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是被朝廷排擠出來的嗎（陶淵明為何與東晉官場格格不入）

2023-11-05 19:20:38 3

陶淵明二十歲出仕，四十歲歸隱，其間除去斷斷續續隱逸的歲月，他真正當官在任的大概有十三年左右。

陶淵明任彭澤令80多天便掛印而去，是他最後一次出仕。之後的二十年裡雖有人再次請他出山，但均被其拒絕。

他不算短暫的仕宦生涯，擔任的官職不算大，但卻多有變化。從陶淵明的角度來說，其間多次歸隱自然是熱愛田園；但實際上也反映了他很難融入社會的窘境。

這就不得不提到陶淵明的出身問題了。

陶淵明生活的年代是東晉末到劉宋初這一歷史階段，是中國歷史上戰亂最為頻繁的時期之一，同樣也是門閥制度最為鼎盛的時期。

在這一階段裡，一個人的最終成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出身的門第，而陶淵明是比較特殊的一類人。

一般認為，陶淵明祖上最有出息的人是陶侃，他是東晉的開國元勳，也是陶淵明的曾祖父。當然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但兩者即使不是直系，也必然有很近的親屬關係。

從陶侃往上追溯的話，這一家族就沒什麼光輝歷史了。所以從這一點來說，至少在陶侃的時代裡，他還是寒族子弟。

陶侃的父親陶丹是三國時期東吳勢力中的揚武將軍，只是雜號，官職並不大；反而陶侃的母親在歷史上更有名一些，與孟母、歐母（歐陽修之母）、嶽母並稱「四大賢母」，其中「截發留賓」的典故就出自「陶母」。

陶侃當年之所以能為官，也正是因為這一典故。陶母的這一舉措讓前來做客的範逵極為感動，於是舉薦了陶侃在瀘州太守張夔麾下任職。

恰逢「八王之亂」的歷史動蕩，陶侃在這一時代以自身的能力逐漸壯大起來，成為了當時舉足輕重的人物，也得到了眾多名門的拉攏。

但其出身於江東，在當時被北方士人所鄙夷，甚至不願意與其結交。在《世說新語》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蘇峻叛亂，溫嶠和庾亮投奔陶侃。因為陶侃主張殺掉引起這場叛亂的庾家人，使得庾亮不敢去見陶侃。溫嶠勸他說：

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

所謂的「溪狗」，就是當時名門世族對江東人士的蔑稱，無論是江東豪強還是平民百姓，都被當時的世族所鄙夷。溫嶠和庾亮都是在陶侃處尋求庇護的，但卻依然以「溪狗」來指代他，可見這種觀念在當時的根深蒂固。

陶侃是東晉時期的一個異數，出身寒族，但卻位極人臣，可他的後代就沒有這種機遇和能力了。

陶淵明的父親是一個放浪形骸、跡寄風雲之輩，可見當年陶侃的輝煌並沒有讓這一家族成為新的顯貴，到了陶淵明的時代，已經沒落得不像樣子了。

陶淵明曾經寫詩講述自己出仕的緣由，就是為饑寒所迫，討一口飯吃，可以說是非常現實的。

從這一歷史淵源上來說，陶淵明的祖上並非世家顯貴，而是落魄的寒族；但又因為其曾祖陶侃的緣故，這一家族也曾經輝煌無比，成為了陶淵明出身的一個背書。

這就使得陶淵明的出身顯得比較尷尬，世家大族將位極人臣的陶侃都稱呼為「溪狗」，自然不會承認陶淵明是他們之中的一員；而眾多寒門子弟又因為其祖上極為輝煌的歷史，與陶淵明之間又有著天然的隔閡。

以「出身」論英雄的時代裡，像陶淵明這樣尷尬處境的人並不多，所以他在東晉的官場裡缺乏盟友，顯得格格不入也就不難理解了。

或許有人會問，「出身」在當時真的有如此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即使貴為帝王也不得不向這一現實妥協。

其原因就在於，世族高第所掌控的領域，連帝王也無法撼動，甚至其自身也不得不向之靠攏。

自曹丕變革「察舉制」為「九品中正制」之後，世家門閥徹底掌控了人才選拔的權力，其對於社會的影響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兩漢算得上顯赫的「四世三公」家族，在兩晉時期都不夠看。

在這一時代裡，真正掌握權力的是這些門閥世族，如丞相等重要位置往往都是一個家族的人來擔任，和「世襲」幾乎沒有區別。更有甚者，皇帝的人選有時候也要由這些名門世家所決定。

皇族的權力和勢力雖不容小覷，其掌握著唯一的正統地位。但相對應的，文化上的正統卻牢牢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這一點在南朝愈加顯著。

眾所周知，東晉末年的社會鮮有太平時期，「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戲碼屢次上演，皇室的地位實際上並不牢固，真正穩定的還是這些世族高門。

戰亂時代，寒門子弟比較容易做出一番事業，比如陶侃就位極人臣，掌握了極高的權力，甚至壓制著世族。

所以，世族在拉攏這些寒門子弟與其交好的同時，又牢牢把握著文化上的控制權，以此來彰顯門第的優越。

文化的影響力是滲透在社會方方面面的，它並非一種直接的權力，但卻象徵著地位，對各類人物具有品評的功能。也就是說，它所影響的是一個士人在社會上的名聲。

這些世族高門經常舉辦的一些文人「雅集」，實際上就是其掌控文化的手段，能參與到這樣的集會裡，才能算作被其所接納，這對於一個士人的社會名聲至關重要。

在當時經常有這種文人雅集活動，比如王羲之《蘭亭集序》就是在這樣的場合裡寫下的。而還有很多「雅集」甚至還對參與者限定了出身門第，或者只在家族內部舉辦。

陶淵明的文學成就很高，但在當時卻默默無聞，幾乎沒有人推崇其作品，這就是在文化上被排斥的表徵。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更多地認為他是一個有名聲的隱士，而不是一位好的詩人或作家，所以在品評他的時候往往都是從人格、歸隱等方面著手的。

其相關傳記被歸入《隱逸傳》中，鍾嶸的《詩品》裡也僅僅是將其列入「中品」，給了一個「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評價，並不算高，《文心雕龍》更是對其隻字不提，可見他的作品還不足以被太多的人關注。

真正認識到其價值的只有昭明太子蕭統，不僅在《文選》中收錄了其多首詩歌，還編纂過《陶淵明集》，給予了其極高的評價。但這並沒有被當時及之後的時代認可，南北朝時期的其他人對陶淵明獨具一格的文風並沒有太多借鑑和學習。

陶淵明的文學價值真正被人們所廣泛認可，是在唐代之後，其文化史地位的最終確立還要遠至宋朝才得以完成。

以文學史上的經歷來說，陶淵明所奉行的文化、思想在當時的年代裡與其他人是格格不入的，他必然是得不到世家大族們在文化上的認同，這對其仕途的影響至關重要。

一個徘徊於世族和寒門之間的尷尬出身，一個不被時代所接納的文化信仰和追求，在物質和精神上都無法與同時代的其他人良好地相處，陶淵明與其所處時代格格不入就是必然現象了。

無論是「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氣節，還是熱愛田園的心緒，從更為現實的角度來說，也是陶淵明無法融入當時社會的一個結果。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在陶淵明歸隱之後的文學作品中，依然存在著如此濃鬱的不平氣。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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