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經濟案例（經濟戰線風雲錄）
2023-07-03 05:46:08
改革開放經濟案例?1978年7月，一次旨在打破國營工廠「大鍋飯」的改革，在廣東清遠氮肥廠悄然展開廠裡拿出5萬元設立綜合獎並與產量掛鈎，按照多勞多得的原則分給工人，結果奇蹟發生了第二年，產能大幅提升，工廠扭虧為盈初嘗改革甜頭的清遠，隨後在其他縣辦國營工廠推行「超額利潤提成獎」今天，回望這一改革嘗試，確與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的「大包幹」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於改革開放經濟案例?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改革開放經濟案例
1978年7月，一次旨在打破國營工廠「大鍋飯」的改革，在廣東清遠氮肥廠悄然展開。廠裡拿出5萬元設立綜合獎並與產量掛鈎，按照多勞多得的原則分給工人，結果奇蹟發生了。第二年，產能大幅提升，工廠扭虧為盈。初嘗改革甜頭的清遠，隨後在其他縣辦國營工廠推行「超額利潤提成獎」。今天，回望這一改革嘗試，確與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的「大包幹」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1979年4月，黨中央決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大型國營企業進行擴大經營自主權的改革試點。
與此同時，1979年6月，在北京前門箭樓西側，20多名待業知青自願組織起來，搭棚盤灶，燒水沏茶，迎賓待客。不等不靠、自謀生路的大碗茶青年茶社開張營業。久違的「個體戶」一詞，重新回歸百姓生活。
一年後，1980年8月，黨中央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提出堅持國家統籌規劃指導，允許實行勞動就業部門介紹就業與自願組織起來就業、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新辦法。
回首當年，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這樣從自發到自覺，以破除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堅冰為起點，一步步展開的。
打破「大鍋飯」，實行經濟責任制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我國所有制結構主要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單位以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和黨政機關為主，法人單位數量相對穩定，增長較為平緩。以工業企業為例，1978年全國共有工業企業34.8萬個，比1957年增長1.1倍。面對這樣「超穩態」的所有制結構，如何破解橫亙在我們面前的改革僵化經濟體制這道現實難題呢？答案就在本文開頭所呈現的情景中，一切都肇始於群眾首創。
繼1979年4月中央決定在京津滬等地的大型國企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後，當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等一系列文件，指導各地國企進行改革，並要求各地方和有關部門再選擇一些企業試點。此舉旨在改變企業不關心產品銷路、不了解生產生活需求、不在乎企業盈虧，只會按國家指令計劃生產，過「等靠要」省心日子的陳規陋習。
39年前，有一部電影《血，總是熱的》，以1979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為背景，講述了一家印染廠廠長衝破重重阻力，執著推進企業改革的故事。影片中有段經典臺詞：「有人說，中國的經濟體制像一架龐大的機器，有些齒輪已經鏽住了，咬死了，可只要用我們的血做潤滑劑……」當年的改革者們就是這樣，要憑自己一腔熱血使鏽死的機器轉動起來，去融化僵化體制的堅冰。正像影片中所說的，「無論如何，血，總是熱的」。
隨著改革逐步推開，到1980年6月，試點企業發展至6600家，佔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16%左右，產值和利潤大約分別佔到60%和70%。由於改革使企業有了部分自主計劃權、產品銷售權、資金使用權和一部分的幹部任免權，企業自主經營意識和向生產生活需求主動靠攏的市場意識隨之覺醒。
打破「大鍋飯」，告別「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之後，能否讓來之不易的企業活力得以持續釋放？當年，受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億萬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實踐啟發，國營企業早期改革也是以在全國廣泛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為主要特徵的。
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試點主要在6600家企業中繼續進行，試點面不再擴大，以利於總結經驗，鞏固提高。當時，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從中央到地方，逐步把國企改革試點從擴大企業自主權推向經濟責任制和與之直接相關的財政體制等方面，目的是在解決好國家與企業關係的基礎上，通過實行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進一步細化企業內部改革，處理好企業和職工的關係，更加充分地激發和調動職工生產積極性。
當時，實行經濟責任制，絕大部分試點企業選擇了「盈虧包幹」的辦法，很快將其推向全國。到1981年底，實行經濟責任制企業數增至4.2萬家。
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企業內部經濟責任制，對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企業收益效果十分明顯。有關數據顯示，到1987年，全國約有80%的國營企業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國營企業留利佔利潤總額比重由1978年的3.7%上升到40%以上（扣除各種稅費，企業實際留利約為20%），但同時也暴露出一些新的問題。比如：企業「苦樂不均」、存在「鞭打快牛」的現象，特別是國家財政收入穩定性難以得到有力保障。進一步理順國家與企業的利益分配關係，已刻不容緩地擺上改革議事日程。
至此，發軔於1978年、擴大試點於1979年的國企改革，到了20世紀80年代，逐漸從企業內部改革擴展成微觀機制與宏觀體制內外聯動的改革。以城市為重點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隨之全面展開，進入「摸著石頭過河」的艱辛探索階段。
加大改革力度，探索國家與企業利益分配關係
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過程中，圍繞國營企業實行內部經濟責任制和國家對企業「放權讓利」「利潤包幹」後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中央以理順國家與企業關係為切入點，通過「利改稅」「撥改貸」和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革等一攬子改革嘗試，加大對國家與企業利益分配關係的探索力度。
「利改稅」，就是把企業從原來隸屬於各部門各地區的條條塊塊的行政中解放出來，從原來的上繳利潤改為統一依法分別向中央和地方上繳稅收。這樣，就使企業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更有保障，企業經營自主權更加清晰。這一改革，從1980年至1981年底，在湖北、廣西、上海等18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456家企業先行試點。1983年，國務院決定全面實行「利改稅」，停止以利潤分成為主的經濟責任制。
「撥改貸」，是國家把用於經濟發展的基本建設投資由行政撥款，改為有借有還的固定資產投資貸款。這樣，不僅增強了國家對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管理的約束力，還強化了項目盈虧的核算意識。固定資產投資管理體制的這一重要改革，於1979年首先在北京、上海、廣東3省市及紡織、輕工、旅遊等行業先期試點。1985年1月起，「撥改貸」在全國各行業全面推行。
最早的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革實踐，大約可追溯到1984年。這是在全國廣泛實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之際，對國營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所進行的大膽探索和嘗試。那一年，上海飛樂電聲總廠生產的音響設備需求增加，急需投入資金擴大再生產。於是，他們提出搞股份制，想通過發行企業股票向內部職工和其他單位募集資金。企業這一大膽設想，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經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批准，1984年11月，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面向社會公眾及職工成功募集1萬股，每股股票面值50元。其中，35%由法人單位認購，65%向社會公眾發行。飛樂股票，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第一股」。
企業股份制改革的大膽探索，為深化國企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1986年12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明確各地可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此後，股份制企業猶如雨後春筍，證券交易所設立呼之欲出。1990年11月至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先後成立。到1992年底，全國3700家股份制試點企業中的92家企業，獲準在上交所上市。
從飛樂股票面世到大批股份制企業上市，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斷邁出令人振奮的新步伐。
積極支持群眾首創，為個體私營經濟主動鬆綁
隨著國企改革逐步深化、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與之齊頭並進的是，國家對個體私營經濟層層鬆綁，使之重新回歸併義無反顧向前發展。
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隨著大批下鄉知識青年紛紛返城回家，日益突出的城鎮勞動就業問題，強烈牽動著無數家庭的神經。1979年，在全國2000多萬待業人員中，回城青年700多萬，留城待業青年320多萬，而以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和黨政機關為主的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難以為如此大規模的待業群體提供充足的工作崗位。解決棘手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衝破單一公有制經濟的體制藩籬，讓廣大待業青年勇敢走出自謀職業的新路。
北京前門大碗茶青年茶社面世，是廣大待業青年主動出擊、自謀職業的一個生動縮影。就在黨中央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的1980年，浙江溫州成立工商所，並發出了第一張個體戶營業執照。賣紐扣的溫州姑娘章華妹，幸運地領回這張編號為「10101」的營業執照。後來發現，她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擁有個體經營執照的全國第一人。
改革浪潮滌蕩大江南北，個體經營回歸百姓生活。這與中央高度重視和政策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繼1980年黨中央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允許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後，1981年10月，黨中央、國務院再次作出《關於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對發展多種經濟形式解決就業問題給予充分肯定，並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佔優勢的根本前提下，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長期並存是黨的一項戰略決策。
中央作出的戰略決策，給廣大個體經營者送上一顆「定心丸」，進一步激發了個體經濟內在發展動力。隨著個體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為了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擴大再生產，僱工經營現象在個體戶中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一時間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大熱點。當時的人們不免對此感到疑慮和困惑：這是不是資本主義復闢？僱工經營的個體戶是不是變成了資本家？
在引發爭議的個體戶中，「傻子瓜子」年廣久的故事最具代表性。當時，理論界有個「七下八上」的說法，即個體經營者僱工7人以下是個體戶，超過8人就算資本家。已經做了多年炒瓜子生意的安徽蕪湖小商販年廣久，那時僱了不少工人幹活，最多達到100多人。這樣一來，1982年4月，一份由安徽省委撰寫的關於「傻子瓜子」問題的調查報告，送到了鄧小平同志的案頭。鄧小平同志表了態，說先放一放，看一看。時隔兩年，1984年10月，他再次提到「傻子瓜子」，說：「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這一重要表態猶如春風，一下子打消了社會上對個體經濟的種種顧慮；伴隨其後出臺的一系列相關政策，有力促進了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截至1987年底，全國城鄉個體工商業共有1372萬戶，從業人員2158人。曾經壓在國家和城鄉居民心頭的勞動就業難題，由此得到極大緩解。
寫出「政治經濟學初稿」，首次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中心，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著主導作用。為從根本上消除嚴重妨礙生產力發展的種種弊端，進一步挖掘城市經濟的巨大潛力，促進城市經濟興旺繁榮，推動整個國民經濟更好更快發展，迫切需要在改革實踐基礎上強有力的思想理論支撐。
198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同意將《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交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
文件起草小組根據各方面意見，再次修改了文件並印出送審稿。文件10個部分，分別是：一、改革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二、改革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三、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四、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五、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槓桿的作用；六、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七、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八、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的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幹部的宏大隊伍；十、加強黨的領導，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文件提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文件強調，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首次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鄧小平同志指出，這一決定，「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他認為，「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在鄧小平同志心裡，這是真正堅持了社會主義。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關於「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理論突破，為後來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了重要的思想認識鋪墊。
進入20世紀90年代，按照黨的十四大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國有企業改革進入轉換機制、制度創新階段，旨在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隨著國企改革的持續深化，與之密切相關的財政、金融和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緊鑼密鼓地持續推進。
改革初期，為調動地方積極性而形成的分灶吃飯、財政包幹的管理體制，此時已越來越難以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分稅制改革應運而生。1993年12月，國務院《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正式出臺。
1994年，金融體制改革也呼之欲出。國務院決定，在改革初期構建的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中央銀行，以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等為專業銀行的金融機構體系基礎上，加強中央銀行職能，實行政策性銀行和商業性銀行分開及匯率並軌，逐步建立以國有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推動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
與此同時，按照黨中央部署，各級政府多措並舉，加緊啟動以職工養老、醫療為重點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經過多年努力，隨著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國有企業改革攻堅的困難和風險，在為廣大城鎮職工生產生活提供重要保障的同時，有力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和良好的社會秩序。（經濟日報記者 呂立勤 梁劍簫）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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