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為什麼最後不救援襄陽了（宋末名噪一時的襄陽重鎮為何在宋亡之後便沒了存在感呢）

2023-11-05 11:12:45 1

1234年正月，蒙宋聯合滅金。同年六月，宋軍進兵中原，收復了兩國結盟前並沒有做出明確歸屬協定的河南部分地區，但隨後便遭遇了蒙軍的突襲，被迫南撤至宋境。年底，蒙古遣使赴臨安，責難宋廷「敗盟」，次年春，窩闊臺汗以此為藉口派兵伐宋，宋蒙戰爭全面爆發。蒙元滅宋統一中國的大業歷時46年之久，窩闊臺和蒙哥兩代大汗徵宋的主攻方向為四川，意圖佔據巴蜀後，建瓴而下，直取南宋江浙腹地；然而蜀地多崇山峻岭，騎兵優勢難以施展，故蒙軍勞師南徵，靡費錢糧無數，始終無法滅宋，甚至折損了蒙哥汗。忽必烈繼位後，將戰略主突方向改為荊襄地區。從1267年起，雙方在襄陽一帶展開長達六年的拉鋸戰，1273年，元軍攻破襄陽，隨即順漢水入長江，循江東下，僅兩年光景，便攻破臨安，撼動了宋王朝的根基，其殘餘勢力也在四年後被徹底消滅。

1267年至1273年的襄陽之戰堪稱整個蒙宋戰爭的轉折點，該城的失守及由此引發的「蝴蝶效應」直接導致了宋王朝的傾覆；江山社稷之安危全繫於一城之得失，如此案例史所罕有，以此為創作背景的金庸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更是將襄陽「華夏第一城池」之名傳之四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宋王朝滅亡後，襄陽之於全國的地位和聲名卻一直不溫不火，現如今已泯然眾「城」矣。這究竟是何緣故呢？

宋元襄陽之戰形勢圖

一、歷史上大多時期襄陽的存在感並不強

歷史上圍繞襄陽爆發的大小戰爭不計其數，但世人耳熟能詳的戰例卻寥寥無幾，除宋蒙襄陽之戰外，也就數關羽發動的襄樊之戰最為出名，至於（前）秦（東）晉、孫（堅）劉（表）、宋金、楊（嗣昌）張（獻忠）襄陽之戰，包括解放軍解放襄陽之戰在大多人的認知中仍屬空白，倒不是這些戰爭規模不大，亦或襄陽的戰略地位無足輕重，而是大多時候襄陽的得失，與一個王朝的存亡並無直接關係。

如淝水之戰前，前秦已攻破襄陽，但始終無法有效突破東晉江淮防線，最終慘敗於淝水；三國之東吳，從未掌控襄陽，卻仍能與佔據巴蜀（一度佔領荊州核心地域）的劉備和坐擁襄陽的曹魏長期鼎足而立；後西晉滅吳，自襄陽而出的晉軍，其突擊方向為鄂、湘、交（趾）、廣，明顯是偏師。

即便是宋蒙戰爭初期，襄陽的重要性及戰略價值也並未引起雙方的高度重視。1235年春窩闊臺兵分三路，大舉伐宋，其主攻方向在四川。蒙軍在巴蜀打開局面的同時，皇子闊出率領的中路軍在襄陽先敗後勝，於1236年3月輕取襄陽。1238年宋軍趁蒙軍主力攻掠四川和兩淮之際，反攻荊襄，1239年宋軍輕鬆收復樊城和襄陽，而蒙軍方面卻不思重奪襄陽，依舊「死磕」四川。蒙哥攻宋之戰的主攻方向仍是四川，僅在1257年的侵宋戰爭中，派出左翼偏師攻打襄陽和樊城，統帥塔察兒圍樊城七日不克，旋即撤圍，完全是淺嘗輒止。

淝水之戰前，前秦軍已經攻佔襄陽，但是前秦未能滅亡東晉，主要原因在於武昌和江淮俱在東晉之手

二、襄陽重要軍事地位的由來

（一）南宋江防體系淺析

1.南方政權長江防線的北屏障——江淮地區

歷史上的南北政權對峙時期，南方政權均奠都於南京或臨安，引長江天塹為天然防線以拒北朝，但長江自西向東奔流上萬裡，南方政權根本無法做到處處設防，沿岸的不設防地及防禦薄弱點實在太多了，北軍只需集中兵力於一處便可輕鬆突破南朝的江防，南方政權多亡於北方政權與此因素有著莫大聯繫。不過，南方政權「熬死」北朝的案例亦不在少數，而成就這一奇蹟的秘訣就在於「守江必守淮」的防禦體系構建。

「守江必守淮」中的「淮」泛指江淮，即淮河與長江之間的廣大區域。淮西北部大別山橫向逶迤數百裡，淮西南部湖泊星羅棋布，淮東河網密布，溝壑縱橫。若南方政權在此地區部屬重兵，並依託山川湖河構築梯次縱深防禦體系，饒是北軍勇猛異常，突破淮河一線後，仍會遭遇南軍的層層抵抗，其攻勢逐次遞衰，進抵長江時往往已成強弩之末，失敗便不可避免。如東晉、宋、齊、梁，擁有完整的江淮地區，其江防體系較為完善，前秦、北魏始終無法突破長江攻滅南朝，此四朝也只是亡於朝臣篡位而已。

所以，沒有江淮地區作為屏障，僅憑長江這一道天險是不足以拱衛江南免受北方襲擾的；而控制江淮，並在此區域內部署梯次縱深防禦，給南方政權提供足夠多的「容敗」機會，以確保南軍在長江一線擊敗業已勢衰的北軍，避免長江南岸地區遭受戰火荼害，便是「守江必守淮」的精髓之所在。

江淮地區地形圖

2.南方政權江防的核心——必據上遊之勢

歷史上並非所有的南方政權都能掌控江淮地區，它們只能堅守京畿上遊的廣大地區或沿江據點與北方政權周旋求存，即「據上遊之勢」阻敵順長江直流而下進襲其蘇浙腹地。所謂的京畿上遊地區主要指巴蜀、湖北、皖贛，而三大塊區的核心據點在於沿江的重慶、武漢、九江、安慶（後兩者自近代興起，古代地位並不能與前兩者相提並論）。南方政權只要守住任一一城及周邊地區，即可確保其東南中樞無虞。北方軍隊何不直接進攻南方政權的都城？或從上述重鎮的下遊進入長江，再順流直下攻取蘇浙呢？只因此行動過於冒險，北軍極易遭受從上遊重鎮順江而下的南方政權軍隊與京畿地區守軍的夾擊。

在古代，長江沿岸據點又以武漢最為重要，其地據長江中遊，北扼漢水，西制巴蜀，敵人自漢江上遊南下或由四川順流東下俱為其所阻。三國之東吳，僅擁有江淮小部分地區，仍可與北方的曹魏分庭抗禮，隔江而治，所倚仗者乃長江重鎮夏口（今武昌）也。西晉滅吳之戰，淮東的晉軍兵鋒直指建業，但其目的並非渡江攻城，而是牽制吳軍主力，使其不能增援上遊；晉軍主力則從巴蜀地區順江而下，匯合中遊諸軍蠶食東吳上遊沿江據點，隨後直取建業。隋滅南陳之戰，隋軍先是佔領漢口，逐漸控制長江中遊，阻止武漢上遊陳軍東下救援，最後才於淮東發動總攻，攻佔建康，俘虜陳後主。

晉滅吳之戰，自襄陽而出的杜預部主攻方向是交趾和兩廣

588年隋軍首先在陳朝上遊發起進攻，平定上遊陳軍據點後，東路軍於次年正月渡江攻佔健康

南宋時期，長江上遊的重要性在戰爭實踐中被進一步檢驗證實。

1129年，宋高宗南渡長江後，主動放棄江淮一線，金軍輕鬆突破長江，攻克建康、臨安等地，追擊宋高宗至寧波，舟山一帶，但由於長江中上遊廣大地區俱在宋廷之手，金軍統帥完顏宗弼恐上遊宋軍順江東下，抄其後路，便放棄對宋高宗的追擊，繼而北返。

南宋建立初期，金軍在東線對宋高宗窮追猛打，西線上遊地區卻少有建樹，最終功虧一簣

1258年蒙哥汗親率主力西路軍進攻四川，東路軍由其弟忽必烈統帥，在江淮一帶牽制宋軍，防止其西上救援巴蜀。次年九月初，忽必烈大軍進圍鄂州。宋理宗聞報，驚慌不已，唯恐鄂州城破，蒙軍順江東下攻取臨安，在貼身宦官董宋臣的攛掇下，幾欲遷都至寧海；後在太后及眾臣的強烈反對下，此念方才作罷。九月二十八日，驚魂稍定的宋理宗詔賈似道節制江西及兩廣人馬，支援中遊戰區。自九月起，宋蒙圍繞鄂州展開三個多月的激烈攻防戰，忽必烈始終不能克此堅城，雙方遂成對峙態勢。

與此同時，賈似道調集各地援軍馳援鄂州，其中對鄂州保衛戰的勝利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支援軍乃是十一月初一日，自上遊重慶沿江而下的呂文德部，此路援軍在嶽州突破蒙軍張柔部的攔截後，進抵鄂州，鄂州城守愈堅，蒙軍已喪失最佳的破城窗口期。次月初，忽必烈被迫率軍北返，與其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

1259年鄂州之戰形勢圖

諸多案例充分說明不平定上遊，北軍根本無法徹底滅亡南方政權，清末曾國藩更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距上遊之勢」的戰略思想。

四川為南宋領土的極西之地，挈領長江上遊之總勢，自然成為蒙古滅宋的首要徵伐目標。長江以北的四川地域也成為南宋江防的西北屏障。

四川挈領長江上遊之總勢，在古代四川的得失關乎下遊南方政權的安危

（二）襄陽是南宋江防屏障的薄弱點

宋金對峙時期，南宋控制了整個江淮地區，朝廷在此經營日久，防禦體系較為成熟，湖北至江蘇一線的長江防務自然萬無一失；而巴蜀地區北有秦嶺、大巴山屏障，境內陸有劍門之崢嶸，水擁三峽之險峻，北敵勢難由此突破而進入長江，唯有秦嶺以東，淮河以西之襄陽及以南地區，地勢平坦，山川之固不比川蜀，河流稀疏難以為塹，是為南宋邊防的薄弱環節，敵軍極易從此地突入宋境腹地，飲馬長江。所以，經營並堅守襄陽，對於南宋鞏固長江中遊防務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襄陽是長江江防北屏障的薄弱環節

襄陽地形圖

（三）四川形勢突變致使襄陽軍事價值進一步升級

窩闊臺攻宋雖然沒有達成最初的戰略目標，即佔領整個四川，挈領長江上遊之勢，但蒙軍在巴蜀戰場上仍取得不菲的實質性戰果。首先，川西和川北幾乎均被蒙軍剽掠一空，並遭受嚴重破壞，經此一戰，四川再難向下遊輸出經濟成果，反而需要下遊的補給，這嚴重消耗了南宋的財力和物力，其綜合國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其次，蒙軍雖最終退出四川，但是卻佔領了四川的北部屏障——利州路大部分地區，並在蜀邊建立了三個可隨時入蜀的戰略基地，即興元（今漢中）、沔州石門（今屬略陽）、階州兩水（今屬武都），並留有兵馬駐守。如此一來，蜀中門戶大開，蒙軍幾乎可以自由進出川西和川北，巴蜀四路行政區，宋廷僅有效掌控潼川路和夔州路，其在益州路和利州路的統治名存實亡，蜀地一半的防務已趨於瓦解，形勢已不容樂觀。

陝甘進出巴蜀的通道示意圖

蒙軍若佔領整個四川，攻宋的主戰場勢必轉移至長江中遊的京湖地區，中遊無上遊巴蜀之地利，宋軍實難與敵長期周旋，中遊有失，下遊宋廷之腹地必不能久存。為穩妥計，1239年孟珙收復襄陽後，即奏請朝廷置重兵於襄陽，並加強了長江北部京湖地區的防務。孟珙做此超前性的戰略部屬，主要是出於以下考慮：當四川不幸淪陷，戰事勢必轉移至中遊，確保漢水上遊的襄陽無虞，可使宋軍傾盡全力向西應對自巴蜀順江而下的蒙軍，而不必分兵抵擋從漢水方向進襲中遊江陵（今荊州）、鄂州（今武昌）等重鎮的敵軍。自此襄陽作為長江中遊重鎮的屏障，開始受到宋廷的重視。

蒙哥汗繼位後，蒙古人逐漸改變以往劫掠破壞四川的經略方針，他們開始在佔領區內修築工事，堅守城池，督民造冊，管理當地大小軍民事務，並以此為戰略基地，窺伺川東夔州路和川中潼川路，四川戰區的形勢急劇惡化。1258年，蒙哥親徵四川前，蒙古人已經佔領了川西平原和利州路大部分地區。雖然蒙哥大汗最終殞命釣魚城下，但是蒙軍在川西和川北卻站穩了腳跟，巴蜀膏腴之地盡陷於敵手。

1235——1258年，窩闊臺和蒙哥攻宋之戰已經佔領了大半個四川，這為忽必烈從襄陽突破南宋江防奠定了戰略基礎

屋漏偏逢連夜雨，第二次宋蒙戰爭後，抗蒙名將，時任瀘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撫副使的劉整與四川制置使俞興、京湖制置使呂文德嫌隙日深，俞、呂二人勾結，誣陷迫害劉整；當時朝政由奸相賈似道把持，朝內賢能遠謫，忠良泣血，劉整申訴無門，朝不保夕，於1261年獻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蒙，潼川路大半淪陷，宋蒙在四川的均勢被打破，戰略的天平逐漸向蒙古傾斜。劉整熟知四川地理，深曉宋軍作戰風格及宋廷軍政機密，在其襄助下，蒙軍憑藉軍力的優勢逐步蠶食川中和川東。至1267年襄陽之戰前夕，四川大部分地區已失守，宋軍被壓縮至川東南一帶，依託中樞重慶、合州釣魚城等據點勉力維繫局面。

南宋全國行政區劃圖，劉整降元，獻出大半個潼川路

以上據點地形險要，壁壘堅固，蒙軍勢難突破宋軍防線，宋軍據險而守足以屏障下遊江陵、鄂州等重鎮。伐宋以來，蒙古人謀劃已久的攻取巴蜀，再順流而下，佔江陵、鄂州，直取臨安的戰略計劃也基本告吹。但由於蒙古人在四川已佔據絕對優勢，駐川宋軍僅能苦撐自保，再難東下救援荊湖了。在此情勢下，劉整審時奪度，不失時宜地向忽必烈提出主攻京西路襄陽為突破口，順漢水南下攻取鄂州，撕裂南宋長江防線的戰略計劃。襄陽的戰略地位由此猛然躥升。

元朝政府調整戰略主攻方向，是傳統滅宋戰略基本走入死胡同後的創新之舉，它逐步打破了蒙宋雙方長期對峙的均勢格局。顯然這是忽必烈在窩闊臺和蒙哥經略巴蜀相對成功的基礎上斬獲的成就，因為兩位大汗硬生生從宋廷手中奪得大半個四川。如果宋廷掌有整個或大半個四川，駐川宋軍在穩住四川防線的同時，亦有餘力支援下遊；即便是襄陽、鄂州有失，蒙元軍也不會對南宋下遊中樞構成太大威脅，一如1236年蒙古皇子闊出攻佔襄陽及1259年忽必烈兵圍鄂州，於大局無妨。

窩闊臺攻宋期間，蒙軍曾攻佔襄陽，但由於四川大半部分仍在宋軍之手，蒙軍並不能有效攻擊南宋長江下遊腹地

三、襄陽的防務本質上屬於鄂州防務的延伸

史學界一直將襄陽之戰視為蒙元滅宋的轉折點，大多數人認為襄陽失守後，南宋再無回天之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襄陽失守後，元軍逐漸拆除了荊湖路的北部藩籬，其兵鋒直指南宋長江中遊防線，此形勢與蒙軍攻破蜀中門戶利川路，飲馬上遊長江如出一轍。倘若宋軍能堅守鄂州而不失，則穩據宋廷中樞的上遊之勢，饒是京西路（治所襄陽）盡失，元軍勢難「浮漢入江」，即便僥倖突入長江，也絕難順流而下奔襲南宋京畿腹地；因為他們直面下遊守軍的同時，其背極易遭受自鄂州地區而出的宋軍的襲擾。

如上文所述，「無淮」或無江防屏障，則需堅守長江上遊重鎮以據上遊之勢，方能構築起相對堅固的長江防線，確保下遊中樞無虞。鄂州是宋廷的西大門，扼守漢水入江口，亦可阻自四川東下之敵，是故，長江下遊南宋中樞之存亡全繫於鄂州；1259年，忽必烈兵圍鄂州，宋理宗驚恐之至，意欲遷都即是此因。

襄陽地處漢水上遊，此地不守，敵軍可順漢水向南急趨，威脅長江中遊地區。因此，確保襄陽無虞，不但可護佑鄂州（和江陵）不受西北來敵的侵犯，亦可在鄂州等地遭受其他方向來敵的攻擊時，由襄陽遣出援軍沿漢江南下，憑順流水運之速度優勢，及時增援鄂州。所以，襄陽得失關係江陵、鄂州一帶江防的安危。

襄陽失守後，宋軍本可依託鄂州阻止元軍進入長江，怎料襄陽守將呂文煥投降元廷後，駐守京湖地區的呂氏集團的兄弟子侄，門生故舊也望風而降，元軍不費吹灰之力平定漢江流域，短時間內便進抵至漢陽。倉促之間，宋軍僅在漢江口布置起防線，而漢口地區的湖泊水系，並未及時設防。起初，宋軍成功阻擋元軍從漢江口突入長江，但元朝左丞相伯顏於1274年12月率水軍從漢水取道淪河進入東湖，經後湖，過灄水而入武湖，宋軍阻擋不力，致使元軍從沙無口突入長江。12月17日，元軍從鄂州下遊迂迴進攻鄂州和漢陽，漢陽宋軍腹背受敵，被迫投降，漢陽失守後，鄂州獨木難支，於次日獻降。至此，南宋下遊中樞腹地門戶大開，亡國之勢已無法逆轉。

元軍採用迂迴戰術突入長江，包圍漢陽和鄂州示意圖

四、南宋滅亡後，中國再無南北長期分治之時期

元明清及民國末期，中國均出現過短暫的南北對峙時期。元末朱元璋起義軍主動北伐元廷；明末南京福王政權僅存在一兩年；清末太平天國起義軍並未控制荊襄地區，太平軍以武昌、九江、安慶為屏障庇護天京，太平天國也並非亡於北方清廷，而是亡於長江中遊的漢族團練軍閥；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南北一度呈對峙勢態，但此局面僅維持數月而已；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後，解放軍和國民黨政權也曾短時間隔江對峙，但隨後的渡江戰役便終結這一態勢。

宋亡之後的南北對峙時期，要麼南方政權在戰略上碾壓了北方政權；要麼南北對峙時間太短，南方的南京政權並未構築起相對完整且堅固的江防體系，就被取道江淮地區的北軍迅速攻滅。南方江防體系拉跨的情勢下，北軍從淮東發起攻擊，效率更高，且完全不必擔憂順流而下的上遊南方軍隊與下遊守軍的夾擊，因為上遊的江防體系構建不完備，即表明上遊南方軍隊的軍備相對廢弛，對下遊的支援力度有限。北軍從江淮地區發起進攻即可達成戰略目標，自然不會取勢千裡之外，在荊襄地區與敵過多糾纏。所以，非南北長期對峙時代，襄陽的戰略軍事價值大打折扣也是再正常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