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伯來文學史主要內容（阿米塔夫高希為什麼小說很難書寫氣候變遷）
2023-06-02 06:18:10
電影《後天》劇照
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印度作家，代表作有「鴉片戰爭三部曲」《罌粟海》《煙河》《烈火洪流》。
《大紊亂：氣候變遷與不可思議》
作者：（印度）阿米塔夫·高希
版本：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2017年7月
《一份政治不正確的氣候變遷指南》
（The Politically Incorrect Guide to Climate Change）
作者：Marc Morano
版本：Blackstone Pub 2018年2月
《地球終結的終結》
（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Earth）
作者：Jonathan Franzen
版本：Farrar，Straus and Giroux 2018年11月
《氣候變化的政治》
作者：安東尼·吉登斯 譯者：曹榮湘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12月
近日，美國中西部地區迎來了史無前例的極寒天氣，明尼蘇達州、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諾州最低溫度都降到了零下52攝氏度上下。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正經歷著極寒，場面堪比災難大片《後天》。
美國極寒、歐洲高溫、特大洪水……這些年，極端天氣事件頻頻出現在世界各地，很少有地區能夠倖免。如果關注西方主流媒體，會發現氣候變遷的議題隔幾天就會佔據重要版面。氣候變遷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日常。
面對氣候變遷這一關乎全人類的議題，印度著名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悲哀地發現這樣一個簡單事實：氣候變遷在當代小說中的存在感，遠遠低於它在公共討論中的存在感。在文學裡，當氣候變遷出現時，幾乎永遠與非虛構聯繫在一起，而以虛構為己任的小說則對之視若無睹。以至於高希開玩笑地說，提到氣候變遷議題往往足以把一部小說「降格」到科幻小說這一類型文學的範疇。
高希以「鴉片戰爭三部曲」《罌粟海》《煙河》《烈火洪流》贏得世界聲譽，2016年，他出版了學術隨筆《大紊亂：氣候變遷與不可思議》（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從文學、經濟和政治的角度分析當代世界對氣候變遷的認知。在關於文學的第一篇章裡，高希提出了一個問題：小說裡的氣候變遷去哪裡了？或者說，小說如何書寫氣候變遷？
日前，新京報記者就這一問題對高希做了專訪。
氣候危機也是文化和想像力的危機
高希發現，就英語文學而言，只有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伊恩·麥克尤恩、馮內古特、多麗絲·萊辛等少數幾位作家處理過這一議題。而尷尬的是，高希自己儘管長期關注氣候變遷，但他的小說裡也幾乎沒有怎麼處理過這個問題。
在高希看來，不僅小說這一藝術形式對氣候變遷失語了，更廣義來說，整個當代文化都很難對氣候變遷做出很好的處理，氣候危機也是文化的危機、想像力的危機。高希認為，文化生產欲望，比如汽車生產的是自由、速度的現代想像。他自問，作為一個小說家，當他在描寫人物時，選擇了用名牌作為元素，是否該問自己，在何種程度上這讓他變成了市場操控的同謀者？他也質疑，如果建築師們偏愛建造玻璃金屬材質的樓塔，是否要問，背後生產了什麼樣的欲望？
而回到小說，高希提出的問題是，現代意義上的小說就其形式而言，與氣候變遷這一主題之間是有張力的。初看之下，似乎很難理解，為什麼書寫極端天氣對小說家來說會成為一件難事。高希本人遭遇過特大颶風，但他多次努力，都沒法讓自己的人物走在路上時被颶風擊中。
一個解釋關乎可信度。如果在小說裡，一個人物突然遭遇罕見的天氣事件，會被視為作家想像力枯竭的表現。而現代小說的一大特徵就是，把那些聞所未聞的事物擱置於背景，而讓更日常化的事件置於前臺，只有科幻小說這樣的類型文學或帶有幻想意味的小說會去處理那些概率極低的事件。對於小說家來說，即便是那些在現實生活中稍微不同尋常的、不太可能的事情，如果寫進小說，也要花費很大的力氣才能讓讀者信服。因此，也不難想像，要營造一個人物好端端走在路上，突然被颶風擊中這樣的場景，對於作家來說有多難。
而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極端天氣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它的極度不可能性。也正因此，它與現代小說之間有一種內在的張力，於是會出現這樣頗有諷刺意味的現象——現實主義流派的小說對氣候變遷這一重大現實視若無睹。
在風起雲湧的20世紀現代文學史上，也有如超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這樣的文學運動，會處理那些看似極度不可能的事件。然而，問題又在於，我們所面對的氣候變遷完全是真實的，極端天氣事件並不發生在《後天》裡，而是真真切切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以魔幻或隱喻的方式來處理它們，則會面臨倫理上的詰問。
小說家還沒有找到介入氣候變遷問題的方式
新京報：在書裡，你提出詩歌與氣候變遷的題材之間有更親密的關係，這怎麼理解？
高希：事實上，我想說的是，散文和小說（就定義來說，這兩種文體）都得符合一種期待，就是得讀起來像是可信的，寫的事情是可能發生的，但詩歌不需要符合這樣的期待，你寫的東西真不真、可信度有多少，對於詩歌來說無所謂。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通過詩歌來處理那些氣候變遷中典型的「非常不可能的事件」是更容易的。
新京報：有一種觀點認為，小說家之所以很難去書寫氣候變遷，是因為很難與遙遠的氣候事件之間建立一種聯繫，對你來說這是一個問題嗎？
高希：我不認為極端的氣候事件距離我們的遠近和小說家無力書寫它們有什麼必然的關係。我們這個時代的氣候事件已經不再「遙遠」。你就想想加利福尼亞的野火吧，或者讓紐約和休斯敦遭受重創的颶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距離這些極端天氣事件是遙遠的。
但同時，氣候變遷這個議題體量之龐大確實給小說家造成了巨大的書寫困難。在這樣的語境下，閱讀伊恩·麥克尤恩2010年出版的小說《追日》就很有意思了，事實上正是因為主題的龐大最終把這部小說推向了諷刺。你會發現麥克尤恩是關心氣候變遷的，然而小說這一特定的形式讓這本書推向了某個特定的方向。《追日》變成了一部諷刺小說。你可能稱之為「資產階級的復仇」：以某個角度或者深入地思考氣候變遷都變成了一件荒誕的事情。
新京報：氣候變遷挑戰了我們對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和魔幻現實主義等概念的認知，就像你在書中說的，往往是科幻小說或非虛構文學在處理氣候變遷議題，而在所謂的嚴肅小說那裡的呈現極其匱乏，你能否再談談這一點？
高希：我們正處於一個新時代的邊緣，在這個新時代裡，我們過去的那些思維和行為習慣都像眼罩一樣妨礙我們去感知當下的現實處境。世界各地的作家、藝術家和思想家都在艱難地尋找有效的概念和理念，可以讓我們介入這個新時代裡那些前所未有的事件。但發現這些介入的模式是需要時間的，我們當前確實沒有找到。
新京報：在此前一個訪談裡，你提到，被視為嚴肅小說的作品其實就是退回到了閨房、個人內心的那種作品。這裡一個更大的問題與你說的資產階級心態（bourgeois mentality）或資產階級美學有關，也跟你提出的質疑有關：為什麼中產階級和富人們這麼偏愛住在靠近水邊、海邊的地方？但實際上，當遇上超大颱風這樣的極端天氣，這些人恰恰最容易受打擊。因此，你覺得如果要解決氣候變遷的議題，我們有必要擺脫這種資產階級心態嗎？
高希：資產階級文化的普遍趨勢就是朝向一種必勝的信念（triumphalism），就是徵服外部世界。當然，這種態度是和種族、殖民主義這樣的議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自然也被視為一個需要被徵服、主宰和利用的領域。這種觀念的盛行，顯然會給我們採取有效措施應對以後的變遷構成障礙。
新京報：書裡有一個地方讓我印象深刻，你把對於氣候變遷的分析引向了一個更大的議題，就是氣候變遷挑戰了現有的關於人類和非人類能動性的認識論框架，以及那些非人世界（如過去社會裡那個泛靈論的世界）的能動性則構成了我們在書寫氣候變遷這一議題時想像力的失敗。
高希：在整個20世紀，所有的藝術都越來越以人類的心靈和感受為中心，也越來越與物質世界脫節。如果你去想一下上個世紀所有重大的文學和藝術運動，就會發現都有一個越來越抽象化的趨勢。與之進行對抗的一些運動像「社會現實主義」等則無一不被邊緣化。當然，這裡有重大的政治因素，比如冷戰的意識形態。但無論如何，造成的效果就是我們失去了那種和周遭世界聯繫的感覺。在這個意義上，以人類為中心似乎基本上是「現代性」的後果。用另外的話說，把溫室氣體排入大氣層似乎也是掩耳盜鈴，我們越來越緊密地關注人類自身，反而讓我們無視氣候變遷的惡果。
受極端天氣影響最重的是中產階層
新京報：你在書裡強調，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上，亞洲應處於討論的中心位置，你還進一步談到，關於全球變暖的現有話語基本上是歐洲中心的，為什麼亞洲的中心性沒有得到廣泛承認？
高希：關於氣候變遷的話語和敘事依然是高度歐洲中心主義的，但我們亞洲人也難辭其咎，因為我們沒有足夠關注這個議題。
新京報：你強烈反對碳經濟，而且通過引述甘地的思想，你似乎認為亞洲應該停止擁抱那種發展主義的路線。但你這樣的觀點在印度或中國可能會受到批評。有人會說「不論如何，我們首先得致富啊」，你會怎麼回應這樣的看法？
高希：我想我們得重新思考「富裕」的意義。如果你呼吸不到乾淨的空氣，喝不到乾淨的水，或因為擔心極端天氣事件降臨而無法安然入眠，那你就不是富裕的。事實上，你的生活質量是很糟糕的。
新京報：你在書裡說窮人可能抗壓性更強，面對災難更有彈性，這是不是類似氣候變暖的問題在印度不被視為大問題的主要原因？
高希：在印度，有很多人會說「哦，受害的會是窮人」，但也很可能，那些受氣候變遷、極端天氣影響最重的反而是中產階層。你看看近些年孟買和金奈的極端暴雨。在印度，城市貧民通常流動性很大，他們在鄉下有聯繫，經常在城市和鄉村間往返，他們也知道怎樣更好地利用火車。他們可以提前一個月就移動。在孟買這樣的城市，一旦發生大風暴，城市貧民就可以很快轉移，但中產階層就不行了。問題還不僅在於他們能不能轉移，而是他們壓根兒就不想離開。對很多中產階層來說，房子或公寓就是他們最大的財產。他們沒法丟下它然後一走了之。他們整個人生都是建立在某種穩定性的基礎之上的。這就是所謂的資產階級生活。但如今這樣的穩定性在任何地方都難以為繼了。現代國家所提供的基本保證——如穩定、安全——都煙消雲散了。
身份政治遮蔽了一些大問題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氣候變遷在印度沒有引發多大的熱情和關注，事實上，人們的政治能量越來越聚焦在那些與身份有關的問題上：宗教、種姓、性別權利等。
高希：在印度，事實是，氣候變遷幾乎從來不在政治討論的範圍之內。在印度，你翻開報紙或打開電視就會發現，有很多議題比乾旱或農業危機這樣的議題得到的關注多得多。在印度的政治階層中間，這種對於氣候變遷的漠視太可怕了。
新京報：說到身份政治，你認為如果要點燃人們對於氣候變遷這一話題的熱情，身份政治是有效的嗎？
高希：不管你看印度還是美國，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今天政治的話語就是身份政治。實際上這和政治沒有什麼關係——如果我們考慮的是，首先，所謂的「政治」應該關乎生存、集體福祉等等。但我們今天看待政治，或政治意味著什麼的時候，我們會看到基本上是身份認同的議題。這些身份政治的議題完全遮蔽了全球氣候變暖這種關乎人類集體生存的大問題。
新京報：在書中，你表示自己不太認同把資本主義看成氣候變遷始作俑者的觀點，你認為看待這一問題需要另一重稜鏡。「即便資本主義明天會發生神奇的改變，那種想要追求政治和軍事上的主導權的衝動，依然會對減緩氣候變暖的行動構成障礙」，能否再談談這一點？
高希：氣候變遷經常被視為一個經濟問題，是由消費、生產、分配以及這些過程中產生的排放所引起的，是「資本主義」的題中之意。這種思維框架的主導，也許是經濟主義的思維模式深入滲透到了當代生活方方面面造成的後果。但在我看來，這種經濟主義的歸因框架往往會掩蓋其他同等重要的方面，比如國家間的軍事競爭，主導和被主導的關係。比如，納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等很多人都持資本主義是氣候變遷的主要動力這一觀點，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問題在於資本主義不是同一個東西：我們現在知道東亞資本主義是勞動力密集型的，而不是資源密集型的，就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指的是一種測試人類對資源生態消費的需求與自然所能提供的生態供給之間差距的方法）來說，東亞資本主義要遠遠小於英國和美國所流行的那個版本的資本主義。然而，英美模式的資本主義最終變成了世界主導，如果你不把帝國主義、全球爭奪的歷史納入視野的話，你就沒法理解這一點。
■ 延伸閱讀
氣候變化研究書單
《一份政治不正確的氣候變遷指南》
《一份政治不正確的氣候變遷指南》，顧名思義，是一本和當前主流的氣候變遷言論唱反調的書。這本書的推薦語裡寫道：更少的自由，更多的管控，更高昂的成本。在本書作者看來，這都是鼓吹全球氣候變暖的政治文化精英們造成的結果，他們早就拋棄了以事實為依據的科學，倒向了譁眾取寵。在書中，作者莫拉諾用數據和案例強勢反擊左派的氣候變遷末日論，他認為天沒有塌下來，也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我們的小轎車和科技正在毀滅這個星球。然而，莫拉諾也認同，氣候變暖本身是事實。他寫道：沒有人真的對地球在過去100多年來大致升溫了1攝氏度有爭議，那些時刻敲響氣候變遷警鐘的人錯的是，他們把這歸咎於人類生活的每一個方面。
《地球終結的終結》
《地球終結的終結》收集了小說家喬納森·弗蘭岑過去五年裡的隨筆和演講。此書最大的看點在於身為鳥類愛好者的弗蘭岑對於全球海鳥危機的觀察，海鳥危機的背後是環境危機、氣候變遷。喬納森·弗蘭岑在氣候變遷問題上的看法曾引起爭議。2015年，他和奧杜邦協會（鳥類協會）有過一場爭議，他指責協會把氣候變遷看成鳥類最大的生存威脅是錯誤的。此言一出，弗蘭岑被貼上了氣候變遷反對者的標籤。實際上，他並不反對氣候變遷是人類面臨的生死存亡的威脅，他反對的是當前我們思考這一問題的方式。在弗蘭岑看來，氣候變遷的話語佔據主導，恰恰會迴避諸如保育這樣的實際問題的考量，認識到保育工作之難會促使你採取更積極的行動，而整天為氣候變遷憂心忡忡則只會讓你怠惰無為。
《氣候變化的政治》
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安東尼·吉登斯關於氣候變遷問題的專著。在書中，吉登斯把氣候變遷視為一項重要的政治議題。他引入「氣候變化的政治」等新概念，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建議。在他看來，我們首先要將氣候變化納入日常生活；其次要避免政治上的兩極化，即支持與反對的嚴重對立：再次要給企業、消費者和政治領導人以激勵，並做出行動導向和創新性等方面的努力，最後要將氣候變化納入地緣政治格局。
新京報記者 瀋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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