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納粹的電影（電影裡的納粹咋都是性變態）
2023-06-01 15:42:08 2
記錄納粹的電影?這完全是歷史謬誤，納粹主義並非由一群20世紀的色情狂創造的，而是眾多可以想像到的陰險的、無聊的、令人作嘔的小資產階級創造的，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於記錄納粹的電影?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記錄納粹的電影
這完全是歷史謬誤，納粹主義並非由一群20世紀的色情狂創造的，而是眾多可以想像到的陰險的、無聊的、令人作嘔的小資產階級創造的。
——《反懷舊》米歇爾·福柯
眾所周知，法西斯主義與法西斯政權在20世紀給整個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與慘痛回憶，而電影藝術也對這一人類歷史浩劫進行了形式多樣的再現。通過電影再現、歷史記載等方式，讓那些後來者、非親身經歷的人們以此借鑑，讓反戰、反殖民成為主流意識，讓和平發展成為世界主題。
回溯關於二戰、納粹的電影，我們發現有一種書寫形式，成為了主流的、反覆被生產、反覆出現在關於納粹的電影中，甚至成為了後來者對納粹的刻板認知。
說說熒幕上幾位殘暴先生
有這樣的一部電影，它是IMDBTOP250永遠的前十，是所有人關於二戰電影的最大公約數，這就是史匹柏導演的《辛德勒的名單》。在影片中我們看到辛德勒作為為納粹服務的德國商人（嚴格來說是納粹黨員），如何轉變成為猶太人的救星。
而作為一個英雄人物，與辛德勒的善良對立的，則是戈斯上尉的變態與殘暴。他以一個完全反社會的人格行事，在天台隨意槍殺勞作的猶太人，因為浴缸沒洗乾淨便打死一個孩子。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對一個身邊的猶太女僕產生了愛意，由此開始懷疑「猶太人是否是人」。阿莫·戈斯絕對是影史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殘暴納粹軍官。
二戰始作俑者阿道夫·希特勒在電影銀幕上也被演繹了無數遍，以寫實著稱的德國電影《帝國的毀滅》中，布魯諾·甘茨扮演元首這一角色，其精湛的演技獲得了觀眾的高度認可，逼真、紀實也成為了這部作品的特點。更為有趣的是，在電影橋段中「元首的憤怒」在中文網際網路上，成為了一個重要的亞文化，被視頻作者拿來製造了各種有趣的惡搞。
這部電影描述了希特勒最後的12天。在電影中，我們能看到一個年近六十的老人，在自己一生的追求破滅前，從憤怒（責備史坦納沒有發起進攻）到否定（覺得還可以東山再起），從沮喪（惋惜自己的第三帝國不能延續）到絕望（狼堡自殺）。似乎除了他是極端的法西斯頭子外，又有著普通人的喜怒哀樂。
這個孤獨無助的倔老頭似乎比希姆萊、比戈培爾等更有點人情味，而這一切建立在柏林幾乎動員了所有人，包括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小孩和老人在殊死頑抗，將平民拖入毫無意義的反抗中。
而在中國關於二戰的電影中，《紅櫻桃》是不得不提到的。電影中的紅色孤兒楚楚，在被德軍抓獲後，受到了非人的凌辱——在孩子的後背紋上了納粹的標誌並供人展覽。
而這樁慘劇的製造者迪特裡希將軍，是一個瘋狂的紋身藝術家，他對秩序天然的崇拜，有著高超的紋身藝術，同時是一個「修養」極高的人，彈鋼琴社交等從來都是標準的上流做派。而當戰敗消息傳來，這位將軍將楚楚作為「藝術品」放逐在寒冷的郊野，自己在萬字旗下吞槍自盡。
義大利電影《午夜守門人》似乎是最早將這種性愛化的、心理變態的人物設定放在納粹角色的電影。故事的主角馬克斯來在戰後還要蹲點暗殺集中營的證人，在集中營時將女主角露琪亞進行非人的性虐待。而在陰差陽錯下，兩人在戰後相遇，產生的情慾，最終二人死在了納粹同伴的槍口下。
還有許多其它納粹的形象在熒幕中，他們優雅、精英但又有著鮮明的心理變態傾向的個人。而這種特別化的、個人化的表達，成功地給大眾塑造了納粹、法西斯印象。但實際上這是一種歷史的曲解與誤讀，是一種障眼法式的再現與再傳播。
「冷戰」時期的德國與納粹
新的對立續寫舊的鬥爭
二戰結束後，緊接著就開始了對軸心國的清算與新的世界架構的建立。而與此同時慢慢展開的，是兩個世界的對立，即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美國歐洲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德國因為佔領區一分為二。「冷戰」成為了二戰後新的世界格局。
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開足馬力，在社會、文化、軍事等各個層面展開競賽，而這一時期，蘇聯電影受衛國戰爭影響，拍攝了一大批如《偉大的轉折》《史達林格勒》之類的電影，而好萊塢電影也貢獻了《卡薩布蘭卡》等反映二戰的作品。
但頗為有趣的是，冷戰使得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鬥爭全面開始，各自陣營都在以各自的形式，講述如何英勇抵抗，為了人類正義事業流血犧牲等等。我們很難從中翻找到關於猶太屠殺、關於奧斯維辛的敘述。而此時納粹的形象，是單純的敵人形象，是我方士兵劍尖所指的「他者」。
紐倫堡審判後，世界的分歧大於共識，而真正開始圍繞納粹、奧斯維辛、種族屠殺等題材進行大批量電影生產，卻是從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開始，大批優秀的、廣為人知的電影也是在這一時期製作的。
「後冷戰」時代的納粹形象
新的歷史書寫與歷史篩選
文章開頭提到的非常典型的電影作品，便是這一時期大規模出現的。而在冷戰剛剛結束這個時間點上，便顯得耐人尋味。冷戰的結束也是西方自由世界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全面文化清算的開始。
在「清算」行動中，反法西斯戰爭、納粹暴行成為最容易入手的部分。在上述電影的表達中，我們首先看到，那些納粹形象已經被高度「形象化」，從千千萬萬的歷史存在，演化成了一個個具體的人，有著可怕欲望與變態心理的人。
這樣的表達，既能將納粹具象表達，把主角從成千上萬納粹黨中抽離出來，讓後人只能聯想到一個個面目猙獰、思想瘋狂的個人，似乎，這樣的人與我們身邊的瘋子、極端者也無太大區別。但在這些故事講述中，抗爭主體早已潛移默化地轉變，使冷戰的失敗者成為模糊的後景。
因為我們從這些主流的電影中無法獲知，除600萬猶太人被屠殺，還有接近400-500萬人是蘇軍戰俘、同性戀者、吉普賽人和波蘭平民。
我們從這些主流的電影中很難判斷出，這些所謂野心家、變態和狂徒，實際上是曾經德國普通的大學生、牙醫、工人、小公務員。我們無法獲知他們因何一夜之間成為了殺人狂。
我們也很難想像，在電影表現種族屠殺時，那些登記造冊的、搬運屍體的、燒鍋爐打水的德國士兵，他們無比冷靜與淡然，因為他們在完成任務，而非像電影主角那樣，有著特別的心理性質。
這些電影用極為精緻的手法塑造了特點鮮明的「人格奇觀」，通過這些角色的標籤化，將「法西斯」從一個極端主義的複雜背景中抽離出來，屏蔽了背後的那個真實存在的邪惡。
這類作品的大量存在，是後冷戰時代，資本主義為拓展全球文化市場和意識形態而建立的最大公約數。
我們能看到最粗淺的原因：猶太復國成功和好萊塢的猶太上層建築在此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而講述納粹大屠殺、講述猶太人在二十世紀的悲慘遭遇，可以博得更多人對猶太民族的同情。
而在戰後的原軸心國幾乎全部加入了資本主義陣營，蘇聯的倒下讓資本主義陣營聯繫更加緊密。所以勢必要將德意納粹、日本軍國主義等歷史清算從如今的政治格局中剝離出來，甩掉不必要的歷史包袱。
更深層次來講法西斯主義這一政治思潮是從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戰爭（一戰）的土壤中成長與壯大的，勢必要將這盆髒水扣給所有人。
巧合的是，這一時期的二戰電影中，我們能看到被侵略人民自覺的抵抗和蘇聯的巨大付出成為了邊角料和背景板，而在電影《竊聽風暴》中，所描繪出的民主德國（社會主義陣營）是一個獨裁且極端壓抑的政權，某些話術和形象已經開始偏向黨衛軍。
而文中未提到的幾部關於中國戰場的電影，似乎也接受這一敘述方式，在反戰反法西斯的大旗幟下，有著彈鋼琴的殺人狂日軍、有著救民於水火的納粹黨員等等。
我不反對反派中有個別好人，但我失望於這種敘述成為了接受面最廣的主流。
很重要的一點是，某種狹隘的意義上，歷史並不是指發生了什麼，而是指發生了什麼後，被人們記載和傳播的，成為了歷史。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少數派的電影成為彌補這一主流敘述中缺陷的反思。
德國導演朱利奧·裡奇爾利《緘默的迷宮》，從年青一代德國人的視角出發，刨祖墳似的要將沒有被審判的納粹繩之以法，而戰後德國人對戰爭閉口不談、年青一代對戰爭的遺忘，交織成了一個巨大的迷宮。
電影深刻揭示了一個現象，那些曾經在集中營裡的冷血殺人機器，在戰後成為了一個個待人友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而奧斯維辛的歷史，早已把人類的溫情與善良埋葬。
再如電影《索爾之子》用極其克制與平靜的手法，來呈現一個個體，對生命和希望的讚頌。我們目睹了一個不知名的生命凋亡，也共同與其完成了對他的敬畏與沉默，而非像主流敘中為了博得同情與淚水，將人物誇張化、情節化。
在全球化浪潮和西方話語為主導的大背景下，我覺得要警惕這類選擇性的記憶與敘述。選擇意味著歷史分割和被遺忘，而遺忘，是對歷史的背叛。
納粹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清潔女工，他們拿著掃帚和抹布試圖把社會中他們認為不衛生的、滿是灰塵的、骯髒的東西清除掉，梅毒病人、同性戀、猶太人、血統不純的人、黑人以及精神病人都包括在內。正是腐朽的小資產階級對種族衛生的幻想支撐著納粹的夢想，其中不關色情什麼事兒。
——《反懷舊》米歇爾·福柯
作 者
魚 曼
野生導演，過山車試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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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創業受害人
主編：慄子
排版：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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