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眾諷刺的電影（這部電影被詬病的方言運用）

2023-06-16 21:48:43

我第一時間就去看了電影《兔子暴力》，不是因為對母女犯罪的獵奇，而是因為電影中故事發生的城市，是我度過愉快少年時光的地方。

竟然敢在《長津湖》這樣的大片撤檔的辰光逆勢提檔，票房可想而知。但我沒想到的是，作為東京電影節「東京首映2020單元」的入圍電影，豆瓣開分竟然下滑到了6.2，更沒有想到有不少網友扣分竟然是「四川話與普通話交疊」。

有網友回復了，這樣的說話方式，「在攀枝花倒是很合理的」。我很認同這個回答。

電影的原型案件發生在南京，但導演申瑜將拍攝地點改在了川滇交接處的工業小城攀枝花，沒有像很多罪案影視劇那樣刻意忽略背景，或是用「F城」「綠藤市」以及更有名的「高譚市」這樣來架空。

除了因為本片監製和編劇——那個為《百鳥朝鳳》爭取排片一跪成名的方勵是四川人外，申瑜說她認為兩座城市氣場上有些相似，「整個攀枝花看上去完全是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被遺忘一般。」她甚至說，「與其說電影在攀枝花拍攝，倒不如是把故事種在了這座城市裡，讓它長出了獨特的味道。」

一

第一場戲就看得我會心一笑。除了潘斌龍演的被害人父親全程四川話外，其餘人包括派出所民警，全是四川話與普通話無縫銜接。比起《風犬少年的天空》裡大家各自放飛自說自話聒噪到不行的「重慶方言」，這部電影的演員們方言臺詞雖然偶有失真，但都在水準之上，特別是李庚希，四川話與普通話交疊和微妙的過渡，未必來自「技巧」，但恰到好處。潘斌龍的方言臺詞也很好，但他是東北人，有天然優勢，我上學那會兒班上有1/3的同學是東北人。

這就又得回到拍攝地點和故事背景上來了。作為三線建設時期建造的工業城市，據說攀枝花原住民只有8戶人家，大量人口是外來移民，尤以鞍山等鋼鐵城市的為多。到了我們這樣的第二代第三代，方言運用上已經有了一種獨特的融合，既不像成都人發[a]這個音時務必要把嘴撐到最大發出標準的[æ]，也不像有些重慶人那樣「黃」「房」不分，而是拿普通話的發音方式為某些四川話方言注音，或者用東北話的口吻來講四川話，因此我們講普通話時，不會出現明顯的「川普」口音。

方言是一個地方的代言，也是地方文化的縮影。

有傳言講，梅麗爾•斯特裡普每演一次電影，都會為了角色而改變口音。這幾年國內影視劇也是如此，敢不敢用方言似乎成了影視劇「高級」與否的某種標誌——原本「土味」的方言，終於在影視圈突圍。

寧浩是比較愛發揮方言趣味的導演。成名作《瘋狂的石頭》在「中國高譚」重慶取景，除了郭濤等人跌跌撞撞的重慶話，一句粵語「頂你的肺」堪稱神來之筆。

後來帶有公路片性質的《心花路放》更是串聯起大半個中國的獨特語言魅力，周冬雨的殺馬特湖南口音「你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你」；劉美含「湘味塑普」的「大哥，我來噻，我在橫店當過群眾演員滴」，馬蘇本色演繹東北話「都在酒裡了！大哥我嗷嗷愛你，老愛你了，嗝～」，以及「老大」王硯輝落跑時一句雲南口音「年輕人千萬不要走上發（犯）罪的道路」，捧腹又有玩味。

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的方言各有特色，所有影視劇都將一樣的話，那該失去多少色彩啊。

有些影視劇中，方言本身就是劇情的一部分。

比如今年年初大熱的《山海情》，方言版與普通話版在視頻平臺上同臺競技，方言版無論播放量還是口碑明顯更勝一籌。但細究起來，劇中的凌一農是福建連城縣人，說的應該是客家話，而陳金山這樣援助閩寧鎮的幹部多來自福州，方言與客家話不同。還有籍貫蘭州的黃軒和來自西安的張嘉益，兩人口音也不一樣。

但這部劇裡，方言已然成為戲劇本身的有機構成部分。比如郭京飛演的陳金山因為「自殺」和「治沙」的口音鬧進派出所。這個細節其實是主創在採風時了解到的，當時參與扶貧工作的福建人來到寧夏後，遇到的「第一關」就是語言——於是大時代從這個小角度切入。

二

最近滬語劇《奪子戰爭》經修復後重播，引發一波「回憶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方言劇一度勃興，全國各地百花齊放，上海以1995年《老娘舅》「開山」，《紅茶坊》《開心公寓》《哈哈笑餐廳》《噱佔上海灘》等都曾紅極一時。而我經歷的川渝地區方言劇，形象以劉德一的「樊哈（傻）兒」最深入人心。進入新世紀，除了與普通話十分接近的東北方言電視劇《鄉村愛情故事》一度制霸，各類方言劇紛紛偃旗息鼓。

這其中固然有政策因素——2005年，國家廣電總局曾發布《廣電總局關於進一步重申電視劇使用規範語言的通知》，規定「電視劇的語言應以普通話為主，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的普通話」，並在2009年再次發文重申該項通知。

但更多還是方言劇本身的窠臼。方言最傳神、最創新、最讓人快速接受的一般都是髒話粗口，這讓很多方言劇用語言的「髒亂差」來滿足市場；另一方面題材也越來越窄化，集中於農村題材或傳奇喜劇，很難有氣魄宏大的作品出現；而演員來來去去也就幾個人，且大多是喜劇演員。

毫無疑問，影視劇以普通話為主。語言歸根到底首先是溝通的工具，普及普通話是法定的義務。而且很多影視劇也確實沒必要講方言，比如仙俠劇中仙氣飄飄自帶磨皮柔光的美女，或是披了商戰皮的偶像劇裡狂拽酷炫的霸道總裁，一開口若是方言一定會破功，就像《失戀三十三天》裡的美女客戶李可，平時一口柔柔弱弱的「臺灣腔」普通話，發飆時脫口而出的一句河南話「鱉孫」，破壞力驚人。

影視劇裡要不要大規模使用方言，我覺得還是看故事本身與語言的契合度。比如《親愛的，熱愛的》裡出演「霸總」韓商言的李現，當然要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但許多「現女友」後來補課才知道，李現的電影處女作《萬箭穿心》有個方言版，這個湖北小夥在裡面講武漢話，更貼角色，讓人討厭得牙癢。

三

在絕大多數類似攀枝花的小城裡，方言就像貼在身上禁錮自由的緊箍咒，沒人會想到什麼語言中的文化傳承，普通話才意味著「更高級」——只有奔向了外面的世界，才會在語言上做出這樣的改變。

這也正是我覺得《兔子暴力》中交疊使用方言與普通話的妙處——不僅與現實契合，更微妙地傳達出差別——萬茜飾演的母親曲婷，首次出現在女兒面前時，一襲黃衣斜倚牆邊，字正腔圓地吐出普通話——此刻的她，是女兒心中衣錦還鄉的成功者，想像中遙遠的彼岸——因為母親，她與「外面的世界」有了聯繫的可能性。直到自己的真實境況暴露，乃至最終殺人，她的方言與普通話才不斷交雜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