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草原文學表達 身份認同的焦慮

2023-04-02 05:39:17 2

文學作為人類表現世界的獨特方式，不僅包含了對現實情態的描摹，還囊括了作家對世界多向度因子相互交叉、對抗的思索。草原文學作為一種以草原歷史為依託背景，反映草原生活和草原文化的文學作品，與北方各遊牧民族同生共長，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多民族文化之間的互相影響、交流，古來有之，在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近百年來，隨著各民族間，跨文化交流地日益深入，草原文學也呈現出藝術語碼的多重性和表現手法的多元特徵。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文化交流愈加頻繁而舉足輕重。

20世紀80年代初，文學主流還沉浸在不可遏抑的「現代性衝動」之中，這時諸多的老一輩草原民族作家在積極擁抱時代大潮，並努力將個體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在日益繁榮的經濟大潮之中，身份的焦慮這個業已困擾西方世界長達數世紀的問題在中國也日益凸顯。隨著現代性車輪的滾滾前行，浩莽草原也無法保持遺世獨立的高潔姿態。藏族作家阿來最先感受到草原上身份認同的焦慮，他把目光凝聚在曾經安寧草原的作者是誰，卻在多元文化的侵襲之下蠢蠢欲動的嘉絨村落。在寫於1982年的作品《紅蘋果，金蘋果……》中，阿來部分的展示了尚未完全萌動的鄉村景象。雖然，阿來的寫作也沒能脫離文革結束之初公式化、口號化尚未從文學中褪盡的特徵，但是在文本的縫隙之中，卻展示民族認同和身份焦慮的端倪。作者用頭髮「不是……而是……」;「 才不穿」，這樣孩子氣的語氣描述少女澤瑪姬對城鄉、民族、文化的對比與選擇。這個敏感又自強、自尊又自卑的藏族、農民少女，在某種意味上成為了20世紀80年代之初的草原民族身份焦慮的縮影，同時也昭示了草原民族在多元文化面前保有民族純粹時的惶惑無力。在他的另一個短篇《獵鹿人的故事》中，主人公身份的焦慮被書寫的壯烈而兇猛。桑蒂因為女友在漢族家庭中跟他分手，並罵他是「蠻子」，一怒之下割掉了女友的鼻子。在這種血性的爆發背後，隱藏著多重「他者」的認同危機：民族認同(桑蒂是藏族，女友是漢族)、文化認同(桑蒂是「藏蠻子」，女友是文明人)、城鄉認同(桑蒂家在鄉村，女友家在城市)的多重危機。藏邊青年桑蒂的在愛情中的激越與苦痛，也可以理解為相對落後的民族、文明面對主流、先進文明時的無所適從與脆弱。阿來在遵循個體生命存在體驗的基礎上，揭示多元文化之中民族身體認同的真實困境。

時代在進步，民族也在發展，甚至在自覺不自覺中被同化，當民族抑或農民身份在某種意味上蒙昧、落後與低人一等時，身份的焦慮由此而生。達斡爾族女作家薩娜也曾用「力不從心」「述說的困惑」「寂寞無音」來敘述保有民族純粹時的惶惑無力。事實上，全球多元的語境之下，民族/鄉土的劣勢日益凸顯，而鄉土中國對現代文明的想像，就是「到城裡去」。 劉慶邦曾以《到城裡去》為題，書寫了鄉村進入城市的漫漫崎嶇之路，及文化衝突所誘發的身份焦慮。遺憾的是，鄉村對於城市而言是底層的「他者」身份，而民族身份自我認同又進一步加重了這種隔膜，城市/現代文明以高蹈的姿態，在精神上摧毀了草原民族的「自在」的超穩定文化結構的同時，卻不會完全接納它。阿來在《空山》中寫到「無論是在外來的遊客眼中，還是當地人的心目中，漢與藏，已經不是血緣的問題，而是身份的問題。」在「我」與城市的女博士的相處之中，女博士「沒來由的優越感」彰顯著民族認同的潛在不平等，女博士代表著先進文明對所謂落後文明的態度：好奇卻不接納。而林軍的身份確認則更進一步的說出了身份多重關聯域：漢藏、血統、城鄉。即便如此，阿來依然書在《血脈》中堅守著民族身份的自我確認：「父親踱到我面前……問：『你以為你是藏族，是嗎?』『我是。』『你真的想是?』」在這段貌似哲學論辯的敘述中，顯示作者對純潔民族身份的堅守。

但這種堅持在很多時候也會顯得綿弱無力，薩娜在《沒有回音的訴說》中寫道：「一些民族作家同我一樣,一直做著一種非常意義的努力試圖用漢語寫作來保存本民族這個天然純粹的文學物種，在全球一體化進程的衝擊中草原的作者是誰，繼續留存它們原始的生命狀態。做到這一點很困難，我們總感到力不從心，感到述說的困惑，感到寂寞無音。」在她的小說《天光》中，那個渾身長著肉瘤的男孩從啞巴母親腹中誕生，這本身就是一個頗具文化尋根意味的隱喻，這個民族是一個無從得知自己過去的民族。我無從得知《天光》是否與《爸爸爸》有著某種隱秘的聯繫，但啞巴女性獨自完成異乎尋常的、艱難的「突圍」，使三少民族女性寫作的身份堅守呈現出悲壯的色彩。

在蘇莉、孟大偉散文中，她們不斷強調「我們達斡爾族」。在《白音塔拉 我的童話》薩娜寫道：「草原是動蕩的、牛羊是動蕩的、男人也是動蕩的;只有女人、只有母親牢牢地守護草原、羔羊、孩子、男人，守護綿長的屬於草原人自己的日子……一個女人，有孩子，還有精神的家園，夠了。」草原文學作家們都自覺地保存關乎民族回憶與情感的本真記憶，保持本民族原始的生命狀態，來對抗「影響的焦慮」。

事實上，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射並非平等，主導性文化以強勢的姿態侵入到古老的民族成長之中，弱小民族的消失與被同化都將成為歷史的必然，故而，在草原作家的書寫之中，歷史、自我成長伴隨著身份認同的焦慮。草原作家們努力在民族認同中發現自我，用本土的地方性知識來重構社會文化。在這個意義上講，當代草原文學書寫不僅是個體生命的生動再現，還蘊含著民族學及文化人類學的深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