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當國讀後感
2023-09-16 04:20:25 2
篇一：袁氏當國讀後感
年初購此書，當即讀完，頗為作者的行文和觀點折服。唐德剛先生文體自成一家，半文半白，如行雲流水，揮灑自如，可讀性極強。前此讀過其《晚清七十年》即有所感，比大陸史家博雅多多。
此書多為袁氏回護，看來還算客觀。蓋形格勢禁，不得已也。同時唐先生再次強調中國轉型期的200年歷史三峽觀點，不相信革命會畢其功於一役。此觀點拋棄所謂階級鬥爭的學說，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立論，頗能得人心。
近日從網上下載了作者另一著作《民國前十年》，發現《袁氏當國》即是《民國前十年》的一部分，前者在大陸出版時個別地方有刪節，主要是大陸忌諱的地方。而後者可能是港灣版，聯繫大陸的議論之處均直言不諱，比讀《袁氏當國》更全面有力一些。大陸版是經過重新編輯，截取一段成書，但並未說明，也許是經過作者同意的吧。
吾人記憶力大減，年初讀此書，現在電子版重讀，竟未發現讀過，直到發現有錯字，檢查此書核對，才發現原文幾乎相同。還好，一年內兩讀，增強記憶了。
篇二：袁氏當國讀後感
近讀唐德剛先生的史學力作《袁氏當國》，頗有些感慨，袁世凱其人，本為一個平常不過的封建官僚，後來因為形勢動蕩，時局變幻，終於被歷史推到了前臺，並最終當上了民國初期的第一任大總統，真可說是時勢造英雄。然而，袁氏骨子裡終究是一個舊式官僚，其帝王思想可謂是根深蒂固，再加上身邊楊度之流的一幹損友的煽風點火，終於導致最後改弦易轍，搞起了帝制復闢，可是歷史的車輪終是袁氏等人所無法阻擋的，民主政治的潮流如長江大河，洶湧向前，袁氏等人的復闢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細品袁氏的政治生涯，其實可以以一言以精闢概括之：成也時勢，敗也時勢！
袁氏從當初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發展到最後手握重兵，權傾朝野的大員，其中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實在也離不開當時革命黨的「幫助」，特別是在滿清後期，若沒有神州大地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清政府國亂思良將，不得已才把已經被閒置一邊的袁氏啟用出山，則袁氏的命運也許就是終老山林，更加談不上什麼出將入相了，至於後來，這股革命的潮流更是被袁氏加以利用，作為與朝廷要價的砝碼，並最終藉此成就了其權傾當朝的舉足輕重的地位，造就了一代亂世奸雄。真可謂是時勢造英雄也。
等到袁氏當國以後，本來如果他能夠順應歷史潮流，堅定地沿著民主政治的道路走下去，那麼他也許將成為名載史冊的一代開國元首，並最終功成名就，但可惜的是，囿於其自身的局限，他最終無法看清這一點，再加上他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以及身邊的一大幫敗事有餘，成事不足的損友的推波助瀾，終於走了回頭路，玩起了帝制復闢，與歷史大潮相悖逆，最後導致功敗垂成，身敗名裂。真是敗也時勢，造化弄人！
雖然我們常說歷史是人創造的，有時候人也真的能夠改變歷史，但那往往得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社會環境下面，因勢利導，才能夠真正實現，離開這一點，則一切無從談起。而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硬要以一己之力，逆流而上，與澎湃向前的歷史潮流相對抗，最終只能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袁氏的失敗，在於他以及他身邊的一幹智囊們根本不懂這個道理，看不清當時的形勢，不懂得民主政治進程的不可阻擋，而強要與歷史唱對臺戲，那麼最終的失敗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可以說，袁氏的一生，正是成也時勢，敗也時勢的生動寫照。
篇三：袁氏當國讀後感
最近在看一本書，是唐德剛寫的《袁氏當國》，還沒看完，大致寫的是辛亥革命，袁大頭稱帝那個階段的歷史。
看到現在，感觸最深的，就是當年袁世凱邀請公共管理學的先驅，美國的古德諾老先生來中國研究專制和共和哪個更好的問題。
這位老學究研究了一六十三招，得出的結論——純學術性的——是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專制比共和更合適。
於是，袁世凱大人找到了理論依據，順理成章地登了基，高高興興地當上了他的袁大腦袋。苦了的是古德諾，再怎麼開記者招待會也沒用了，本來有希望當上美國總統，這回全沒戲了，還背了一個碩大的歷史黑鍋——支持復闢帝制。
真挺冤。
但接著往下看，發現當時有很多人是贊成恢復帝制的，而且聽聽「六君子」蔡元培、胡適之……這些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喝過洋墨水，智商絕對不低於180。
想想有點不明白了，按照中學歷史教材的權威記載，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怎麼還有人不明白這麼淺顯的道理。
再接著往下看，發現當時的民主真搞得不太明白，古老的中國社會，向著民主共和的方向努力，但也的確和民主共和的狀態有著太多的矛盾和衝突。
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比現在的印度還牛，根本不知民主為何物，沒有能力參與到用投票決定自己和國家命運的工作中。那認字的百分之二十，各種黨派山頭林立，把民主黨成了科舉的替代形式，入黨想的是當官，當大官。就是真正的興中會、國民黨員，也是腦袋一熱就把槍掏出來——宋教仁案還沒有定論（其實到今天也不能肯定地說，是袁世凱指使的，最有可能是傳統政治模式的犧牲品），就開始「二次革命」——黃興等人極力勸阻，無奈是黨內少數派，於是他們就用民主的形式，踐踏了自己制定的憲法。
有人認為二次革命是暴亂，我認為起碼不理智，不是民主政治的方法。
看到這裡，感到，有的時候，變革太劇烈了，變革的力量向原子彈爆炸一樣無法控制，任由變革本身推動社會的發展是不現實的，反而會毀滅社會。
這樣的例子很多，像法國大革命，那還是思想準備了幾百年，也是從頭亂倒底，吉倫特牌、雅各賓派……願望都是好的，決策也都是民主的，但腳底下是一片片的人腦袋。
直到出了一個拿著破輪的拿破崙，自己當了皇帝，才解決了問題。
篇四：袁氏當國讀後感
辛亥百年，往事並不如過眼雲煙。站在更自由、更開放、更文明的21世紀，回首101年前由「帝制」轉入「民治」，可謂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清末民初那段風雨飄搖的時光裡，出現了兩個影響歷史發展的重要人物，一是孫中山，一是袁世凱。惶惶恓恓，滄海桑田，對兩人的評價卻是亙古不變，前者流芳萬世，後者遺臭萬年。無異乎唐德剛先生在《袁氏當國》結尾說的：「自民國有史以來，吾尚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面評價之書。」，由民國九年走到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師尚且如此，何況吾輩？
袁老辣，孫天真
且讓我們回到1912年初，民國成立，清帝尚未退位的時候。袁世凱同時對付清廷和革命派的套路是「先養敵、後逼宮、再攤牌」。「養敵」是袁世凱放縱革命派壯大，實力卻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好讓自己有本錢同時和兩方面談判；「逼宮」好比曹丕逼迫漢獻帝劉協「禪讓」，袁世凱將年幼的溥儀和垂簾聽政的隆裕太后緊緊握在手裡，瞎編革命軍三頭六臂上天入地云云，恐嚇清帝退位；「攤牌」是孫中山承諾過，清帝退位之時，便是袁世凱接任大總統之際。
「攤牌」一項並非袁世凱威脅恐嚇革命黨，當時天下推舉袁世凱為總統的呼聲甚高，我認為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擁兵自重，北洋六師是正規軍，怎可與革命軍這種雜牌軍相比；二是袁世凱的中國式「光榮革命」，他可以不費一兵一將覆滅清廷；三是他聲稱上任後會推動民主共和政體的發展。這時他站在共和政體這邊，或許是出自真心實意，或許是靜觀其變，至於他後來為什麼開倒車復闢帝制，那是後話了。
一戰期間，日本先下手為強，逼迫袁世凱籤訂喪權辱國的「五號、二十一條」。袁世凱深知自己不是日本的對手，若是不肯彎腰就被毀滅。因此他故意將「二十一條」公之於眾，讓忙於一戰的列強回過頭來制衡日本，盡力將損失降到最低。如今看來，五四運動被罵為國賊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人實在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他們也有自己的難處啊，若非國弱，誰願意向列強低頭？總而言之，袁世凱是推翻清朝，維護民國初年安定局面的唯一一人，他的功績不該被淹沒。說孫中山推翻清朝、推翻封建制度，純粹是自欺欺人，「孫大炮」根本無此實力。
「孫大炮」究竟有多「大炮」、多天真，我們權且可以當做笑話聽聽，「國父」的聖光還是不該磨滅的。第一件事，孫中山沒有直接參與武昌起義，起義爆發時他正在美國科羅多拉州的一家中國餐館打工為生，接報之後火速趕回上海。長年在外宣傳革命活動的他，回來的時候卻是兩手空空，坦言「我一個錢也沒帶回來，我給你們帶來了革命精神」，真是辛苦了浴血奮戰的黃興等人啊。第二件事，袁世凱擔任總統之後，「宋案」發生之前，是孫袁二人的「蜜月期」。孫中山不是認為「三民主義」就剩下民生主義還沒完成麼，袁世凱為了「安撫」孫中山，便按照他的意思派他去「修鐵路」了。「孫大炮」腦子一熱，就立志在民國初年延長鐵路20萬裡（一說是10萬英裡）。截至2012年，中國鐵路總裡程才12萬公裡左右，想必袁世凱當時心裡就發笑。第三件事，二次革命後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入黨宣誓詞就有「服從先生，再舉革命」，黨內高級幹部均由黨魁直接指派等等，給人的感覺怎麼這麼像獨裁？
法治法治，先法後治
「宋案」發生之後，國內的輿論矛頭直指袁世凱。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可以通過此案向中國人灌輸歐美的法治精神。雖然黃興咬定是袁世凱做的，但他還是主張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可是孫中山一拍腦門就要興兵伐袁，這不是讓法律成為一紙空文，讓司法部成為花瓶麼？唐德剛先生說：「中山是個現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輕視法治，袁氏是個落後的老官僚，不動聲色地調兵遣將，來個兵來將擋，那就更順理成章了。」，即便是民國剛剛建立，百廢俱興，可這法治也不能說一套做一套吧，能讓別人對共和體制不寒心麼？
法治法治，先法後治，無法又哪裡談得上治？若說袁世凱上臺前制定法律的工作在正常運行，那麼袁世凱上臺後，制定法律更像是為他個人服務了。當然，其中也有成為後世立法藍本的法律條文，例如森林法、出版法、國籍法、著作權法等等，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功過理應折半。
雖說袁世凱稱帝前，將政府部門「打扮」得漂漂亮亮，儼然一副民主共和的氣象，然而細看其人員安排、權力制衡等各方面，不過是一出「披著共和外衣的中央集權」的小把戲。在當年袁政府中，官吏貪贓枉法逾500元便可判處死刑，雖說這是中央權力高度集中的要求和體現，但與當下風氣相比，我們還是要反思一下。
袁臭孫香，命哉時哉
按照唐德剛先生的意思，孫袁等人的命運決定於民國初年那個「爛攤子」，這是個無人可以收拾的「爛攤子」。孫中山、黃興等人半路轉手，沒有繼續打理這個外表是「勝利果實」，實質是「爛攤子」的中華民國，才免於一場千古罵名的浩劫；袁世凱是進退兩難，最終因開歷史的倒車而車毀人亡。
為什麼說民國初年是個「爛攤子」，我認為唐德剛先生的「歷史三峽論」可以加以說明。由帝制轉入民治，中國走的太快了。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存留下來的不僅僅是政治制度的問題，還有社會問題、思想問題等等，這些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咔擦」掉的，轉型需要一個長久的時間。大膽的說，我們現在還在這個轉型期裡面。這沒什麼可怕的，英國、法國走了幾百年的路才有今天的高度；美國是移民國家，一開始就有實行民主共和政體的「土壤」，它沒有君主、沒有過去、沒有思想殘留等等束縛。因此，民國只是一個初生的，長得像外國人，卻留著中國血的嬰兒，稍有不慎，便會夭折。
孫中山晚年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在撒手人寰之前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之他之前的輝煌事跡，這一切怎能不讓我們對他產生遐想和同情。 「孫大炮」始終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生搬硬套外國體制，不懂得結合國情，這樣的改革多半是要人仰馬翻的。若是沒有袁世凱，誰知道他會不會成為「袁世凱」？
後人對於袁世凱的最大詬病在於他的野心。沒錯，誰不想做皇帝，可他的野心最後也吞沒了他自己。然而其它因素的推潑助瀾也是必需的，例如「太子」袁克定的宣傳吹噓，假造《順天時報》，說日本人贊成袁世凱稱帝；古德諾教授的言論被誤解，弄巧成拙成為推崇帝制的先鋒；籌安會「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人都是幕後推手。正如曹操晚年，位極人臣，朝內大臣竟罔顧龍椅上的漢獻帝，奏表讓曹操稱帝。可惜袁世凱不做曹操偏要做曹丕，這罵名自然是他咎由自取的了。
《袁氏當國》一書提及蔣介石的《告國民書》，裡面有這樣一句話：「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對待歷史理應如此，了解透徹細節和利弊，方可作自己的結論，不可將絕對結論推而廣之束縛大眾。史實有時候會蒙蔽自己的雙眼，例如這次「再論孫袁」，實在是顛覆了很多認知。唏噓之餘，不禁感慨，真歷史往往比假小說更精彩。
篇五：袁氏當國讀後感
近期拜讀唐德剛老先生的《袁氏當國》一書，感覺受益良多。蓋唐氏應是多為欣賞袁氏，同情袁氏，但也批評袁氏。賞袁氏之才，嘆其傳統政治手腕之老辣成熟，也認為其是「治世之能臣」；惜袁氏生不逢時，偏生與他那時個社會轉型的亂世，令他成一個「亂世之奸雄」；也批其狹隘，不識唐氏所謂之的「歷史三峽」之局，悍然打起稱帝的大旗，終受各路「口誅兵伐」，而落一個連退而當大總統也不允的悲劇下場，頗似當年秦二世臨終的「三求」，真所謂「偷雞不著蝕把米」！
仔細想想，筆者以為袁氏經歷頗與法國路易·波拿巴相似。路易也是當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沒多久便也復闢帝制，當起了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崙三世），而那個短命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在一場激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中誕生。這些頗與中華民國誕生於辛亥革命，而民國不久，袁氏又要鬧做皇帝這一路線相似。這不由得令筆者想起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覺得袁氏亦有自己的「霧月十八」。
然而，袁氏又畢竟不是路易·波拿巴，袁氏的「霧月十八」遠沒有像路易那樣取得成功，袁氏這個「洪憲皇帝」每當幾天，就在全國的一致討伐下與他那個「中華帝國」一起見鬼去了。唐氏在其書中，他給出了很多角度的剖析解釋，其中給出了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注意，是歷史學家的角度而非政客、軍閥的角度）的解釋，即其「歷史三峽」論。
袁氏當國的歷史，是中國社會歷史正在發生巨變和社會轉型劇烈的歷史，這個轉型，用唐氏的話來說即是從「帝制時代」到「民治時代」的轉型，又或者用另一個角度來說是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近代化轉型。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轉型非從袁氏當國開始，而是早在鴉片戰爭後就已開始慢慢展開了，因為這個轉型是多層面的（經濟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外交的、軍事的、社會階層和生活的······）而非單一的領域，正如唐氏說所，
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它是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是中華民族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形態。政治生活只是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就中國歷史而言，中國明末清初以李贄和三大思想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為代表的知識界便已經開始泛起了反專制主義的漣漪，只是應者寡寡罷了，而他們的思想也被視為「異端」而受到壓制。自鴉片戰爭後，中國在內憂外患下開始了自己艱難的近代化路子，這裡面有西方影響，也有中國文化自身的營養。就這樣，中國歷史也翻開了近代歷史的篇章。「袁氏當國」就是這個近代化轉型時期的一個重要部分。作為中國近代化轉型的一部分，自然不應該脫開中國近代化轉型的大局來看。
在這個近代化大潮中，筆者十分贊同唐氏的「歷史三峽」論——社會歷史向前推進，沒有開倒車的餘地，從「帝制時代」走向「民治時代」這個方向不可逆轉，民治時代終將到來，這個就叫做「客觀實在」。
只是在這個「客觀實在」面前，袁氏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扛起了復闢帝制的大旗？唐老先生應該是從很多角度進行了闡釋，如袁的個人因素，袁的身旁人鼓動的因素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應該是那時的「社會存在」（筆者有意區分「客觀實在」和「社會存在」兩者，事實上，唐氏所講的「客觀實在」是一種規律性的東西，即一種真實存在的規律和趨勢，信奉的人會將其視為真理；而「社會存在」即現實存在的東西，換個說法也叫作「國情」，它也是物質性的東西，但卻沒什麼信奉與不信奉之說）
那時的「社會存在」是什麼呢？筆者認為無非這麼四個：
1。共和國體（現代的政治術語應該稱為「共和政體」，在此筆者沿用唐氏的叫法）；
2。軍閥政治
3。沉默的多數（silent majority）和吵鬧的少數（a quarreling minority）
4。內憂外患
當然，除了這四點外應該還有別的，例如「黑金政治」等等，但這些都可視為其中的衍生之物。
基於這些社會存在，「書呆子」古德諾寫下了《共和與君主論》，認為在當時的中國，君主制優於共和制，繼承式的寡頭制優於非繼承式的寡頭制。唐氏認為，古德諾的這篇謬論「還不算太繆。他的繆，是謬在他老學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唐氏還提到：
古氏對袁世凱作上述分析時，他也留了個但書：那就是這個反轉型政體（從個人獨裁，立正向後轉，再來搞帝王專制）必須：（一）要全民認可，不得稍有反對的動亂出現；（二）列強，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反轉型政體沒有異議；（三）要真正落實君主立憲的具體計劃。三者缺一不可也。
看來古德諾也是向袁世凱推銷「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呀！要全民認可，不就像路易得到法國小農的認可，然後又得到國會通過，恢復帝制嗎？
唐氏認為古德諾的理論「不算太繆」，但卻忽略中國的政治實際。唐氏書中這樣評論道：
他（古德諾）不知道，民國之所以能順利建立，實在是在中國試行君主立憲（戊戌變法）而徹底失敗的結果。如今改到實行共和，雖是困難重重，但沒有徹底失敗。此時要舍「辛亥」，而返「戊戌」，豈非庸人自擾？
唐氏的這一番評論開始時令筆者感到疑惑，在書的前篇，唐氏分明提到「二次革命的爆發，卻標誌著這個美國模式的徹底流產。」但細細想來，卻也可以理解。美國模式的徹底流產，另一共和大國——法國的模式呢？早在唐紹儀內閣的倒臺也表明其不適合中國當時國情。那怎麼辦？走自己的路，創自己的共和模式。這或許是唐老先生的所謂「雖是困難重重，但沒有徹底失敗」吧。基於這點，唐氏贊成袁氏的「可繼承式總統制」，做一個「皇帝總統」；但反對撕開總統外衣，復闢帝制，偏要帶上那個虛銜，這就成了在「歷史三峽」的洪流中中逆流而上的愚蠢行為，自然也就被一片痛罵了。
然而，若就「歷史三峽」論來看，何以路易·波拿巴能成事？這豈非與「歷史三峽」論相悖？唐氏書中有一篇章「歷史史實與歷史哲學」。唐氏說：「歷史哲學離開歷史史實便是空話······歷史事實如果沒有足以解釋它的歷史哲學來加以說明，那這個故事也就是一篇『官場現形記』而已。」顯然，歷史哲學與歷史史實是需要結合在一起的。而以「歷史三峽」論解釋袁氏的「霧月十八」，通；解釋路易的「霧月十八」，不通。何也？筆者愚見，以為純歷史學家角度不能解釋一切的「霧月十八」現象，因為事情的發生畢竟不是為了歷史學家的研究而發生，單純的歷史哲學也不能完全解釋一切歷史史實，又或者說微觀的具體歷史史實難以用宏觀的歷史哲學來解釋（例如「歷史三峽」論，筆者贊成這一觀點，但這是一個大局的趨勢，是宏觀的；而袁氏也好，波拿巴也罷，都是具體微觀的歷史現象，而歷史最終由「歷史三峽」論來書寫，無論是何種模式、何種道路、是何過程，都不能改變這一趨勢，這回過頭來看就是所謂的「客觀實在」了。這正應了那句話，歷史是波浪式前進的）。這也或許為何唐氏要多層面來剖析袁氏為何失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