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鐘看懂直奉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經過與結局）
2023-09-11 20:19:58
參加第一次直奉戰爭的直軍，部署以京漢線北段為作戰中心，下分東、中、西三路，東路司令張國熔，率第二十六師及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混成旅，駐防任丘、大城，負責津浦線方向；西路司令王承斌，率第二十三師、第一、第十五混成旅，駐防琉璃河、良鄉，負責京漢線方向；中路司令由吳佩孚自兼，吳既為直軍總司令，負責指揮全盤戰事，同時率第二十四師及第三師一部，駐防固安、霸縣，位於津浦與京漢線之間，負責照應東、西兩路，機動運用；令魯督田中玉，「如奉軍開徐州，萬勿令其通過」，以切斷奉軍與浙江皖系軍隊的聯絡通道；曹錕坐鎮保定，鎮守後方，往來支援。
直軍總兵力約十萬人，數量少於奉軍，為保證作戰重點，遂主動放棄津浦線，收縮兵力於京漢線，以保定為中心，成三角陣形，態勢穩固，進退有據，確保防禦，再圖進攻，體現出吳佩孚的軍事素養與指揮謀略。時人論之為：「吳氏之作戰計劃，在縮短戰線，以謀交通便利，兵力集中」；「或以為吳氏讓津浦路於奉軍，未免失策，而不知吳氏固以予為取，將以誘其深入也。」
「此次直軍防務，布置迅速周密」，是其能最終獲勝的重要原因。4月22日，吳佩孚向各部發出號令，「通令各路軍隊速進，奉軍已於二十六號攻擊」。25日，吳佩孚自洛陽啟程赴保定督戰。27日，吳佩孚通告各部，「定二十九日開始運動，已到者準備，未到者速進」。28日，吳佩孚向直系各督發出密電，稱「奉軍堅不撤退，依然節節進逼，不得不實行抵禦」。吳佩孚還向部下軍官鼓動說：「此次興師，純為抵抗武力之壓迫，惟力是視。事成則民國之福，不成則以死繼之。若失敗之餘，託足於異國國旗之下偷生，非吳佩孚也。」
奉軍總司令張作霖，副總司令孫烈臣，參謀長楊宇霆，總兵力約十二萬人，其部署東線以京奉、津浦線為中心，總司令張作相，下轄第一梯隊張作相部第二十七師駐防廊坊，第二梯隊張學良部第三、四混成旅駐防靜海，第三梯隊李景林部第七、八旅駐防馬廠；張作霖坐鎮津東軍糧城，指揮一切；西線以京漢線為中心，總司令張景惠，司令部設長辛店，下轄第一梯隊張景惠部第一師，第二梯隊鄒芬部第十六師及第六混成旅，第三梯隊鄭殿陞部第二、九混成旅，駐於北京南郊長辛店、南苑等地。奉軍人數及裝備數量與質量均超過直軍，但其部署注重進攻，攤子鋪得過大，兩線作戰，兵力分散，中央空虛，易為對手所乘，且深入直軍地盤，後方補給線較長，為直軍突破留下了易受攻擊的軟肋，也為作戰失利伏下了隱患。 「所謂入人之地深，為兵法所忌。況千裡運糧，於軍不利」。
時人論戰前直奉雙方的軍事部署，認為「奉軍意在久持，直軍意在速戰」，而戰事的演進，則基本符合直方的預期和部署。惟就直奉雙方的戰前態勢而言，「直軍志氣激昂，軍紀嚴明，且調動軍隊非常迅速，三日內即將前線軍隊調齊。而奉軍秩序不整，隨意遊行，其調動軍隊甚為濡滯，由奉至前線，十日內仍未布置妥貼，加之軍心渙散，有一營開至楊柳青，逃散過半，故人心皆傾向直軍。至飛機重炮，兩方皆有，軍器銳利亦頗相等，惟直所缺者餉項，奉所缺者海軍耳」。「直軍步兵優於奉，奉之騎兵勝於直」。兩相比較，直軍在技術方面稍佔上風，再加上相對合理的戰略戰術和吳佩孚的有力指揮，戰爭的結局偏向於直方並不意外。
直奉兩軍正式交戰前，已有規模不等的接觸。4月26日，直軍在東路首先發動進攻，與奉軍在任丘接戰，此後戰火擴展到靜海、馬廠、文安、青縣一線。直軍初戰得手，但旋因奉軍李景林部反攻而敗退，丟失大城。西路直軍則在良鄉附近與奉軍接戰，暫成膠著。29日，直奉兩軍同時下令發動總攻擊，第一次直奉戰爭的大幕正式拉開。
第一次直奉戰爭的戰場分東、中、西三路，其中西路京漢線戰場為直軍布防重點，戰況最為激烈，對戰局進程的影響也最大。4月28日，直軍首先進攻西線奉軍司令部所在地長辛店，與奉軍展開激戰，直軍一度攻入長辛店，後因奉軍來援而退出。29日，奉軍與直軍激戰良鄉，兩進兩出，直軍反敗為勝，終保有良鄉，並進至長辛店。自30日到5月2日，直奉兩軍集中西線兵力數萬人，在長辛店及其附近地區連續展開三日大戰，其間炮火之猛烈、戰況之激烈為北洋時期軍閥內戰中之少見，雙方反覆拉鋸，死傷慘重，各折旅長一人（直軍旅長董政國，奉軍旅長梁朝棟）。奉軍炮兵實力明顯佔優，炮火較為猛烈，「如此濫用炮火，為歐洲戰事中所未見」。但吳佩孚的戰術運用較為靈活，注重揚長避短，以步兵進行夜戰和運動戰，既可避開奉軍炮火，又因地利而使奉軍處於被動地位；奉軍騎兵本為其強項，但在狹窄地域用處不大，而且用於正面作戰，難免炮火襲擊，結果「直將騎兵作成無用之物，與原計劃全相違背」。
同時，直軍淵源於北洋軍系正宗，作戰訓練、經驗與歷史均強於出身「草莽」的奉軍，從而逐漸掌握了戰場主動權。直奉雙方還出動了當時很少見的飛機助戰。「直系利用其航空優勢，派飛機在長辛店投擲重磅炸彈，對奉軍彈藥、給養、車輛等軍用物資實施轟炸，炸得車輛翻滾、軌道紛飛，房屋震塌，並引起彈藥爆炸和熾烈的燃燒，使奉軍的前後方同時受到極大的威脅」。5月4日，吳佩孚親臨前線督戰，直軍向奉軍發動多路進攻，並利用奉軍鄒芬部第十六師原為直系馮國璋舊部的關係，誘迫其降直，致奉軍自亂陣線，「驟然退下，致不可收拾」，戰場態勢開始對直軍有利。奉軍「子彈不繼，士無戰志」，主帥張景惠信心動搖，未能堅持，先是退往豐臺，繼又脫離指揮，乘車逃往天津。奉軍失去統一指揮後，全線潰退，直軍連佔長辛店、豐臺。5日西路戰事以直軍獲勝而告終。
中路津浦、京漢線之間戰場的戰鬥主要發生在固安。29日大戰開始後，直奉雙方互有勝負，奉軍於29日和5月1日兩克固安，但又被直軍兩度奪回。奉軍新銳張學良、郭松齡部加入戰鬥後，戰況愈加激烈，直奉相持不下。為了佔得主動地位，直奉雙方主將吳佩孚、張作相均親臨前線督戰。「奉軍對於此路，本抱極大希望，故不惜重大之犧牲，而卒為直軍盡力制止，不得逾固安一步」。結果，奉軍首先不支敗退，5月4日，直軍連克永清、楊村、落垡，張作相敗逃天津。5日直軍佔廊坊，中路戰事又以直軍獲勝告終。
東路津浦線戰場以大城、馬廠為重點。戰爭開始後，奉軍初時在東路佔有一定優勢，29日佔大城。30日，直軍後續部隊開始反攻，與奉軍在大城一線展開反覆激戰，5月1日奪回大城，此後雙方爭奪的重點移至馬廠。3日，「直軍忽得中路勝訊，士氣大奮，奉軍始不支，向唐官屯、靜海敗退。直軍遂克馬廠、青縣」。4日，直軍在西、中兩路連續獲勝的消息傳至，奉軍士氣大受影響，主帥「張作霖一日夜連聞中、西兩路敗訊，知大勢已去，遂帶六車頭，運殘部萬餘人，離軍糧城奔灤州」。戰局發展至此，奉軍一路敗退，直軍勝勢已定，4日佔靜海，7日追至前奉軍總司令部所在地軍糧城。隨後，吳佩孚將司令部移至軍糧城，下令直軍對奉軍潰兵「趕速設法收束，解除武裝及槍枝，發給川資執照，遣送回籍。如有抗拒，不受收束者，應按照土匪，一律痛剿」，準備一舉消滅奉系入關的軍事力量，並擺出進窺東北的態勢。吳佩孚甚而致電張作霖，奚落他說：「勝敗兵家之常，無足介意，退兵須按秩序的退卻，如公無力制止，佩孚助送出關。」
直系在軍事上獲得勝利的同時，迫不及待地開始了對奉系的政治清算以及對己方的政治犒賞。5月5日，戰爭尚在進行中，大總統徐世昌即向直系主動示好，將「此次近畿發生戰事，殘害生靈，折傷軍士」歸罪於梁士詒等「構煽醞釀而成，誤國殃民，實屬罪無可逭」，下令將梁士詒、葉恭綽、張弧即行褫職並褫奪勳位勳章，逮交法庭依法訊辦（梁等不能束手就擒，即行離京赴津，7日乘船赴日）。5月8日，曹錕發表通電，故作姿態地宣布，此次戰爭為張作霖「不惜甘冒不韙，首發大難」，而直系獲勝則為「由人心公理戰勝強權」，「窮究禍根，皆張使一念，爭攘政權所致」。吳佩孚也在對記者發表談話時，要求懲處張作霖，褫奪其職務，並威脅非如此即不回洛陽。
曹、吳要求懲罰張作霖的表態，容不得還在直系實力威脅下討飯吃的大總統徐世昌斟酌猶豫。5月10日，徐世昌發布大總統令，下令裁撤東三省巡閱使、蒙疆經略使職，免去張作霖東三省巡閱使、奉天督軍兼省長等本兼各職，聽候查辦。因為東北當時還是奉系地盤，直系勢力實際上無法插足，故徐世昌仍任命奉系人馬吳俊陞署奉天督軍，袁金鎧署省長，馮德麟署黑龍江督軍，史紀常署省長。這也是直系企圖在奉系中打入楔子，以在政治上淆亂奉系陣線的招數。但張作霖雖然在軍事上大敗，卻仍牢牢控制著東北地境，以吳俊陞等之實力及其與張作霖的關係，當然不會貿然有代張之心，故他們不僅未接受徐世昌的任命，還發表公開通電，以「北庭亂命」稱徐之命令，表示「概不承認」。
直系礙於種種原因對東北還無力取之，但對緊鄰其大本營的河南則是另一種態度。吳佩孚自洛陽北上後，河南督軍趙倜暗通奉系，有獨佔河南之意。5月5日，在奉軍已趨敗退的形勢下，趙卻發表通電，宣布河南「嚴守中立。凡有加入戰爭之客軍過境，均須一律卸除武裝。如或不諒此衷，有意破壞中立者，河南為正當防衛計，自當不畏強權，唯力是視」 。其弟趙傑又率部攻擊鄭州，「起事原因，聞系交系造謠，謂吳使（吳佩孚）遭不測。趙傑認以為真，遂即發難」。由此大大激怒了視河南為其後方根據地的吳佩孚。10日，徐世昌在吳佩孚的壓力下，下令免去趙倜的河南督軍職，聽候查辦；調陝西督軍馮玉祥為河南督軍，劉鎮華署陝西督軍。趙倜本還不願輕易離職，但在馮玉祥自陝西向東、蕭耀南自湖北向北，對河南兩路夾攻的軍事壓力下，被迫於11日通電遵令下臺，河南地盤完全落入直系手中。
奉軍在直奉戰爭中全面失利之後，向關外敗退的張作霖先是停留在冀東灤州，並於5月12日宣布「自主」獨立，觀察形勢發展，收束分途向關外敗退的部隊。「奉天內部甚為團結，此次竭全力由灤至奉，步步為營，似作久戰之計」。其後，直軍繼續壓迫奉軍，5月20日直軍佔灤州，張作霖隨即下令奉軍完全退至關外，準備利用關內外相對隔絕的地理形勢，擁兵自守。
5月19日，奉天省議會在張作霖的授意下，宣布響應「聯省自治」口號，在東北實行「閉關自治」，推舉張作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奉天省長（6月4日改稱東三省自治保安總司令，孫烈臣、吳俊陞為副司令）。26日，張作霖回到老根據地奉天，並向全國發出通電：「宣布東三省一切政事與東三省人民自作主張，並與西南及長江同志各省，取一致行動。擁護法律，扶植自治，剷除強暴，促進統一。」
雖然吳佩孚希望利用軍事上的勝勢，直搗奉軍關外老巢，直軍將領王承斌還請吳佩孚聯銜通電討伐張作霖，但東北畢竟是奉系經營多年的地盤，「張之勢力在奉，分毫未減，專制尤烈」；且東北為日本經營多年的傳統勢力範圍，日本當時雖對直奉戰爭保持克制，持中立立場，但也不能容忍有英美色彩的直系勢力伸入東北。日本陸軍大臣山梨半造曾明確表示：「萬一將來戰事之結果亂及日本權利有重大關係之東三省……則軍事當局實有相當之考慮。」
加之孫中山在南方興兵北伐，內外形勢不容直軍再進。吳佩孚遂令前方將領，「莫由海道進攻，因贛事吃緊，前方動作須格外審慎」；「以時機環境察之，不宜通電申討，宜相機進行。現當徐（世昌）退黎（元洪）來，如黎果以各方面之敦促入京，前提既定，餘可易於解決也」。因此，直軍兵至山海關而不得不停止，與奉軍對峙於關內外。
為了解決直奉戰爭的善後問題，在英國教士楊古、美國教士普來德的調停之下，直奉雙方代表自6月9日開始在秦皇島進行議和交涉。14日，張作霖致電鮑貴卿，表示「元首如誠意息戰，宜令彼軍停止攻擊，議定雙方撤退辦法。弟必勒令前方將士，撤出關外，以聽解決。現已嚴令前方將士，不準進攻」。雙方實際達成了不再戰的默契。17日，由王承斌、彭壽莘代表直軍，孫烈臣、張學良代表奉軍，在秦皇島附近海面的英國「克爾留號」軍艦上簽訂了停戰協定。主要內容為：一、直奉兩軍同意罷兵；二、奉軍撤離直境，直軍亦不得入奉境；三、雙方軍隊於18日至20日之三日內撤離前線，脫離接觸，奉軍撤完前，直軍不得有軍事行動。協定籤訂後，雙方劃灤州以東、錦州以西為中立區，雙方在此駐兵均不得超過一旅。此後，直奉雙方如約撤兵，7月4日，直軍司令部撤離灤州。次日京奉路恢復通車，直奉戰事終告結束。
張作霖退出關內回到關外後，在東北劃疆「自治」，埋頭練兵。7月3日，張作霖召開東三省軍事會議，決定對北京政府守中立態度，不接受任何方面之命令及調解，並認真訓練三省軍隊，準備以後與直系再作軍事較量。16日，張作霖將巡閱使署與督軍署合併，成立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自任保安總司令，孫烈臣任副總司令，下設參謀、副官、軍務、軍需、軍法、軍醫、秘書處。25日，張作霖宣布東三省的財政收入全部歸三省所有，作為軍政費用，不受任何方面的幹涉，亦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8月31日，東三省議會聯合會擬定聯省保安規約，主要內容是：東三省聯合為自治區，擬定規約，軍民共同遵守；自治權由三省人民共主之；人民權利義務遵照舊約法；實行軍民分治；省長由省議會選舉；共同立法由三省議會聯合會行之。對張作霖如此「獨立」之舉，北京政府亦無可如何，只能聽之任之。
與北洋軍閥掌權時期的幾次大戰相似，第一次直奉戰爭在戰前經過較長時間的政治較量與醞釀，但實際的軍事作戰時間並不長，動員程度也不高，牽涉軍力、人力與地域亦有限，軍事作戰的烈度與戰前雙方的政治高調並不匹配。戰爭善後及對失敗者的處置也無非是走過場的形式，如時人所論：「此次奉直之戰，當其發動時，風波激蕩，全國震撼，勿論兩方遣將調兵，汲汲不遑，即關係各省之互相牽動，舉國人民之奔走惶駭，亦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及既接戰，以兩方籌備之久，醞釀之深，大兵接觸，亙數日而勝負難分。吾人觀其初戰鬥之猛，死亡之眾，大將之在前敵者，頻以死傷聞，而後方之調遣，尤汲汲不遑，方以為此次戰事，其始既如是其可驚，其後必將有如何震天動地之事，以更令吾人驚駭不置者。而不謂數日之間，勝負立判，奉軍倉皇潰退，大有不可收拾之勢。」
就戰場表現而言，「此次直軍戰略多智術，如各小部隊之誘敵與埋伏地雷、喬裝、暗殺等，奉軍每中其計。奉方則馬隊、炮隊均甚得力，且俱勇敢無卻，惟智術經驗上實遜一籌」。作為直系的對立面，曹汝霖對此戰有持平之論：「雙方均擁兵十萬以上，勢均力敵，不相上下。惟將領方面，似直優於奉。況吳自領之第三師，及後編的三混成旅，久經戰爭，尤善於迂迴山嶽之戰，故開戰以後，旗鼓相當，攻擊猛烈。初則屢進屢退，不分勝負，奉方恃火力之強，馬隊之勇；吳方善攻人弱點，乘虛奇襲，加以接濟方便，奉方接濟遼遠，於是吳方佔優勢，奉方漸漸不支。」
不過，奉方自身的總結對騎兵（馬隊）的評價並不高，王永江認為：「此次最誤事者，為騎兵集團。許司令（許蘭洲）本不長於騎兵，亦不諳騎兵之作用，而其所用之常參謀長（常蔭槐），亦系不曉軍務之人，且於總部計劃亦不明了故。總部原計劃騎兵必須集團者，其目的在繞出敵軍戰線，或擾其側面，或擾其後路。今許司令乃用為正面作戰，大城白洋澱一役，直將騎兵作成無用之物，與原計劃全相違背，豈不可惜！」
也有在華的外報將直奉戰爭比之為「民國第一大戰，紀律戰術均為進步」。據駐京外國公使團派出的觀戰人員在戰地現場觀察的印象：「直軍多謀，長於夜戰，奉軍勇往，長於晝攻，惟直餉械遠不及奉」；「直軍戰法強於奉軍」；「雙方軍隊布置整齊，戰鬥亦悉合程序，使團觀戰人員頗為讚美。」
就政治意義而言，直奉雙方雖然在戰前的電報戰中，都在拼命抬高自身行動的「正義」性，痛貶對方行動的非「正義」性，然軍閥對壘，所在多為利益，其實本無所謂「正義」而言。不過，直方以吳佩孚為代表，較諳民眾及輿論心理，通過此前聲討梁士詒內閣和戰前對奉方的攻擊，更善於塑造己方的「愛國」形象，而將對手塑造為「賣國」代表，從而為交戰雙方劃出了「政治正確」的界限。近代以來，中國在對外交往中處在弱勢，民眾及輿論出於對中國悠久歷史及輝煌文明的追憶，天然推崇「愛國」者，而對「賣國」與否則高度敏感，故吳佩孚將對手定義為「賣國」的宣傳技巧與成效顯較奉方為成功。
結果，即便是與奉係為盟友的皖系大將徐樹錚也承認，「奉之敗退，久在意中，吳勝禍小，奉勝禍大，天下莫不同此心理」。甚而在不少外國人眼中，當時的張作霖是「藉日本的援助以自固其勢力的，他在中國是一切保守勢力的代表」，而吳佩孚「卻被人家認為有自由主義的傾向的人。他是一個能幹的將軍」。這至少說明，吳佩孚的公眾形象勝過張作霖，如果追溯到直皖戰爭時期，以吳佩孚和段祺瑞相比較亦如此，因此，或可以此解釋「民意」在戰爭中的作用。
第一次直奉戰爭及此前此後的多次軍閥內戰，亦反映出北洋時期的軍事政治特質。民國年間，中國仍處於現代化轉型的艱難過程中，經濟落後，交通不便，社會組織、社會參與與民眾動員程度均不高，不足以支撐大規模長時間的現代戰爭。「因為餉械都有限，戰爭的期限很短，戰爭本身的破壞性也不很大，死傷的人數遠不如投降和逃亡的人數。因此戰爭的結果總是：（一）控制北京政府；（二）擴充地盤；（三）收編戰敗者的軍隊。換言之，這些都是分贓的戰爭，分贓不公平也就為下一次戰爭種下爆發的原因」。戰爭本來是基於各種利益之上的政治矛盾對抗的激烈化結果，而北洋軍閥各派之間系出同門，雖有利益之爭，卻無本質的政治分野，互相之間並非完全是你死我活的關係，而且在組織架構上間有重合，各級將領互有聯繫，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論誰勝誰負，勝利者都不太可能對失敗者痛下狠手，其政治上的清算也多為點到即止。再加上各派實力大體平衡，掌握的政治軍事資源均有其限度，內外關係又錯綜複雜，互相牽制，即便一派控制了中央政權，也無非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能形成為高度集中統一有效的中央權力，控制中央的表面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第一次直奉戰爭也反映出上述各方面的特點。
戰爭的結果，在軍事上，直系獲勝，力量發展至鼎盛期，但勢力擴張的結果，也隱伏著力量分散、矛盾複雜、恃驕而衰的結局；奉系失敗，但實力地盤猶存，並未傷筋動骨，仍存勵精圖治、捲土重來的可能。在政治上，直系此後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到處伸手，擴張地盤，獲取利益，但也由此成為其他各派力量的「公敵」，反處孤立之境；奉系失去了對北京中央政權曾有之影響力，全國性政治地位大為下降，但也由此促成了奉、皖、粵「三角同盟」的加速形成與穩固，政治上反處可以聯絡各方之主動地位。而且東北特殊的、與關內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較為豐富的物質資源，迅速發展的現代經濟與交通，以及日本與奉系較為緊密的利益關係，都有利於此次戰爭失敗後，張作霖與奉系在東北治療戰爭創傷，恢復元氣，整軍經武，為再起創造條件。因此，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奉雙方仍然維持著一定的力量平衡，奉系暫避直系鋒芒，而直系亦不能將奉系置於死地。直奉戰後的國內政局重心，由原先之直奉矛盾轉為直係為控制北京中央政府而引發之各種內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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