以捐獻飛機大炮為例，從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底，全市工人總計捐款1795億元（舊幣），可購買戰鬥機120架，超額140%完成了捐獻目標。而且，在工商界所捐獻的404架飛機份額中，多數份額都是由工人勞動所創造。而工商界和工人群眾捐款購買的飛機份額總和，正好為526架，在當時全市各界人民所捐獻飛機總額的576架中，佔據了極大的比例。再者，上海工人在捐獻運動中所超額捐獻的比例，也遠遠超過當時全市人民超額捐獻的比例——70% 。由此可見，上海市的工人群眾，在當時的捐獻運動中，表現出來了尤為激昂的熱情，也起到了中流砥柱之作用。
與此同時，在朝鮮前線的上海工人，他們雖然活躍在不同的崗位上，但都同樣地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盡心盡力，積極工作，貢獻了自己的才智與熱血，甚至是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據統計，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上海有1683位優秀兒女在朝鮮戰場上獻出自己的生命，包括志願軍335團戰士盛福林、249團戰士徐壽奎、220團一連文化助教陳春發、運輸隊長樊勳龍、汽車8團駕駛員邢汝貞、8團五連駕駛員馬錫元等等。其中，有不少人是以青工身份來到朝鮮戰場，卻不幸失去生命的，比如顧今生。
如果沒有支前司機和鐵路員工在保障物質運輸線路通暢方面付出的努力與熱血，沒有後方修理人員付出努力與智慧，沒有前線戰鬥人員堅決戰鬥、不畏犧牲，那麼我們也不可能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他們為韓戰拋頭顱灑熱血，也為保衛祖國疆土與人民安全作出重要的貢獻。在此，向他們予以誠摯的敬意與悼念。（上海社科院中國史專業研究生黃曉賓）
作者：王筱麗
圖片：上海話劇藝術中心 供圖
編輯：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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