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自己的經驗總結電影史（我們與電影的距離在這裡縮短）
2023-06-29 12:47:43
賽制是《導演請指教》的特別之處。如果說節目第一階段是呈現導演的工作流程以及導演與演員之間的關係，那麼第二階段就是在解釋「製片人是幹什麼的」問題——在電影這個體系裡，錢和創作同樣重要。節目通過層層遞進的階段設置和行業幕後的展現，拉近了大眾和影視行業的距離。
作者｜趙雅靜
編輯｜李肖
曾贈輸給了德格娜。上周末，《導演請指教》進入第二階段， 競演類節目的殘酷性開始顯現，這組被觀眾稱為「神仙打架」的對決，最終還是以14票之差分出勝負。
雖然從主題、立意等方面去分析，兩個人的作品實則難分高下；但節目需要輸贏，才有人來人往。曾贈暫時離開舞臺，終止與郝蕾工作室的合作；德格娜留了下來，繼續著關於少數民族生活的表達。
然而，對於參加節目的導演們來說，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面——輸贏只是一種衡量，「與製片人對話」拉開序幕後，直接的商業和市場的評判才是更殘酷的階段。
如果說節目第一階段是呈現導演的工作流程以及導演與演員之間的關係，那麼第二階段就是在解釋「製片人是幹什麼的」問題——在電影這個體系裡，錢和創作同樣重要。
這種賽制恰恰是《導演請指教》的特別之處，通過層層遞進的階段和行業幕後的展現，拉近了大眾和影視行業的距離。
德格娜和曾贈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均曾在知名電影節上嶄露頭角。
2015年，德格娜執導的劇情電影《告別》獲得第9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劇情長片獎；2016年，曾贈執導的首部電影長篇《雲水》，入圍荷蘭鹿特丹國際電影節。
德格娜有著鮮明的少數民族風格，曾贈則在第一階段中獲得了最高上座率。因此，這一組的對決，又被觀眾稱為「神仙打架」。
節目第二階段，德格娜的表達一以貫之——依舊以呈現蒙古族人的生活為主調。她前往拍攝地赤峰進行採風，進入牧民家和烏蘭牧騎，通過聊天了解草原人民的生活狀況。最終完成了影片《巴德瑪》的創作。
她在第一階段的作品《回到伯勒根河》，展現了一個母親在年邁時對故鄉的懷念，被質疑「呈現方式過於陳舊」。德格娜對此提出自己的困惑：「我們真的要看電影才能拍嗎？能不能就過生活，去拍電影？」
那之後，她身體力行地解決著自己提出的問題，並運用在新作品當中。《巴德瑪》以歌唱家巴德瑪為原型，通過展現其富有張力的生活，揭示著傳統和現代的矛盾。
影片運用了諸多隱喻——年邁的駱駝、老去的人們、衰落的傳統文化......「淘汰」一詞在影片中反覆出現，但在最終長調聲響起的時候，沒有誰被真正淘汰。
德格娜《巴德瑪》
袁子彈用八個字形容這個故事：沉而不悶，舉重若輕；郝蕾認為其在拍攝技法上有所精進；相國強則表示「看到了其與大眾連接的曙光」。無論從哪一種維度來看，這一階段的德格娜無疑是成長了。
曾贈帶來的作品是《明月的花園》，和曠遠的蒙古草原相比，被花草包圍的四合院無疑更加尋常。
《明月的花園》只關乎個人成長，也因此無法激蕩起像《巴德瑪》那樣更廣泛的情緒。暫時中止合作，並不意味著曾贈是失敗的 。從個人角度來講，她首先完成的是在作者電影中的成長——把自己的真實經歷呈現出來。此前，她對「拍攝自己」是抗拒的，因為會陷入「技術處理上的不冷靜」，這也確實為她帶來了一些質疑。
然而，正如危笑所言：「曾贈了解觀眾喜歡什麼，只是在拍攝這個故事時，將愛與耐心獻給了片子內部。」
放棄「討好」觀眾，完成對自我內心的展現，在一個競賽類的節目中需要一定的勇氣。無論成功與否，至少曾贈認為這個短片於己而言是重要的。
曾贈《明月的花園》
在發布會上，曾贈曾說：「每個人都是想嘗試不同類型的東西，短片是一個快速試錯的機會，一試到錯的時候就會被淘汰，我想這是這個節目的可貴的意義。」《明月的花園》是否是她對自己的挑戰與試錯不得而知，但至少她說：「參加節目讓我發生了改變，我找到了初心。」
無論是「回歸初心」，還是在同一表達主題上走得更遠，都是新人導演在節目所提供的試錯空間內的探索。在第一階段，節目中已經湧現出不少類型多元、風格各異的短片作品，比如蔡康永用京劇做底、梁龍嘗試黑白默片、王一淳將女性議題和懸疑融合在一起……市場越殘酷，越是凸顯出節目所提供的試錯空間之寶貴。
「吵起來了」《明月的花園》播放之後，激起了更多影片之外的討論。比如，「愛與夢想」「健康和學習」，究竟哪一者更重要？
專業鑑影人楊超認為，這種價值的對抗是珍貴的。他提出：「在這個時代，最好的類型片已經不是善戰勝惡，而是諸善之間排次序。」此次，曾贈正是在影片中提供了兩種價值維度，並通過明月給出了自己的選擇。
傅首爾則是不同的觀點，她認為兩種價值不應該對立起來。席瑞進一步給出解釋：「愛與夢想」更多時候屬於「外在自我」，而「健康與學習」帶來的力量則更為綿長。
「吵起來了」，有網友這樣形容節目中不同觀點的碰撞，亦有觀眾乾脆將《導演請指教》調侃為「導演請辯論」。
實際上，這些對話正是《導演請指教》創造出的輿論場，每個人都可以發聲。也許，有些言辭會被網絡解讀為「吵架」或「互懟」，但其真正的意義是給予了一個各抒己見的機會。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節目所期望達到的效果。早在開播發布會上，製片人徐揚就談及：「大家的立場不一樣，但是誰想說話，我們就會把話筒遞給他……更希望現場能夠形成一個包容性的空間。」
觀眾舉手表示不喜歡《明月的花園》
節目提供了一個公共討論的場域，正如石子落水一般，關於《明月的花園》對話以影片為中心延宕開來，關於人生價值的討論已經延伸至影片之外。只有好的作品，才能在電影之外引起更廣泛的爭論。
對於德格娜和曾贈來說，她們來到《導演請指教》，也是請大眾「指教」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民族題材，但很多觀眾表示，看完後愛上了裡面悠揚的長調；後者雖然充滿著青春感，卻面臨著部分觀眾「無法共情」的質疑。
陳祉希因此提出問題：現實改編該如何更好地進行？答案是商業性與作者表達都要兼顧。「導演需要在自己的故事中，找到與大家情感連接的表達。」
這或許是在價值爭辯之外，節目所提供的一種可能性與反思空間。尤其是在《導演請指教》節目進入第二階段後，製片人親自下場，電影行業不再陽春白雪，資金、商業植入和電影創作之間的平衡被赤裸裸地擺在眼前，「錢」是導演終究繞不過去的東西。
節目規定，導演選擇拍攝的類別只有「真實改編」「喜劇之王」「腦洞大開」三種，每位製片人手裡握有210萬元的資金，於是分配題材和分配資金成為製片人最需要平衡的問題。這個過程中，製片人的工作職能也進一步明晰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要求參與競賽機制的導演做出主動和被動地改變，也讓觀眾更清晰地了解了製片人的職責和這個行業裡誰也繞不開的規則。
進一步的呈現《導演請指教》從節目剛一開播，就對導演工作進行了多維度的呈現。
第一階段，導演面臨的課題是「與演員對話」；第二階段，又疊加了「與製片人對話」。後者包含著更多實際的問題：溝通、資金、商業……
從導演加入相應的工作室、與製片人的第一次見面開始，節目就開始了完整的記錄。比如，主題上的博弈，看似是一種選擇，實則暗含著多種關係的平衡和較量。
在一切以最大程度地拍好電影為基礎的前提下，導演和製片人的溝通，是一個兩方都需要不斷權衡的過程。堅持什麼，放棄什麼，可以在什麼地方進行突破與嘗試，是二者首要解決的問題。
在這個環節中，各種結果都已然出現：曾贈與德格娜堅持真實改編；王一淳被鼓勵進行腦洞大開的嘗試；包貝爾繼續在喜劇領域突破，決定繼續沿用朱志鑫作為影片的男主——這也正是製片人陳祉希憑藉對演員的認知和成熟的經驗，所提出的建議。
在此之前，每個製片人就給出了自己的理解。王晶認為，專業的導演需要有拍各種類型影片的能力；方勵認為「真實改編」是考察導演的時代敏感度，「腦洞大開」則考察導演的想像力——尤其是反傳統的能力；陳祉希認為喜劇是最難的，「想讓觀眾笑，那個尺度是毫釐之間的。喜劇沒做好，就變成了鬧劇。」
這些對於電影類型的深刻理解，正構成了製片人們故事把控力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是資金的分配。「分錢」是個充滿戲劇感的場景，與主題選擇不同，無論導演如何堅持與爭取，製片人都會根據自身的經驗劃清價格底線。
王晶直接均分，並且和每位導演都說了同樣的話；方勵和陳祉希考慮不同題材拍攝的成本問題，做了不均等分配；曾贈和王一淳的報價被反覆打回，成本壓縮的細節被呈現出來：群演數量可以減少、工作人員儘量一人多用、歌曲要更換為無版權費的……
郝蕾工作室的執行製片人王寶江在節目裡分享了自己的經驗，製片人與導演的矛盾經常發生，「開機前會有無數次，怎麼去利用好現有的資金，把價值做到最大化」。
對於無法爭取到的資金，節目為導演提供了訴求商業的機會，也將這一關鍵元素引入局面——在創作中植入商業元素，提案通過者，將獲得天使製片人的投資。
要實現市場化，商業是電影無法迴避的一環。如何將商業植入和藝術創作更好結合，也成為了對導演的考驗。當王文也前去請教陳祉希時，後者告訴她：「現在的觀眾都很聰明，但我認為一定有更聰明和更高明的方法。」
節目層層遞進的賽制將導演工作抽絲剝繭式的向大眾一一展現出來。據悉，節目的第三階段，導演們將面對「和市場對話」，作品將接受最直觀的市場考驗。那時，交鋒可能會更加激烈。
播出至此，節目儘可能地構建了電影與觀眾、影評人、製片人、商業等多個維度的連接場域。尚未成熟的新人導演如何在自我表達之外，真正完成能夠立足於行業的成長？在後疫情時代，中國電影需要怎樣更有力量的作品？《導演請指教》在提供反思與試錯空間的同時，也提供了一條可行的路徑。
立足行業，展現幕後，面向觀眾，擁抱市場。一切如製片人徐揚的初心：「影片也要服務於市場、服務於觀眾的，給導演們一個空間，直接面對觀眾面對反饋吧。我們對市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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