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的成敗得失（明治維新VS洋務運動）
2023-06-02 02:51:43 2
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的成敗得失?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裡和祖·阿博特等率領艦隊進入江戶(今東京)岸的浦賀，把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交給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貿易，史稱" 黑船事件 "(亦稱"黑船開國")，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於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的成敗得失?我們一起去了解並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吧!
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的成敗得失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裡和祖·阿博特等率領艦隊進入江戶(今東京)岸的浦賀，把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交給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貿易，史稱" 黑船事件 "(亦稱"黑船開國")。
1868年1月3日，開始明治維新運動。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巖倉具視為首的大型使節團出訪歐美，考察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末代將軍德川慶喜被迫奉還大政於明治天皇，從此日本全面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以「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為改革口號，正式邁入資本主義社會，使日本逐漸躋身於世界經濟、軍事強國之列。
經過1840年、1860年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及太平天國的打擊，1861年1月11日，大清王朝攝政王愛新覺羅·奕訢會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推行了一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1861年辛酉政變後， 慈禧重用洋務派，洋務派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1894年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誌著歷時30餘年的洋務運動破產。
中、日兩國面對19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殖民侵略的進逼，都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終以為改革目標而獨立富強的卻是日本。
今天，我們就一起回顧歷史，看一看同時代的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洋務運動，為何會有截然不同的結局？
第一，經濟政策。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於1870年12月成立了工部省，總管全國的工業建設。除了投資鐵路和礦山之外，工部省興辦的大部分是具有軍事意義的重工業，通過對橫須賀制鐵所、橫濱制鐵所、石川島造船廠、鹿兒島造船所、敷根火藥製造所等軍工企業的合併、改造、重組，到1880年前後，日本已經建成兩大陸軍工廠：東京炮兵工廠（主要生產步槍）、大阪炮兵工廠（主要生產火炮），兩大海軍工廠：築地海軍工廠（主要修理軍艦和生產武器）和橫須賀海軍造船廠（主要建造海軍艦船）。1880年，由日本自己設計、建造的軍艦「磐城」號比中國自主建造的第一艘軍艦「恬吉」號晚了12年。
在大力興辦官營企業的同時，明治政府還積極對民辦企業進行扶植。1873年11月日本設立了內務省，以發展農業、產品加工和海運業等為主。特別是到了1880年以後，明治政府決定除軍事、鐵道、電訊工業繼續由國家掌管之外，其他官辦企業都低價出售給私人經營。由於明治政府利用國家權力大力扶植私人資本，從而加速了日本產業革命的進程，使日本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迅速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強國。
相對於「明治維新」的大刀闊斧，大清的「洋務運動」可謂舉步維艱。如修鐵路會讓莊稼不長、雞不下蛋，辦電報則電氣會衝撞地脈、驚擾祖宗。被罵作賣國賊的李鴻章，雖然較早認識到大清所面臨的「千年未有之變局」，但也只能在飽受非議中推進軍工、鐵路、電報、造船、紡織、採礦等近代工業。
受工業基礎薄弱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的軍工企業效率之低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江南製造總局從1867年到1873年只造槍6477支，僅佔同期大清陸軍購入槍枝的二十分之一，根本不夠實際使用。效率低下導致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成本居高不下。從美國購入一支步槍需要紋銀12兩，而江南製造總局的造槍成本是24兩，天津機器局更是需要40兩。
中國也曾經嘗試過自己造艦。1868年7月，江南製造總局生產的第一艘軍艦下水。曾國藩親自為該艦命名為「恬吉」號，其寓意為「四海恬波、廠務安吉」。這艘船長56米，排水量600噸，火炮9門，耗銀8萬兩。之後，江南製造總局每一年幾乎都有一艘新艦下水，但製造的大多是已經落伍的無防護艦隻，其中就包括即將在甲午戰爭中出場的悲劇戰艦「操江」號。艦隻中最大的是1872年下水的「海晏」號，船長91米，排水量2800噸，航速達到12節，火炮26門，耗銀35萬兩。由於保守派認為「中國造船之銀，倍於購船之價」，目光短淺的大清從此走上了購艦之路，造成中國的造船事業在與日本的競爭中很快掉隊、落伍。
1866至1873年日本工業平均增長速度為32.2％，同期的英國是3.3%，美國5％，德國3.8%。1874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為12.1%，英國為1.7％，美國5.2％，法國2.1％，德國3.5％。
在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間，中國的洋務運動創辦的企業不到60家，總投資5300萬兩白銀。而同期國力遠遠不如中國的日本每年平均設立225個新企業，創辦企業總數達到了5600多家，總投資折算後達到20800萬兩白銀。產業工人人數達到38萬，鐵路也建成了3200公裡，使用蒸汽動力的輪船11萬噸，銀行在1979年就達到了153家。可以說，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已經完成了以紡織業為中心的輕工業改造，到日俄戰爭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機械、鋼鐵行業為中心的重工業產業化，實現了從農業國到輕工業再到重工業的產業革命，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一躍成為新興工業強國，速度快，成效高，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列強80年才走完的路。
與日本相反的是，對於民間資本的利用和民用工業的發展，清政府一直採取壓制和控制的辦法，採取的方式基本是「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這就形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第二，國民教育。
日本提出是「求知識於世界」。明治五年，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學問乃立身建業之本，務使鄉中無不學之戶，家中無不學之人。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在全國大力推行義務教育，許多人出國留學歸國後在學校裡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維新」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負責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頒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個重要改革法令：《學制》。《學制》的要求分三個層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發展師範教育，課程也仿效西方國家，開設數學、地理、物理、化學等課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發展實業教育，為社會培養了大批的初級和高級技術人才。第三注重重點大學的建設，培養高級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學制》發布第二年的1873年，日本小學在校生132萬，入學率28%。十年之後的1883年，小學在校生就達到了323萬，入學率超過50%。1895年，小學入學率達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經費超過了國民收入的2%。1901年，根據新頒布的《小學校令》，小學變成了義務教育，免收學費。1907年開始實行六年義務教育制，小學的入學率已經達到了驚人的98%。到了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已經有各類大中小學校近3萬所。有人戲言「日本學校的密集程度，已經超過了中國的鴉片煙館。」
而大清的教育制度依然是傳統的私塾、科舉制度，普通百姓很難接受教育。「洋務運動」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以中國文化為主，西方文化僅供參考。洋務運動開始後，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紛紛在全國各地開辦新式學堂，其中較有名的包括1866年的福建馬尾船政學堂、1880年的北洋水師學堂、1885年的天津武備學堂、1887年的廣州水師學堂、1892年的京師同文館等。各式新學堂主要分為語言學堂、工業技術學堂和軍事學堂，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學習科技基礎知識的學堂甚少。全國的洋務學堂統算起來也不超過30所，其中還有不少屬於速成班或短期辦學。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觀念仍然是參加科舉考試做官，數量本來就不多的讀書人寧願參加科舉考試也不願去報考這些新式學堂。京師同文館第一期報考的98人，最後錄取了30人，其中20人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只有5人畢業。很多學生中途轉行或者畢業後再去考科舉。比如大翻譯家嚴復。
就是這些數量極少的西學學生，也依舊要將其納入傳統的科舉體系中去。1888年，這些西學學生參加了順天鄉試。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行「中學」和「西學」同考的考試。即使這樣，也出現諸多學非所用的現象。如嚴復在英國學的是海軍駕駛術，歸國後卻被派去總辦學堂。詹天佑在美國耶魯大學學的是土木工程，歸國後卻讓他去福州學習海船駕駛。
第三，強軍方略。
日本在歐美炮艦逼迫下被開國，原因就是在武力上無法與列強對抗。因此，明治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一致認為，「強兵」是「富國之本」。明治政府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鞏固中央集權，一開始就致力於打造一支強大的常備軍。善於向最強者學習的日本的原則是「海軍學英吉利，陸軍學法蘭西」，後因法國敗於普魯士，日本馬上就變成了「陸軍學普魯士」。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頒布《徵兵令規定，凡年齡達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須服兵役及預備役，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兵源。到了1890年，日本軍隊改革基本完成。陸軍擁有現役常備兵力5.3萬人。日本還通過仿效歐洲的預備役、後備役制度設立第一後備軍、第二後備軍，後備軍人數達到 25.6萬人，使得戰時可用的兵力可迅速膨脹數倍，軍隊裝備完全實現了近代化。
不僅如此，日本軍費開支始終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軍費開支通常佔到財政總支出的四分之一。甲午戰爭之前，為了趕超北洋艦隊日本海軍加緊購艦，軍費甚至達到了財政總支出的30%。
相對而言，大清在軍事上基本談不上改革。陸軍號稱百萬之眾，但甲午戰爭前，清軍正規軍已經從入關時的30萬發展到了70萬，其中八旗兵25萬，綠營44萬，再加上曾國藩湘軍，李鴻章淮軍，安徽毅軍、河南嵩武軍、東北練軍、湖南楚軍、山東綏軍和鞏軍等30萬，合計約近100萬。但這些兵大部分是吃國家銀兩，但打起仗來是既不中看更不中用。
英國人曾給予日本陸軍很高的評價，稱其「裝備精良、組織完善、行動迅速、服從命令、鬥志高昂、隨時能戰」。對於軍種的評價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騎兵一般」。對中國軍隊，英國人則認為「就像十九世紀的文明軍隊和中世紀的軍隊一樣。」
早在甲午戰爭開戰之前，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就曾預言，如果中日開戰則中國必敗，日本必勝。他曾經分別接待過日本和中國去學習的代表團，俾斯麥說：「日本人到歐洲來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求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只是問哪個船廠的船造得好，價錢如何，回去拿錢來買就是了。」鐵血宰相名不虛傳，說話可謂一針見血。
我們深入檢視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改革歷程即可發現：中國的封建勢力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日本則是全盤西化，並且相當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與思想、觀念方面的改革。
此外，日本各個階層在面對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能夠力促團結，結合成一股影響力遠勝於傳統守舊派的強大勢力，也確立排除改革障礙的決心，加上明治維新過程中，向西方進行各方面學習的徹底性，並改變政治制度為君主立憲制，最終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國於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所進行的戊戌變法，雖然對於制度層面的改革也開始稍有動作，但改革共識的凝聚力顯然不足，最終仍逃不過守舊派的扼殺而以失敗告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