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祝福祥林嫂之問的句子（重讀祝福祥林嫂之問）

2023-07-24 12:11:05

祥林嫂，魯迅《祝福》插圖，古元木刻版畫，1956年

由於《祝福》包含了「兩個故事」，所以無論以「祥林嫂的故事」為中心的「反封建」論，還是以「我的故事」為中心，探討魯迅精神世界複雜性的「反抗絕望」說，都不難找到相應的文本根據。但《祝福》畢竟不是兩篇，而只是「一篇小說」。問題的關鍵，顯然也就不是究竟以哪一個故事為中心，而是如何把它當作「兩個故事」組成的「一篇小說」來理解。從一方面作為悲劇命運的結果關聯著「祥林嫂的故事」，同時又作為開端而聯繫著「我的故事」，引發了「我」的困惑與思考的「祥林嫂之問」入手，或許不僅可以打破各執一端的糾纏，更有可能走出某種普遍性的誤區，重新認識「魯迅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一、作為參照的第一次「歸鄉書寫」

「祥林嫂的故事」雖然在很長時間裡壓倒「我的故事」而成了唯一的焦點，但在結構上卻只能算是「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屬於「故事中的故事」。一定要把小說歸納為「一個故事」的話，《祝福》講述的其實是「我」的「歸鄉故事」：「我」在舊曆年底回到故鄉魯鎮，又在現實經驗的逼迫之下黯然離去。在這個「歸來-離去」的「歸鄉故事」裡，「我」既是講述者，又是「故事裡的人」。「外在的異己的故事在被講述的同時也內化到講述者的心理與人格深處，潛移默化地鑄造著『我』的人生哲學與情感方式」，最終把「我」塑造成了「一個苦苦思索和探求人生之路的『尋路者』形象」［1］。

1924年3月，《東方雜誌》發表魯迅的短篇小說《祝福》。1956年，由夏衍改編成電影，北京電影製片廠攝製，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祥林嫂之問」對小說的決定性意義，也就在這裡：不是魯鎮無處不在的冷漠或者別的什麼，而是靈魂有無的「祥林嫂之問」，猛然間打破了「我」的幻想，把「我」從「歸鄉者」變成了「尋路者」。質言之，儘管「已沒有家」，「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家裡」的事實，早在「歸來」之前就註定了「離去」的必然，但究竟以怎樣的方式、怎樣的身份「離去」，則是由「我」回到魯鎮的第二天，在路上「遇見祥林嫂的事」決定的［2］。

要理解「祥林嫂之問」的這個決定性意義，有必要回過頭來，從《故鄉》《社戲》兩篇小說的第一次「歸鄉書寫」說起。「專為了別他而來」的《故鄉》，其實不是告別，而是更強烈的回歸。不得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謀食的異地去」，告別「現實故鄉」的事實，反過來激發了「我」的強烈依戀，把「我」推進了心理的「幻景故鄉」深處，鑄造成了「懷鄉者」［3］。這種依戀是如此濃烈，以至於閏土恭恭敬敬的一聲「老爺」將「我」打入冰冷的現實，甚至於清楚地看見了所謂的「希望」不過是「自己手制的偶像」之後，小說仍然用這樣一條「光明的尾巴」，強行抹去了「幻景故鄉」和「現實故鄉」的斷裂：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

在鄉村/都市的二元對立中展開的《社戲》，同樣也是作為「懷鄉者」的「我」，為了逃避眼前的喧擾而在想像中展開的一次回歸「幻景故鄉」的心靈之旅。朦朧的月色、婉轉悠揚的笛聲、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這些瀰漫著牧歌意緒的詩性意象，把心靈深處的「幻景故鄉」，升華成了「美麗的故鄉」。因為「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等現實情境的抵抗而面臨危機的「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5］，在《社戲》中得到了完美的拯救與升華。

《吶喊》1930年北新書局版。《故鄉》和《社戲》皆選自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吶喊》

所以《故鄉》和《社戲》的第一次「歸鄉書寫」，最終以心理的「幻景故鄉」對物理「現實故鄉」的勝利，築起了一個封閉的精神世界，隔絕了現實經驗進入或打破「我」的心理幻象之可能。《社戲》沒有看清戲臺上的表演，而只是月色朦朧中的一次看戲之行。《故鄉》也是一次從幻象出發，又復歸於幻象的封閉之旅。魯迅曾批評過晚年的章太炎，說他「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6］，批評過《孤獨者》裡的魏連殳，說他「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裡面了」［7］。這樣的批評，其實也適用於他的第一次「歸鄉書寫」：「幻景故鄉」就是魯迅「自己手造的牆」，自己的「獨頭繭」。而《故鄉》結尾那條生硬的「光明的尾巴」，和魯迅嘲諷的牧師用來安慰正在受苦的農婦的「死後」，也並沒有什麼兩樣。那嘲諷，也可以放在他自己的作品上：「其實古今的聖賢以及哲人學者之所說，何嘗能比這高明些。他們之所謂『將來』，不就是牧師之所謂『死後』麼？」［8］

作者與作品的關係只是理解文學的一種，而非唯一可能的維度。是否真實地表達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並不能決定作品的好壞，更不能決定作品的歷史效果。但立足於魯迅這個時期的情感和思想變化，從是否真實地表達了作者思想感情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故鄉》《社戲》的第一次「歸鄉書寫」，並沒有脫離魯迅所謂「瞞和騙的文藝」：「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9］。

反過來，也正是為了掙脫「幻景故鄉」的誘惑，掙脫「瞞和騙的大澤」，魯迅才又重新撿起「歸來-離去」的模式，開啟了自己的第二次「歸鄉書寫」。

二、「祥林嫂之問」與「我」的逃離

「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畢竟最像」四個字，寫出了「舊曆的年底」壓倒了「新曆的年底」的結局，交代了歸鄉的心理根源，也暗示「歸來」之前曾經有過的猶豫和掙扎，為最終的「離去」埋下了伏筆。

任何一種思想體系和價值標準，都只有通過對時間的命名和劃分，才能進入日常生活，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會意識形態。「舊曆的年底」和「新曆的年底」，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思想和價值標準。《祝福》寫於1924年2月7日。而就在兩個星期之前，魯迅曾借「上海魁華書局印行」的一本錯亂迭出，新時間裡混雜著「宜沐浴剃頭捕捉」之類舊習俗的日曆，尖銳地批判過「奇怪的日曆」背後的「昏謬」［10］。「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的誘惑，其實是「舊曆社會」的思想和價值標準以「幻景故鄉」的形式向「我」展現出來的誘惑。

但「像」，也就「不是」。在《社戲》裡，「我」因為厭倦了北京劇場的喧鬧，才有了對故鄉經驗的追憶和懷念。「舊曆社會」的誘惑裡，也潛含著「我」對「新曆社會」和「現實之家」的厭倦。新曆的年底「是」，但卻「不像」年底。舊曆的年底「像」，卻「不是」年底。第一次「歸鄉書寫」的「幻景故鄉」和「現實故鄉」，在這裡變成了「像」和「是」的糾纏。不同的是，這個時期的魯迅對「幻景故鄉」之「像」，已經有了清醒的自覺。《在酒樓上》明確寫道：「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幹雪怎樣紛飛，這裡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11］

陶元慶設計《彷徨》封面（1926年）

「畢竟最像」背後的猶豫和掙扎，就源於「我」對這種誘惑的清醒自覺。如《朝花夕拾·小引》所說，儘管「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但「我」終究還是清醒地意識到了它們只是「思鄉的蠱惑」［12］，而非真實的存在。所以小說開篇的第四個句子，也就急轉直下，把剛剛完成的「歸來」放到了不穩定的悖論之中，以「家」和「故鄉」的分離，寫出了「離去」的必然：「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時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裡。」

拋開為了讀者需要而插入的關於「我」和魯四老爺親戚關係的說明，和對後者的諷刺性描寫，只考慮「我」的情感變化和故事情節必需性的話，小說第一自然段完全可以在「已沒有家」「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裡」之後，直接點出最後的結局：「但是，談話總是不投機的了，於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裡。」

正如上文所說，第一次「歸鄉書寫」的「離去」，反而激起了強烈的「思鄉的蠱惑」，把「我」鑄造成了熱烈期待著再次「歸來」的「懷鄉者」。《祝福》中的「我」，因此才會在幾經猶豫和掙扎之後，還是忍不住在「舊曆的年底」回到了「已沒有家」的故鄉，回到了記憶和情感的「幻景故鄉」。而這一點，也解釋了為什麼儘管「我」剛回到故鄉「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裡」，但仍然會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舊曆社會」裡百無聊賴地呆——準確地說是「剩」——到第三天，才打定了「離開」的主意：「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但即便如此，上述這段出現在第二自然段結尾處的話也仍然可以理解為「我」的自言自語，一種在想要掙脫「舊曆社會」和「幻景故鄉」而不可得的困境中發出的自我勸勉。此時的「我」，仍然有可能像第一次「歸鄉書寫」那樣，以「懷鄉者」的身份從魯鎮「離去」，走進新一輪「歸來」。那明知其並非真實，而僅只殘存在記憶和情感深處的「思鄉的蠱惑」，依然極有可能「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回顧」。

根本性的轉變，是隨著祥林嫂的出現，從第三自然段開始的：「況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這個轉折，既印證了假若沒有「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我」就有可能繼續百無聊賴地「安住」下去的事實，又毫不含糊地把「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確定成了「使我不能安住」的根本原因。「幻景故鄉」的強烈誘惑，也由此變成了「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之決定性意義的反襯。誘惑有多強烈，「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就有多重要。

三、「真問題」的意義

習慣性地把「祥林嫂的故事」看作一個整體的人們，忽略了這樣的事實：「祥林嫂之死」，乃是在「我」決心「離開」之後才發生的事。當「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打破了「幻景故鄉」和「舊曆社會」的誘惑，讓「我」決心「離去」的時候，「祥林嫂之死」還只是一種可能的意外。把「我」從「歸鄉者」變成了「尋路者」的，因此也就不包括，甚至在不少人看主要就是由「祥林嫂之死」構成的「祥林嫂的故事」，而是靈魂有無的「祥林嫂之問」。

小說借祥林嫂之口，提出了迄今為止的人類思想未能圓滿回答的「真問題」：「一個人死了之後，有沒有魂靈的？」

小說人物「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祝福》精巧的情節設計，把「有」和「無」都變成了無效答案。祥林嫂既希望「有」，以便死後能見到兒子阿毛；同時又希望「無」，免除死後被鋸成兩半，分給兩個丈夫的大恐懼。「有」意味著不僅現在，而且死後仍然要繼續受苦；「無」則意味自己的人生只有眼前充滿了苦難和不幸，因而現實生活毫無意義。所以無論「有」還是「無」，都意味著永遠的苦難和不幸，都無法解除祥林嫂的惶惑與恐懼。「我」吞吞吐吐「說不清」的回答，也就只能在祥林嫂一步緊接著一步的追問中潰敗下來。

魯迅自己，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1936年9月5日，重病之餘的魯迅在遺囑性質的雜文《死》裡，全面回顧了靈魂問題對自己的困擾，立下了「人死無鬼」的確信［13］。但僅僅十五天之後，他卻又在《女吊》裡表現出了對紹興民間鬼神信仰的「同情之理解」。對「鬼」的由衷讚賞，和對上海「前進」作家極度的厭惡，合力中否定了「人死無鬼」的確信：「自然，自殺是卑怯的行為，鬼魂報仇更不合於科學，但那些都是愚婦人，連字也不認識，敢請『前進』的文學家和『戰鬥』的勇士們不要十分生氣罷。我真怕你們要變呆鳥。」［14］

趙延年木刻魯迅作品之《女吊》

但《女吊》的「有鬼」，也不能說就是魯迅最終的確信。假若思考和追問能夠繼續，誰也不敢說魯迅就不會再次回到「人死無鬼」的「確信」上來。不是個人意志或者正確答案，而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讓魯迅的思考停止在《女吊》上，終結了「祥林嫂之問」對魯迅的困擾。

在註定要遭遇痛苦和不幸的世界裡，「祥林嫂之問」其實就是「人生有無意義」這個亙古的生存論難題在魯迅身上的表現。思想和文明類型的多樣性，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人類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的產物，又是這個問題根本上無法回答的直接證據。和那些只是為了「被解決」才提出來的歷史問題不一樣，「祥林嫂之問」是永遠無法回答，同時又因其無法回答而永遠困擾著人類，召喚著每個人的思考與回答的「真問題」。換句話說，正因為無法回答，正因為不能「被解決」，「真問題」才作為永遠不會消失的問題困擾著我們，迫使我們探索各種可能的方案和途徑，造就了思想的活力與繁榮。

認定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甚至已經「被解決」了的假象，其實是思想的死敵。它把我們封閉在現成的答案或思想體系裡，變成了掛著「思想」招牌的殭屍。普通人可以沉浸在日常生活裡，像魯四老爺家那位無名短工一樣，對祥林嫂的苦難和不幸視而不見，對「祥林嫂之問」充耳不聞。一般的研究，也不妨把重複現有答案，傳播他人思想當作職業，做知識的搬運工和守護者。但現成的答案和思想不能把一個人變成「思想家」，只有擺脫了對現成答案和思想體系的依附，直面「真問題」而展開自己的「思」，自己的「想」，自己探索可能的方案和途徑，才配得上「思想」兩個字。

魯迅當然知道撒謊，知道「啟蒙的藝術」。拋開《野草》裡的《立論》《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不說。《娜拉走後怎樣》的著名演講，就曾公開讚美過「說誑和做夢」的偉大［15］。晚年的《我要騙人》，也曾把地獄換成天堂，對「祥林嫂之問」作了富有「啟蒙的藝術」的回答：「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有的罷。」［16］

但唯其知道「啟蒙的藝術」，《祝福》才更進一步，以「祥林嫂之死」，乾淨利落地斬斷了用「撒謊和做夢」來消除祥林嫂的惶惑與絕望，廉價地滿足讀者的可能。祥林嫂的死，把「我」對她的敷衍和心存僥倖的逃避，變成了永遠無法消除的道德原罪，迫使「我」不得不直面「祥林嫂之問」，在「尋不出路來」的地方，開始了「尋路者」的思想之旅。

在這個意義上，祥林嫂不是現實主義小說的人物形象，而是隨著魯迅對靈魂有無問題的思索而浮現出來的「心像」，一面讓這種思索得以生成和持續的「鏡子」。其作用，就是「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17］，打破「幻景故鄉」的誘惑，把「我」從「瞞和騙的大澤」中推出來，走上「無路可走」的「尋路者」道路。那絕望又倔強地表示著自己還是「一個活物」的眼珠，以及那同樣絕望而又倔強地直視著「我」的眼神，就是「祥林嫂之問」對魯迅，對所有人絕望而又倔強的逼視：「……答我。否則，離開！……」［18］

四、在「尋不出路」的地方展開「魯迅思想」

「祥林嫂之問」本身不可能「被解決」。「祥林嫂之死」阻斷了「說誑和做夢」的可能。兩者合力，把「我」從明知其僅只是「像」，而非真實之「是」，但卻又苦於無法掙脫的「思鄉的蠱惑」裡推出來，鑄造成為「尋路者」。這之後，《祝福》的內容和敘述視角，也隨之發生了轉變。之前的《祝福》，講述的是「我」在「舊曆的年底」回到魯鎮，拜訪親友之類的事實性活動。但從「祥林嫂之死」開始，小說變成了「我」獨自在昏暗的燈光之下，直接面對「理想讀者」的沉思性獨白。祥林嫂的悲慘命運，也才隨著「我」對「祥林嫂之問」的思索浮現出來，構成了完整的「祥林嫂的故事」。「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生平事跡的斷片，至此也聯成一片了」。

最重要的是：「漸漸輕鬆」「漸漸的舒暢」「懶散而且舒適」等明顯有違常情常理的獨特情緒，也隨著這個轉換浮現出來，不斷挑釁和冒犯著讀者的閱讀期待，形成了獨特的「魯迅思想」。這種獨特的「魯迅思想」，既是「祥林嫂的故事」得以「聯成一片」的情感基礎，也是理解《祝福》的關鍵。

魯迅曾經在和許廣平的通信中對自己的思想做了「為自己」和「為別人」的區分：「我為自己和為別人的設想，是兩樣的。所以者何，就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確，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實驗，不敢邀請別人。」［19］「我」以「歸鄉者」的身份回到魯鎮，遇見「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的祥林嫂，本來「預備她來討錢」，但卻在猝不及防中遭到「祥林嫂之問」時支支吾吾的「說不清」，就是「為別人」，即小說所謂「為她起見」的產物。相反的「輕鬆」「舒暢」等反常情緒，則只有從「為自己」的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魯迅、許廣平、海嬰一家三口

「像」而「不是」的「舊曆社會」之所以能夠誘惑，並最終導致了「我」的「歸來」，不僅僅因為它的確「最像年底」，更因為「我」對眼前「是」而 「不像」的「新曆社會」及其「現實之家」的強烈厭倦。「我」極度厭倦「新曆社會」的「現實之家」，但又沒有勇氣「跨進去，在刺叢裡姑且走走」［20］，把「沒有家」當作人生的真實境遇接受下來，承受「沒有家」的真實處境，那明知其為虛妄的「幻景故鄉」因此才趁虛而入，讓「我」陷入了「新曆社會」和「舊曆社會」交織而成的「昏謬」之中。質言之，不是什麼積極的正面力量，而是明知其為虛妄，但卻又苦於無力掙脫的情感幻象牽引和支配著「我」，讓「我」在「舊曆的年底」回到了魯鎮，幻想著在「沒有家」的故鄉獲得暫時的「安住」。

這種情感幻象，也是魯迅反覆與之搏鬥的「鬼氣和毒氣」：「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裡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21］，是讓魯迅「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的那些「古老的鬼魂」［22］。反過來，魯迅也多次抒發過掙脫了「昏謬」，祛除了「鬼氣和毒氣」之後的「輕鬆」「舒暢」。比如《在酒樓上》的結尾：「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裡。」［23］以及《孤獨者》的結尾，「我」在魏連殳葬禮結束之後的「輕鬆」：「像一匹受傷的狼」一樣發出長嗥之後，「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溼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24］

如果不拘泥於細節，把「我」在「新曆社會」的「家」和「舊曆社會」的「故鄉」之間的來回輾轉、靈魂的有和無之間的遊移，以及祥林嫂既可能因為「我」的答話而發生意外，也可能毫無影響兩種可能性之間的焦慮，也納入「明暗之間」的話，這種真實的「魯迅思想」，其實是一種掙脫了想像中的可能性的束縛，掙脫了理論上完全正確，但事實上無所皈依的虛無之後的「輕鬆」，走進了真實的生存境域之後的「舒暢」。

《死火》中，當「死火」和「我」，以死亡確證了自己曾經活過的事實之後，魯迅由衷地表露了自己的「舒暢」。涵蓋了整部《野草》的《題辭》，更以對「死亡和腐朽」的「大歡喜」，道出了這種獨特的「魯迅思想」。晚年的魯迅，逐漸停止了在小說、散文、散文詩等不同文體同時展開的多樣化探索，包含了所有的文體可能，但又不為任何一種文體規範所限制的雜文，最終成了魯迅唯一的文體，成了「魯迅思想」在和中國社會短兵相接的肉搏中不斷展開自己的「文學形式」。

既要這樣，又要那樣的「明暗之間」，即小說所謂的「說不清」，當然最具「正確性」，正確到了「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萬不可省的」程度。但其「正確性」越高，距離生存的「真實性」就越遠，鮮活的個體生命也就越是被囚禁成為空洞的符號和觀念的殭屍。哈姆雷特在「生存，還是毀滅」之間的猶豫，證明了這一點。《野草》裡既是火，又是死，但唯獨沒有火的生命與熱力的「死的火」，也證明了這一點。雜文《北京通信》說得更明白：

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巖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麼？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錯失，也不要緊。惟獨半生半死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25］

「我」在得知祥林嫂死去的消息之後流露出來的「輕鬆」「舒暢」等明顯有違情理的反常情緒，正是魯迅掙脫了「新曆社會」和「舊曆社會」交織而成的「昏謬」，擺脫了「鬼氣和毒氣」的糾纏之後，從「為自己」的立場上由衷地流露出來的「魯迅思想」，一種從半生半死的「死火」的苟活，躍入了終有一死的「活人」的真實境域之後的「大歡喜」。

汪暉把這種反常情緒從魯迅身上剝離開來，理解成了小說人物「我」因為「祥林嫂之死」而產生的輕鬆。儘管他也注意到了「祥林嫂之問」本身的特殊性，但最終還是把「我」也當作了應該為祥林嫂之死承擔道德責任的「有罪者」［26］。所以，他著名的「反抗絕望」論雖然把焦點從「祥林嫂的故事」轉移到了「我的故事」，但仍然沿襲了「反封建」的線性因果史觀，把祥林嫂的命運悲劇從個體生命的生存論難題，扭曲成了一個事出有因，因而可以反過來，通過改變原因而得到最終解決的歷史問題。

「真實性」不等於「正確性」。真實的「魯迅思想」，不等於正確的「魯迅思想」。對早年學醫，終生以疾病及其治療作為思考和寫作元話語的魯迅來說，唯其「不正確」，才需要對「真實性」進行客觀、冷靜的解剖。

五、不是要你相信，是要你思考的「魯迅思想」

在現代「文學」觀念成為不言而喻的普遍性前提以後，抒發作者個人的真實感情和思想，即魯迅所說的「為自己」，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常識。但魯迅的文學世界裡沒有這個常識。這個常識，恰好是通過包括魯迅在內的現代作家的文學活動，才被創造出來的。魯迅從「為別人」到「為自己」轉換，既是創造現代「文學」觀念和文學常識，讓真實的「魯迅思想」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的過程，又構成了中國「現代思想」得以發生的「文學形式」。

魯迅「聽將令」的「吶喊」，是從把自己從普通民眾中間抽取出來，設定為先知先覺的「導師」這個居高臨下的姿態開始的。由此而來的困境，往往被簡單歸結為中國/西方、知識分子/普通民眾之間的主體性問題。但事實上，問題的根源不是「以救世者自居」的精英幻覺［27］，更不是這樣的啟蒙有無歷史根據。真正的問題是：這樣的「吶喊」預先把啟蒙者和普通民眾劃分成不同性質的存在，由此註定了失敗的必然。「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麼，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麼，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麼，別人的心上也須有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干。」愚昧落後的國民，對於外來的思想學說「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甚至彼我間的是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魯迅很自然地得出結論說：「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28］

就是說，「為他人」的寫作，在壓抑了真實的「魯迅思想」的同時，也把「吶喊」的啟蒙引入絕路，宣判了中國「現代思想」的死刑。反過來，《祝福》之於現代「中國思想」的原生性意義就在於：打破「為別人」的束縛，以「為自己」的寫作敞開了真實的「魯迅思想」，把自己從「歷史中間物」變成了「活人」，在尚未開始就已經陷入了死亡的「吶喊」之外，為中國「現代思想」闖開了新的「活路」。

作為「真問題」的「祥林嫂之問」，迫使「我」承認自己的失敗，解除了「為他人」的束縛，從「死火」變成了「活人」。沒有能力回答「祥林嫂之問」，對祥林嫂之死負有道德責任的「有罪者」，不僅以「活人」的身份敞開了自己真實的思想感情，而且把這種敞開變成了對「新曆社會」及其「理想讀者」的挑戰。名詞性的「魯迅思想」，由此變成了挑戰和打破權威，引領和推動讀者自己去「思」，自己去「想」的動名詞。小說關於「為自己」的「魯迅思想」的發生和展開過程的敘述，即魯迅從「死火」到「活人」的過程，也就成了一個靈魂把自身的覺醒和思考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以此來喚醒另一個靈魂的覺醒和思考的肉身化的「新啟蒙」。

這個肉身化的「新啟蒙」，或者說作為動名詞的「魯迅思想」，始於「我」在「祥林嫂之問」面前的潰敗。「我」在祥林嫂接二連三的追問面前潰敗下來，「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之後，仍然「心裡覺得很不安逸」，一直遭受著這樣兩個問題的困擾：第一、吞吞吐吐「說不清」的回答，會不會給祥林嫂造成什麼危險？第二、萬一祥林嫂「又因此而發生別的事」，那「我的答話」究竟應該承擔什麼責任？這兩個問題，迫使「我」開始了解除心理負擔，撇清責任的逃避。「我」首先自己安慰（欺騙）自己，竭力說服自己把祥林嫂的追問當作偶爾的事，「本沒有什麼深意」，個人的擔心乃是教育家所說的「生著神經病」所致。自我安慰（欺騙）失效之後，「我」只能直接撇清責任，聲稱「說不清」的回答，「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發生什麼，於我也是毫無關係了」。

這個回答，以及接下來沾沾自喜，使得不少研究者把「我」判為道德上的「有罪者」，圍繞著「祥林嫂之死」展開了「追責兇手」的無效勞動。事實上，這是一個「請君入甕」的敘述陷阱。「我」以預先承認自己「有罪」的佯謬，獲得了面向「新曆社會」的「理想讀者」展開敘述的可能，最後反過來把審判者變成了被審判者。而「我」，則就此撇開「新曆社會」的「理想讀者」，「輕鬆」「舒暢」地踏上了自己的「尋路者」之旅。

魯迅非常清楚：「無論是誰，只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29］辯護的前提，是承認聽眾和讀者的權威。對祥林嫂的苦難漠不關心的魯鎮「舊曆社會」，不需要「我」的解釋和辯護。就連「我」對「祥林嫂之死」的關注，也是一種不能說出來的忌諱。只有在「新曆社會」的「理想讀者」這裡，「我」吞吞吐吐「說不清」的回答，以及由此而來的撇清責任的逃避，才成為了需要解釋和辯護的「罪行」。所以，「我」逃回四叔家裡之後的辯護和解釋，顯然是在「新曆社會」及其「理想讀者」的道德法庭上展開的。

這個居高臨下的「理想讀者」，一開始就挾著「新曆社會」的價值標準，控制了「我」的敘述，迫使剛剛回到故鄉的「我」就忙著撇清和「舊曆社會」的關係，把本該叫做「四叔」的本家長輩變成了「魯四老爺」，暗中向「理想讀者」表明了自己的位置和立場：「我」雖然回到魯鎮，但並沒有背叛「新曆社會」，而是仍然和「理想讀者」一起，站在「魯四老爺」的對立面。「但我知道，這並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罵的還是康有為」這句話，又用指示代詞「他」來指代魯四老爺，再次強調了「我」和「理想讀者」一起，共同置身於一個既有別於「魯四老爺」之「舊」，又比康有為更「新」的「新曆社會」的事實。

結合上下文的「教育家」「神經病」等新式科學名詞來看，《祝福》設定的「理想讀者」，顯然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禮的現代新青年。從這個「理想讀者」的角度看，「我」在祥林嫂死去之後，可以有兩種「合理的」選擇。第一是站在「新曆社會」一邊，以啟蒙「導師」的身份，激發「五四」新青年對祥林嫂悲劇命運的深刻同情，引導他們投入重造「黃金世界」的歷史行動。第二，是老老實實承認自己對「祥林嫂之死」負有道德責任，以個人的錯誤來印證「新曆社會」思想和價值標準的正當性，換取「理想讀者」的諒解。由於小說一開始就宣告了「舊曆社會」對「新曆社會」的勝利，承認了「理想讀者」居高臨下的道德權威，「我」因此也就只剩下了老老實實承認錯誤的第二種選擇。

但悖論恰好就在這裡：在祥林嫂死去之前，「我」的解釋和辯護的確更接近魯迅所說的「辯誣」，居高臨下的「理想讀者」控制著「我」的聲音，決定了「我」的姿態；但祥林嫂死去之後，「我」在沉思中展開的敘述，逐漸變成了抗議性獨白，變成了對「理想讀者」及其道德權威的反抗和拒絕。

「祥林嫂的故事」結尾，就是反抗和拒絕的明確表達：「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緊接著而來的結尾，更是毫不留情的乘勝反擊。輕描淡寫的「那我可不知道」之後，小說隨即漫不經心地把渴望繼續聽「我」講述「祥林嫂的故事」，了解更多細節的「理想讀者」晾在一邊，讓「我」輕輕鬆鬆進入了夢鄉。隨後，又讓「我」在被爆竹聲驚醒之後，繼續沉浸在祝福的氛圍裡，把對前者的挑釁和冒犯，推向了極端。而小說，也就此戛然而止：

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眾聖歆享了牲醴和香菸，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就此而言，小說的敘述過程的確又是一個「敘述者道德責任的解脫過程」［30］，但這種解脫恰好不是承認，而是在對「新曆社會」挑釁和冒犯中獲得的。換言之，《祝福》不僅敞開了真實的「魯迅思想」，而且通過這種敞開創造了新的思想和價值標準，讓「我」掙脫了「有罪者」的身份，反過來對「新曆社會」提出了挑戰。魯迅由此而開創了既超越「舊曆社會」的「暗」，又超越了「新曆社會」之「明」的思想和生存空間。

在東京籌辦《新生》的「第一次啟蒙」之失敗，讓魯迅看清了自己「絕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31］，從而陷入了寂寞。參與《新青年》同人的「第二次啟蒙」，則把自己變成了「有罪者」。《吶喊·自序》說得很清楚，魯迅不是出於對自身，而是出於對「將來」的信任，才參與《新青年》同人「喚醒民眾」的「吶喊」，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啟蒙」：「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32］當這「他之所謂可有」的「將來」，在進化論的裹挾之下，以「黃金世界」的面目出現在歷史地平線上的時候，「現在」的「我」也就和「我的確信」一起，變成被否定和拋棄的「歷史中間物」。「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才可能出現的「真的人」，以超歷史的審判者身份，把包括「我」在內的所有「真實的人」，都打成了「有罪者」。「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33］這個遊移不定證辭，不過是魯迅費盡周折才為早已經註定了的懲罰尋找到的「罪行」。

上海黃浦區南昌路100弄(原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舊址

和神壇下的「有罪者」一樣，在人類歷史終結之前，「真實的人」也只能作為「歷史中間物」，匍匐在「真的人」面前，匍匐在歷史的腳下，以不斷的自我否定來換取進入「黃金世界」的資格。「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4］的姿態，其實就是一張通往「黃金世界」的「贖罪券」。

「彷徨」時期的魯迅，則從對「青年」的批判入手，開始了對「第二次啟蒙」的反思。魯迅後來回憶說，自己是「在廣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者投書告密，或則助官府捕人的事實」之後，「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年」的進化論思想才因此而「轟毀」，「後來便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35］。但早在目睹廣東的事實之前，魯迅就曾針對「開口青年，閉口青年」的流行風氣，指出了青年「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因而不可「一概而論」的問題［36］。不少青年反對改革，而且反對的理由「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37］的事實，不僅讓魯迅下定了繼續思想革命，「對於思想習慣加以明白的攻擊」的決心，而且促使他調整策略，明確把「舊黨」和「青年」一起當作了思想革命的對象，「先前我只攻擊舊黨，現在我還要攻擊青年」［38］。

這種既攻擊「舊黨」，又攻擊「青年」，既批判「舊曆社會」，又批判「新曆社會」的雙重視野，讓魯迅擺脫了在「真的人」面前的「有罪」感，以真實的「魯迅思想」為立足點，獲得了新的身份：「活的人」。這個「活的人」從直面「祥林嫂之問」出發，開啟了不是「為了希望光明的到來」，而只是「與黑暗搗亂」［39］，尋求打破現狀的可能性為目標的「新啟蒙」。因為發現自己並非「真的人」而陷入了絕望的第二次啟蒙，在「活的人」這裡得到了成功的復活。而魯迅，也由此而從存在主義理論的傳播者，轉變成了存在主義者。充滿雜文色彩的散文詩《狗的駁詰》，對這種「新啟蒙」的生存論根據，做了更尖銳，也更明確的表達：「我」不完滿，「我」有欠缺，但「我」至少還是「活的人」。用《戰士和蒼蠅》裡的話說，「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40］。

《祝福》當然不可能像雜文那樣直截了當，痛快淋漓。它的藝術靈感和生存理念，以及在「理想讀者」居高臨下的道德監控中開始講述，最後反過來對監控者提出了批判的敘述過程，更像是《新約》裡耶穌在迦百農神殿對行淫婦人的審判。一邊是「有罪」的女人和耶穌，一邊是圍攏過來的經師和法利賽人，這個「看與被看」二元結構，不僅呼應著《示眾》《復仇》等同時期的作品，也讓人聯想到小說中那些「特意尋來」，聽祥林嫂講述「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的老女人們。「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的著名判詞，則完全就是《祝福》擲還給「理想讀者」的潛臺詞：「你們中間誰是有思想的，誰就站出來回答她。」

不同的是，耶穌的審判促成了圍觀者的自我反思，讓他們看清楚並承認了自己同樣「有罪」的事實，成為道德啟蒙的經典案例。據《新約》，一直「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的耶穌，直起身子說完上面的話，「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前來圍觀的經師和法利賽人——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看客」——聽了耶穌的判詞之後，「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41］。《祝福》的「魯迅思想」，卻徹底失敗了。研究者要麼把「我」看作有缺點——儘管後來改正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麼看作只有不斷「反抗」這種缺點或者歷史局限性造成的「絕望」才能獲得原諒的思想者，就是明證。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只有預先接受了韋伯所說的理智化信念，堅信不是什麼「神秘不可測的力量」，而是人類「技術手段與計算」支配和控制著一切［42］，認定「一切真理與意義均出於人」［43］，現代人才能反過來，推出自己消除「醜惡舊世界」的苦難和不幸，重造「黃金世界」的現代性方案，從物理時間的現代人，轉化成思想類型的現代人。新曆取代舊曆、科學戰勝迷信之類的話語實踐，把靈魂有無的「祥林嫂之問」從「真問題」，轉化成為何其芳所說的由「人的手」造成，反過來也能用「人的手」來消除的「歷史問題」［44］，因此也就成了重造「黃金世界」的現代性方案將自身確立為梁啓超所說的席捲一切，儼然有「宗教之色彩」的「時代思潮」的歷史形式［45］。

與這種高歌猛進的「時代思潮」相比，作為啟蒙機制的「魯迅思想」，卻只是一種引導讀者自己去「思」，自己去「想」的「弱啟蒙」。晚年談寫作目標的「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46］，和論題材的「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47］，對此都有明確的解釋：只是「引起療救的注意」，而不是提供「療救的方案」。《祝福》裡的「魯迅思想」，也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魯迅啟蒙」：不是把現成的、名詞性的「思想」，而是把不可能「被解決」，因而也不會有終極答案的「真問題」呈現在「理想讀者」面前，以此來促成和引導讀者自己去「思」和「想」，自己把自己鑄造成為「有思想」存在。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儼然有「宗教之色彩」的現代性「時代思潮」面前，《祝福》開啟的「魯迅思想」，並沒有像魯迅所期待的那樣，成功地轉化為「魯迅啟蒙」。「祥林嫂的故事」和「我的故事」，由此而在「事出有因」線性因果鏈上輪番登場，成為吞噬和回收思想的黑洞，最終把直面「真問題」的「魯迅思想」打入了遺忘的冷宮。

把「祥林嫂之問」還原為不是要答案，而是要每個人自己去「思」，自己去「想」的「真問題」，因此也就不僅僅是重新理解《祝福》這「一篇小說」。將魯迅和那些把現成的答案或體系當作思想的「思想家」區別開來，也不僅僅是要重新確立魯迅「思想家」的形象。在無論向西方，還是向東方「尋找真理」的老路都已經開始了新一輪循環，當代中國又一次站在魯迅所說的「十字路口」的歷史時刻，如何循著《祝福》的「魯迅思想」，在沒有答案的地方開始自己的「思」，自己的「想」，才是我們真正需要關心的問題。

注釋：

［1］吳曉東：《魯迅小說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魯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1期。

［2］魯迅：《彷徨·祝福》，《魯迅全集》第2卷，第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祥林嫂的原話是「究竟有沒有魂靈」，為了和下文將要提及的《我要騙人》等文中的「靈魂」保持一致，這裡也改用「靈魂」。又，以下引用《祝福》原文，不再詳註。

［3］「幻景故鄉」和「現實故鄉」兩個重要概念，參考了錢理群《精神的煉獄——中國現代文學從「五四」到抗戰的歷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有關論述，見該書第76頁。

［4］［5］魯迅：《吶喊·故鄉》，《魯迅全集》第1卷，第510頁，第501頁。

［6］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65頁。

［7］［24］魯迅：《彷徨·孤獨者》，《魯迅全集》第2卷，第98頁，第110頁。

［8］［20］魯迅：《兩地書·二》，《魯迅全集》第11卷，第15頁，第16頁。

［9］魯迅：《墳·論睜了眼看》，《魯迅全集》第1卷，第254—255頁。

［10］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奇怪的日曆》，《魯迅全集》第8卷，第159頁。魯迅博物館和魯迅研究室集體編撰的《魯迅年譜（增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誤稱文章收入《集外集拾遺》。

［11］［23］魯迅：《彷徨·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第25頁，第34頁。

［12］魯迅：《朝花夕拾·小引》，《魯迅全集》第2卷，第236頁。

［13］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死》，《魯迅全集》第6卷，第631—634頁。

［14］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女吊》，《魯迅全集》第6卷，第640頁。

［15］［17］魯迅：《墳·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第167頁，第167頁。

［16］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我要騙人》，《魯迅全集》第6卷，第505頁。

［18］魯迅《野草·墓碣文》，《魯迅全集》第2卷，第207頁。

［19］［39］魯迅：《兩地書·二四》，《魯迅全集》第11卷，第81頁，第80—81頁。

［21］魯迅：《240924 致李秉中》，《魯迅全集》第11卷，第453頁。

［22］魯迅：《墳·寫在〈墳〉後面》，《魯迅全集》第1卷，第301頁。

［25］魯迅：《華蓋集·北京通信》，《魯迅全集》第3卷，第55頁。

［26］［30］汪暉：《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第276—277頁，第2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該書第277頁的腳註，談到了「祥林嫂之問」的複雜性：「應當指出，敘述者的曖昧態度與祥林嫂面臨的荒誕處境有直接對應關係，對後者來說，既需要『有靈魂』，又需要『無靈魂』，選擇其中任何一種都將導致悲劇。因此，敘述人與祥林嫂共同陷於無可選擇的荒誕境地。《祝福》包含了雙重的悖論關係。」

［27］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第9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28］魯迅：《熱風·隨感錄五十九「聖武」》，《魯迅全集》第1卷，第371頁。

［29］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3卷，第94頁。

［31］［32］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2卷，第439—440頁，第441頁。

［33］魯迅：《吶喊·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1卷，第454頁。

［34］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第135頁。

［35］魯迅：《三閒集·序言》，《魯迅全集》第4卷，第5頁。

［36］魯迅：《華蓋集·導師》，《魯迅全集》第3卷，第58頁。

［37］魯迅：《華蓋集·通訊》，《魯迅全集》第3卷，第22頁。

［38］魯迅：《兩地書·一〇》，《魯迅全集》第11卷，第41頁。

［40］魯迅：《華蓋集·戰士和蒼蠅》，《魯迅全集》第3卷，第40頁。

［41］《新約·約翰福音》，《新舊約全書》，第111頁，中國基督教協會1994年版。

［42］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業》，《倫理之業——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演講》，第15頁，王容芬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43］列奧·施特勞斯：《現代性的三次浪潮》，《蘇格拉底與現代性》，第322頁，劉小楓編，劉振、彭磊等譯，華夏出版社2016年版。

［44］何其芳：《給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何其芳全集》第6卷，第477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5］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2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46］魯迅：《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468頁。

［47］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第526頁。

文/段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