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小說和俠義公案小說（俠義公案小說的現代性迴響）

2023-06-05 10:31:57

《老殘遊記》為劉鶚所作，以遊記形式講述主人公"老殘"的所見所聞，暴露社會黑暗，記載奇案，抒發作者情志。小說於1903年在《繡像小說》連載十四回，因不滿編輯刪改，後於《天津日日新聞》連載至完結。1907年劉鶚又續寫《老殘遊記》，仍發表於《天津日日新聞》。《老殘遊記》的寫作時間跨度長，作者劉鶚的人生經歷亦跌宕起伏，因此小說內容與敘事重心幾經轉變，呈現出複雜多樣的可能性。

歷來對《老殘遊記》的定位也眾說紛紜，將其歸類為政治小說、抒情小說、譴責小說、寓言體小說、文化小說不等，從各種視角來挖掘《老殘遊記》的豐富內涵。在筆者看來，《老殘遊記》也受到俠義公案小說的影響。主人公"老殘"雖是走方郎中，卻有任俠之氣，而小說十四回後淡化遊記模式，開始濃墨重彩描寫公案情節。這篇評論將嘗試解讀《老殘遊記》中俠義公案內容的顛覆性書寫，並討論這種顛覆中所蘊含的現代性價值。

"俠"的涵義從古至今經歷了一系列變化，俠士之"義"自然也隨之變化，這與俠義公案小說中清官領導俠士的模式息息相關。

"俠"最早見於韓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但韓非子並沒有具體說明"俠"的事跡。後來司馬遷作《史記》，開設《遊俠列傳》，"俠"才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概念，即"今遊俠，其行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所以"濟窮救急，謙讓不伐——俠士之義"[4]。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之外，又有《刺客列傳》，可見秦漢以前，遊俠與刺客是兩碼事。刺客如荊軻、專諸、聶政，在後世詩文中常與"俠"混為一談，但他們都未曾主動"赴士之困厄"，而是典型的士為知己者死。所謂"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刺客往往服膺於政治集團或統治者個人的野心，可概括為"報知己之恩——刺客之義"。遊俠之義與刺客之義，這兩種標準都對後世影響深遠，並漸漸合二為一。遊俠以武犯禁，不為統治階層所喜，司馬遷班固之後，史書少有記載。但刺客之義仍值得大書特書，尤與"忠"結合在一起推廣開來。遊俠不見於史料，然而其濟窮救急，捨己為人的道義卻使之永遠存在於制度不立、綱紀廢弛的亂世。遊俠之風應運從史記吹到文藝創作的舞臺，在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的筆下大放異彩。進行虛構創作時，深入人心的忠義觀念（來源於刺客之義）便與遊俠之義結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俠士形象。概括而言，主要有兩點：首先，俠士逐漸食客化，與上層統治者產生聯繫；其次，俠士不再"深藏功與名"，反而身懷絕技以待英主。這都為俠義公案小說的敘事模式打下了基礎。

比起俠義精神的源遠流長，公案故事在唐代之前只有一些零碎篇章。早期的公案小說故事性差，主要聚焦於涉案人物而不寫破案過程的曲折。破案官員的作用有限，對昏官治下的冤獄叢生倒有頗多描寫。明中葉之後，公案小說迎來新的轉折，出現《包龍圖判百家公案》、《龍圖公案》等作品。

這些小說也較少涉及破案方法和技巧，破案主要靠鬼魂告狀等神怪迷信色彩的加入。這時期的公案小說與前期最大的區別就是對清官能吏的讚揚，極力歌頌他們公正廉明，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高尚品格，其代表人物就是後世婦孺皆知的包拯。

俠義小說塑造的是我行我素的俠客，他們傲視權威，在社會規範之外。即使遊俠之義與刺客之義混合，使其有了忠義的思想，但俠士所伸張的始終是一種個人正義，游離於秩序的邊緣。

王德威稱俠義小說的力量來自於"它對現存秩序的潛在批判，以及戰勝這一秩序的想像"，不無道理。公案小說則刻畫睿智廉明的清官，清官所伸張的是律法的正義。如果說俠義小說是對秩序的批判，那麼公案小說就是對現存秩序的肯定。晚清俠義公案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清官與俠士的聯合，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發生對話。將"對秩序的批判"和"對秩序的肯定"這兩種相悖的話語鑲嵌在一起伸張正義，難免會產生裂隙。當然我們可以說俠義公案小說的模式滿足了讀者的雙重幻想——個人遭受困難時有捨己為人的俠士救苦救難，國家出現問題時可以依靠清官將權力制度純潔化，使之重回太平盛世。但反過來看，俠義公案小說也可以闡釋為在俠義話語和清官話語之間的兩難搖擺：本該是反抗體制的俠士反而為王前驅，本該鎮壓法外之徒的清官反而要依靠"不軌於正義"的俠士來伸張律法正義。

《老殘遊記》雖不是典型的俠義公案小說，但包含大量相關的情節內容。劉鶚的俠義公案書寫更為劇烈地表達出晚清俠義公案小說的內部裂隙，對其有一定程度上的反諷顛覆，顯示出對皇權政治、社會秩序及個人正義的反思。

"俠"一開始，是作為某種特定的社會階層存在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俠"有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的區別："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佘甚恨之"。布衣之俠從民間產生，淡泊名利所以不見於典籍，司馬遷乃有"靡得而聞之"的感嘆；卿相之俠則從貴族中產生，代表人物為戰國四君子。他們招攬賓客，一呼百應，不計較個人得失為他人解除困厄。可以說，當時的社會觀念對"俠"有一系列標準，並不是人人都可以被稱作俠士。

但當遊俠從史家筆下淡出，走上文學創作的舞臺後，其主觀色彩便被逐漸強化，脫離了歷史具體性。"俠"雖不再是某種特定的社會階層，但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所承載的精神，那種捨己為人的高貴品格，那種守護個人尊嚴和個人價值的人格力量卻流傳下來，演變為"俠骨"、"俠氣"等抽象的風度氣質。梁羽生在談論武俠小說時稱"'俠'是靈魂，'武'是驅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可見只要有"俠"的精神，便可稱作俠士，至於其他外在要求都是不必要的點綴。

《老殘遊記》的主人公"老殘"，其社會身份是一個遊方郎中，而且不會武功。晚清俠義公案小說如《三俠五義》、《彭公案》，都塑造出一批武藝高強的江湖俠客形象。老殘並非傳統的俠客，他不是"武俠"，但他又具備俠義精神，屢有俠義之舉，因此可稱他為"文俠"。老殘的俠義精神在書中常有體現，他所能做到的不比那些身懷絕技的豪俠要少。在主人公老殘身上或許有作者劉鶚的寄託，因為劉鶚自己就是一個頗有俠骨的人。

庚子事變，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交通受阻，糧米無法運進京城，京城遂陷入饑荒。劉鶚籌資進京，賑濟災民，得知沙俄軍隊準備放火焚毀清朝糧倉時，他與救濟會一起向沙俄軍隊買糧，將糧倉中的糧食放出救濟難民。此事讓劉鶚傾家蕩產，付出充軍新疆的代價，並背上了"勾結洋人，倒賣倉米"的惡名。若無俠義精神，劉鶚斷然做不到如此地步。因此，他所塑造的主人公雖是一介走方郎中，卻無愧俠名。老殘就像劉鶚一樣，心中始終燃燒著一團俠義之火，願為不平之事出頭。當他得知玉賢的種種酷虐時，道："我若有權，此人在必殺之列"，這是俠士之怒。當他眼見賈魏氏要被上刑具，分開差人就衝上公堂重地去阻止，這是俠義之舉。當他得知賈魏氏的冤屈，有言道："天下事冤枉的多著呢，但是碰在我輩眼目中，盡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罷了。"這是俠義心腸。老殘並非一個徹底的俠客，卻將其精神貫穿全書。《老殘遊記》中的俠義因素，與一般俠義公案小說中的俠士塑造既有一脈相承之處，也有重大的改造。而俠士與清官的聯繫，在《老殘遊記》中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區別於俠士歸順清官的模式，《老殘遊記》中的俠士多與清官呈現出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時而博弈，時而聯手。究其原因，恐怕涉及到《老殘遊記》對俠義公案小說的最大顛覆，即"清官可恨"的發現。

清官的正義立場是俠義公案小說之所以成立的關鍵，因為是清官，所以江湖俠士獻上自己的忠心；因為是清官，所以現存的社會秩序有其合法性；因為是清官，所以能得到讀者和民眾的支持。但《老殘遊記》無情地撕毀了"清官"這張皆大歡喜的通行證，發出一聲詰問：當清官不再佔有正義的立場，而俠士仍需藉助清官的力量來匡扶正義，我們應該相信什麼？法律或俠義都是不確定的，文本最終指向了對法律秩序和社會正義的懷疑。

在小說第十三回、十四回，作者借雙翠與黃人瑞之口，敘述了一個天災人禍的悲慘故事。因黃河洪水難治，莊撫臺聽信史鈞甫的提議，本賈讓之策，不與河爭地。為拓寬河面，廢了民埝退守大堤。而為政策推進得容易，防止百姓保護自己的家園，政府竟然沒有提前告知住在堤埝中間的人家。等大汛到時，便造成家破人亡的慘象。書中寫道，"俺到城牆上，看見那河裡漂的東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桌椅板凳，也有窗戶門扇。那死人，更不待說，漂的滿河都是，不遠一個，不遠一個，也沒人顧得去撈"。可說是生靈塗炭，白骨堆山。

莊撫臺在書中被塑造成一個位高權重的清官，求賢若渴，愛民如子。在第四回出場，就對老殘做足了禮賢下士的派頭，要集思廣益治理黃河水患。他同意向百姓隱瞞廢除民埝這一政策的提議時，還落了幾點眼淚。但他行事的最後結果，卻與草菅人命無異。幾十萬人旦夕之間沒了性命，倖存者無家可歸，苟延殘喘，如翠環就流落風塵，境遇悲慘。這與他在前文中被塑造的清廉形象，大相逕庭。史鈞甫在勸說莊宮保採納他的意見時，也深諳清官心理學，道："宮保若能行此上策，豈不是賈讓二千年後得一知己？功垂竹帛，萬世不朽"。清官不圖錢，名垂青史的誘惑對他們而言卻比錢財更重。與之相比，毀壞幾萬家生產，淹沒膏腴之地都不算什麼大事，活生生的人命竟是可以犧牲的東西了。清官形象之脆弱，可見一斑。

諷刺的是，當老殘要行俠義之舉時，卻還得仰仗這樣一位草菅人命的"大清官"。齊東村一案，涉及十三條人命，主審官員剛弼屈打成招，使賈魏氏蒙受不白之冤。剛弼也是清官，"清廉得格登登的"，卻剛愎自用，頑固不化，只知酷刑逼供。為了治剛弼這個小清官，老殘只得出面給招募過他的莊宮保寫信，請他再派比剛弼靠得住的白子壽前來覆審，還賈魏氏一個清白。

救出賈魏氏後，老殘心中十分高興，心想："前日聞得玉賢種種酷虐，無法可施；今日有親目見了一個酷吏，卻被一封書便救活了兩條性命，比吃了人參果心裡還快活"。這番心理活動道出一項殘酷的事實：個人的俠義是有局限性的。玉賢政聲清明，實際上不過是個下流的酷吏，殺民如殺賊。老殘憤恨不已，卻拿他沒辦法，只能曲線救國，介紹一名江湖豪俠劉仁甫前來坐鎮，使盜賊不敢囂張，達到"化盜為民"的目的。至於罪惡的源頭玉賢，依然頂戴花翎，好不風光。這種無能為力，與在剛弼一案中求助莊宮保後的順利相對比，正是個人俠義的局限。世間有種種不公，俠士只能盡一己之力。當老殘為一起冤案求助莊宮保時，就已經身陷不公正的政治機器當中。莊宮保造成的危害實在比剛弼還要觸目驚心，老殘為了眼前較小的不公正，向更大的不公正妥協低頭，其俠義之舉最終落入自相矛盾的陷阱，無法脫身。

可能有人要問，老殘既然認識到了俠義的不足，為何不去做官。對此老殘有自己的回答，他反問："搖串鈴，誠然無濟於世道，難道做官就有濟於世道嗎？"老殘不僅對俠義的局限深有體會，也對皇權政治的有效性產生懷疑，他說："無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官"，無才之人做官無益於民，有才之人做官在現存的體制之中反而有害於民。老殘面臨的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一般俠義公案小說中的兩種正義都無法得到伸張。

俠義公案小說的話語裂隙在《老殘遊記》中擴大，最終被完全顛覆。當俠義與律法正義這兩種話語都無法自圓其說時，老殘的救濟行為終於指向幻想世界。齊東村十三條人命，被一種虛構出來的草木精英"返魂香"所救，結局皆大歡喜。在《老殘遊記》續集中，更是將人間正義的審判交給了地獄閻羅王。可見時隔多年，對於書中所呈現的矛盾，作者劉鶚也未能找到解決之法。但作家並沒有提出問題就一定要解決問題的社會義務，劉鶚作《老殘遊記》，他的思考和書中衍生出來的觀點自有其珍貴的價值。"老殘遊記"之"殘"，若解讀為個人正義與政治正義的雙重殘缺，正表現出晚清文學的現代性一種。

對"現代性"的解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有一個固定的標準。自二十世紀初，知識分子心中的"現代"正是一種斷代的概念，在於和傳統之間劃出一條鴻溝。文學的"現代性"必須傳達進步的政治觀念、人文精神和先進的西方文明，文學作品必須具備宏大的終極關懷。在這種對"現代性"的預設中，潛藏著一條"推翻-革新"的邏輯線索，我們今天對"現代性"的理解也受困於此類思維模式，"現代"是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概念。這種對"現代性"的設定自五四而來，深入人心，而五四正是一個斷代。

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中對五四傳統發出拷問，提出另一種對"現代性"的理解。在他看來，五四所代表的現代性——啟蒙、革命、線性歷史觀等——只是從晚清豐富的現代性可能中最後勝出的一支。現代性並非一階段一階段的直線發展，而是歷史進程中各因素互相角力的結果。晚清文學對"現代"還未有一個固定的敘述模式，在西方文化與傳統的雙重夾擊下，晚清文學的自覺應對可謂千奇百怪，求新求變的過程中顯示出驚人的創造力，衍生出嘈雜卻豐富的現代性可能。此時，"現代"並非意識形態或價值觀，而是"自覺的求新求變意識，一種貴今薄古的創造策略"。在此基礎上，王德威認為被五四新文學斥為落後封建的晚清文學恰是中國現代文學最為活躍的舞臺，它擁有無數隱而未發的現代性可能。

在上述"現代"視野下回看《老殘遊記》，不難發現這部小說所蘊含的現代性價值。對《老殘遊記》而言，新與變所指向的正是其對俠義公案小說的顛覆，貴今薄古的創造策略使其對政治的反思得出"清官可恨"的結論。這打破了傳統俠義公案小說的核心精神，在殘缺的碎片中萌發出"現代性"的新芽。

《老殘遊記》對個人正義和司法公正都產生了懷疑。對司法公正的懷疑通過"清官可恨"的觀點描摹殆盡，無論劉鶚本人政治立場如何，《老殘遊記》這部小說已傳達出中國現代政治意識的先兆。無論是否有才幹，做官總不能對國家百姓有益，現存政治體制的有效性產生動搖；官員判案須藉助制度之外的力量才能避免冤案，其合法性亦產生動搖。可以說，《老殘遊記》中的公案描寫，已顯示出司法革新的迫切性需要。

而對個人正義的懷疑則體現在老殘行俠過程中對不公正的妥協。從他穿梭於莊宮保、玉賢、剛弼這幾位"清官"之中的諷刺性情節，我們可以清晰地觸及老殘所面臨的困境：個人面對龐大政治機構的無能為力，身不由己。此種情境，俠士亦不能免俗，況普通人乎？這也是個人正義難以伸張的原因之一。而個人力量的局限，從側面說明了盡己所能可以做到哪一步，這又何嘗不是個人意識的自覺？傳統的公案內容重點在於"判案"，而《老殘遊記》的重點則在於"破案"。老殘破案是要尋求實證，他的行動依據是其自我意識。這與坐等官員根據訴狀和堂審來判案的傳統模式相比，已有思想層面上的差別。

《老殘遊記》已對俠士的英雄主義發出了詰問，但與老殘相類的"文俠"在歷史上仍然層出不窮，革命志士常以俠士許人或自許。就像傳統俠義公案小說中，俠士總會歸順於清官。在眾多革命小說中，具有反抗思想的革命者最終也會變為某種意識形態的擁躉。當這種敘事模式定型後，革命者的自我意識也就被其所擁護的對象所壓抑下去。《老殘遊記》對個人在政治機器中所受制約的描寫，對司法政治制度公正性的質疑，卻在一段歷史時間裡從文學書寫中消失了。雖從文學書寫中消失，但中國現當代的文學發展卻又無時無刻不籠罩在其陰影之下。如一縷幽魂，影影綽綽。《老殘遊記》所涉及到的內容，有關正義、政治權利、個人尊嚴和當政者意識形態的複雜糾葛，雖發端於晚清，仍可繼續探討。將其放在當下，已是又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