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絲被槍殺（被噤聲的黑人女明星）
2023-06-22 16:33:43 1
瑪麗·杜齊亞克（Mary L. Dudziak）/撰 魏崴/譯
20世紀50年代初，約瑟芬·貝克（Josephine Baker）是一位國際明星，她住在法國的一座城堡裡，她會穿著迪奧品牌的禮服出席音樂會，她最激進的政治理想似乎是希望有那麼一天，全世界的種族都能和諧共處。這樣的她，看起來好像不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然而，也就是在這個年代，美國聯邦調查局獲取了一份有關貝克的文件，美國國務院也收集到一些關涉貝克活動的信息。它們利用這些情報傳達的信息，勸阻其他國家將貝克拒於國門之外，不讓她進行演出。美國政府將貝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因為貝克在全世界進行巡演之時，利用自身在國際上的聲望與影響力，呼籲人們關注她的祖國，也就是美國的種族歧視狀況。
約瑟芬·貝克（Josephine Baker）
20世紀50年代初，冷戰使身處拉美的貝克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境地。她為爭取種族寬容而發起的一場活動，卻讓她成為一次行動的目標，這次行動最終將她從獨家俱樂部巡迴演出的聚光燈下推到了古巴審訊室的明亮燈光前。1951年，享譽哈瓦那和邁阿密的國際巨星貝克，在僅僅過了兩年之後，就被古巴軍警以她可能是潛在的共產主義分子為由將她逮捕。在此期間，她的政治思想沒有經歷任何激進的轉變。於是，一場旨在削弱貝克影響力的國際行動開始成型，這表明美國及其盟友將不遺餘力讓冷戰鬥爭的批判主義者噤若寒蟬。然而，更重要的是，約瑟芬·貝克發現自己處於美國冷戰外交中至關重要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弱點的中心位置：種族問題與美國冷戰對外關係的交叉點上。
在二戰結束後的這些年裡，美國國家形象出現了危機。岡納·默達爾（Gunnar Myrdal）稱之為「美國的困境」。一方面，美國聲稱，尤其是在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方面，作為一種政府組織形式的民主制度要優於共產主義制度；但是另一方面，美國國家在各個層面的種族歧視又十分盛行。例如，對一個民主政府來說，投票權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然而美國南部的黑人卻被系統性剝奪公民投票權。類似的種族主義並不是這個國家個人層面的恥辱。戰後，其他國家越來越關注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世界各地的報紙都在詳細討論侵犯投票權、濫用私刑、教育領域的種族隔離和反移民法案等話題，國際媒體也開始不斷質疑種族歧視是否使美國式民主淪為虛偽的面具。例如，參議員格倫·泰勒（Glen Taylor）因違反阿拉巴馬州種族隔離法被捕時，《上海大公報》便利用此事大做文章：這一事件沒有展現出一個真正的世界領袖所需要的道德領導力。「美國以其『自由傳統』而自豪」，該報導指出，「美德最可靠的示範還是在美國本土」。
更需要注意的是，早在1946年，駐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就曾報導說，蘇聯媒體上已經發表了幾篇關於美國種族問題的文章，這可能表明蘇聯在對外宣傳中會更突出地利用這一問題。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媒體在反美宣傳中非常有效地利用了種族問題。與此同時，美國的盟友們也悄悄評論說，蘇聯關於種族的宣傳是唯一有效的，因為其中包含太多的真相。
美國政府官員格外關切這些國際批評對美國對外關係產生的影響。正如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所說的那樣：
這個國家存在著對少數民族的歧視，這對我們同其他國家的關係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一些外國報紙和發言人一再提醒我們，我們對待少數族裔的方式不盡如人意。我們常常發現幾乎不可能對其他國家的批評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
一個國家對美國對待少數人的方式產生猜疑和怨恨的氣氛，是這個國家與美國發展相互理解和信任關係的巨大障礙。當引發這些猜疑和怨恨的原因被消除時，我們才能擁有更好的國際關係。
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美國政府發起的有關民權的活動，處處體現著對種族歧視影響美國外交關係的憂慮。美國最高法院的案情摘要和美國政府報告不斷指出公民權利問題所具有的國際影響。
在這種環境下，非裔美國人在國際觀眾面前批評美國種族歧視的行為，更是雪上加霜。當歌手保羅·羅貝森（Paul Robeson）、作家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等人在國外談論美國的種族問題時，他們激怒了美國政府官員，因為官員們認為他們在給一個本就已經非常棘手的問題火上澆油。國務院可以，也試圖通過派遣發言人到世界各地發表針對美國種族關係的正確言論，來消解批評者對國際輿論的負面影響。對於美國政府來說，「正確的說法」是：是的，美國確實存在種族問題，但只有通過民主進程（而不是共產主義），才能實現非洲裔美國人心中最理想的社會變革。因此，他們覺得，如果這些麻煩製造者老實呆在國內，事情就容易多了。20世紀50年代初，羅貝森、杜波依斯和民權大會（Civil Right Congress）主席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erson）的護照被沒收，因為他們出國旅行「違背了美國的最佳利益」。
保羅·羅貝森（Paul Robeson）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藝人約瑟芬·貝克將一個特殊的問題擺在了美國政府面前。在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巡演中，貝克嚴厲批評了美國的種族主義，但是美國政府不能通過撤銷她的護照來限制她的旅行，因為她攜帶的是第二國籍法國的護照。政府不得不採取更加特殊的方法讓她噤聲。
出走之後再歸來：黑人約瑟芬·貝克的榮耀之路
約瑟芬·貝克是一位來自密蘇裡州聖路易斯市的年輕黑人藝人，她的表演在20世紀20年代的巴黎風靡一時。那個年代的法國對非洲藝術和爵士樂非常感興趣。在法國觀眾心目中，貝克似乎體現了黑人藝術和音樂中蘊含的原始性能量，這種力量將給歐洲文化帶來活力。
當時，美國黑人演藝人員能夠扮演的主要角色帶有嚴重的種族刻板印象。在法國，貝克不得不迎合白人對黑色種族的想像。1925年，19歲的貝克來到巴黎，她在以非洲叢林為背景的舞臺上，表演了一場名為《野性之舞》（Danse Sauvage）的舞蹈。次年，在女神遊樂廳（Folies Bergere）的首場演出中，貝克只穿了一條由香蕉製作成的裙子，這一服裝後來成為了她的標誌。然而，貝克最終徹底顛覆了法國人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在音樂廳裡身著優雅的長袍，扮演著以前只有白人明星才能扮演的角色，從悠長的樓梯上緩步走下。
貝克在巴黎的奢華生活，與她早年在聖路易斯的經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貝克家境非常貧寒，以至於她和哥哥不得不撿拾從貨場傳送帶上掉下來的煤渣供給家裡取暖。有一段時間，她們一家六口甚至擠在一張床上。八歲時，貝克成了一個女人的住家管家，這個女人不僅毆打她，還讓她和一條狗一起睡在地下室裡。她很早就愛上了戲劇，這也許是因為戲劇為她提供了一種逃避早年困難生活的方式。她後來解釋說，她跳舞只是為了取暖。
種族主義塑造了貝克的早期記憶。1973年，小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採訪了貝克，談話中貝克回憶起了1917年種族騷亂的經歷，當時只有11歲的她，感慨萬千。這場發生在東聖路易斯的騷亂是暴力和致命的，以至於多年後貝克在她的自傳中回憶起這段往事，還能清晰描述她在逃離這座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城市之時，所目睹到的暴行。當時，暴亂發生在密西西比河對岸的東聖路易斯，而貝克的家就在那裡。暴亂的記憶讓貝克刻骨銘心；她非常的驚恐，以至於每當她回憶起那場暴亂的時候，她仿佛還置身於現場一般。
在巴黎，貝克過著令人心馳神往的生活，沒有種族歧視般的侮辱，也沒有種族隔離式的喧囂。和許多其他非裔美國人一樣，她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靜好歲月裡，發現巴黎這座城市是黑人天然的避風港灣。1937年，在嫁給一個法國人之後，貝克終於接受了她的新國家，成了一名法國公民。
約瑟芬·貝克
在貝克的職業生涯前期，貝克全神貫注於戲劇表演，以及專注於將自己打造成為明星。1939年，法國對德國宣戰，貝克的生活重心就此發生改變。利用她在義大利大使館的人脈，貝克開始為盟國做情報工作，並花費大量時間與戰爭難民打交道。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軍隊於1940年佔領了巴黎。考慮到黑人藝人將無法在被佔領的法國工作，又擔心納粹種族主義荼毒，貝克開始向法國南部逃亡，並最終逃到北非。當她還在法國的時候，貝克就加入了法國的抵抗運動，並以她在歐洲的巡迴演出為掩護，參與向盟國傳遞軸心國軍隊調動信息的行動。她用隱形墨水在樂譜上寫下信息，然後把樂譜通過線人傳遞出去。後來在北非，她因腹膜炎住院19個月；還沒等到大病痊癒，她就找到了為盟軍表演的能量動力。考慮到她為抵抗運動所做出的貢獻，1943年貝克被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授予洛林十字勳章（Cross of Lorraine）。1961年，貝克又被授予榮譽軍團勳章（Legion of Honor）和英勇十字勳章（Croix de Guerre），以表彰戰時她為法國作出的貢獻。貝克之所以從事戰爭工作，部分來源於她對祖國的忠誠；另外一部分原因是，貝克能夠在與納粹主義的鬥爭中，向種族主義開戰。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和尋求普世性的種族和諧成為貝克晚年生活的驅動力。
1948年，懷揣著在她生身之國獲得她在法國所得到認可的希望，貝克乘船抵達紐約。在此之前，也就是1935年，貝克曾回到美國，並在齊格菲爾德富麗秀（Ziegfeld Follies show）中閃亮登場，但她收到的觀眾反饋卻極不友好。這一次，她同樣沒有得到她所期望的評論界好評。她真正得到的，只是針對她的種族歧視：36家紐約旅館都拒絕接待她和她的白人丈夫喬·鮑永（Jo Bouillon）。貝克決定親眼去看看一個普通的非洲裔美國婦女在南部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於是，與丈夫分別之後，她化用另一個名字去南部旅行。後來，她將包括被人從火車站的白人候車室裡趕出來等類似經歷進行了整理，寫成文字並投給了一家法國的雜誌社。恢復約瑟芬·貝克的身份之後，她在位于田納西州的一所名為菲斯克大學（Fisk University）的非裔美國人學校發表演講。她告訴聽眾，菲斯克之行是她來美國後第一次有回家的感覺。這次旅行結束後，貝克告訴一個朋友，她將把自己的一生奉獻於幫助黑人同胞的事業。
1950年到1951年，貝克計劃訪問拉丁美洲國家，但是她並沒有將美國納入訪問計劃之中。她在古巴很受歡迎；而此時美國的經紀人和夜總會經營者也開始對她產生興趣。但是，貝克對在有種族隔離傾向的劇院演出不感興趣，拒絕了他們的邀請。1950年12月，在哈瓦那的貝克收到一份來自紐約的經紀人的電報，這位經紀人向她開出了一份酷吧之城夜總會（Copa City Club）的「天價」籤約，這個夜總會坐落在邁阿密的海岸之濱。她問一位美國記者：「酷吧之城是哪裡？它是怎樣對待黑人的？」這位記者告訴她，酷吧之城是美國最豪華的夜總會，但是黑人從來沒有被允許作為客人進入其中。「那所有這些想法都是荒謬的」，她說。
第二天，酷吧之城夜總會的老闆兼總經理內德·斯凱勒（Ned Schuyler）親自拜訪了貝克。他看過貝克在哈瓦那的表演，認為那是「演藝界最壯麗、最石破天驚的表演」。斯凱勒對貝克說：「我必須讓你加入我的夜總會。」但是，貝克拒絕了，她說：「凡是我的同胞不能去的地方，我就不會在那裡表演，就這麼簡單。」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斯凱勒向貝克提供了一份帶有特殊條款的合同：「雙方都能理解並贊同的是，任何種族、膚色以及所持任何信仰的顧客，都能被酷吧之城接納。」另外，為了確保觀眾們能夠打成一片，貝克請斯凱勒邀請來自紐約的各種族社會名流來參加她的開幕式演出。當她走上酷吧之城的舞臺時，貝克對她的觀眾說，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這是我26年來第一次回到我的祖國，其他時間都不算數，因為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很高興來到這裡，我很高興我的同胞可以來到這個城市觀看我的表演。」
貝克在邁阿密很受歡迎。一位評論家形容她的表演是「我見過的最偉大的表演之一」。《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一位評論者說：「她走路像梅·韋斯特（Mae West），聲音像伊迪絲·比雅芙（Edith Piaf），搖起來像迪奧薩·科斯特洛（Diosa Costel），梳著介於卡門·米蘭達（Carmen Miranda）和帝國大廈之間的髮型，穿著克裡斯汀·迪奧（Christian Dior）的原創服裝，就像年度十大最佳著裝女性中的一位。」
貝克還因堅持讓觀眾在種族上融合而受到讚揚。紐約州眾議員伊西多爾·多林格（Isidore Dollinger）在國會向貝克致敬，稱她為「美國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如是說道：「美國人民欠貝克小姐一句感謝。因為她成功在邁阿密海灘消除了種族隔離。這證明，在邁阿密海灘能夠做到的事情，在這個國家正在遭受種族隔離制度荼毒的其他地方，同樣可以做到。在我看來，貝克小姐的勇氣、才華和真誠值得所有人的讚揚。」
在邁阿密海灘大獲成功之後，貝克籤下了在全美各地演出的合同；而且，她總是要求來自不同種族的觀眾能夠融匯在一起，她總是住在一流的酒店。非裔美國人媒體大為讚賞貝克的努力。紐約的《阿姆斯特丹新聞報》（Amsterdam News）指出：「一項針對黑人媒體編輯看法的調查顯示，對於這位明星拒絕出現在她的同胞被禁止進入的地方，人們普遍表示欽佩。」
「種族正義大使」：貝克的努力與犧牲
約瑟芬·貝克的民權行動超出了演藝領域。她敦促芝加哥和舊金山的白人商業領袖僱用更多的非裔美國人。她幫助威利·麥吉（Willie McGee）的家人支付葬禮費用。威利·麥吉是非裔美國人，他曾被指控強姦一名白人婦女而被處決。她還對特倫頓六人案件的（Trenton Six Case）審判給予了關注，為這些被指控謀殺了一名白人店主的美國黑人們加油打氣。貝克曾親自嘗試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赫克特百貨公司（Hecht Department Store）安裝一臺體現種族融合精神的冷飲櫃檯。據《紐約阿姆斯特丹新聞》(New York Amsterdam News)報導，貝克對一位拒絕為她服務的商店經理說：「華盛頓是世界的首都，應該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國家的榜樣。」文章繼續寫道，「她還提醒經理，那些黑人小子正在朝鮮戰場上為他們的同胞無法享受的民主而流血犧牲。」1951年5月20日，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紐約分會舉行了「約瑟芬·貝克日」（Josephine Baker Day）慶祝活動，以表彰她為民權事業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
貝克的顯赫地位有時使她免受苛刻的歧視性待遇，有時則不然。1951年10月，南太平洋影星羅傑·裡科（Roger Rico）和他的妻子帶著貝克和另一位客人貝西·布坎南（Bessie Buchanan）去紐約高檔的斯託克俱樂部（Stork Club）吃晚餐。在他們都入座之後，貝克要了一份牛排。可是將近一個小時以後，食物還沒有上桌，據裡科的夫人回憶說：
沒有一個服務員，哪怕是負責點餐的服務員，走到我們跟前。我丈夫叫他們時，他們假裝沒聽見。經過一番努力，我們終於迫使服務員走到桌邊，服務員問貝克小姐點的是什麼菜，當得知貝克點的是牛排時，服務員馬上說他們沒有牛排。我們又問有沒有蟹肉雞尾酒，服務員說他們沒有蟹肉。我們詢問了酒的情況，他說他們還在找。當我們說要點別的東西時，他又走了。
貝克和羅傑·裡科隨後離開桌子給她的律師和警察打電話。當他們從電話亭回來時，一個服務員又回到桌邊為貝克點了另一份菜。據布坎南說，「經過漫長的等待，他們終於端出了一塊牛排。但我們都感到很尷尬，貝克小姐也拒絕吃東西，於是我們就離開了」。
貝克就此事向紐約市警方提出了投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支持她的抗議，在斯託克俱樂部（Stork Club）劃出了一條眾星雲集的「糾察線」。執行秘書沃爾特·懷特（Walter White）向聯邦調查局發出呼籲；他致電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要求他就斯託克俱樂部拒絕為貝克服務的事件提出抗議，因為「這種歧視……美國的任何地方都直接落入了共產主義者和其他民主敵人的手中。那些讓斯託克俱樂部成功的人絕不會讚許這樣的歧視政策……這將展示美國民主的活力和完整性。」胡佛卻回答說:「我認為這不關我的事。」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
此後，貝克收到威脅。《芝加哥衛報》（Chicago Defender）報導說，「一些人告訴她，如果她以起訴向俱樂部施壓的話，她的合同將被取消，她將被迫離開這個國家，這可能會結束她的職業生涯。」貝克回答說：「我願意為了一個原則而犧牲我的職業生涯。如果我必須離開這個國家，我會帶著我的自尊以及我所屬種族的尊嚴全身而退。」
然而，貝克的憤怒並不僅僅指向斯託克俱樂部。與此同時，著名的紐約八卦專欄作家沃爾特·溫切爾（Walter Winchell）也在斯託克俱樂部，但不清楚他是否意識到貝克受到了歧視。在關於斯託克俱樂部事件的採訪中，貝克批評溫切爾沒有幫助她。溫切爾則對此作出回應，他首先為自己辯護，聲稱自己在貝克受到歧視之前就離開了斯託克俱樂部。
然後，他開始在他的專欄中攻擊貝克。在其中一個欄目中，他挖出了美聯社1935年的一篇報導。該報導宣稱貝克支持貝尼託·墨索裡尼（Benito Mussolini）入侵衣索比亞。他還散布了一個謠言，說「斯託克俱樂部的一個投訴者（和她的丈夫）幫助煽動並參與了皮克斯基爾暴動（Peekskill Riots，著名黑人音樂家、民權運動者保羅·羅貝森在皮克斯基爾舉行音樂會，由此引發的暴動）」，於是他乾脆將貝克稱為「約瑟芬·貝克暴動煽動者」（Josephine Baker riot inciter）。他一度引用了《匹茲堡信使報》（Pittsburgh Courier）的一篇社論，稱斯託克俱樂部事件是「有記錄以來有關（種族）『歧視』最站不住腳的案例」。「激烈的爭議、喧囂由此產生，這正是莫斯科樂於看到的事情……很難看出這些喧嚷會在總體上幫助黑人，或以任何方式推進他們的事業。」11月5日，貝克離開美國後，溫切爾報導稱：「對約瑟芬·貝克事件感興趣的政府人員正在密切關注她……當他們試圖再次進入美國時就會派上用場。」
和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一樣，溫切爾也傾向於在任何對手的身上尋覓共產主義的幽影，他寫信給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要求他核實有關貝克是共產主義者的指控。聯邦調查局開始收集有關貝克的貶損性信息，並密切關注她是否同情共產主義。事實上，貝克更傾向於與左派分子保持距離。儘管貝克對威利·麥吉（Willie McGee）一案非常感興趣，但當她得知這場支持麥吉的集會是由美國勞工黨發起的，而且保羅·羅貝森和激進的眾議院議員維託·馬坎託尼奧（Vito Marcantonio）也將在集會上發言時，她果斷退出了集會。堅定的反共通訊《反擊》（Counterattack）讚揚了貝克的這一舉動。根據《反擊》的說法，貝克「不像其他藝人……她不會以爭取正義和公民權利為藉口暗中支持共產黨。」貝克的兄弟理察·馬丁（Richard Martin）覺得針對貝克是共產主義者的指控十分荒唐可笑。「很難想像約瑟芬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說，「特別是當你想到他們在莫斯科的穿著打扮時。」
與此同時，圍繞斯託克俱樂部事件的爭議影響了貝克在紐約賣座的能力。她變得太有爭議了。當時，在娛樂圈涉及政治激進主義，等同於邀請眾議院反美活動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登門調查。而且，爭議對商業活動是不利的。
1952年，貝克帶著她對美國種族現狀的批判踏上了拉丁美洲之旅。9月，在貝克抵達烏拉圭三周後，美國駐蒙得維的亞大使館代理公共事務的官員向國務院報告了她的活動情況。9月25日，貝克在該國的一次露面引起了這位官員的興趣。那天晚上，貝克的演出計劃不是唱歌，而是演講。這次活動是由世界反對種族和宗教歧視文化協會組織的，該協會是貝克為促進種族間理解而設立的，由烏拉圭文化與社會協會、烏拉圭銀行家協會出資贊助。根據這位官員的報告，「在大約200名烏拉圭人面前」，貝克說「無論走到哪裡，在與人們談話時，她都能感受到上帝和她深厚的宗教感情驅使她強調反對種族歧視這一問題」。貝克首先批評了南非的種族歧視行為，然後又對美國的種族歧視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這位官員稱貝克是「在全世界消除種族和宗教歧視的堅定鬥士」，並且他認為她的目標是「最有價值的目標」。然而，他之所以對貝克的活動如此關切，是因為他覺得「貝克關於美國種族歧視的言論完全是貶損性的，從而歪曲了美國的實際情況。
如大使館官員所說，貝克對美國的種族歧視沒有任何積極的看法。因為貝克經常用她熟識之人的親身經歷來為她的批評做支撐，她的演講一定對她的聽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烏拉圭，據大使館報告，她向聽眾講述了她姐夫的故事：
在美國南部城鎮，黑人不能在人行道上超過白人，而是必須繞道到馬路上去。有一天，我的姐夫做完禮拜正往回走，剛好遇到一個白人和他的小兒子。後者一看到黑人，便停住了腳步，對父親說:「父親，您對我說，下次再見到黑鬼，我就殺了他。」於是，我的姐夫立即搬離了這個小鎮。
這位使館官員聲稱貝克的描述是「以偏概全的」，因為她沒有提到正在取得的進展。「她一次也沒有提到美國人民為消除種族和宗教歧視已經做了什麼和正在做什麼，」而且他還擔心，貝克描述的信息已經產生影響，「很顯然，她對美國黑人社會地位的分析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貝克「在她的藝術日程允許的範圍內將儘可能多的時間」投入到她的反歧視運動中。根據這位使館官員的說法，她「無疑會……繼續在黑人問題上歪曲美國。」因此，這位官員認為國務院應該會「對跟蹤她的活動感興趣」。
貝克的活動並不要求烏拉圭立即作出回應。只有一家當地報紙對她的演講進行了廣泛報導。大使館認為，用「對美國黑人處境客觀公正的描述」來反駁她的言論，只會讓人們更加關注貝克的言論，甚至可能引發其他報紙的批評回應。不過，這位大使館官員擔心，貝克可能在其他國家吸引更多媒體的眼球；因此，他建議「相關部門最好準備一些特別的材料來抵消她的活動帶來的負面影響」。
貝克在烏拉圭較少被媒體報導，似乎要歸因於美國大使館的插手。那年晚秋時分，她回憶道：「當我到達蒙得維的亞時，媒體對我非常友好，但在我演講之後，只有一家報紙敢發表我的演講，他們告訴我，是因為美國大使館官員對他們進行了友好訪問，並要求他們不要發表我的演講。」
儘管貝克對美國種族關係的嚴厲批評讓美國國務院錯愕不已，但她對社會變革的看法卻並不是很激進。貝克最基礎的信念是，來自不同種族、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共同接受教育，相互尊重，是能夠克服偏見的。正如她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次演講中所說，她相信「世界上只有一個名為人類的種族」。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肇始於人們生活的不同環境。貝克認為，這種差異必須得到理解和尊重。她認為，「要欣賞一個朋友，必須了解他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狀態。如果一個人不能行走天下，那麼他必須通過萬卷書來遍知天下事。對於有色人種來說，更好地了解白人是極其重要的，而白人也應該更多地了解有色人種，這樣才能避免報復情緒的產生，才能治癒仇恨的創傷」。
如果說貝克是一位古怪的種族正義大使，那麼她的活動是在較為有限的條件下進行的，這使得她沒有其他途徑獲得她希望擁有的影響力。在貝克成長的過程中，外交使團並不是一個來自聖路易斯的極度貧窮的黑人女孩有機會觸及的事物。儘管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世界事務中留下了印記，但戰後婦女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仍然有限。約瑟芬·貝克唯一的影響途徑是通過她作為演員的社會角色。
然而，與此同時，貝克也並非是保羅·羅貝森那樣的政治表演者。羅貝森會把他的政治觀點融入到他的表演中；他的演唱方式和他對歌詞的潤色引起了軍隊情報人員的注意，他們認為羅貝森「設法通過他的歌曲來推進共產主義路線」。然而，貝克會在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談論正義，然後穿上羽毛禮服，戴上頭飾，出席晚會。人們稱讚貝克對來自不同種族的觀眾敞開大門；然而，一旦登上舞臺，公開的政治性演說與其說是她表演的一部分，還不如說是對她表演的抽離。威利·麥吉沒能被人們從電椅上拯救下來，就此與世長辭。而貝克在威利逝世的那晚，在悲痛中完成了她的演出。這個被錯判為強姦犯的男孩，被執行死刑，讓貝克失去了表演的欲望與心情，但是那天晚上她還是堅持到表演結束。「他們殺了威利·麥吉，我的同胞之一，」她解釋道，「每個美國黑人身上都有一部分隨他而逝。」
雖然貝克在她的表演中沒有公開提及種族關係，但表演本身在某些方面跨越了種族界限。這個女人在一部諷刺黑人的作品中以黑面形式露面，完成了她的百老匯首秀。她用珠寶和設計師定製款禮服取代了松垮的鞋子和格子呢裙。不再是對視眼的她，開始擁有一雙從睫毛膏「窗簾」後面往外看的眼睛。戰後，貝克開始為美國戲劇觀眾所接受，這標誌著一場文化轉型，即20世紀20年代黑人女性的狹隘角色到可能成為明星的轉變。貝克還以一種更基本的方式重新定義了黑人藝人的形象。菲利斯·羅斯（Phyllis Rose）指出：「在她的老練和高級定製服裝的映襯下，她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簇都讓人們注意到她的技巧，以及藝術相對於渾然天成的勝利。」與她早期的異國情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貝克現在想急切地表明「黑人並非是不加雕琢的造物」。
美國大使館官員對約瑟芬·貝克的反種族主義運動過於敏感，是有理由的。根據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的說法，在此期間，「種族歧視對我們外交關係造成的損害越來越大」。在那些對有色人種地位十分敏感的國家裡，一種「敵對反應」正在「以驚人的比例增長」。艾奇遜發現，「越來越多的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美國聲稱自己是民主的捍衛者，卻允許在這個國家實行種族歧視，這是虛偽的。」使這一問題更加惡化的是，蘇聯在反美宣傳中增加了利用美國種族問題的頻次；到1949年，美國種族關係成為「蘇聯對外宣傳的主題」。種族在冷戰時期成為一種可以輕易用於對抗美國的武器。美國的政府官員開始意識到，如果他們希望用民主來拯救第三世界國家，那麼就必須改善美國種族關係的形象。
風波不斷的美洲之行
在這種情況下，約瑟芬·貝克是一大威脅。美國已經受夠了蘇聯的宣傳以及國際媒體對美國國內事件的報導所帶來的外交關係問題。當貝克這樣的人積極激發外國對美國種族歧視問題的興趣時，情況並沒有好轉。因此，美國政府盡其所能限制她的活動並對她的指控作出回應。
1952年秋天，當貝克前往阿根廷時，國務院對她的行為越來越擔心。她複雜的政治立場，以及她對權勢人物的吸引力，使她與胡安·庇隆（Juan Peron，阿根廷民粹主義政治家，致力於經濟獨立，持強烈的反美立場）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當貝克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她得到了駐烏拉圭大使館官員曾經給予她的那種密切關注。她關於種族歧視的聲明被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多數報紙視為「戲劇性的遊戲」（Dramatic Play）。貝克還升級了批評美國的措辭。據《批評家晚報》報導，在一次演講中，貝克將美國的種族主義比作大屠殺。她說在戰時的歐洲：
我遇到了成千上萬來自北部和南部的美國人。他們真誠地相信，他們是在為民主和文明而戰，而民主和文明正受到極權主義的威脅。許多人對納粹屠殺猶太囚犯的消息即刻表達出了恐懼和憤慨之情。至於對待黑人方面，美國南部的種族歧視仍在繼續，南方人至今仍舊認為，他們所做的一切罪惡行為都是正確的，都是必要的。我至今仍不明白，他們是如何使這兩種想法調和起來的。
根據《批評家晚報》，貝克認為，「全世界黑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國，與不久前猶太人看著他們被判滅絕的那片土地如出一轍。」貝克敦促全世界支持美國的民權鬥爭。她認為，「除非用私刑的浪潮、缺乏證據的電刑、集體性攻擊行為和「美國生活方式」的其他美妙之處得以止息，否則就意味著上一次戰爭中灑下的所有鮮血都將成為枉然。作為希特勒明面上的敵人，卻看到他的勝利在美國南部成倍增加」。
貝克有時會針對阿根廷的特定種族和民族群體定製自己的演講。當她與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日本裔社區成員交談時，貝克就會談到「一個悲慘的情況」，即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拘留的狀況。她聲稱，「作為一種綏靖策略」，美國偶爾會允許個別日裔美國演員或藝術家「獲得有限的成功」，因為「白種人知道，稍微安撫一下日裔，白種人就可以繼續當家作主」。她斷言：「同樣的體系也適用於居住在北美的黑人、印度教徒、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她對阿根廷的另一位觀眾說：「讓我來向拉丁美洲的居民介紹一下放置在德克薩斯州旅館裡的那張警示牌……『這是一個乾淨的地方，黑人和墨西哥人都不允許進入。』」
約瑟芬·貝克用英語發表演講，由翻譯人員譯為西班牙語。美國國務院隨後將《批評家晚報》的西班牙語引語翻譯回英語。這樣來回翻譯的過程很可能影響了貝克陳述的一些語言和語氣。例如，儘管國務院的翻譯表明她指的是「南方佬」（Yankee South），但「美國佬」（Yankee）這個詞很可能是在翻譯成西班牙語時就出現了。貝克在阿根廷的演講語氣似乎更加尖銳一些，但是現在也很難考證這些煽動性的語言有多少是由她親口說出的。
美國媒體報導了貝克在阿根廷的講話，但她的講話並沒有受到非洲裔美國人的熱烈歡迎。眾議員小亞當·克萊頓·鮑威爾（Adam Clayton Powell, Jr.）試圖聯繫貝克，因為他看到有報導稱，貝克說她曾親眼目睹對非裔美國人實施的私刑和電刑。他要求國務院調查貝克是否發表了這些聲明。鮑威爾後來在1955年第三世界領導人會議上為捍衛美國的民主形象立下了汗馬功勞。鮑威爾在回答《真理報》（Pravda）有關美國種族主義的提問時，極力主張美國的種族進步是全世界的榜樣，這讓他在國內登上了頭版頭條。儘管鮑威爾是一位堅定的民權倡導者，但他拒絕在外國聽眾面前批評美國。約瑟芬·貝克不像鮑威爾那樣有團結一致的意願，也許是因為她不像鮑威爾那樣對他所保護的政治體系感恩戴德。
1952年11月10日，代理助理國務卿本·布朗（Ben H. Brown）寫信給鮑威爾，說美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未能與貝克直接對話。然後，他報告稱，一名大使館官員與貝克的秘書卡羅琳·卡拉瑟斯（Carolyn Carruthers）就此事展開了討論。卡拉瑟斯被問及貝克是否真的在《批評家晚報》發表了相關聲明；她含糊其辭地回答說：「那是《批評家晚報》發表的言論，我沒有說過那些話，那是《批評家晚報》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當大使館官員問道：「我可以理解為她的話是被錯誤引用了嗎？」卡拉瑟斯回答說：「是的。」
代理助理國務卿告訴鮑威爾說,這是非常不幸的,因為貝克「接受自己成為外國利益團體的工具，而這些團體對美國的不友好是出了名的,他們只對她致力於的、能讓美國感到難堪的事業感興趣」。於是，他對鮑威爾說，「儘可能快地結束種族歧視是本屆政府的萬全之策。」美國國務院認為，「貝克小姐與阿根廷政府和共產黨支持的媒體聯手攻擊美國，阻礙了美國實現這一目標的進程。」
鮑威爾隨後召開新聞發布會譴責貝克，他並沒有理會貝克的秘書所說的，貝克的話被錯誤引用了這一言論。他宣稱，貝克並沒有回應他和國務院的問詢。因此，他「被迫得出結論」，那就是「約瑟芬·貝克小姐的話沒有被阿根廷媒體斷章取義」。相反，是貝克「故意歪曲美國的形勢」。
鮑威爾嚴厲地批評了貝克，稱她為「製造出來的聖女貞德」。據紐約《阿姆斯特丹新聞報》報導，這位眾議員質疑貝克行為的動機。
鮑威爾暗示說，貝克小姐對黑人權利的關心是基於演出票房的考慮。他說，在她四五年前來到這裡時，她在藝術上碰了一鼻子灰，當時「她沒有說什麼，也沒有做什麼，來幫助爭取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權利」。
而「在沒有貝克小姐任何幫助」的情況下，美國在減少種族隔離和歧視方面取得了進步。鮑威爾鼓勵「思想健全的美國白人和黑人完全無視她……因為她說的一點都不能代表事實或公眾輿論導向。儘管鮑威爾措辭嚴厲，但他表示，他批評貝克時「極不情願」，因為當貝克還在美國時，他和妻子曾是貝克的朋友。
與此同時，國務院對貝克在阿根廷演講的影響感到不安。根據一份關於貝克活動的內部備忘錄，「她的工作在阿根廷受到了裴隆主義者的歡迎，他們一直在宣傳反對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一名官員建議國務院採取措施「抵消貝克訪問帶來的負面影響」。在他看來，「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派遣一兩個傑出的黑人知識分子到南半球旅行」。當時隸屬於國務院的美國新聞處的工作人員開始構思這一策略，拉爾夫·邦奇（Ralph Bunche）、沃爾特·懷特（Walter White）和傑基·羅貝森（Jackie Robinson）等人都在考慮之列。
當然，他們行動得非常謹慎。一位美國新聞處的工作人員稱，新聞處不能「僅僅因為貝克『管不住自己的嘴』，就立刻拿著我們的大炮(像邦奇一樣)衝進去」。這名工作人員建議新聞處將貝克的信息轉發給大使館公共事務官員，作為「機密背景信息使用」。在這些被挑選出來的人進行巡迴演講之前，美國政府首先應該確保他們會說正確的話。儘管有一名工作人員推薦沃爾特·懷特，但他不確定作為「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主席的沃爾特·懷特會給外國觀眾留下怎樣的印象，或者說出怎樣的話，這可能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哈林籃球隊（Harlem Globetrotters）曾到過布宜諾斯艾利斯，但相關工作人員「不記得當時他們是否印了表明相信美國的種族問題正在改善的文字」。哈林籃球隊很受歡迎，可能會再次回到阿根廷；所以他想知道他們中是否有人能「說出美國在種族問題上取得的進展」。
雖然他們在戰略方法上有不同的想法，但美新處官員們在某一方面還是達成了共識。其中一個人說，「當然，我們應該避免任何派人去『抵消』貝克所言的做法」。另一位則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處於守勢會讓我們顯得理屈詞窮」。「我們不應該直接反駁貝克的指控」，第三個人指出，這種謹慎的做法「符合國務院一貫的政策，即避免做一些會讓人注意到我們在黑人問題上存在弱點的事情」。為了避免突然出現一個像邦奇這樣的人，直接與貝克對質,美新處官員們的建議是，「派遣一個人出席周年慶典、會議、或某些類似場合,然後剩下一些時間進行新聞採訪,可能的話將這個人作為邀請對象發表演說」，這樣效果是最好的。在討論派遣一名非裔美國人工黨領袖踏上對外宣傳之旅的可能性時，一份備忘錄強調,在派遣這樣一位演說者的同時，應該強調他」作為工黨領袖而不是作為黑人」的身份，只有這樣做才能讓我們看起來不像是對貝克的直接回應。但是，約瑟芬·貝克在歐洲曾親眼見過這種嘗試,她認為他們這樣做只是枉費力氣。據紐約《阿姆斯特丹新聞報》報導，1951年貝克在美國巡演期間：
相當坦率地表達了她對黑人作為美國政府的親善大使來到歐洲，並試圖向歐洲人民灌輸黑人公民在美國一切都好這一行為的不滿。「歐洲人並不無知，」她說，「他們通過閱讀了解美國，通過實地到訪認識美國，他們對這個國家的種族狀況相當熟悉。」
在美國國務院計劃對貝克進行宣傳回應的同時，美國駐外使領館人員也開始採取措施讓貝克噤聲，或是敗壞她的名聲。貝克發現在拉丁美洲國家進行表演越來越困難。1952年12月，她無法前往秘魯，因為該國拒絕了她的籤證申請。貝克原定在秘魯利馬演出劇院的一名代表告訴當地媒體，貝克的合同被取消了，因為她堅持在追求藝術目的的同時，表達她對種族不平等的看法。貝克說，出於同樣的原因，原定的哥倫比亞之行也被迫取消。在波哥大時，52歲的貝克拒絕做出不再發表反對種族歧視演講的書面承諾，因此決定不在此地拋頭露面。
1953年初，貝克按計劃出現在古巴的哈瓦那。1月下旬，美國駐哈瓦那大使館擔心所謂的「進一步的反美活動」會出現，緊急發電報給國務院，詢問貝克的背景信息。他們想了解貝克的「反美言論」以及她最近取消在秘魯和哥倫比亞演出的原因；他們想要引用非裔美國人報紙上用來批評貝克的言論和個人信息，包括她放棄美國國籍這一信息。貝克結過三次婚（實際上是四次）以及她的兩個丈夫是白人等信息也被曝光出來。
使館官員隨後聯繫了貝克計劃演出劇院的所有者戈亞爾·梅斯特（Goar Mestre）以及當地的報紙。
使館官員向梅斯特先生和部分報業人士概述了貝克小姐在阿根廷報刊上發表的對美國極具貶損性的言論。並且預測貝克可能會故技重施，利用古巴媒體，尤其是其中的共產主義元素，作為她指控美國歧視黑人的深層宣傳平臺。當然，這個想法也許只是空穴來風。
古巴媒體對貝克預期訪問的反響千差萬別。1月27日，《世界報》（El Mundo）報導了對貝克的採訪，她在採訪中表示，她「不僅是為黑人，也是為所有受迫害的人」而戰，她的努力在拉丁美洲得到了支持。相比之下，美國政府掌控的《哈瓦那先驅報》（Havana Herald）發表了一篇社論，稱貝克是「克裡姆林宮和庇隆的寵兒」和「克裡姆林宮的宣傳傳送帶」。
但是，貝克沒能及時抵達古巴參加她預定的演出。她從裡約熱內盧發了一封電報，要求推遲演出日期。事與願違的是，她的表演被取消了。梅斯特說：「我們知道約瑟芬·貝克有非凡的吸引力，但我們不能不斷調整我們的業務來遷就她。」據一名使館官員所說，貝克的遲到「恰恰為她的哈瓦那僱主們提供了一個法律上的藉口，他們需要在這種棘手的局面下『全身而退』」。
只不過，貝克還是在哈瓦那現身了。2月10日，貝克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指責美國利用其影響力迫使她的合同被取締。她聲稱梅斯特取消了一場預定的演出，因為劇院擔心失去美國電影特許經營權。然而大使館卻說，「未能就報酬問題達成共識更接近事情的真相」。貝克和她的僱主有財務糾紛史，有時她試圖要求得到比原先商定報酬更多的錢；很有可能，她與梅斯特在報酬方面的分歧是解除合同的一個因素。然而，同樣明顯的是，美國採取行動表達了貝克在古巴可能進行演出的不滿。因此，像貝克的遲到一樣，任何財務上的分歧都有可能為劇院提供一個避免政治上兩難局面的藉口。
儘管貝克在哈瓦那的其他預定演出已被取消，一家廣告公司還是安排她在2月11日的熱門晚間電視節目《皇家歌舞廳》（Cabaret Regalias）上露面。然而，該機構並沒有向該電視臺的負責人戈亞爾·梅斯特尋求許可。2月11日下午彩排時，她來到演播室，梅斯特把她趕了出去，並吩咐看門人禁止貝克再次進入演播室。據美國大使館報導，「從下午3點到9點半，貝克小姐穿著演出服，一直都站在大門外，顯然是為了博取同情。」梅斯特對《哈瓦那先驅報》說，除非貝克站在那裡「直到地獄結冰」，不然他都不會讓她進行表演。梅斯特聲稱他「不會允許貝克小姐或任何人向他『發號施令』」。然後，他遞給了貝克一把椅子，告訴她一切自便，並且對貝克說，「如果你認為自己還能得到許可再次進入大樓，那麼你就要在那裡等待很長的時間了。」與此同時，大使館報告說，「在沒有她參與的情況下，《皇家歌舞廳》照常播出了。」
經過一番努力，貝克終於能夠在古巴露面。2月16日，貝克在坎波莫爾劇院（Teatro Campoamor）開始了為期一周的演出。大使館的一份電訊稱，這是一家「破舊不堪的劇院」，直到「去年它還是一個供滑稽劇表演的地方」。大使館報告說，「沒有跡象表明……貝克已經利用坎波莫爾劇院的舞臺達到政治目的」。貝克也收到警告告訴她不要這樣做。在貝克公開演出的第二天下午4時30分，古巴憲兵便拘留了她。他們沒有對貝克提出指控，而是針對她的政治和社會觀點，對她進行了三個小時的審問。憲兵隊報告說，「美國聯邦調查局認為貝克小姐可能是一名活躍的共產主義者，因此對她進行了質詢。」憲兵給貝克拍了照，並留下了她的指紋。此外，憲兵隊還要求貝克在一份審訊記錄的速記報告上簽字，但她拒絕了。貝克後來在自傳中寫道，這份聲明將迫使她承認「接受莫斯科的賄賂，並從事顛覆活動」，當她籤字畫押時，她的照片「下面就印上了『共產主義者』的字樣」。憲兵隊警告貝克，要她「堅守自己的藝術，不要在坎波莫爾劇院發表任何政治觀點」。最終，貝克被及時釋放，以便在當晚的演出上露面。
就藝術和政治層面來說，古巴之行「激起的漣漪」遠沒有貝克希望的那麼大。在貝克離開古巴後，美國駐古巴大使館認為「貝克小姐的古巴之行對她的事業而言毫無益處」，認為貝克造成的不良影響也是微不足道的。總而言之，貝克小姐對古巴黑人的影響完全可以稱之為滄海一粟：「黑人報刊不理睬她，黑人社團也不把她放在眼裡。」大使館還報告稱，一位古巴當地的報紙編輯「向使館官員解釋說,在過去的幾年裡，古巴黑人對美國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古巴黑人現在意識到美國在消除種族歧視的徵程中取得了真正的進步」。
在訪問古巴之後，貝克計劃在海地露面。因為海地是一個黑人國家，所以對美國國務院來說，貝克的海地之行帶來的問題更為棘手。在期待貝克到訪的同時,海地的總統府部長、代理外交部部長莫克萊爾·澤菲林（Mauclair Zephyrin）,打電話給美國駐海地臨時代辦，表示了對貝克的訪問可能給美海關係製造麻煩的憂慮，並且希望了解代辦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代辦向澤菲林報告稱，「我不知道該如何限制貝克小姐的言論自由，也不知道該如何恰當地評估這次訪問的合理性」。他補充說，貝克「過去的聲明表明她對共產主義目標是友好的，但我不知道她是否是共產主義者」。代辦承認，貝克所說的有關美國種族歧視的一些事情確實是真實存在的。最後，他告訴澤菲林，海地政府必須積極應對約瑟芬·貝克的到訪。
三天後，也就是1月27日，澤菲林部長給代辦出示了一封他寫的信，這顯然是寫給貝克在紐約的經紀人的。澤菲林寫道，「海地非常歡迎貝克的到來，但是她應該清楚地知道，她不應該用反美言論來讓海地政府難堪，因為這會破壞美國和海地政府之間的良好關係。」他還評論說，「海地有自己的種族問題，而馬格洛（Magloire）大總統的政策是把這些問題拋到腦後，如果此時貝克把這些問題提到臺前，他是不會欣賞的。」
在琢磨上述信件內容時，大使館公共事務官員指出，「這很容易理解，因為如果貝克小姐是白人婦女，問題壓根兒就不會出現，她無疑會被拒絕入境。然而，由於貝克小姐是黑人，而且是好戰的美國黑人，是黑人的發聲者。如果貝克小姐沒有得到進入這個黑人共和國的許可，反美和反白種人的海地人將會群起抗議」。
該官員總結說，「儘管海地政府意圖良善」，但美國大使館可能會面對「不愉快和尷尬的公眾宣傳，這極有可能會抵消美國駐海地官員過去為改善關系所做的積極努力」。儘管大使館很可能「看到他們的許多『朋友』受到貝克小姐的蠱惑，並受到相當多的反美主義者的鼓舞，但大使館似乎不可能採取堅定的立場反對她提出的訪問請求」。
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收到有關海地局勢的報告後，向駐太子港大使館提供了貝克的背景資料。這些材料包含了貝克改變國籍，以及按照杜勒斯的說法，「她的活動受到了美國黑人名流和黑人媒體的廣泛譴責」等信息。杜勒斯表示，美國駐太子港大使館得到授權向海地代理外交部長提供這些信息。最終，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約瑟芬·貝克的海地之行沒能實現。
貝克想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演出的努力顯然受挫了，而且她很快就無法將美國作為她演出的替代市場。1954年，貝克回到美國，對沃爾特·溫切爾提起誹謗訴訟。根據聯邦調查局的說法，她之所以能夠進入這個國家，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貶損性顛覆信息作為將她拒於國門之外的依據」。然而，她將來再次進入美國的可能性卻大大減小。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1954年12月10日的內部備忘錄，移民歸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局長「對約瑟芬·貝克的案件有個人興趣，並指示移民歸化局獲取足夠的信息，以便下令將她驅逐出美國」。移民歸化局要求審查聯邦調查局的檔案，以確保「與之相關的所有貶損性信息」都已轉交給移民局。於是，埃德加·胡佛給移民局局長發送了一份關於貝克的單頁文件，但是中央情報局在根據《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提供給移民歸化局文件時，其中大部分信息都被刪除,理由是它包含了「切合國防或外交政策利益的行政命令進行適當保密的材料」。
儘管如此，經過刪減的文件內容似乎已經足夠了。1955年1月21日，《紐約先驅論壇報》報導，在從巴黎飛往墨西哥城的半途中，移民歸化局將約瑟芬·貝克拘留在紐約機場。他們扣留了貝克4個小時，才允許她離開。移民歸化局沒有對這一行為做出任何解釋。雖然沒有媒體報導貝克對她被拒之門外的反應，但貝克早些時候曾表示，「如果他們禁止我入境美國，這對我來說將是一種榮譽，因為它表明我為人類所做的工作是成功的。」
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移民歸化局或許沒有必要阻止貝克在美國演出。因為，劇院老闆們不太可能僱傭這樣一個「對美國不利」（un-America）的角色。儘管如此，將貝克拒於美國國門之外這一事實，限制了政府將她排除在美國種族關係討論之外的努力。20世紀60年代初，貝克得以重返舞臺演出，並參加了1963年的「華盛頓遊行」（March on Washington）。當時，她已是一名略帶疲憊、上了年紀但仍然很受歡迎的表演者。儘管她後悔自己在年輕時對美國做出的各種批評，但時至1963年，貝克曾經的聲音在批評美國種族歧視的「合聲」中已不再突出。
貝克在被移民歸化局拘留後，政府對這位藝人的監視和騷擾又回到了原點。1951年，在貝克公開指控沃爾特·溫切爾有種族歧視傾向後，聯邦調查局啟動了對她的調查。聯邦調查局無法追蹤到貝克的任何「顛覆」行為，事實上，他們掌握的信息似乎表明，貝克可能是反共分子。儘管如此，該局還是把它掌握的貶損信息交給國務院，國務院又將其轉交給美國大使館。大使館工作人員隨後開始參與幕後談判，以此來減弱貝克公開反對種族歧視的能力。緊接著，移民歸化局對貝克的自由旅行進行了限制，並向世界表明她是個難以接納的危險分子。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務院、移民歸化局等部門機構認為他們有必要花費這麼多時間和精力去阻止一個女人說話，恰恰印證了這些問題：美國政府對他們受到的種族歧視指控，以及美國種族問題對外交關係產生的負面影響等問題較為敏感。
冷戰背景下的美國種族鬥爭
約瑟芬·貝克當然不是唯一一個受到美國國務院冷戰意識形態騷擾的人。保羅·羅貝森或許是冷戰期間旅行限制最突出的例子。1949年，羅伯遜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和平黨派大會上發表演講後不久，他的麻煩便接踵而來。當時，他說美國政府的政策「類似於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政策」，又說非裔美國人要向蘇聯開戰是「不可想像的」。根據馬丁·杜伯曼（Martin Duberman）的說法，羅伯遜的聲明被錯誤引用了。儘管如此，羅伯遜還是遭到了美國媒體和非裔美國領導人的廣泛譴責。國際媒體大規模報導了發生在紐約皮克基爾市羅伯遜演唱會的騷亂。儘管騷亂者中有三K黨成員，美國政府還是認定羅貝森為引發這次令美國尷尬的國際性事件的罪魁禍首，認為他對蘇聯的友好態度是這次騷亂的萬惡之源。
羅伯遜繼續大聲疾呼。1950年，他對哈裡·杜魯門（Harry S. Truman）向朝鮮出兵的決定進行了批評，理由是「如果我們今天不停止在朝鮮的武裝冒險，那麼明天朝鮮就會變成非洲」。此時，國務院和聯邦調查局採取了行動。美國國務院在所有港口發布了「停船通知」，阻止羅伯遜離開美國。埃德加·胡佛向聯邦調查局特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儘快找到羅伯遜。美國政府要求羅貝森交出他的護照，但是他拒絕了，於是美國國務院直接通知移民歸化局羅伯遜的護照是無效的，他不應該得到離開美國的許可。國務院官員表示，他們採取行動的原因是「羅伯遜在這個時候出國旅行將違背美國的最大利益」。他「經常性批評美國黑人所受待遇的話語，不應該宣揚到其他國家去，」他們解釋道，因為「家醜不可外揚。」
美國國務院還禁止羅伯遜進入加拿大。因為加拿大不需要護照，所以羅伯遜在美加邊境的和平拱門舉辦了一場音樂會。雖然很多加拿大人出席了這場音樂會，但這場音樂會和其他系列音樂會一樣，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吸引到美國觀眾，而且被列入黑名單嚴重影響了羅伯遜在美國的表演能力和多年來積澱而成的謀生能力。他在國際上的聲望意味著他在國外總是很受歡迎，但是因為沒有護照，在美國的努力下羅貝森也漸漸淡出了國際觀眾的視野。
杜波依斯等其他民權活動人士的護照也遭吊銷。民權大會的威廉·帕特森從日內瓦返回美國後，護照也被取消了。他在日內瓦試圖將大會關於美國種族主義的請願書《我們指控種族滅絕》（We Charge Genocide）提交給聯合國。對羅伯遜、杜波依斯、帕特森和其他民權活動人士的限制可以視為是冷戰期間對左派更廣泛壓制模式的一部分。
但是約瑟芬·貝克呢？她絕不是激進分子，她不支持進步團體，以至於《反擊》這種雜誌都會讚揚她。儘管貝克後來否認了這一點，但她早年呼籲非裔美國人支持墨索裡尼入侵衣索比亞。而且，約瑟芬·貝克並不完全符合冷戰期間政府壓制左翼的典型例子。儘管在冷戰政治背景下，任何對美國政府的批評似乎都大致被歸類為激進主義，但貝克的挑戰還有另一個層面：釐清貝克被視為威脅的原因可能有助於更充分地解釋冷戰時期因何對其他人施加旅行限制。
在冷戰初期，美國政府認為種族關係是美國發展對外關係的絆腳石。蘇聯成功利用這一問題加劇了美國國務院的焦慮。尤其是非白人國家對美國種族關係的憂慮，深切影響了他們對美國的看法。這個問題在美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中格外突出，以至於美國駐印度大使切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說：「我想不出有什麼比實現美國的種族和諧對我們在亞洲更有幫助的事情了。」
面對國際上針對美國種族歧視的廣泛負面報導，美國試圖通過宣傳活動來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例如，散發描述美國種族關係進步的小冊子《美國生活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American Life）。20世紀50年代，這本名為《美國黑人生活》的書被翻譯成好幾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它展現了非洲裔美國領導人的形象，種族融合的工作場所和住房項目的實際情況，以及美國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同黑人教師一起學習的場景。這本小冊子所要傳達的信息是，漸進的民主進程是國內和全世界有色人種獲得解放的關鍵。許多經過仔細篩選的美國黑人參加了由國務院贊助的巡迴演講，這些演講強化了針對美國的正面看法和認識。
許多人認為這些努力得到了回報。道格拉斯認為，美國黑人律師伊迪絲·桑普森（Edith Sampson）的一次演講，「在印度產生的善意和理解，比任何美國人的任何其他行為都要多」。1949年，桑普森在新德裡發表講話時告訴聽眾，她不會容忍對美國民權進程的批評，因為在過去80年裡，美國黑人「比世界上任何類似群體」進步得都要快。1954年秋天，卡爾·羅文（Carl Rowan，美國黑人記者、電視評論員，二戰時期美國首批非裔軍官之一）收到通知，在印度旅行時，他將不會被有關美國種族關係的常見問題「狂轟亂炸」，因為大使館已經傳播了有關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布朗案結束了教育領域的種族隔離，至此美國「隔離但平等」的法律原則被推翻）的消息。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是眾多國務院選中代表美國出訪海外的黑人之一。當初，阿姆斯特朗取消了國務院贊助的蘇聯之行，引發了公眾的憤怒和政府的擔憂。1957年秋天，在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高中廢除種族隔離的危機中，阿姆斯特朗曾說：「就他們對待我們南部同胞的方式而言，讓政府見鬼去吧。」如果去到蘇聯，阿姆斯特朗設想了這樣的場景：「那裡的人會問我，我的國家怎麼了，面對這種質問我應該說什麼？」阿姆斯特朗認為，「政府在蘇聯進行宣傳之旅的計劃可能會完蛋」。許多人嚴厲批評了阿姆斯特朗的怒言怒語。1957年的阿姆斯特朗中央情報局檔案中，有一封匿名信，上面寫道：「路易斯·書包嘴·阿姆斯特朗（Louis 'Satcho' Armstrong）是一名共產主義者，為什麼國務院要給他護照？」雖然沒有沒收阿姆斯特朗的護照，但聯邦調查局還是關注了這一事件，並繼續監視著有關他的活動。
在聯邦政府看來，阿姆斯特朗和貝克一樣，在冷戰種族政治的格局之下，卻說著不合時宜的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內問題理應得到巧妙遮掩，以便不讓家醜外揚。因此，關於民權的話語受到冷戰自由主義政治邏輯的限制。對於美國政府來說，一定程度的自由行動主義是可以容忍的，但必須以一種不挑戰民主秩序的方式表達出來。阿姆斯特朗行為所犯的忌諱在於，他似乎不願意在共產主義批評者面前為國家辯護。在美國政府看來，愛國者們應該團結一致。
在美國境外，其他非裔美國人發現自己正受到監視。搬到法國後，理察·賴特（Richard Wright）在巴黎成立了一個關注種族主義的組織，該組織旨在審查美國企業在海外的僱傭行為。但是，這個組織遭到了滲透，有關賴特活動的報告放置在他的中央情報局檔案中。當同樣住在巴黎的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考慮寫一本關於聯邦調查局的書時，中央情報局對他的興趣大增。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執行秘書沃爾特·懷特等民權活動者卻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認可。在懷特代表政府解決涉及二戰時期非裔美國士兵問題的爭端,以及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通過一項旨在將其成員中的共產主義者驅逐出去的決議後,懷特便贏得了在白宮的高牆之內批評種族暴力和種族隔離的特權。然而，當他代表美國政府前往海外之時，他會強調美國的種族進步，並爭辯說有色人種在共產主義那裡得不到任何好處。
依靠懷特、拉爾夫·邦奇、伊迪絲·桑普森和其他許多人的努力，國務院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資源，試圖在海外樹立美國種族關係的良好形象。但是，貝克卻攪亂了整個計劃，她談論的不是種族進步，而是私刑；她描述的不是擴大就業機會，而是種族隔離。雖然國務院試圖將這場辯論框定為有關民主政治秩序中變革的本質，但貝克等人卻認為，種族歧視使人們對美國民主的本質提出了質疑。當世界政治格局二分為「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國家兩個陣營、自由和暴政兩種理念時，批評美國民主的人看起來就像是在助紂為虐。從國務院的角度來看，此事利害關係太大，不能容許有任何不同的聲音出現。
對約瑟芬·貝克旅行和表演能力的限制不僅損害了她作為一名藝人的事業；還否定了她自己追求平等的個人大使的角色，即通過贏得各國人民及其領導人的心來促進平等權利的實現。貝克回到法國後，把注意力轉向了對內的種族和諧。她試圖在法國國內創造她希望在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看到的平等關係。1954年，貝克和丈夫鮑永開始收養來自不同種族和宗教信仰的孩子。最終，她和她的丈夫收養了12個孩子，她將他們和這些孩子組成的家庭稱之為「彩虹部落」（Rainbow Tribe）。貝克希望她的家庭能夠證明來自不同種族和宗教的人可以和睦相處。
儘管聯邦調查局最終得出結論，約瑟芬·貝克不是「支持共產主義」，而是「支持黑人」，但是多年來，該局一直向國務院和其他相關部門傳遞貶低她的信息。在對美國政府採取了更溫和的姿態之後，貝克終於能夠回歸美國和拉丁美洲的舞臺。然而，20世紀50年代對貝克施加的種種限制，對她的生活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約瑟芬·貝克晚年的相對貧困顯然是由於她糟糕的財務管理和追求昂貴的夢想導致的，比如「彩虹部落」。二戰之後，貝克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超級明星。但是，一旦她開始批評美國的種族關係，她的表演就失去了寶貴的市場——不僅在美國，在大使館的遊說下，那些對美國施加的影響較為敏感的國家，同樣也是如此。
20世紀50年代末，約瑟芬·貝克將回歸家庭生活作為她的生活重心，這與美國婦女在《女性的奧秘》（Feminine Mystique）問世前的狀態出奇的一致。戰後，美國婦女被迫離開工廠，社會鼓勵她們進入產房，而貝克最終也被列入了國際娛樂圈的黑名單。由於沒有一個公共平臺支持她對平等的呼籲，貝克試圖通過自己的母性願景來促進世界的種族正義。可以說，聯邦政府參與構建戰後家庭生活文化的努力，在把貝克趕下舞臺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女性的奧秘》
正如伊萊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主張的那樣，在家庭這一場域中「控制」女性似乎是一種重要的冷戰價值觀，能否將約瑟芬·貝克「固著」在法國境內與美國國家安全狀況密切相關。因為如果身在法國，貝克將不再對美國的民主形象構成威脅。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政府在化解國際批評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布朗案傳達的信息是，學校的種族隔離是違憲的，這是1954年5月的美國之音節目中連播好些天的新聞頭條。甚至當大規模的抵抗力量開始在美國南部組織起來的時候，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仍舊報告說，布朗案已經軟化了來自各方面的批評。通過美國的宣傳，通過有限的社會變革，美國的威望和信譽有可能得到提升。讓約瑟芬·貝克噤聲只是宣傳活動的一部分。消除她的聲音，將更容易維持精心打造的美國民主形象。種族形象在美國並非是一件小事。用切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大使的話來說，它對冷戰的重要性「怎麼誇大都不為過」。在超級大國相互鬥爭的國際大背景下，約瑟芬·貝克爭取種族和諧的國際行動不得不推遲。
（本文原文發表在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81, No. 2, 1994）上，經作者授權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研究生魏崴翻譯，原文版權歸作者及牛津大學出版社所有。譯文原題《約瑟芬·貝克、種族抗爭和冷戰》，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張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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