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世界的城市面積排名（東亞城市革命與文明起源全圖景）
2023-06-27 04:23:00
【編者按】本文為郭立新、郭靜雲所著之《中國最早城市體系研究》，原文分別刊載於《南方文物》2021年1期；2021年2期和2022年3期。該文較為系統地疏理中國境內不同地區先商時期各種城址的資料，探討其興廢過程與背後的社會動因，藉此了解中國各地早期的文明化進程。因全文較長，茲分節摘發；本篇為其中第六節。
閱讀相關歷史背景，請戳這裡：從稻作起源到中華文明成長的早期歷史圖景；
閱讀本文第一節，請戳這裡：楚地城史——中國最早城市體系研究之一；
閱讀本文第二節，請戳這裡：先商諸城的年代——中國最早城市體系研究之二；
閱讀本文第三節，請戳這裡：先商諸城修建目的和功能——中國最早城市體系研究之三；
閱讀本文第四節，請戳這裡：先商諸城平面結構之規律——中國最早城市體系研究之四 ；
閱讀本文第五節，請戳這裡：先商諸城體系的社會規模問題——中國最早城市體系研究之五。
結語
經過本文描述、分析可知，先商時期中國境內曾有很多不同地方的文明和國家勢力。這些古國相比較，突顯出幾個核心問題：
（一）原創農耕文明與幾種不同的次生文明；
（二）區域的國家化不同時；
（三）因時代不同，建城立國的原因和歷史背景亦不相同；
（四）古國延續存在的時間有長有短；
（五）所包含的社會規模有大有小；
（六）對後期東亞文明發展的影響也有大有小。
除上述這些問題之外，本文還深入討論了各地城址結構和功能特點，並特別著重於了解長江中遊諸城形式和使用歷史。
（一）原創農耕文明與幾種不同的次生文明。
其中有些區域的文明屬於完全原創，如長江中遊大溪→屈家嶺文化。東亞地區城市生活最早的開創者、發明者、先行者的榮譽，無疑應該授予在長江中遊洞庭江漢地區定居的稻作農業社會的先民。
長江中遊諸城是從社會內部自我成長起來進行社會整合的產物；城作為社會日常生活關鍵節點而存在；權威家族群也是隨整體社會逐漸上來的；管理體系也從大溪文化到屈家嶺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後石家河文化，一路傳下來，並配合社會規模擴展、經濟轉新，而原創性地發展。
在他們創造性開啟城市生活、走上文明化和國家化之路的時候，在其周圍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都沒有可與之相比較的例子。因此本文將長江中遊聯合城邦古國體系譬喻性地稱為「東亞地區的蘇美爾」。
另外也有一些文明是基於模仿和學習早先創生的鄰近地區文明之經驗而誕生的，如長江上遊的寶墩文化、贛江流域樊城堆等文化。這均反映出新的時代背景：周圍大區域的人口已大量增多，且鄰近的長江中遊古文明的生產和管理技術都發達，易於學習。對這些文明而言，稻作依然是關鍵的基礎，所以在生活及文化方面，與長江中遊的文明有不少共同特點；不過同時基於各自的地理環境、資源以及本地族群發展的背景，而有幸各自創造具有獨特地方色彩的古國文明。
還有一些古國，雖然也基於學習原有的古文明技術成就，但是因為生活環境和本地族群的生活方式不一致，所以形成的古國具有不同的表現，如海岱地區龍山文化幾個古國、嵩山和中條山地區幾個古國，一方面明顯有來自長江流域的器物和文化因素，但這種因素基本上只見於高等級貴族這一層，很少反映在平民生活中；這種階層分際現象直到二里頭時期還存在，甚至更加明顯。貴族與平民文化差異性變大，均反映從古國的產生伊始，統治者家族和平民族群之間的距離大，等級關係複雜，這可能是一種偏向於逼迫性、暴力性的主權，當然，這也屬於非原生國家的指標之一。
另有一些古國，總體上建基於本土居民與外來軍權的共生關係。這主要是分布在長城地帶的古國體系，包括東北夏家店下層文化諸國、內蒙岱海、黃河中遊石峁和其他諸城。這些古國中，只有夏家店下層文化諸古國才同時依靠發達的粟作、畜牧業、各種生產業以及遠程貿易（包括外賣糧食）和軍事；其餘位於黃土高原諸國，農業環境不良，狩獵、掠奪、戰爭才是主要行業，後來才逐漸發展貿易和牧業。所以，長城地帶諸國當然也屬於次生的國家文明，但與前一類黃河平原的次生文明相比，受到長江流域的影響更少，生活方式更加不相同，所以創造出另一種社會組織和政權關係。
（二）區域的國家化時代。
長江中遊平原從舊、新石器時代之際可見定居生活，在此基礎上公元前第五千紀末期衍生了東亞最早的國家文明。公元前第四千紀，該文明的空間範圍已擴展到整個長江中遊平原，洞庭、江漢、漢北地區，都出現了城址以及以諸城為中心的聯合城邦國家體系。其他地區只有到公元前第三千紀中期才進入文明化過程，而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紀晚期，中國歷史地圖上才出現了很多城邦和古國。可見，各地諸國的產生，都比長江中遊文明晚至少1500年。
由於時代最早，長江中遊的城邦、築城技術和交通網絡等都經過漫長摸索而逐漸進步，顯示出技術上的原始性和累積性，如多用較為隨意的斜築和堆築方式築城。與此相比，淮黃平原諸城出現伊始就普遍採用較為成熟的分段版築技術。看起來築城技術的起點高，實際上正好說明其築城技術並非本土原創，而是外來，或是外來影響下借鑑和模仿的結果。
（三）區域國家化的原因和歷史背景。
長江中遊平原建城立國家的歷史背景較單純，是規模化的農耕社會本身的組織需求，包括作為社群共同設施的稻作灌溉體系，社會內部分工和交易等等。城市結構設計突顯其日常性，如前文所述，城牆寬大平緩，防禦功能不強；濠溝寬敞且與自然河湖相連，城內有碼頭和水門等設施，具有很強的治水、用水、航運功能。
與此相比，淮黃平原的城牆陡直而重防禦，說明建城乃因為社會緊張度高，人群和區域之間的衝突頻發，周圍又出現以掠奪維生的族群。長城地帶的石城，則完全是安全形勢惡化的大時代背景下出現的防禦據點，是外因刺激的結果。可以說，長江中遊諸城是發達的農耕社會活動和組織中心；長城地帶石城則是外貿中心，是掠奪者的據點，以及非常時候人們藏身的據點；黃淮平原土城則主要作為政權中心。
（四）古國延續和存在的時間有長有短。
長江中遊文明不僅是最早，也是持續時代最久的，可以明顯觀察到從大溪文化到熊氏楚國的歷史脈絡，把國家之前的上古時代、先商國家文明時代、商國和楚國，一脈相承連接下來，已成為中國古文明之主軸。長江中遊一座城一旦修築就被持續使用，因持續使用且發揮作用而經久不衰。雖然從殷周以來，一代一代南下的北方族群帶來一些變化因素，而且由於水系變化，使古雲夢澤逐漸變遷成洞庭湖的自然歷史，也深刻影響整個楚地的格局，但是數千年累積的文化內涵長久存在。因此在組成大中國的諸文明中，長江中遊是最古老的核心成員。
至於贛江流域和長江上遊兩個地區，只有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紀晚期，才進入國家化的過程；雖然開始的時間晚，但後面持續發展的時間較長。贛江流域樊城堆前國文化後，相當於商周時期的吳城國家文明起源，之後吳國的勢力擴展。如以贛江中遊築衛城遺址為例，其地層是從樊城堆文化直至吳國不曾中斷，並在此歷程有數次重建城的事情。吳文明一直表現出與楚文明有關聯但卻有著並不完全相同的文化面貌。長江上遊成都平原的寶墩古國文明，在相當於商周時期持續發展成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等，後來擴展到秦嶺地帶而成為巴和蜀文明的基礎之一。換言之，這兩個地區，國家化雖然晚一些，但國家化啟動之後，曾經持續傳承和發展。
與其相比，黃河及長城地帶的很多城延續使用的時間極為短暫，只有數十年至一百來年，只有極少數地方如海岱地區曾將本地生活與城融為一體而被持續使用數百年。而且這些地區先商時代古國文明的發展都曾經中斷過。以新砦城和二里頭城關係為例，二里頭遺址一期比新砦城廢棄的年代晚幾十年，更不用說二里頭建城的時代，中間隔了近一百年，可見兩個古國之間並不相接。
這種情況與長江中遊非常不同。長江中遊後石家河文化時期雖然有很多城被廢棄，但確有部分城在商代繼續使用；同時，大部分商代城市建立在後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或更早的遺址上。長江上遊寶墩國家還存在時，三星堆古國已起來，三星堆還存在時，金沙已起來了。吳文明諸遺址的發展持續情況亦如此。只是因為這樣，才構成一代接一代，長達幾百、幾千年的傳承線。但是，在黃河流域，大概只有到了商時期以來，才可以見到持續的文明傳承脈絡。至於長城地帶，該區域的社會、族群歷來均不穩定。
（五）所包含的社會規模有大有小。
就空間而言，長江中遊聯合城邦國家體系範圍無比大，其範圍內遺址、人口密度、土地使用率都非常高，並且一直表現從中心區向四方擴展的趨勢。這無疑是社會規模最大的體系。因為如此，長江中遊古國文明的存在，只能依靠當時最發達的管理體系，包括共同的做事方式及相關規定、分工和交易的公認規律、共用的市場標準、交通管理、共同祭禮儀式、各城神廟協調組織、權威性高級貴族聯盟、還可能包括原始法典（類似文獻所留傳下來有堯典、舜典等）等等。
先商時期其他國家社會規模，可能在贛江流域比較大，但發展時間相當晚。其他各地都不是很大。因為社會規模不大，管理體系也不需要很複雜。另外，管理結構的複雜性涉及到社會經濟是否多樣。黃河流域先商諸國經濟相當簡單：農業規模不大、高技術的生產不多、貿易網絡也有限制。黃土高原先商諸國，生產少、依靠掠奪多和中間貿易，這種國家的管理也極不穩定。
不過，筆者認為，在整個華北和長城地帶中，夏家店下層文化較獨特。首先，依靠該地區平原較大規模的農作，並發展高技術的冶煉；同時外貿網絡相當發達。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東北人，往南方，通過渤海連接到黃淮及長江流域，輸入長江流域的貨物；往西，連接到草原地帶，可能進行糧食外銷事業。其次，因生存在眾多好戰族群的流動之區，大量發展軍事和軍城功能。這一系列原因導致當時東北地區的文明化程度無疑高於西北地區。
（六）對後期東亞文明發展的影響。
通過跨區域比較，本文足以闡明，長江中遊諸城及其所代表的文明在整個東亞地區早期文明化進程中的地位和意義。毫無疑問，洞庭江漢地區稻作農耕先民是整個東亞地區最早開啟城市生活，創造城市文明、走上文明化和國家化之路的先鋒。
在他們致力於創造城市網絡與國家體系並取得冶金技術重大突破之際，周圍其他社會大多還在忙著嘗試其多樣化的生計策略和部落生活。只有當長江中遊先民獨自前行和摸索了一千多年之後，周鄰的成都平原、贛中平原、黃淮平原以及長城地帶才出現眾多城市和中小型古國，但後兩個地區的國家社會沒辦法持續發展。這時，江漢洞庭國家早已數度興衰而再興，整合了規模巨大的社會網絡，建立了高度複雜的國家體系，其文明之光照徹四方，成為推動東亞文明化進程的發動機。
簡言之，長江中遊地區城市出現時間最早、持續使用時間最長、區域規模最大、管理體系發達、社會文明化的程度最高，且完全由社會內生成長而來；而其他地方的先商城址，普遍出現時間晚、使用時間短，主要在外因刺激或內外因共同起作用的背景下出現，曾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過長江中遊的影響。
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輕視其他地區對中華文明形成的影響。如發展起來年代相對晚的樊城堆→吳城文明無疑是後來吳國文化的源頭，文化傳承長久，歷來對其他地區深有影響；寶墩→三星堆文明奠定了華西地區獨特歷史與文化面貌，同時對關中地區的周文化也產生過影響。長城地帶零星存在的古國，在歷史上一方面肇始和創造了軍權國家的管理方式，大量發展戰爭技術，如夏家店下層軍城技術直至漢代都未變而被沿用；另一方面，該地區古國成為跨越不同文明區，致力於發展遠程貿易行業，最後成為殷、周、秦、漢、唐文明的關鍵基礎之一。其實不僅僅只有發展到國家的文明才對後期歷史、文化有影響，如長江下遊良渚文化雖只處於前國階段，但其創建的神權文明，對整個華南地區的影響也相當明確而深遠。
另外我們還可以發現，上古歷史地圖與帝國時代歷史地圖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如從在黃河邊出現殷商上古帝國的中心以來，這一地帶越來越發展，殷周以來成為強勢政權的核心區域。但這都是相對晚期的次生文明的歷史，而在先商時期，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文明化程度相對低，定居社會規模不大，文化影響有限。地中海文明的歷史地理情況亦如此，晚期政權區域，如西臺帝國、羅馬帝國等，都屬於次生文明，都建立在早期古老文明的邊緣區。因此這可能反映了整個舊大陸在不同階段發展的歷史地理圖景。
（七）關於「東亞蘇美爾」諸城結構的研究成果。
最後，鑑於長江中遊城址在探討中國原生文明進程中的重要性，本文運用衛星圖像，並結合相關調查報告以及現場考察，較為系統地疏理和總結其連城體系的基本特徵。依照城頭山城、龍嘴城、陰湘城的經驗，我們應充分考慮諸城存在較長時間以及多次興建和廢棄的可能性。本文指出，石家河地區曾四次修城，石家河大城西北角的鄧家灣內外，很可能曾有過一座比石家河城更早的城址，本文暫名之為「鄧家灣城」；其後修築的譚家嶺城與外圍的石家河大城具有內外城結構；土城可能是後石家河時期修築的內外雙環結構的城址，但是未最終完工。馬家垸城北部和東北亦可能存在一座更早的城。走馬嶺城和屯子山城並非不規則形的南北向雙子城，而是一座內外雙重結構的城。笑城原本應為一座圓角方形的城市，其西南角後來被衝毀；所以，到了周代才變成為曲尺形。
文中重點討論了長江中遊先商諸城與水的關係。認為古雲夢澤周邊連城體系的特點之一是，特別重視城市內外水運和灌溉體系的建設和維護。此種設計，大體包括三種形式：其一如走馬嶺和蛇子嶺，這應是一個由雙重城垣和濠溝組成的城市體系；這一類由多重城垣和壕溝組成的城市體系亦見於雞叫城、雞鳴城、石家河大城-譚家嶺城、城河城等；其二如葉家廟、陶家湖、馬家垸等，直接從河道引水入城，水道穿城而過；其三，如城頭山、龍嘴城等，河道不直接進城，但均有城門鄰近河湖水道。這些城均應設有水門和碼頭，水上運輸是當時最重要的交通和貿易途徑。
此外我們可以看到，古雲夢澤周邊先商諸城經歷了由圓形城至圓角方形城、再到方形或長方形城的平面結構轉變。此變化的背後歷史意義待有更多發掘，待將來了解諸城內部結構後，才可以進一步探討。
2015年10月初稿
2018年6月修訂稿
2019年3月22日春分定稿
【出處】郭立新、郭靜云：《中國最早城市體系研究（三）》《南方文物》2022年3期。
參考文獻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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