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本草在線檢索（本草學與本草文獻）

2023-05-02 22:33:08

王家葵（章靜繪）

成都中醫藥大學教授王家葵先生對本草學、藥理學深有研究，擔任中國藥學會藥史本草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藥與臨床》雜誌副主編等職務。素有「博學好古」之名的他長期關注道教研究、古代詩文、書法碑刻等領域，研究成果豐碩，著有《陶弘景叢考》《近代印壇點將錄》《近代書林品藻錄》《石頭的心事》《唐趙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鑑》《玉吅讀碑》《一卷田歌是道書》《瘞鶴銘新考》等，輯錄、校注的數種道教文獻收入「道教典籍選刊」。而這一切，都成為他研究本草學所倚重的方法與工具，在他的本草研究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現。

先從最基本的概念入手，能否請您談談何為「本草」？

王家葵：談論本草問題，確實要從「本草」兩字開始。可以直截了當地講，「本草」從概念上大約與「藥物學」相當，故將「本草」定義為古代的藥物學，應該沒有問題。只是在多數時候，本草用來作為本草書（藥物學著作）的專名，漢代以來的古代藥學著作，絕大多數都以本草為書名，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本草綱目》。

本草既然是古代藥物學，容我稍微說遠一點，對醫藥歷史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藥物療法是先民應對疾病的手段之一，但不是主要手段。甲骨文能反映殷商人的疾病觀念，治療則以祭祀祈禱最為大宗，極少有涉及藥物的卜辭。比如胡厚宣先生1943年撰《殷人疾病考》，載入《甲骨學商史論叢》，首次根據甲骨卜辭考訂殷商晚期疾病發生情況。後來又作《論殷人治療疾病的方法》，論證灸刺按摩療法已見於殷商，其中提到：「在豐富的甲骨文卜辭中，用藥物治療的記載不甚明晰。」嚴一萍在《殷契徵醫》中也有類似看法，他說：「藥物療疾之辭，絕不見於貞卜，所見者有祈錫於上帝，有禱祝於祖妣。」雖然一些醫學史家則不以此論為然，乃拈《殷虛書契續編》中卜辭「□□卜，賓貞：……疒，王秉棗」，作為殷人以棗為藥的例證；又舉河北槁城臺西村商代遺址出土薔薇科植物的果實種子，認為即殷商時期藥物之遺存。這些都符合事實，但相較於祈禱法術，此類客觀療法畢竟不佔主流。這一情況與《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的說法相吻合。

追溯歷史，搜集食物更早於尋覓藥物，《淮南子·修物訓》說：「（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這是先民覓食的真實寫照。所以本來是農業神祇的神農氏，漸漸也被賦予醫藥職能。藥物起源於人類有意識的覓藥行為，不妨設想一個場景，「神農」在辨識草木滋味水泉甘苦過程中，遇到一種葉大型根黃色的植物，嘗試以後，不僅滋味不佳，而且出現嚴重腹瀉，這種被命名為「大黃」的植物當然就被作為「毒」口耳相傳了。直到有一次，部落成員抱怨幾天不能大便，神農回想起「大黃」的「毒」，於是建議病人少量嘗試，結果可想而知，各種不舒適爽然若失，於是獲得一項經驗，大黃能夠「蕩滌腸胃，推陳致新」，藥物治療學由此發端。所以晚出的藥物著作託名神農，固然出於「尊古賤今」的原因，但特別選中神農也非偶然。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提出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醫」為其中之一，這可以視為醫學擺脫巫術幹擾的標誌。巫色彩濃厚的藥物慢慢淡出，客觀藥物成為治療的主流，藥物療法也逐漸流行。出土文獻中《五十二病方》與《天回醫簡》時間稍有先後，從用藥情況分析，正是藥物學脫離巫文化的轉折點。

《急就篇》是西漢中期黃門令史遊編寫的蒙學課本，其第二十三章「灸刺和藥逐去邪」篇，從「黃芩伏苓礜茈胡」開始，羅列三十餘種藥物名稱，應該是當時醫家常用之品，絕大多數沿用至今。而作於秦代的《倉頡篇》，從現在殘存的篇章來看，則完全不涉及藥物，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客觀藥物療法應開始於西漢，藥學著作也應運而生。

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扁鵲與倉公分別代表戰國和漢初的醫療情況。扁鵲視趙簡子五日不知人，療虢太子屍厥，藥物皆非主要；診齊桓侯之疾，酒醪乃與湯熨、針石並列，也非十分突出。倉公活動在西漢早期，對文帝自述醫案十餘則，多數用到藥物，如：治小兒氣鬲病用下氣湯；治湧疝用火齊湯；治熱病氣用「液湯火齊」；治風癉客脬亦用火齊湯；治風蹶胸滿用藥酒；治氣疝以灸為主仍用火齊湯調理；治齲齒用苦參湯漱口；治婦女懷子而不乳用莨藥，複診用消石一齊；治腎痺用柔湯；治蟯瘕用芫華一撮；治迵風用火齊米汁等。

藥物學專著一定是藥物療法廣泛實施，並有充分經驗可供總結以後，才有可能產生。在《倉公列傳》中，公乘陽慶傳授倉公的醫學著作中有《藥論》，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藥學文獻。遺憾《藥論》只存書名，具體內容則不得而知，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出土西漢早期《萬物》竹簡，年代與倉公接近，記載藥名及簡單功效，可算是《藥論》的實物標本。

《萬物》簡中的藥物可以分為礦物、動物、植物三類約一百一十種，其中名稱完整可識九十種，能夠明確歸類七十六種。這七十六種藥物包括動物藥二十八種，植物藥四十一種，礦物藥六種，水類藥一種。這些藥物多數是我們今天仍然很熟悉和經常使用的，有一些則屬古今名稱有別而實為一物，還有一些現在已不再做藥用。《萬物》記錄藥物功效文字簡潔，如云：「貝母已寒熱也」「姜葉使人忍寒也」「服烏喙百日令人善趨也」「牛膽晢目可以登高也」「燔牡厲止氣臾也」「石鼠矢已心痛也」等。也有一些簡單配伍關係，如云：「使人倍力者羊與龜」「理石朱臾可以損勞也」「蜱蛸杏核之已癰耳也」「已以石韋與燕矢也」「魚與黃土之已痔也」「商陸羊頭之已鼓張也」等。亦有毒性作用的記載，並對毒性加以利用，如「殺魚者以芒草也」「殺鼠以蜀椒顛首也」。與《山海經》的記載相比，《萬物》所記藥效基本上沒有巫術色彩，但質樸簡略，與《神農本草經》難以相提並論，只能算是本草書的早期狀態。

「本草」一詞首見於《漢書》，《郊祀志》云：「（成帝初）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顏師古註：「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平帝紀》元始五年又復「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敎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兩處「本草」皆指本草學術，挾本草學問以備徵召者。至《遊俠傳》謂樓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此則專指本草之書，故言「誦讀」。

但檢《漢書·藝文志》方技略凡四門，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並沒有本草書的痕跡，只是經方類解題提到：「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言用草石藥物組成方劑治療疾病，此類凡十一家，如《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湯液經法》等，書雖不傳，從書名可知，皆屬於處方集，而非藥物專書。最末一種為《神農黃帝食禁》七卷，據《周禮·天官·醫師》賈公彥《疏》引作《神農黃帝食藥》七卷，應該是談論食物禁忌者，亦非專門記載藥物功效配伍之作。

《漢書·藝文志》沒有著錄本草之書，但經方類解題提到的寒溫、藥味、五苦六辛等，已經隱含藥學理論，且與後世本草所奉行者基本一致，較《萬物》則有質的飛躍。如此而言，樓護所習誦之「本草」，雖未必是《神農本草經》，但其書之性質與學術水平應該大致相當，或者目為《神農本草經》早期傳本也無不可。至於《藝文志》不載本草之書，正可能此類著作興起未久，內府尚無典藏，故目錄付闕，不必如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責備侍醫李柱國工作疏漏，乃至「書有缺遺，類例不盡」也。

順著前面的話題，請您進一步談談，何為「本草學」？

王家葵：為了說清「本草」的概念，拉雜說了這許多，至於「本草學」，自然是以本草為研究對象的現代學問。雖然通常歸屬於藥學學科，其內容則更多的涉及人文歷史，所以我在《本草文獻十八講》的前言中就用了「傳統本草學研究的三個方面」作標題，分別討論本草歷史、本草文獻、本草藥物。

從東漢至今，本草的歷史也就兩千年，其中有六個重大事件決定了本草歷史的發展走向。一是本草書的出現，一是齊梁之際陶弘景編輯《本草經集注》，一是唐初政府官修本草，一是北宋末唐慎微編輯《證類本草》，一是明代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一是1920年代初陳克恢博士（1898-1988）發表麻黃研究論文。其中陶弘景與陳克恢兩位的工作算得上特別的「錨點」，前者使本草成為超乎醫藥學術以外的「顯學」，後者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近現代中醫藥的命運。陳克恢的話題以後有機會討論，這次只說陶弘景。

敦煌出土《本草經集注》序錄殘卷

今天所見的這本《神農本草經》其實只是漢代眾多本草著作之一，此書之所以能夠從中脫穎而出，乃是多方面因素的機緣合和。首先是書名被冠以「神農」二字，畢竟在上古神祇中，神農由於農神的原始設定，通過嘗味草木的傳說，最容易完成向「藥神」的身份轉化。所以雖然有「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帝王世紀》）的說法，乃至有託名黃帝的本草，都不及「神農本草」影響力大。至於岐伯、雷公、桐君、扁鵲、子義、醫和等，神格相對較低，自然要讓位給神農。

另一原因是體例結構之完備。首先是開創性地採用總論-各論的著作結構。《本草經》在藥物條目之前有數條通論性文字，相當於後世藥物學總論，涉及藥材學、調劑學、藥物治療學等多個方面的基本原則，遵用至今的重要藥性理論，如四氣、五味、毒性，以及方劑的君臣佐使、七情配伍等，皆由《本草經》奠定。陶弘景循此，正式將《本草經集注》分為總論、各論兩部分，由此確立本草著作的基本格局。其次，《本草經》將三百六十五種藥物安置在上中下三品框架中，每一品內再按玉石、草木、獸禽蟲魚、果、菜、米谷的順序依此排列，有條不紊。這種框架模式的優點是類例分明，即所謂「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便於使用者按需檢索。從《本草經》以來，本草書的各論幾乎都以藥物為標題，構成以藥為單位相對獨立的小條目。《本草經》開創一種模板化的條目撰寫模式，藥名以下，一般包括性味毒性、主治功用、別名、產地、採收等項。如玉泉條云：「玉泉 ，味甘，平，無毒。主五臟百病，柔筋強骨，安魂魄，長肌肉，益氣。久服耐寒暑，不饑渴，不老神仙。人臨死服五斤，死三年色不變。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

事實上，現代藥物著作幾乎都採用這種總論-各論結構，總論提綱挈領地概述學科核心問題，各論根據學科性質分配章節，其下則以藥物為條目展開敘述，具體條文也基本程序化甚至欄目化。這並不意味著現代藥物學的撰寫方式模擬《本草經》而來，真實原因是《本草經》從一開始就找到了符合本學科的最佳著作方式，此即《荀子·解蔽》所言：「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政治學方面。

東漢以來流傳的本草著作眾多，許多都帶有濃厚的神仙家色彩，比如《抱樸子內篇·仙藥》引《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升為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如《太平御覽》卷七八引《神農本草》云：「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乙小子曰：曾聞古之時壽過百歲而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耶？太乙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拯救人命。」今天流傳的《本草經》則不同，儘管有巫術的孑遺，也存在陰陽、五行、讖緯家的影子，但立足於儒家思想，符合於當時代的主流文化價值。

漢代哲學，從立國至文景之世崇尚無為，以黃老為指歸，到漢武帝時，董仲舒上「天人對策」，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哲學成為漢代的官方哲學。本草為方技之一端，其實無關政治，但《本草經》則隱約存在一條儒家思想主線貫穿全篇。

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則見於《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云：「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所謂主病為君，即根據病情病性，靈活確定方劑中的主藥。這種配伍原則符合用藥規律，在戰國時期即為醫生所接受，並用於指導醫療實踐。如《莊子·徐無鬼》云：「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蕹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據駱耕道註：「藥無貴賤，愈病為良。且如治風，則以堇為君，堇，烏頭也。去水則以豕苓為君，豕苓，木豬苓也。他皆類此。」與《素問》不同，《本草經》則強調「上藥為君」，乃云：「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本草經》這種機械劃分藥物君臣地位的方法，有悖臨床用藥規律，早為臨床醫家所詬病。如皇甫嵩《本草發明》云：「苟善用之，雖烏、附下品可收回天之功；用之弗當，則上品如參、芪亦能傷人。丹砂、玉屑品極貴也，服之者多遇毒，又何必拘此三品為君、為臣、為佐使之別哉。」這種「上藥為君」的觀點，已完全脫離先秦「主病為君」的樸素唯物思想，是一種認識論上的倒退，是君權被神格化以後的產物。

《本草經》上藥為君的主張，是漢代儒家尊君思想的折射，是《本草經》作者將儒家君臣體系在方藥配伍中的理想化。上藥應天，只有上藥才具有為君的資格，此即《春秋繁露·郊義》所言：「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按儒家確立的君臣倫常關係：「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只有上藥為君，方符合儒家對君王的定義與要求，即《白虎通·號》所謂之「德合天地者稱帝」。上藥順受天命，即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在方劑中的地位只能居於最貴，故為君。同樣的道理，中藥應人為賤，下藥應地更賤，故只能居於臣屬佐使的地位。

《本草經》還規定了方劑中的君臣比例，強調方劑中君藥的唯一性，臣多於君，佐多於臣，使多於佐：「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恰如賈誼所說：「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這正是儒家政典模式的縮影。可以想像，若方劑中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必背儒家社會君臣上下之禮。但事實上，這種理想化的君臣格局，對臨床用藥指導意義不大。如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中說：「檢仙俗道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

《本草經》以「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歲」，分上中下三品，以與天人地相成。《本草經》三百六十五種藥數的得出，實本於儒家天人感應學說。據陶弘景解釋：「天道仁育，故云應天，獨用百廿種者，當謂寅卯辰巳之月，法萬物生榮時也；人懷性情，故云應人，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午末申酉之月，法萬物熟成時也；地體收殺，故云應地，獨用一百廿五種者，當謂戌亥子醜之月，兼以閏之，盈數加之，法萬物枯藏時也。」這正是董仲舒「人副天數」學說在藥物學上的翻版。

綜上數點可以看出，這本《本草經》的學術思想與漢代主流文化同調，經過陶弘景《本草經集注》的整理注釋，終於在唐代進入官方視野，顯慶二年政府出面官修，使本草成為「官學」的一部分。事實上，宋代以前，由政府出面組織修訂傳世文獻，幾乎都與政教相關，官修本草可算是唯一的例外。就此意義而言，如果不是陶弘景的特別舉動，本草發展未必是今天所見的樣子。

我在小書《本草文獻十八講》（其實應該是十九講，止於民國初年曹炳章的《增訂偽藥條辨》，講中藥的假冒偽劣）後記中提到：「學科史不外乎由人物、事件、著作構成，對本草學術而言，人物、事件多數保存於本草著作之中，因此拈《神農本草經》引起本草起源的話題，用《新修本草》代表官方介入，以《證類本草》討論本草文獻之層疊累加，擇《滇南本草》來說明民間草藥，如此以各類本草書串聯而成。」事後想，第十八講提及的《植物名實圖考》》作為舊本草學術之終結和現代植物學的發端，就學術文化意義而言，遠超過《偽藥條辨》。

《本草文獻十八講》，中華書局2020年4月版

您曾經分別做過題為「本草的博物學打開方式」的講座和「本草的藥理學打開方式」的講座，非常有趣，這兩種「打開方式」有著怎樣的區別和聯繫？

王家葵：「打開方式」是套用電腦詞彙，其實就是觀察審視問題的角度，這幾個講座的開篇我都談了，讀本草為什麼需要「打開方式」，今天不重複這些理由，舉一個「反向」的例子：如果試著用本草學的角度看書法，會有怎樣的效果。繼續玩噱頭的話，可以叫做「王羲之法帖的本草學打開方式」。

王羲之有一件《狼毒帖》，刻入《淳化閣帖》，也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卷二。只有寥寥二十個字：「須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兩停，須故。示。」幾乎字字都和本草有關。

《狼毒帖》

這是王羲之信札的一部分，意思很簡單，問友人乞中藥狼毒，對方若有，請賜下些許。其中「停」指成數，總數分成若干份，每份叫做一停，此言「三兩停」，即三兩份的意思。信末「示」字以下，當是脫缺未完也。

先說為什麼「須故」。「故」在此處是陳舊之意，狼毒入藥以陳久者良，如《名醫別錄》言「陳而沉水者良」，《開寶本草》狼毒條引別本注云：「（狼毒）與麻黃、橘皮、吳茱萸、半夏、枳實為六陳也。」故言「須故」。

再說以王羲之的社會地位，區區狼毒居然「市求不可得」。本草說狼毒「生秦亭山谷及奉高」，據陶弘景注釋：「秦亭在隴西，亦出宕昌，乃言止有數畝地生，蝮蛇食其根，故為難得。」狼毒稀罕，再加上東晉時代南北暌隔，出產於北地的藥材，南方不容易買到，故陶弘景也說狼毒「俗用稀，亦難得」，跟王羲之有相同的感慨。

再說狼毒是什麼。狼毒品種複雜，主流品種有瑞香狼毒和狼毒大戟兩類，前者原植物是瑞香科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後者主要來源於大戟科狼毒大戟Euphorbia fischeriana和月腺大戟Euphorbia ebracteolata。陶弘景在描述狼毒的時候，專門提到「蝮蛇食其根，故為難得」，儘管後世本草皆不以為然，而現代動物學證實，棕色田鼠Microtus maudarinus喜食瑞香狼毒的塊根，而田鼠又是蝮蛇的食物，於是有「蝮蛇食其根」的傳說。此可證明瑞香狼毒確係古用狼毒品種，這應該是王羲之《狼毒帖》所欲市求者。

《證類本草》「石州狼毒」圖

最後說王羲之求狼毒幹什麼用。有兩種說法，陶弘景說狼毒「是療腹內要藥爾」，《本草圖經》云：「葛洪治心腹相連常脹痛者，用狼毒二兩，附子半兩，搗篩蜜丸如桐子大。一日服一丸，二日二丸，三日三丸，再一丸，至六日又三丸，自一至三常服即差。」此方亦見《肘後備急方》，與王羲之時代相同。按，王羲之有腹痛之疾，如《上虞帖》說「吾夜來腹痛，不堪見卿，甚恨」。王羲之向友人乞狼毒，或許就是用來調配治療腹痛方劑者。

還有一種說法見於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有議論說：「狼毒和野葛納耳中治聾，王羲之有《求狼毒帖》，豈亦取其能治耳聾如天鼠膏耶？」王羲之《十七帖》中有一件《天鼠膏帖》，說「天鼠膏治耳聾，有驗否，有驗者乃是要藥」，可見王羲之有耳聾之病，而據《抱樸子內篇·雜應》云：「（其既聾者），或以狼毒、冶葛，或以附子、蔥涕，合內耳中。」所以也不排除王羲之求狼毒來治療耳聾。

言歸正題，從博物學或者藥理學角度看待本草中的信息，也會有很多令人驚喜的發現。藥理學是醫學專業學科，研究藥物與機體的相互作用和作用原理，關注藥物的安全性與有效性。結合藥理學基本知識，我們能夠保證「兩個或多個食物，絕不會因為聯用的緣故，在短時間內，導致嚴重的不良反應，更遑論引起死亡」，前人津津樂道的食物相反是不存在的。基於這樣的「知識背景」，我們很容易發現，《金匱要略》《本草經集注》《千金要方》《本草綱目》等文獻所記載，以及老輩口耳相傳的蜂蜜反蔥會致人死命的說法是無稽之談。有了這個基本立場，再去檢視這個傳說的接受史，考察其社會影響，推測最初產生的原因，就相對容易了。我有一篇《蜂蜜反蔥禁忌之流變與原因蠡測》，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我理解的博物學是一門古學和雜學，需要經過仔細梳理才能融入現代知識系統。本草可以提供很多屬於「博物學」的線索，有立場才便於發現問題。

先舉一個與官制有關的例子，亭長是秦漢低於縣一級的行政建制長官，《本草經》中有一種以葛花為食的昆蟲「葛上亭長」，為芫青科鋸角豆芫青Epicauta gorhami，頭紅色，體黑色，喜食豆科植物。陶弘景說葛上亭長「身黑而頭赤，喻如人著玄衣赤幘，故名亭長」。按此說法，身著玄色衣服，頭戴赤色巾幘，應該是亭長的標準打扮，這種昆蟲即因此得名。而至少陶弘景知識體系中的亭長形象，通過這條注釋就展現出來了。

《本草品匯精要》「葛上亭長」圖

再說一個與古琴有關的例子。唐代陳藏器《本草拾遺》收有棺材板，用的名字是「古櫬板」，棺材板的各種神奇功效略過不提，其中一句特別有意思：「古冢中棺木也，彌古者佳，杉材最良，千歲者通神。作琴底。」古棺材板可以做琴，真是聞所未聞，於是抄示古琴研究最有心得的嚴曉星兄。承他費心檢出《夢溪筆談·樂律一》云：「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嘗見越人陶道真畜一張越琴，傳雲古冢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並肯定「這不僅是目前所見取古棺為琴材的最早文獻記載，年代也與以『敗棺杉木』斫琴的張越較為接近，二者形成了一個有趣的互文」，嚴兄還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取古棺為琴材的最早記載」，詳為解說。如嚴兄所言，「這條斫琴材料藏身在古醫書中，也就難怪久未為琴人所關注了」，並感嘆「胡道靜先生若見到，恐怕會將之增入《夢溪筆談校證》的」。

您在《本草博物志》中曾藉助現代中藥藥理學來解讀許多「不可解」的事物，就算不諳相關學理的普通讀者，讀來也會感到趣味。這有如名偵探破案一般的巧思究竟從何而來，能否請您介紹一二？

《本草博物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王家葵：《本草博物志》是很有趣的書，書名取了點巧，借用張華《博物志》之名。所以有一次北大博雅講座我用明清人的詩句集了一個對聯：「修真獨許陶弘景（蒲庵禪師）；博雅爭推張茂先（宋牧仲）。」上聯陶弘景切本草，下聯張茂先切博物志，居然還嵌合「博雅」兩字，真是難得的巧合。

不過將本草與博物相勾連，陶弘景確實有開創之功。本草是古代藥物學，除醫藥本身，其知識體系中也包含有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內容；不僅如此，因為煉丹術與本草的特別淵源，化學也是本草學術的重要方面。陶弘景作《本草經集注》更將經史中的博物問題引入本草，茲以蠮螉條對《詩經》「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舊注的辨正為例略加說明。蠮螉是《本草經》藥，陶弘景注釋說：「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摙土作房爾。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並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於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為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蜾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為謬矣。造詩者乃可不詳，未審夫子何為因其僻邪。聖人有闕，多皆類此。」

《證類本草》「蠮螉」圖

按，《詩經·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飬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爾雅·釋蟲》「果蠃，蒲盧」，郭璞註：「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說文》云：「，蠃，蒲盧，細要土蜂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既然蜾蠃純雄無子，遂傳說其以螟蛉之子為子，「螟蛉子」一詞即由此而來。相關文獻甚多，如《法言·學行》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陸璣《詩疏》也說：「（蜾蠃）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陶弘景獨不以此為然，故注釋云云，這是觀察所得的意見，《本草衍義》對此也加以肯定云：「蠮螉諸家所論備矣，然終不敢舍《詩》之意。嘗析窠而視之，果有子，如半粟米大，其色白而微黃，所負蟲亦在其中，乃青菜蟲，卻在子下，不與蟲相著。又非葉蟲及草上青蟲，應是諸蟲皆可也。陶隱居所說近之矣。」

陶弘景的這一發現被載入《自然科學發展大事記·生物卷》，有評價云：

《詩經》中有「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的詞句。螟蛤是鱗翅目昆蟲，蜾蠃就是細腰蜂。螟蛤的幼蟲被細腰蜂捕走這種自然現象，很久以來，人們並不了解。漢代揚雄在《法言》中就誤認為蜾蠃擄走螟蛤幼蟲，是為了將它咒成為蜾蠃。晉代（當為梁代，引者按）陶弘景通過觀察發現細腰蜂有許多種類。其中有一種色黑，腰很細，含泥做巢，並產下如粟米大的卵。它捕取青蜘蛛放在巢內，作為子代成長時的食糧。另外還有一種，是在蘆竹內作巢，它捕取青蟲作為子代食糧。根據這些發現，他正確的指出，所謂「取青蟲教祝使變成子」的說法是錯誤的。陶弘景的發現，對研究昆蟲生物生活史有重要啟發。

陶弘景開本草家重視經史材料之先河，蘇敬、蘇頌、唐慎微、寇宗奭等踵武其後，本草書遂不局限於醫藥學知識的總結記錄，人文與自然信息皆囊括其中，初步形成「百科全書」的格局，至明代李時珍「漁獵群書，搜羅百氏，凡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卜星相，樂府諸家，稍有得處，輒著數言」（王世貞《本草綱目·序》），乃撰成集古代博物學大成之《本草綱目》。

至於您說我「善於」發現本草中的博物信息，思路從何而來，其實就是在研究本草中保持足夠的敏感性，也就是常說的「問題意識」。比如《本草經集注》有一味藥物垣衣，《本草綱目》集解項李時珍說：「此乃磚牆城垣上苔衣也。生屋瓦上者，即為屋遊。」根據此說，當是真蘚科植物銀葉真蘚Bryum argenteum之類。陶弘景表示：「方藥不甚用，俗中少見有者。」《新修本草》針對這句話發表意見說：「江南少牆，陶故云少見。」蘇敬說「江南少牆」這就很突兀了，於是諮詢幾位古建專家的意見，並結合這類苔蘚的生長特點，弄明白生長垣衣的「牆」應該是夯土牆，江南土壤韌性較差，隔牆多以木板為之，不似關中、中原，皆用黃土易於版築。所謂「江南少牆」，應該是少見夯土牆的意思。簡單一說，洞察力和知識儲備二者缺一不可。我對薄荷的名實研究，也是由本草中的一句話引起。

問題的發端是《本草衍義》關於薄荷的一段小文字：「薄荷世謂之南薄荷，為有一種龍腦薄荷，故言『南』以別之。小兒驚風，壯熱須此引藥，貓食之即醉，物相感爾。治骨蒸熱勞，用其汁與眾藥熬為膏。」

作為資深貓奴，我自然知道所謂「貓食之即醉」，即「醉貓現象」，貓接觸唇形科擬荊芥屬（Nepeta）的某些植物，比如擬荊芥Nepeta cataria（擬荊芥的學名也特別有意思，屬名nepeta是香氣的意思，與種加詞cataria合起來，意思就是貓喜歡的香味）之類揉碎的莖葉以後，會出現摩擦、翻滾、拍打、啃咬、舔舐、跳躍、低鳴或大量分泌唾液等反應，有些貓則會發出嗥叫或喵聲。這就是所謂的「醉貓效應」，活性成分主要為荊芥內酯。

薄荷醉貓的說法在宋代並非孤例。比如宋初陶谷《清異錄》說：「居士李巍求道雪竇山中，畦蔬自供。有問巍曰：日進何味？答曰：以煉鶴一羹，醉貓三餅。」有注釋說：「巍以蒔蘿、薄荷搗飯為餅。」歐陽修《歸田錄》云：「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陸佃《埤雅》專門為貓設立條目，其中提到：「世雲薄荷醉貓，死貓引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如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乃因舊俗而知爾。」陸遊《題畫薄荷扇》云：「薄荷花開蝶翅翻，風枝露葉弄秋妍。自憐不及狸奴黠，爛醉籬邊不用錢。」李石《續博物志》卷九也說：「鳩食桑椹則醉，貓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宣和畫譜》記內府藏何尊師薄荷醉貓圖。但通常所言的薄荷乃是唇形科薄荷屬（Mentha）物種，不含荊芥內酯，對貓完全沒有吸引力。

如此眾多的薄荷醉貓記載，顯然不是古人錯誤觀察，更可能的情況是，宋人談論的薄荷，除沿用至今的薄荷Mentha haplocalyx外，擬荊芥Nepeta cataria也被視為薄荷。

又檢南宋《履巉巖本草》卷上有「貓兒薄荷」條云：「貓兒薄苛，治傷風、頭腦風，通關膈，及小兒風涎，為要切之藥。人家園庭多種之。貓兒食之似覺醉倒，俗雲薄荷乃貓兒酒也。性極涼無毒。每日食後隨茶嚼三兩片，大能涼上鬲，去風痰。」 該書所繪貓兒薄荷的圖例雖然簡單，但從「貓兒食之似覺醉倒」一句來看，應該就是擬荊芥Nepeta cataria。

《履巉巖本草》「貓兒薄荷」圖

再看前引《本草衍義》的文字，寇宗奭說「薄荷」名稱之前加「南」字，是為了與龍腦薄荷相區別。按，宋代以來龍腦薄荷有多種說法，一種如《石門文字禪》說：「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即以雞蘇，亦即水蘇Stachys japonica為龍腦薄荷。一種是《本草圖經》在茵陳條說：「今南方醫人用山茵陳，乃有數種。或著其說云：山茵陳，京下及北地用者，如艾蒿，葉細而背白，其氣亦如艾，味苦，幹則色黑；江南所用，莖葉都似家茵陳而大，高三四尺，氣極芬香，味甘辛，俗又名龍腦薄荷。」謂江南將山茵陳稱作龍腦薄荷，結合《本草圖經》所繪江寧府茵蔯圖，顯然不是菊科植物茵陳蒿Artemisia capillaris，或許就是唇形科的擬荊芥Nepeta cataria。

《證類本草》「南京薄荷」與「嶽州薄荷」圖

貓薄荷物種故事的曲折起伏，演講時特別容易吸引聽眾，也是我本草博物講座「壓箱底」的話題之一。

您曾出版在本草學界享有美譽的《神農本草經研究》，在藥物考訂方面則出版過《救荒本草校釋與研究》《本草綱目圖考》。您的「主業」是中藥藥理學，是如何對藥物基原探討產生興趣，又是如何切入探討的呢？

《神農本草經研究》，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2月版

《救荒本草校釋與研究》，中醫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本草綱目圖考》，龍門書局2018年5月版

王家葵：回顧我的研究經歷，偶然遠多於必然。我本科念的是中藥學，其實是比較現代的一門學科，高數和數理統計第一年就上了，化學構成學科的主幹，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儀器分析都上過，現代醫學課程有解剖、生理、生物化學、微生物學、免疫學、藥理學，專業課程自然偏於中藥，仍以中藥現代研究為主，比如中藥藥劑學、中藥化學、中藥藥理學、中藥鑑定學、中藥炮製學等。屬於傳統中醫學的只有四門課，醫古文、中醫學概論、中藥學、方劑學。培養目標主要是適應中藥廠的製藥工程師，也包括臨床藥劑師。

我留校工作兩年以後，1988年考上中藥學（藥理學方向）的研究生。剛才說了，藥理學研究藥物與機體相互作用和作用原理，不僅是一門現代學科，而且更偏向於醫學而非藥學。藥理學是建立在生理學基礎上，以藥物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所以入學以後導師又讓補了一系列醫學課程，在學校上的病理生理學、診斷學和內科學，在華西上的高級生化、分子生物學、臨床藥理學、藥物動力學。

被本草勾起興趣完全屬於偶然。1986年大學畢業不久，由母親帶領跟著曾任教於四川大學外語系的朱寄堯老師學習，既沒有向朱老師學習他的專業——英語語法，也沒有學他所擅長的書法篆刻，所謂「入室弟子」，就是陪著老師閒聊，「有事弟子服其勞」而已。而我之所以成為現在的「我」，與這段長達十多年的從師經歷分不開。

從學之初，恰逢老師以上海古籍社影印的高二適先生《新訂急就篇及考證》為範本，每天都要寫幾頁章草，為了「討好」老師，我也找來急就篇臨習。寫到第二十三「灸刺和藥逐去邪」，發現這麼多自己熟悉的中藥名，於是就有了作一篇「急就篇藥名箋釋」的念頭。

雖然不自量力，準備材料的時候檢出《本草經》來對照，這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觸本草，應該是1988年研究生入學考試結束，等待秋季學期入學這段時間。箋釋並沒有做成，因為使用的是孫星衍孫馮翼輯本，很多藥名都被二孫根據《說文》《爾雅》等改為「雅名」，感覺有些改動似乎不妥，正好第一年研究生課程有「文獻檢索與利用」，結業需要提交課程論文，於是就寫了一篇《孫輯〈神農本草經〉誤改藥名考辨》，這門課的老師是學報主編，很認可我的意見，於是順利地發表在我校學報上。

《本草經》孫星衍孫馮翼輯本

首戰告捷，對本草的興趣漸漸濃厚起來，正課和實驗之餘，開始認真思考本草問題。很快就發現了關於《本草經》的一項「悖論」。既然常識性介紹說《本草經》是東漢晚期的作品，怎麼學界又信奉孫星衍的意見，認為書中的藥物產地是後漢人添附呢？二者必有一誤。於是先寫了一篇《〈神農本草經〉郡縣考》，利用吐魯番出土的《本草經集注》殘片、敦煌發現的《新修本草》卷十殘卷這兩件朱墨分書的實物，以及保存在《證類本草》中關於地名的各種「內證」，再加上經文語言結構特徵，切實證明郡縣地名屬於《神農本草經》本文。現在看這篇論文的思辨邏輯和材料舉證，都屬於一級棒。既然郡縣地名屬於《本草經》，地名的建置時間應該可以反映成書年代，於是寫了《〈神農本草經〉成書年代新證》，居然被《中華醫史雜誌》採用，我覺得很榮幸。《本草經》既然是漢代的作品，理應具有漢代文化特徵，便又寫了一篇《論〈神農本草經〉成書的文化背景》，這是我第一次討論歷史文化，專門請四川師範大學劉君惠先生看過。

藥物基原的古今變化，就是「名實」，本身是傳統學問的一部分，尤其為清代樸學家重視和擅長。今天做名實研究與樸學家不同之處，則是剛才提到的「打開方式」。因為今人的語言環境、思維方式，不管個人喜歡與否，都是建立在現代社會「科學主義」平臺上的。今天的名實研究與古人不同，「實」需要回到今天學術「共許」的科學語言上，對動植物來說，就是給出具體物種的拉丁名。扯一個笑話，據說張之洞內心還是很厭惡所謂的「西學」，所以嚴飭幕僚使用「新名詞」，辜鴻銘愛調侃，報告說：大帥，其實「名詞」也是「新名詞」呢。

藥物的古今名實對照，在中藥學科內屬於生藥學家的工作，百年來成果豐碩。比如前面提到的《植物名實圖考》，這是樸學家植物名實研究巔峰之作，其中植物種屬的現代詮釋則經過鍾觀光、吳徵鎰等老一輩植物學家幾代人的努力，其結論性成果《植物名實圖考新釋》，終於經中科院植物所王錦秀老師整理定稿，最近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我個人而言，因為藥學出身，接受過生藥學的基本訓練，具備一定的植物學知識，而最早討論名實則是從礦物藥開始的。

首先遇到的是礬石，起因是孫星衍輯《本草經》將藥名由礬石改為「涅石」。本草「礬」的種類甚多，大都是某些金屬的含水硫酸鹽或由兩種或兩種以上金屬硫酸鹽結合成的含水復鹽。古代「礬石」也是複合概念，根據外觀形狀和色澤分為不同的種類，《新修本草》說：「礬石有五種，青礬、白礬、黃礬、黑礬、絳礬。」其中以白礬KAl（SO4）2·12H2O最常見，唐代以來「多入藥用」，但唐以前的情況則比較複雜。

《名醫別錄》提到礬石「能使鐵為銅」，陶弘景註：「其黃黑者名雞屎礬，不入藥，惟堪鍍作以合熟銅，投苦酒中，塗鐵皆作銅色；外雖銅色，內質不變。」此所描述的即是「水法煉銅」，利用置換反應提取單質銅。如此，這種所謂的「雞屎礬」應該是硫酸銅礦，即通常說的「膽礬」，化學成分為CuSO4·5H2O。

《本草經》中的礬石似非膽礬，而是含鐵的皂礬。郭璞注《山海經》謂《本草經》礬石一名涅石。據《淮南子·俶真訓》云：「以涅染緇。」高誘云：「涅，礬石也。」《說文》亦云：「涅，黑土在水中也。」可見，涅石是一種黑色的礬。又據《金匱要略》治療女勞發黃之消石礬石散，用消石、礬石兩物，服藥後「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此以「大便正黑」為候，如果不是消化道出血的話，這種礬石更像是主要成分為硫酸亞鐵的皂礬FeSO4·7H2O。以上是我寫的第一篇與名實有關文章《礬石名實考》的主要內容，化學和藥理學知識對研究有幫助。

植物藥是古代藥物之大宗，植物的名實考證則要結合文獻的形態描述、圖例、生態與產地綜合判斷。因為藥理學的學科背景，我還特別注意文獻提到的生物活性是否與真實物種吻合，比如前面所舉薄荷的例子，我能根據醉貓現象提出「古代薄荷概念中除薄荷屬植物外，可能還包括擬荊芥屬植物在內」的意見。

名實問題比較專門，我以前出版過一冊《中藥材品種沿革及道地性》，最近增補修訂為《本草名實五十講》，一篇長文《藥物名實研究的多重證據法》，對此問題有所闡述。

《中藥材品種沿革及道地性》，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您的本草研究，除了傳統考證之外，還藉助豐富的詩文、書法、碑刻、道教文獻等古代文獻資料，解答本草文化中的諸多「為什麼」，能否請您具體展開談談，為何會形成這種研究思路？

王家葵：我把中國的博物學歸為「古學」，文理工農醫的知識混雜，而按照古代的社會形態，「文科」統率後面自然學科，自然學科都為「文」服務。這些「文科」的古代知識人士，他們自然知識的獲得，只要來源於博物學，本草因其博物學屬性，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知識來源。所以如《證類本草》《本草綱目》這類大型綜合性本草的預設讀者對象並不完全是臨床醫生，更包括文人，從淺處說是文人詩賦文章的「語料庫」。陸遊好多詩都有「讀本草」「觀本草」，應該就是這種情況。正因為此，引據詩文來證明藥物也就順理成章了。清代以來，樸學家更出於研究目的而留心本草，比如王念孫、段玉裁、郝懿行都在他們的著作中引據本草，孫星衍、王闓運輯復《本草經》，以及楊守敬幫柯逢時校刻《大觀本草》，應該主要是出於經學研究的目的，而非看中其中的醫藥知識。由此意義而言，本草以外的各類文獻，因為蘊含本草知識，也可以反過來作為本草研究的佐證。

舉一個貝母的例子。貝母載於《詩經》，雅名為「蝱」。《鄘風·載馳》「陟彼阿丘，言採其蝱」，毛傳云：「蝱，貝母也。」又專門說：「採其蝱者，將以療疾。」《爾雅》《說文》都言「莔，貝母」，段玉裁注釋說：「莔正字，蝱假借字也。」

《證類本草》「貝母」圖

按照毛傳解釋，採貝母是為了療疾，這是貝母入藥的最早記載。後世說詩者間亦取此意見，如《朱子集傳》云：「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本草家更循此加以發揮。陳承《重廣神農本草並圖經》云：「貝母能散心胸鬱結之氣，殊有功，則《詩》所謂言採其蝱者是也。蓋作詩者，本以不得志而言之，今用以治心中氣不快，多愁鬱者，殊有功，信矣。」《本經逢原》云：「《墉風》言採其蝱，善解心胸鬱結之氣，故詩人以此寓焉。肺受心包火乘，因而生痰，或為邪熱所幹，喘嗽煩悶，非此莫治。」《夕庵讀本草快編》亦云：「《詩》雲言採其莔，蓋作詩者本於心志抑鬱，欲採此以解之。仲景獨窺其意，治寒實結胸，外無熱者，立白散及三物陷胸湯。成無己釋之曰：辛散而苦洩，桔梗、貝母之苦辛用以下氣而散聚是也。」

用醫學來解讀詩經已經很有意思了，而貝母的名實更有意思。貝母以根的特徵得名，「貝」正形容其小根如聚貝狀，此即陶弘景說：「形似聚貝子，故名貝母。」但其地上部分的形態特徵古代卻有兩說，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按照陸璣所形容，這種貝母應該是一種攀援狀草本植物，如葫蘆科假貝母Bolbostemma paniculatum之類，與後世百合科的川貝母、浙貝母迥然不同。這種假貝母莖基成鱗莖狀，肥厚肉質，乳白色，球形，乾燥後表面淡紅棕色或暗棕色，稍有凹凸不平，質堅硬，斷面角質樣，符合「貝子」的特徵。

葫蘆科這種貝母有繼承性，宋代《本草圖經》分別引用陸璣和郭璞的意見，總結說：「此有數種。《墉詩》『言採其莔』，陸機疏云：『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今近道出者正類此。郭璞注《爾雅》雲，『白花，葉似韭』，此種罕復見之。」《本草圖經》繪有三幅貝母圖例，其中圖注為「貝母」者，即是葫蘆科假貝母。北宋張載有一首詠貝母的詩云：「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繞葉森森。剛強顧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顯然也是指此種。可見，直到宋代，葫蘆科假貝母也是貝母的來源之一。

看到豆瓣網友評價《本草文獻十八講》說，「許多處實在無必要詳寫，若人物家世、小說故事等，冗不切題」，我深表無語。為了成立前面說到的「蜂蜜反蔥」話題，證明這在古代是家喻戶曉的常識，而非醫藥學者的專門知識，我專門舉《金瓶梅》中的一段情節作為民眾對「蜜蔥禁忌」觀念之接受。

《金瓶梅》六十一回「西門慶乘醉燒陰戶，李瓶兒帶病宴重陽」李瓶兒病危，找了專看婦科的趙太醫趙龍崗，一番診斷，趙太醫順口溜樣念了一段藥方：「甘草甘遂與硇砂，黎蘆巴豆與芫花，薑汁調著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蔥蜜和丸只一抓，清晨用燒酒送下。」為了刻畫趙太醫庸醫形象，他口中念叨的句子全是醫書本草記載的配伍禁忌，「蔥蜜和丸只一抓」也是如此。

真實生活中也有實例。明代羅洪先的《念庵文集》中有一篇墓志銘，表彰一位「孫烈婦」夫死殉節。敘述自殺經過，有這樣的情節：「私取蔥蜜和飲之，不得死。復計買砒霜食之，為守者所禁，又不得死。已而守者倦，乃就縊室中。」此證明兩件事：第一、作為普通人的孫烈婦了解蜂蜜反蔥的大背景，並深信不疑；第二、蜂蜜反蔥反不死人。

《念庵文集》所收表彰節婦的墓志銘

注意到您去年在籍合學院有一套本草文獻講座，今年又攝錄道教文獻整理課程，本草文獻有哪些特別之處可以與大家分享呢？

王家葵：從文獻的角度說本草，真是有意思的話題。本草是非常偏的學科領域，所以文獻學家很少留意及此。與前面段玉裁、王念孫等把本草作為研究工具不同，真正把本草作為文獻來對待，除了孫星衍輯復《本草經》，楊守敬校刻《大觀本草》外，本草文獻其實不太能入文獻家的「法眼」。這樣也就留給了我獨立討論本草的文獻學屬性的機會。

我說三點本草在文獻學上的特別之處。

第一是文獻體例的特別。您或許聽過《錢本草》《書本草》《禪本草》還有《秀才本草》《聖門本草》這類以本草為書名，並使用本草「文體」的遊戲之作吧。本草書在框架結構、書寫條例、篇章內容等方面，與其他文獻有較大區別，我總結為四點：（一）層疊累加的修訂模式；（二）「總論-各論」式的篇章結構；（三）各論下分章節單元，可細化至二級三級；（四）各論藥物按條目撰寫，乃至發展為程式化的欄目。事實上，現代藥物學各科著作比如《藥劑學》《藥物化學》《藥理學》乃至《藥典》幾乎都採用這種總論-各論結構，總論提綱挈領地概述學科核心問題，各論根據學科性質分配章節，其下則以藥物為條目展開敘述，具體條文也基本程序化甚至欄目化。前面已經說過：此並不意味著現代藥物學的撰寫方式模擬古代本草而來，真實原因是從《本草經》以來就找到了符合本學科的最佳著作方式。

第二是文獻亡佚與輯復，本草書有非常特別之處。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因各種原因由顯而隱，散佚乃至泯滅，最終徹底失傳。後人從其他文獻中爬梳整理，即是輯佚。宋代已開展正式的輯佚工作，如黃伯思輯《相鶴經》，王應麟輯《鄭氏周易注》《鄭氏尚書注》《三家詩考》，都是較早的輯佚著作。除經子書籍，《神農本草經》在南宋也有輯本。王炎（1137-1218）有感於本草藥物由《本草經》的三百六十五種，增衍到《嘉祐本草》一千零七十六種，而「經之本文遂晦」，於是「摭舊輯為三卷」。這一輯本以「本草正經」為名，原書已經失傳，但「本草正經序」尚存《雙溪類稿》卷二十五中。

鉤沉輯佚，往往只能收穫原文獻之一鱗半爪，直到清代修四庫全書，館臣利用《永樂大典》才整理輯錄出幾部相對完整的文獻，而在此以前，《神農本草經》是為數不多的可以通過輯佚手段基本恢復全貌的著作。究其原因，則與陶弘景開創本草文獻滾雪球式的文獻編輯體例有關。鄭樵《通志·校讎略》有「書有名亡實不亡論 」，對輯佚工作作了初步總結，其中特別說到本草，所謂「《名醫別錄》雖亡，陶隱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雖亡，唐慎微已收入《證類》」，如此之類，皆屬於「名雖亡而實不亡者也」。一些重要本草如《神農本草經》《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即鄭樵所言「李氏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圖經》，幾乎完整地保存在至今尚存的《證類本草》之中，因此可以利用《證類本草》，將裹夾其中的本草剝離出來，恢復原貌。

第三是本草中尚保存「合本子注」的實物標本。合本子注是陳寅恪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早期佛經漢譯過程中形成的特殊文體，「合本」是將同本異譯的幾部經書合編為一本，「子注」則是以小字夾注方式對母本的注釋說明。按照陳寅恪的意見，南北朝時期幾部重要文獻，如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註《世說新語》、酈道元注《水經》、楊衒之著《洛陽伽藍記》等，都深受合本子注的影響。《本草經集注》亦是「合本子注」體例之俗用和變格，而且相對於《三國志注》諸書，本書「合本」特徵更加鮮明。我在新完成的《本草經集注（新輯校）》的前言中對此問題有詳細說明，以後還準備專文討論，放在「本草文獻識小錄」中。

德藏吐魯番《本草經集注》卷六朱墨分書殘片，能體現集注原格式，且是合本標本

看到您在做《本草經集注》的整理工作，能否請您稍為介紹一下？在本草研究方面，您還有什麼後續的研究計劃嗎？

王家葵：其實我最近先後完成兩本本草的整理和輯復，一部是耗時一年半的《神農本草經箋注》，以孫星衍輯本為據的箋疏和注釋，加入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續編系列，是自己非常滿意的一部作品，前言「《本草經》小史」一口氣竟寫了三萬五千字。新完成的《本草經集注（新輯校）》則是多年的夙願，忽然機緣成熟，幾個月的時間一氣呵成。這個輯本挺有意思，確實可以多說幾句。

陶弘景可能是寫本時代最具有文獻保存意識的著作家，他的著作如《真誥》《周氏冥通記》《養性延命錄》《肘後百一方》都接近完好的保存至今，《本草經集注》則因他創立的獨特文獻著錄形式，其主體部分也通過《證類本草》保存下來。正可以借《本草經集注》為例，說明陶弘景如何注意文獻保護，以及如何從現存文獻中去恢復此書的本來面貌。

寫本時代的文獻，在傳抄過程中最容易發生信息的增衍和丟失。信息增衍有主動和被動兩種情況，某一代文獻保有者主動增益添加內容，或者在傳抄中注釋批語等附加內容混入正文；信息丟失的原因同樣，可以是文獻保有者主動刪削，也可能抄寫或流傳過程中部分散佚。所以當陶弘景著手整理《神農本草經》時，他面對的情況是這樣的：「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多少。」這些《本草經》版本的載藥數有多於三百六十五種者，也有不足此數者，按照陶弘景理解，他認為這種增刪出自魏晉名醫之手。針對以上情況，陶弘景乃「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附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粗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兼注銘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撰成《本草經集注》。具體來說，陶弘景用一本載藥三百六十五種，上品一百二十種，中品一百二十種，下品一百二十五種的《本草經》作為底本，將名醫們增補的意見用「附經為說」的方式與《本草經》文「合本」，為了使增補文字不與底本混淆，他採用朱書《本草經》，墨書名醫之說，自己的「子注」用小字書寫的辦法。此外更增補三百六十五種藥物，故《本草經集注》載藥七百三十種。

《神農本經》

《本草經集注》的藥物按照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分類，各類再分上中下三品，另有一百七十九種屬於「有名無實」，即陶弘景時代已經失去使用價值，甚至不知名實的藥物，因為要湊夠七百三十種之數而摻入者。《本草經集注》序錄中陶弘景還記有這些藥物的分類統計數字：「玉石、草木三品合三百五十六種；蟲獸、果、菜、米食三品合一百九十五種，有名無實三條合一百七十九種，合三百七十四種。」

敦煌《新修本草》序殘本

唐代顯慶年間，經蘇敬提請，朝廷組織以長孫無忌、李勣領銜的官修本草隊伍，完成第一部具有藥典性質的《新修本草》。此書其實是《本草經集注》的「升級版」，將《本草經集注》的全部內容幾乎完整地裹夾其中。後來宋代《開寶本草》《嘉祐本草》又以同樣的方式修訂升級，最後匯成《證類本草》流傳下來。這種我們稱為「滾雪球」或「套娃」的著作模式，使得《本草經》《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等憑藉《證類本草》保存下來。自然可以利用《證類本草》全面恢復這些本草的原貌。

但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從《新修本草》開始就對《本草經集注》藥物的三品、玉石草木屬性有所調整，一些藥物又加以分條或者合併，再加上傳抄過程中朱書《本草經》文誤為墨書等情況，從《證類本草》中輯錄出來的《本草經》已經無法符合陶弘景作《本草經集注》時「載藥三百六十五種，上品一百二十種，中品一百二十種，下品一百二十五種」的初始狀況，所以目前有明代以來中外《本草經》輯本二十餘種，各自立說，沒有完全相同者。

我從1988年開始作《本草經》研究，到2001年出版《神農本草經研究》，書中約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輯復問題，也一直有心完成一本屬於自己的《神農本草經》輯本，甚至在書中列出了擬定的藥物目錄和輯復工作方案，但為出版條件所限，沒有真正動筆。至於輯復《本草經集注》的難度更在《本草經》之上，當時只是提出想法，尚無具體方案。

幾年前中華書局朱立峰老師約我整理《神農本草經》，我其實考慮過用自己的輯本，但覺又得《本草經》輯本已有多種，另立新說固然好，但影響力不夠，反而有害於觀點的傳播。在既往《本草經》輯本中，孫星衍輯本與日本森立之輯本最有特色，森立之自己另著有《本草經考注》詳細解說，孫星衍輯本雖引經史及小學資料為按語，尚有補充糾正的必要，所以選孫星衍輯本做箋注。所以這次重輯《本草經》的機會是我自己主動放棄的。

江蘇文庫以影印方式重刊本省古籍，我曾經為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記》和《養性延命錄》寫過解題，後來文庫出精華編，則以點校整理為主，其中即有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承張志斌老師推薦我來作此書，對我來說真是意外之喜，於是「在愉快的氣氛中接受了邀請」。待手邊工作稍有交待，就迫不及待地思考如何利用現有條件恢復《本草經集注》七百三十種藥數，如何使每類、每品藥物數符合陶弘景留下的分項合計數據。大約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完成「《本草經集注》新輯本擬目」，然後開始輯復整理。疫情居家，心無旁騖，工作效率出奇的高。我基本能保證，藥物安排滿足陶弘景預設的各種已知條件，具體條文也接近原貌，雖未敢言徹底回復舊觀，但去原書面貌應該不遠。應該是我做文獻輯復工作的「得意之作」了。

最後說一說工作計劃。藥理學是我專業所在，再過四年就可以光榮退休，教學方面，居然獲得過一次霍英東教學獎，科研則是我主動放棄的，所以心甘情願地做了十六年「坐地板（四級）教授」，從不申報更高序列。而專業以外，我居然享有三塊自留地，一個是今天與您談論的本草學問，一個是道教上清派以陶弘景為中心的研究，一個是書法史與書法材料的考證，不負幾十年耕耘，都有比較喜人的回報。

本草是我跨入文科領域的發端，因為機緣巧，又得到前輩如尚志鈞老師、鄭金生老師，朋輩如張瑞賢兄、趙中振兄的提攜幫助，所以在領域內有一定影響。目前所作在深度和廣度已經接近自己認識能力的極限，重複勞動則非所喜，除了即將動筆的《本草博物志（二集）》或許能給大家帶來驚喜以外，還想寫一本《本草圖像學》的小書，以喚起美術史研究者對本草圖像的關注，其他暫無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