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留清白在人間——悲劇英雄于謙

2023-09-12 14:34:25

于謙(1398～1457)，現代浙江錢塘縣(今杭州)人。幼年勤學，十五歲就考取了秀才。他很仰幕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為人，書齋裡曾懸掛文天祥的畫像，他在「畫贊詩」裡寫有「殉國忘身，捨生取義」「寧正而死，弗苟而全」等辭句，反映出他在年輕時就把自己品德個頭的水平，指向祖國歷史上第一流英烈人物。這時候于謙還曾寫下《石灰吟》和《詠煤炭》等詩，用隱喻的手法來寄託他的雄心壯志。

一、清正廉潔

　　于謙(1398～1457)，明代浙江錢塘縣(今杭州)人。幼年勤學，十五歲就考取了秀才。他很仰慕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為人，書齋裡曾懸掛文天祥的畫像，他在「畫贊詩」裡寫有「殉國忘身，捨生取義」「寧正而死，弗苟而全」等辭句，反映出他在年輕時就把自己品德修養的水平，指向祖國歷史上第一流英烈人物。這時候于謙還曾寫下《石灰吟》和《詠煤炭》等詩，用隱喻的手法來寄託他的雄心壯志。如他在《石灰吟》裡寫道：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他在《詠煤炭》裡寫道：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

　　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這兩首詩表現了他要為國家建立功業貢獻出全部力量，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在家讀書的年代裡，于謙勤苦為學，關心國家安危。到二十四歲時，進北京應考，中了進士，被任命做山西道監察御史，後又調到四川、貴州等處。他常著便服，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訪問疾苦，改革弊政。

　　1426年(宣德二年)，明宣宗親徵叛藩漢王朱高煦，于謙從徵有功。次年，巡按江西，由於廉明奉公，平反冤獄，嚴懲貪官，備著聲譽。

　　1430年(宣德五年)，宣宗特任于謙做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撫山西、河南。巡撫是明朝地方行政最高長官，他到任後，親到各州縣鄉裡，訪問父老，得知應興革事項。立刻向朝廷建議。當時內閣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等也都支持于謙，因而他的意見多被採納。于謙在山西、河南做了十九年(1430～1448)巡撫，辦了很多好事。例如：豁免農民欠租，減輕商販稅率，設置各州縣的「平準倉」「惠民藥局」，調節糧價，賑救貧苦，廣修道路，植樹鑿井，發展交通，便利行旅等。他又歷年繕築黃河堤岸，興修各地水利；在1445年(正統十年)，曾安置流民二十餘萬人，分給地畝，貸予耕牛種子，兩省農業生產，多得增長。于謙勤政愛民，始終如一，他年年奔波於太行山區和黃河南北岸。在他的詩裡，隨時可以看到他的行蹤，如：「三晉衝寒到，中州冒暑回，山川原不改，節侯自相催。」是寫他巡視時不避寒暑。又如「碗子城邊路，年年幾度過。山川認行色，花鳥熟鳴珂」，是寫他年年要路過太行山一次。又如「月落日未出，東方隱又明，雲連懷慶郡，霧繞澤州城」，是寫他遊巡境內各州縣，曉行夜宿，十分辛苦，不辭勞累的情況。由于于謙具有這樣的品德和作風，所以民間稱讚他為「於龍圖」，有些地方還建立了于謙生祠。

　　正統初年，明朝政治漸趨黑暗，官僚中分為邪正兩派，發生鬥爭。當時皇帝英宗(朱祁鎮)年幼荒嬉。正統七年以後，宦官王振專政，擅權納賄，驕橫日甚。于謙在行政上也遇到了阻撓。他每次進京奏事，總是不帶任何禮品贈送權貴。有人勸他少帶點著名土產，如合薌(即線香)、幹菌(蘑菇)、裹頭(手帕)等物，以便送些普通人情。于謙對閹黨的濫作威福本來就是極其痛恨的，因此他笑著舉起衣袖說：「帶有清風!」並且還作了一首《入京詩》來諷刺這些勸他的人：「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這首詩遠近傳誦，成為一時佳話。

　　1446年(正統十一年)，王振誣劾于謙，逮捕下獄，判了死刑。但晉豫百姓萬人到京請願，要求于謙繼任巡撫；貴族周王、晉王等都上書替于謙伸冤。閹黨懾於公論，只得釋放于謙，恢復原職。這裡我們要特別指出，于謙堅決反對閹黨，不顧死生，只是為了愛民愛國而伸張正義，非關私人的恩怨從忤。于謙對閹黨鬥爭的主要原因是長城邊防問題，因為十五世紀三四十年代裡，明朝北邊形勢緊急，于謙經常關心邊務。相反地，王振閹黨卻侵奪大同、宣府一帶的軍屯耕地，佔役軍丁，挖空了軍事實力，轉飽私囊。于謙曾多次奏彈邊鎮監守貪汙的罪狀，他和宣大巡撫羅亨信等意見一致，要求實行檢察軍屯田糧，整頓邊防。因此于謙被誣下獄，實非偶然。1448年(正統十三年)于謙被削奪了巡撫、御史等職，調到京城只做兵部左侍郎，但他仍對國防提出了積極建議，同樣由於閹黨的壓抑，不得實施。

　　二、保衛京都

　　1449年(正統十四年)，明朝發生了「土木之變」以後，于謙在軍事方面要完成保衛京城鞏固國防的緊急任務，在政治方面就不得不跟閹黨作生死鬥爭。

　　先談瓦刺也先南侵時的形勢。自從十四世紀末，北方韃靼各部勢力衰落，蒙古西部的瓦刺就日漸強盛起來。十五世紀時，瓦剃統治集團以也先為首用武力統一了蒙古各部，形成北方最大勢力。也先統治區，西起阿爾泰山，東抵遼河，北包貝加爾湖，南接明朝長城。也先經常以「進貢」為名，向明朝索取巨額的「頒賞」。也先更想攻佔北京，讓元朝復闢。1449年，他大舉侵明，就是抱著所謂再「求大元一統天下」的政治野心。

　　在明朝方面，皇帝英宗童騃驕縱，一切軍政大事，全由太監王振代理，王振胡作非為，殘害忠良，廣植私黨。1449年當也先入侵時，王振更想利用皇帝「親徵」，幸取戰功，提高個人威勢。在這樣政治昏濁的情況下，王振就掌握了戍衛京城的禁軍的全部指揮權。七月十四日下令出兵，十六日就必須啟程，行軍部署毫無成算。當時瓦剌軍侵人大同、宣府、獨石、延慶等邊塞，明守軍節節敗逃。英宗、王振竟貿然驅使大批中央高級官員和「前軍五萬騎，吏卒私屬達五十萬人」，冒著狂風暴雨，擁出居庸關向大同進發。八月初一，到達大同。瓦剌軍暫退塞外，誘明軍深入北上。但王振等看到邊兵敗亡，橫屍滿野的慘狀，卻惶懼失措，揮軍急退。十三日退到土木堡(今懷來縣西)狼山一帶，瓦刺追兵從後面兩路逼來，王振派兵迎敵，均敗潰；兵部尚書鄺埜三次奏請英宗突圍，均為王振阻。十四日黎明，瓦刺軍四面合圍，十五日瓦刺軍詐退，明英宗急派使臣去瓦剌軍營向也先講和。也先也派使臣持文書來明營，英宗命學士曹鼐草文書，派通事二人隨也先使臣去瓦刺軍營。王振立刻下令移營就水，明軍人馬饑渴，士兵爭先跳越營邊壕塹，隊伍混亂，不能停止。瓦刺騎兵忽從四面衝來，呼嘯列陣而人，奮長刀猛砍明軍，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明軍棄甲曳兵，裸袒蹈藉，屍體蔽野塞川。英宗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盤膝面南坐，遂被俘虜。在混戰時，扈從大臣如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等高級官員五六十人都被敵軍所殺。軍士棄屍數百裡。其實當時追來的瓦刺軍僅兩萬餘，而明軍五十萬人，死亡過半，騾馬二十餘萬以及衣甲、器械、輜重全被也先軍所奪。太監喜寧投降，將明朝虛實情況完全告給也先。當英宗被俘時，護衛將軍樊忠從旁用所持長錘把王振捶死，痛罵道：「我替天下誅此奸賊!」遂衝向敵軍，殺敵十餘人，最後戰死。這一場大混戰，歷史上稱為「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後，明朝首都北京立即捲入戰場的前哨，政局空前混亂，危機四伏。皇太后和留守京城的[成阝]王朱祁鈺急召大臣朝議。翰林侍講徐理竟公然主張逃跑，倡言南遷金陵，可避災難，於是空氣更加惡劣，群臣都猶豫昏惑，只知聚哭殿前。于謙厲聲斥責徐理說：「倡議南遷者，當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誰不知宋朝南渡的禍患。請立刻調動四方兵勤王，誓死守衛京師。」于謙的正確主張，得到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的同意，皇太后、[成阝]王等慢慢地清醒過來，便把守城抗戰的責任全部交給于謙。于謙等遂即建議：(一)調山東沿海備倭軍和漕渠運糧軍急援北京，並令全國各地起兵勤王。(二)提前發給官兵半年的或一年的祿餉，讓他們自己到通州倉庫取米，並號召百姓參加搬運通州軍資進北京城。(三)動員京郊居民進城，並招募新兵，優給糧銀。(四)肅清潛藏在京城內外的間諜等敵人。(五)從土木堡戰敗逃回的士兵，免予處分，仍要報名，各賞銀布操練守城。(六)加強城防工事，趕造兵器，同時急運南京內庫軍器三分之二北上。八月二十一日，于謙被任做兵部尚書，當時，以于謙為首和以商輅、王竑、袁時、吳寧、王偉、朱驥等為主幹的愛國官吏一致堅決主張抗戰。于謙明確提出了「社稷(指國家)為重，君為輕」的口號，認為英宗既成瓦剌俘囚，帝位不應虛懸，遂奏請皇太后讓[成阝]王監國。並將閹黨馬順、毛貴等簍死，王振家族全部刑斬，以平眾憤。又將閹黨郭敬等治罪。這樣，在一定程度上鎮壓了閹黨，振奮了士氣。九月六日，[成阝]王正式登皇帝(景泰帝)位，遙尊英宗做太上皇，明朝中央政局更顯穩定。同時，于謙又選派得力將領，增補關隘，加派援軍，重新調布了長城邊防。于謙治軍，賞罰嚴明，教練有法，特別重要的是于謙把抗擊瓦刺入侵看成全國一致的神聖愛國任務，廣泛地發動人民報效殺敵，保衛國家，從而獲得了源源的新兵，扭轉敗局，保證了抗擊的勝利。

也先俘捉英宗以後，就想利用這個「御駕」做招牌，威脅並詐誘明朝各邊鎮開城迎降。由于于謙嚴令各將領堅守關隘，「自今瓦剌奉駕(太上皇)到，不得輕出」。因此也先擁英宗到宣府、大同等處，守將都閉門不納。九月末，瓦剌發動了第二次總攻勢。十月初，瓦刺別部三萬騎攻遼東各鎮，同時別部進犯甘肅沿邊。也先率主力軍騎兵三萬掠大同，直衝紫荊關，阿刺率二萬騎突人古北口。十月九日，也先破紫荊關，阿刺等軍從赤城南下，兩路向北京合圍。當時在北京，明朝從各地徵調和新募的軍隊約二十二萬人，但有盔甲者僅十分之一。各將領地守城方略議論紛紜，多主張退軍城內，堅壁清野，以避敵鋒。于謙堅決主張必不可示弱。當列陣郊外，迎擊敵軍。他親身披擐甲冑，主持大軍，駐營德勝門外，分配防衛九門兵力，指定負責將領，誓告全軍，效忠衛國。特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變前隊」，於是人人感奮，士氣昂揚。

　　十一日，瓦刺軍列陣西直門外，兩軍對壘。也先仍揚言要釋放「聖駕」，脅迫明朝屈服講和，並指出要于謙等大臣出來迎接，但被拒絕了。當夜，明軍進擊瓦剌軍先鋒於彰儀門外，獲得第一次小勝，軍威大振。次日，明軍在各門外略有斬獲。十三日，瓦刺軍和明軍在德勝門外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當時天寒，降雪，又大風，忽而雷電降雨。于謙先派石亨領兵埋伏在道旁民間空屋內，另派小隊騎兵做急前鋒，衝擊瓦剌軍陣，接戰時假裝敗退，也先立刻揮動精騎萬餘，呼嘯追來，直逼明軍。于謙待敵軍進城，令神機營火炮火銃齊發，同時石亨伏兵驟起，前後夾攻，也先軍驚擾，明軍副總兵範廣驍勇絕倫，躍馬當先，衝入敵陣，部下將兵齊力殺進，瓦剌軍大敗於城下，死傷無數，也先弟平章孛羅卯那孩，在搏戰中被大炮擊斃。瓦剌軍轉攻西直門，都督孫鏜率軍迎擊，瓦刺軍稍向北退，孫鏜追擊，瓦剌軍增援反撲，孫鏜軍拼力血戰。明軍高禮、毛福壽等率兵從南面來助戰，激戰更急，戰陣漸逼近城門時，城上守程信急發箭炮助戰，會石亨領兵又從北面趕到，瓦刺軍三面被圍攻，才向西南退去。這是明軍給也先以迎頭痛擊的第一次大會戰。次日，于謙又親自指揮都督毛福壽等軍大敗瓦刺軍於彰儀門土城外，在兩軍搏鬥時，京郊居民配合官軍奮勇殺敵，紛紛跳上屋頂牆頭，猛飛磚石，呼聲震天，瓦剌軍驚愕潰逃。這是明軍第二次大勝。繼而京郊軍民配合展開了追擊戰，瓦刺軍別支部隊分掠各州縣農村，也多遭民兵抗擊。也先迫使明朝「迎駕」的陰謀，毫未得逞，在五天的激戰中，又連戰連敗，死傷很多，也先大感沮喪。另外瓦刺軍在居庸關也被明守將羅通擊敗。十五日夜間，瓦剌軍拔營潛遁，于謙派石亨率軍追擊到良鄉以西。十七日，也先擁朱祁鎮出紫荊關退去。九、十月瓦刺軍焚掠山西、河北各地，也都被驅北退。十一月八日，瓦剌退回塞外，京師宣布解嚴。

　　明朝守御京師，抗擊瓦刺入侵是正義的衛國戰爭。在廣大人民英勇地從事保衛祖國鬥爭的基礎上，于謙等能夠積極運用政府機構迅速集結了部分軍事力量，及時鼓勵士氣，親臨戰場，指揮軍事，因此使得保衛京師的戰爭，獲得勝利，把明朝從敗亡的嚴重危機中挽救了出來，並且保障了正在走向繁榮的北方生產事業和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

　　三、迎回英宗

　　也先在京郊受到打擊退回塞外後，于謙對於國防軍事的布置，並未稍懈。首先是加強保衛京師的力量，擁調遼東、宣府部分軍馬來到京師，並命大同總兵郭登隨時準備率所部到京師增援。京師稍見穩定後，于謙進一步加強邊關的防禦。對宣府、居庸關以及保定、河間、真定各處，增派大將鎮守。又派顧興祖、劉安等率兵修筑北邊關塞要隘並增調軍隊防守。

　　1450年(景泰元年)，春夏兩季，瓦剌軍對明朝北邊連續發動了廣泛的攻勢，進攻寧夏、大同以後，又侵擾慶陽、朔州、陽和、萬作等地，但都吃了敗仗。另外，當時也先、脫脫不花和阿刺知院三方面對明朝的態度也各不同，他們都想單獨先取得和明朝「通貢」和「互市」的經濟利益，因而相互猜忌。于謙就在這時先派使臣和脫脫不花交涉，獲得了初步協議。因此，也先拘留朱祁鎮，原以為奇貨可居，這時反成為對明朝交涉上的絆腳石。終於被形勢所迫，不得不將明英宗送回。可以說正是由於明朝在實際戰爭中取得勝利，政治策略正確和軍備的充實，才能對瓦刺交涉上取得了全面的主動權，終於收到勝利的結果。英宗回國後不久，也先派使臣前來，要求通貢，雙方又恢復了正常的互市關係。另一方面，由於也先侵明失敗，以及虐待諸部，日益驕橫，引起各部族酋長互相猜忌和仇殺，也先攻殺脫脫不花汗，隨後阿刺知院又攻殺也先。自從也先死後，瓦剌部屬分散，勢力就衰落了。

明軍雖然從崩潰敗逃轉到勝利，但各方面遭受的戰爭創傷，是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恢復的。在瓦剌進攻京師被擊退後，明朝論功行賞，升加于謙的官職稱少保總督軍務，仍掌兵部尚書事。于謙辭讓道：「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于謙在朱祁鎮回京以後，首先向朝廷提出「上皇雖還，國恥未雪」的警告。他條諫各項安邊的策略，堅持執行，專力於國防的充實。一面加強真定、保定、涿州、易州以及永平、宣府、大同、居庸關、山海關多處的防務增加守軍人數，按時修繕城堡，並於1451年(景泰二年)遣都督僉事孫安率輕騎出龍門關收復獨石、馬營等八城，募民屯田，且耕且守，這樣就使宣府、懷來的防務更趨鞏固；一面對官軍的貪汙怠職等弊端，嚴加糾察，整肅了軍紀；另外還推薦平江侯陳豫鎮守臨清，增築新城，保護漕船運輸的要道寨運河；又對馬政、陣法、戰車、軍器、軍功制度多所改進。對於火器，又提倡創造，如採納巡關侍郎江潮的建議，製造「火傘」，燃放出去，可以驚潰敵軍馬隊。又採納應州人師翱的建議，製造有機關的火銃，短時間內可發三次，射程達三百步以外。

　　于謙以為雖然瓦刺暫時求和，但是明朝若不加強國防，還是不能制止瓦刺的侵擾，於是進一步積極著手改革京營的軍制，創立了團營。

　　原來明朝京衛軍隊，分別隸屬於五軍、三幹、神機三大營。五軍營是洪武時編定的軍制，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三千營是永樂時編定的，都是騎兵，專管扈從皇帝出入。神機營是永樂時對交趾作戰時編定的，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馬隊在內。三大營各有總兵官，不相統屬，同時五軍都督府調動，平時掌府官只管軍政文書，不管操練，戰時分別調遣，號令不能一致。將領和軍士彼此也不熟悉。正統時，京營軍士四十餘萬，由於營政廢弛，作戰能力很低，「土木之變」，京軍傷亡很多，營制更紊亂。

　　于謙於景泰二年開始改革京營軍制，於三大營中挑選精勇軍士十萬人，編為五營操練，叫做團營。第二年，又將團營軍士增加到十五萬人，分十營操練，於景泰三年，團營制度完全確立，沒有選人團營的軍士，仍歸三大營，稱做「老家」。

　　十五萬精銳京軍，分編十團營。每團營一萬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統率本營，叫做「坐營都督」。每一坐營都督下，設都指揮三人，各統領軍士五千人。第一都指揮下又設把總五人，各統領軍士一千人。每一把總下又設指揮二人，各統領軍五百。每一指揮下，設領隊官五人，各領軍士一百人。每一領隊官下設管隊二人，各領軍士五十人。以上十團營設一總兵官，明廷命石亨充任。于謙對於京營的改革，改變了京軍各營互不統一，每遇調遣，號令頻更，兵將不相識的偷怠紊亂情況。于謙更積極招募民兵，充實軍隊的作戰力量，遣使分募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民壯，撥山西義勇守大同，並用民兵防守紫荊、倒馬二關。這些措施，特別是新軍(十營團)的建立及戰守部署等，使明朝國防漸趨鞏固。

　　四、于謙之死

　　當于謙抗戰派正在日以繼夜地瘁心於加強邊防，改革京營軍制的時候，腐朽的上層統治集團在宮廷內部卻醞釀著一股爭奪皇位的暗潮。

　　當朱祁鎮被瓦剌釋放回到北京時，朱祁鈺把他看作是最危險的政敵，立刻禁錮在皇城裡的南宮內，他所住的宮叫崇質宮(俗名黑瓦殿，在南池子普渡寺一帶)。這一帶地區，永樂時稱為「東苑」，又叫「小南城」。這是個離宮別館，朱祁鈺把朱祁鎮幽禁在這裡，特派靖遠伯王驥守備，不許他和外面交往。

　　1452年(景泰三年)，朱祁鈺廢皇太子朱見深(朱祁鎮子)，更立他的兒子朱見濟做太子，朱祁鈺這種自私的行動，于謙是不贊成的，因此朱祁鈺對于于謙漸見疏遠，不肯授予于謙以全面行政的實權，僅因防邊多事，才使于謙長期專任兵部。于謙對於當時的勳戚貴幸的貪鄙忮懦，多所年輕，因而對於閹黨邪派的陰謀活動，也就警惕不夠。于謙遇到閹黨破壞和搗亂的時候，常憤慨地捫胸嘆息，曾說：「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表示決不向他們讓步。

　　于謙在用人行政中，對貪汙橫暴的高級軍官，嚴加劾辦。石亨在德勝門外的戰功，並不高于于謙，受封世襲的侯爵，自覺愧心，曾上疏推薦于謙長子于冕做都督府前衛副千良。于謙上疏懇辭，並指責石亨位居大將，不選拔軍伍中人材，報效國家，單獨薦舉于冕是不合公論的。同時指出：「臣於軍功，決不冒濫，縱慾為子求官，自當乞恩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石亨聽到于謙嚴厲的指責，便積恨在心。石亨身任京營總兵，提督十團營，驕縱枉法，勾結營私，于謙屢次對石亨加以奏劾，石亨更切齒痛恨。另外，都督張軏先後因犯軍律，曾被于謙彈劾，也怨恨于謙。太監曹吉祥也因監守軍務時被于謙所制裁，平素也甚耿介於心。前任兵部尚書王驥因在正統時黨附王振，行為驕縱，景泰時曾受裁抑，但他屢思跋扈，由于于謙不肯推薦，因此也對于謙懷有嫉恨。總之，僅只在改進軍務方面，于謙就遭到了許多的阻難。

　　1453年(景泰四年)，皇太子朱見濟忽然病死。後來一部分較正派的官員，主張恢復朱見深做皇太子，遭到朱祁鈺的壓制。另一方面，復闢的陰謀，卻暗地醞釀著，終於爆發了「奪門」的事件。

　　「奪門」的主角是太上皇朱祁鎮，他在土木堡喪師辱國被也先俘虜，幸賴于謙等領導軍民抗戰勝利，才得被釋回國，但是朱祁鎮不考慮軍國大事和抗戰的客觀，從而對于于謙等抱有莫大的私憾。朱祁鎮回到北京後，朱祁鈺已經代替了他的皇位並且把他禁錮在南宮，因此他們兄弟之間是仇恨深重的。「奪門」事件的主要推動者是石亨、徐有貞、曹吉祥、楊善、王驥漲軏等。其中石亨、張軏掌握京營軍權，王驥的職務是守備南宮，曹吉祥是京營監軍太監。所以走通官禁，有便利條件。他們就利用京營軍權，做發動宮廷事變的工具，楊善過去諂附王振，曾做過出使瓦剌的使臣，迎得朱祁鎮回國，超出了朱祁鈺的旨命，朱祁鈺對他不滿，後來又向曹吉祥、石亨獻媚，自然就密切勾結起來了。徐有貞(即徐理)，在也先入侵時主張南遷，被于謙所駁斥，為輿論所不齒，後來諂附陳循，升官到副都御史。這一群貪殘陰險、結黨營私的官僚們拼湊到一起，都想利用朱祁鈺和朱祁鎮兄弟二人的尖銳矛盾，假手為朱祁鎮奪回皇位，大攪混水，乘勢摸魚，做自己升官的打算。

　　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鈺病重，不能臨朝，命石亨代行郊祭典禮。石亨等密謀，認為是發動復闢的好機會，石亨、曹吉祥、徐有貞、張軏、王驥等潛納京軍進皇城，率眾急奔南宮，毀牆裂門，掖朱祁鎮登輦，闖入皇宮，強登奉天殿，宣告復闢。朱祁鎮復闢後，反誣于謙、王文等謀叛，逮捕下獄。廷審時，徐有貞當眾喝令法司把于謙等痛加拷掠，王文不勝激憤，激辯不已。于謙笑道：「亨等意耳，辯何益!」遂被判處謀逆罪，坐死刑。抄沒家產時，發現于謙「家無餘資，蕭然僅書籍耳」。將殺于謙時，朱祁鎮猶豫說：「于謙，實在是有功」。徐有貞秘密進言道：「不殺于謙，此舉(奪門)為無名」，遂下毒手。隨後凡于謙所推薦選拔的文武官吏都受到迫害，石亨等更嚴厲地殘害抗戰派人物，又列名鏤版榜示「于謙黨」於天下。于謙死後，國防又陷於廢弛。

　　民族英雄于謙，在腐朽的封建統治者的政變中慘遭殺害，死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時年六十歲。于謙遇害時，「行路嗟嘆，天下冤之」，「京郊婦孺無不灑泣」。後來北京還出現了懷念于謙的童謠：「鷺鷥水上走，何處覓魚嗛(指于謙)」。于謙家屬被械繫，長子于冕遣戍龍門。指揮同知陳逵感念于謙的忠義，收殯于謙的遺骸。于謙婿朱驥把于謙的靈柩運回故鄉，葬於西湖三臺山麓。

　　于謙在景泰時的故宅，在北京崇文門的西裱褙胡同，于謙被殺後籍沒充公。成化初，于冕被赦，上書訟父冤，明廷恢復于謙生前原有官爵，並將故宅改為「忠節祠」，祠內閣上有清人孫詒經的「熱血千秋」和「帝念有功」，群小讒謀冤太慘；公真不朽，故居歆祀地猶靈」等題詞。在現在北京歷史博物館裡存有一幅于謙墨跡，是他在保衛北京時寫給兵科給事中葉盛詢問巡視東城防務情況的手令。明代民族英雄于謙的遺物是永遠為人民所愛護和珍視的。在三臺山于謙墓前，成化間當地人民也建立了「旌功祠」來紀念他。于謙的祠墓和南宋民族英雄嶽飛的祠宇都在西湖岸邊，同樣為祖國人民所崇仰。

　　于謙從他人宦途時起，廉潔正直，愛國愛民，在政治上卓具識見，並有所建樹；而他在抵禦瓦刺入侵時所發揮的作用，在當時對於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和北方經濟的發展，更有不小的貢獻。于謙的功績是不朽的，他是我國歷史上值得後人紀念的一位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