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文的特點（古今銘文趣談）

2023-05-31 08:57:44 1

左：后母戊鼎銘文拓片

右：越王勾踐劍身銘文

銘，有「銘以記之」之意，原指鑄刻在器物上，祭祀先祖或冊封誥命的文字。「銘」字的偏旁為「金」，在漢字六藝之中屬形聲，很明顯最早的銘文多鑄於鐘鼎，後或刻於碑石。這篇小文緣于田家青老師的啟發，從三代起談談古今器物上的銘文以及銘文背後的趣事。

三代青銅器上的銘文被稱為金文，有鑄、刻兩種，對於今天來說，不僅是器物的斷代標準之一，也是重要的史料。早期的金文一般只有寥寥數字，如「父辛」、「祖癸」、「母己」等，只記錄先人名諱作祭祀之用。1939年出土於河南安陽的后母戊鼎（現藏國家博物館），威嚴肅穆，是殷墟時期的代表，堪稱國之重器，鼎腹內壁鑄有「后母戊」三字因名。由於字體象形意味比較濃隸定困難，以至於很長時間內人們將「後」認為是「司」。

西周中晚期開始，長篇銘文逐漸成為主流，「子子孫孫永保用」之類的文辭開始出現並成為廷禮冊命之類銘文的固定化模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於山西岐山的毛公鼎（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鑄於西周宣王時期，鼎內壁鑄有銘文32行，近500字，是現存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堪稱西周青銅器中銘文之最，敘事清晰，記載完整，從字體來看已初具大篆高度成熟的結字風貌，飽滿莊重，堪稱典範。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周室衰微，列國割據，體現在青銅器銘文上也是更多的地域化特徵。因為戰事頻繁，這時候兵器上的銘文也最為常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65年在湖北省荊州市江陵縣望山楚墓群1號墓出土的越王勾踐劍（現藏湖北省博物館）。劍上用鳥篆銘文刻了八個字，「越王鳩潛（通勾踐），自乍（通作）用劍」。這種字體高貴華麗裝飾性極強，春秋戰國時流行於吳、越、楚等國，呈現出一股奢靡的氣息，與器物本身的功用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毛公鼎銘文拓片

明末清初文人制銘

制銘的目的是為了流傳後世，這種樸實的願望不僅限於帝王將相，明末清初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文人圈子非常活躍，他們喜歡在自己日常使用的琴具、文具上鐫刻銘文，最常見的有古琴以及筆筒、臂擱、硯臺等文房小件。一方面是為了自娛，另一方面也在期許可以銘傳千古。後世文人得到前朝古物通常倍加珍惜，為了證明此物曾為我所有，也會補刻自己的收藏銘文，如此形成了一個完整清晰的流傳。

比如劉墉舊藏的一把明代黑漆仲尼式「天風海濤」益王琴，龍池內刻：「大明萬曆□卯歲孟夏月之吉，益國湟南道人獲古桐良才雅制」，鳳沼內刻：「洪都琴士塗嘉賓，奉命按式監斫」，從琴內款可知，該琴為益王琴。南昌塗氏，為明代著名斫琴世家之一，其中塗嘉賓即為塗氏斫琴名家。後此琴為劉墉所藏，因而琴背留下了他的題刻：「天風海濤，壬辰仲冬之月，久安室珍藏，石庵居士」，素有濃墨宰相之稱的劉墉，是清代著名的帖學大家，其書中正平和，豐腴渾厚，展現了一個朝廷重臣所特有的儒雅氣質和廟堂氣度。

明劉墉舊藏黑漆仲尼式「天風海濤」益王琴（銘文局部）

墨林棐幾（銘文局部）

至於傳世家具上是否有題刻，筆者就此請教了田家青老師。田老師認為傳統古代家具，鐫刻文字的極少，木器上的銘文，有的是製作時候鐫刻的，尤為珍貴，有的是後刻的，就像書畫的題跋一樣，相對來說歷史價值、文物價值就略低一些。他舉了兩個比較有名的例子，墨林棐幾和公瑕坐具。這兩件家具的主人項元汴、周天球，都是明末文人圈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墨林棐幾是項元汴舊藏的一張書案。高二尺二寸三分，縱一尺九寸，橫二尺八寸六分，文木為心，梨木為邊，有項氏三方印章，「項」、「墨林山人」、「項元汴字子京」。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別號墨林山人，明代著名收藏家，工繪畫，擅書法，精鑑別。晚清張廷濟得到這張棐幾後非常珍視，自書長銘一篇，請張燕昌刻在棐幾的一條腿上。

墨林棐幾（銘文拓片）

「棐幾精良，墨林家藏。兩緣遺印，為圜為方。何年流轉，蕭氏邏塘。火烙扶寸，牙缺右旁。斷虀切蔥，瘢痕數行。乾隆乙卯，載來新篁。葛澄作緣，歸餘書堂。拂之拭之，作作生芒。屑丹和桼，補治中央。如珊網鐵，異採成章。回思天籟，刼灰浩茫。何木之壽，巋然靈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據斯案，克綽永康。爰銘其足，廷濟氏張。書以付栔，其兄燕昌。」

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中對墨林棐幾，公瑕坐具的記載

銘文拓片則收入《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公瑕坐具，即周天球舊藏紫檀南官帽椅，現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周天球，字公瑕，號幻海，又號六止居士。從文徵明遊，承其書法，聞名吳中。尤擅大小篆、古隸、行楷，文徵明贊其「他日得吾筆者，周生也。」豐碑大碣，皆出其手。椅背上刻有周天球銘文：「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書。」

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中亦收錄此銘文拓片，並附張廷濟跋。這件紫檀官帽椅是否曾為張廷濟所有，目前沒有定論。但是周天球銘文之下，吳雲的兩段銘文可知它的流傳，有意思的是，我們從吳雲的銘中不僅讀到他與此官帽椅的淵源，更是得知他在之後的五年先後又得了三把類似的紫檀椅，且都刻有明賢遺墨（董其昌、祝允明、文徵明），不失為一段佳話。

藏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這四把紫檀椅，該館認為是非常珍貴的原刻家具，但目前學者對於此四件家具究竟是原刻或是民國時期古玩商為牟利後刻的仍存疑問，至今是一個學術爭論。

公瑕坐具及其銘文局部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周天球四件家具銘文拓片

田老師藏有一件清乾隆和親王弘晝草書文賦黃花梨羅漢床圍，背圍長205釐米，寬45釐米，側圍各長110釐米，寬38釐米，其上鐫刻乾隆時和親王弘晝所書文賦近三百字，是已知家具中鐫刻文字最多的一件，十分難得。

田家青藏清乾隆和親王弘晝草書文賦黃花梨羅漢床圍

床圍鐫刻銘文拓片

這件黃花梨羅漢床曾經啟功先生過目諦審，並與他收藏的一件弘晝幅臨唐詩草書作品對比，啟功先生認為書風與和親王書法契合，而於床圍上抒懷題寫，亦與和親王恣心立異的性格一致，因此乃真品無疑。最值一提的是，床圍書法的鐫刻者，以鐵刃對硬木，憑韌腕健掌，心遊意走，竟在筋性難馴的黃花梨木上復現出柔溼毛筆在宣紙上斷連飛白的奇妙效果，鉤提點劃，神韻畢現，令人瞠目嘆賞。王世襄先生曾為此床圍書寫跋識。

殘存床圍，三面鐫弘晝草書，字徑逾寸，神採而有法度，所書皆縱情山水，寄興筆墨語。末謂『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餘頗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然有餘』。率真而能道出其情趣，弘晝為藝術家，愈信而有徵矣。

王世襄先生一生，僅為兩件古代家具題寫過跋文，此黃花梨床圍殘件為其中之一，可見對其極為珍視。

王世襄先生為此床圍書寫題跋

二十多年前，田老師得此床圍時只是殘件，微有小傷。為復原全器，他為床圍設計了三個不同風格的床身，並配造了其中一具，使今人得以看到一件完整的羅漢床，領略王府用器的風採和氣度。唐宋人文賦，和親王法書，大匠行鐫雕，家青配床身，可謂古今藝術家隔代合作的典範。

中貿聖佳去年秋拍中也有一件明萬曆孫克弘制黃花梨四柱架子床，刻銘甚佳。孫克弘，號雪居，松江人，收藏家、書法家，晚明松江畫派重要人物，官至漢陽太守，獨創硬木嵌銀絲法，名揚江南。陳繼儒記其「所居四壁皆畫蒼松老柏，崩浪流泉，有一種澄泓蕭瑟之意縈繞其間」。該床右側方柱朝左側刻有孫克弘銘文：「軀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慎，崇德遠奸。戊寅雪居制。」後側圍子亦刻蒼松圖。

明萬曆孫克弘制黃花梨四柱架子床

此外，床座三面裝圍子，分別刻葉崐書《夜坐記》、黃樞題銘、宋旭畫松、張崐畫葡萄，書法刻畫精細，運刀如筆，頗顯法度。其中《夜坐記》一篇為明賢所作，述其夜半起身，弗能復寐，讀書聽雨，遐思連篇，深有感悟之經歷，所謂「嗣當齊心孤坐，於更長明燭之下，因以求事物之理，心體之妙，以為修己應物之地，將必有所得也。」孫氏以此篇刻於床圍頗有修身齊心，澄心發志之意味。明代松江地區是重要的硬木家具發源地之一，孫克弘、宋旭、葉崐等皆是一時名流，作為早期黃花梨大型家具，此床之研究價值、人文價值毋庸多言，其造型高古，比例適宜，亦是出類拔萃，堪稱典範。

床圍鐫刻銘文及蒼松、葡萄圖拓片

當代新制銘文

田老師回憶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王世襄先生很早就萌生過設計製作家具的願望，還曾經對他說：「我們要是製作家具，一定要刻上款識。我打算篆刻上『世祥』字款，寓意世界祥和，萬事祥和，這兩字的拼音字母與『世襄』是相同的，你看不錯吧」。直到1996年，王先生得到一塊大花梨板，終於圓夢，這張被譽為「中華世紀大案」的大畫案，由王世襄設計，田家青製作，王世襄先生還親自做了一篇長銘，請榮寶齋的傅稼生先生鐫刻於牙子的正面，以石青填色。

「大木為案，損益明斲。椎鑿運斤，乃陳吾屋。龐然渾然，鯨背象足，世好妍華，我耽拙樸。郭君永堯，贈我巨材，與家青商略兼旬，始作斯器。繩墨操斧者陳萃祿，剞劂銘文者傅君稼生也。丁丑中秋，王世襄書於城東芳草地西巷。」

田家青原設計裹圓牙子大畫案銘文

這段銘文寥寥數言，不僅記述了大案從木料購置到設計打造過程，同時也表達了王世襄先生自己的理念。「世好妍華，我耽拙樸」，世人喜好華貴繁麗之物，而他沉浸在拙樸無華的美麗之中，可以說這便是王世襄先生的審美觀、藝術觀，甚至人生觀最好的詮釋。

1997年田老師確立了自己設計製作家具的基本思路後，打算正式開始一個系列的家具設計製作，總共二十件家具，他將這個系列定名為「明韻」。王世襄先生得知後親自為「明韻」題款，他認為家具上一定要留下年號和序號，最好用幹支年款和漢字數字，與「明韻」二字形成書法統一，因此，王先生將漢字數字從一到十，天幹地支，每一個字都認真寫了數遍，「明韻」二字更是寫了不下十種。認真程度令人敬佩。

上：1996年，王世襄、田家青設計花梨獨板大畫案（文中所述中華世紀大案）

下：2012年，田家青原設計裹圓牙子大畫案

註：當年王世襄先生為方便鐫刻刻銘文，將大案的牙子設計為直的，而十六年後田家青根據自己當年的構思設計製作的大案牙子是圓的。

早在與王世襄先生一起製作「中華世紀大案」的時候，田老師自己也同時構思了一張大案，可以說這是兩種設計思路，既分庭抗禮，又各能自圓其說，同調異趣，各臻其妙。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兩案可為典範。十六年後製作完成的時候他將自己對榫卯間之思索作為銘文，鐫刻於大案面的兩短邊上。

王世襄先生為《明韻》題寫的不同形式、不同字體的款識與「幹支」紀年款和中文數字

王世襄先生為田老師寫的最後一個案銘「紫檀架幾鐵梨面，莫隨世俗論貴賤。大材寬厚品自高，相物知人此為鑑。」其實這是田老師家具製作最初的理念，他要打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的成見，用兩種木材共同打造一件家具，花梨有寬大厚實的大板刻做案面，下部用結實的紫檀支撐，物盡其用，各展所長，他設計的家具中始終都貫徹了這種理念。

王世襄先生題寫的最後一件案銘

田老師的《明韻》系列中不乏大案、圈椅之類的大作，但是筆者發現其中有一件黃花梨木的痒痒撓很是特別，據田老師講，這原本是一條扶手椅背板裁餘剩下的材料，他不忍丟棄，又發現其形酷似一弓身欲昂之蛇，而他自己屬蛇，才由此引發聯想，就其寬窄方扁弧窪之勢，隨形刮削，製成一個痒痒撓，宛若天成。手柄正面鐫刻彌松頤先生手書題銘「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搔著恰當處，唯有自己知。」既實用又詼諧有趣。

田家青設計痒痒撓

王世襄先生曾戲言，世襄題銘，家青制器，一定要找傅稼生先生鐫刻，傅萬裡先生做拓片，才算配套。田老師一件早期作品紫檀圈椅的背板正面刻有朱家溍題銘，這是朱家溍先生為家具題寫的唯一一個款識，其中一句「凝神默坐，感通無為」可以說是對這件家具的最高評價。圈椅背面刻有王世襄先生題寫的「家青制器」款識，正如王先生所言，銘文款識皆由傅稼生先生鐫刻，刀工流暢傳神。可惜老一輩學者、藝術家的學養成就難以復克，如今無論是書法或是詩詞的造詣都難以再達到相得益彰的境界。刻工能夠做到傳神的就更難了。

田家青設計朱家溍銘紫檀圈椅（局部）

雖然深感遺憾，但是田老師總能另闢蹊徑，他與徐冰合作，在一張「方圓之間」大案的牙子上面鐫刻徐冰書寫的案銘:

「Harmonious blend with nature-dedication from Xu Bing to the creation of Jia Qing.Two thousand and fourtee」

最懂與自然配合之道。

眾所周知，徐冰獨創的「新英文書法」，文字的筆畫都遵循漢字筆法，但內容其實是英文，乍看宛如「天書」，知道了它的成字規律之後，會發現它的元素是完全中式的。這件大案以稜角分明的獨板方材為案面，傳統設計中經典的橢圓材為腿足，「天方地圓」的結構打破了固有模式，「天書」銘文更與傳統元素重新組合賦予了家具新時代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