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的一段歷史（邊疆時空李帆）
2023-10-15 08:06:57 3
作者簡介：
李帆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中國史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規劃評審組專家。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著有《劉師培與中西學術》《章太炎、劉師培、梁啓超清學史著述之研究》等，發表論文百餘篇。
對於近代中國的民族認同問題，特別是辛亥革命前後的中華民族認同問題，近年來學術界較為關注，出現了一系列頗有建樹的成果，筆者也作過些許研究。但從研究現狀看，仍有繼續深入的空間。本文擬從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觀念出發，著眼於中華民族認同與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認同的一致性，再對這一問題作些粗淺探討。
一
作為一個現代概念，何謂「民族」(nation)，如何定義，一直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東西方學術界曾對之作過大量研究，提出種種解釋，但眾說紛紜，迄無定論，以致一個以研究民族主義著稱的西方學者說：「我們根本無法為民族下一個『科學的』定義；然而，從以前到現在，這個現象卻一直持續存在著。」在中國學術界，以往關於民族的定義有這樣的說法，即民族是「指歷史上形成的、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各種人的共同體」。「特指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人的共同體。」很顯然，這是自史達林的定義演變而來的。這樣的定義及所歸納出的特徵，是基於事實的觀察與分析而作出的概括，客觀色彩濃厚，但相對缺乏主體意識。所以，有學者在認可客觀標準的前提下又認為：「主觀方面，構成民族的要素則是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所謂民族意識，是指一個民族共同的自我意識，是一個民族對自身的存在、地位、利益、價值和文化傳統的自覺。這樣一種民族意識顯然是主觀認同的結果，即民族意識是通過「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來實現的。民族認同意味著社會成員以「民族」互相認同，並以「民族」結成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和民族認同密不可分，民族之產生離不開這種認同。
在中國，民族與民族認同是歷史的產物。上古之時，諸部落在不同環境下發展，逐漸形成了許多族群，其中華夏族處在中原優越的地理位置上，擁有農耕經濟下先進的農業文明，從而具有在各族群中的領導地位，形成了華夏文化中心觀念。在華夏族的演進歷程中，自我認同至關重要。由於華夏文化中心觀念出現甚早，所以自我認同主要是文化認同，這是華夏族不同於他族的關鍵所在，「夷夏之辨」乃由此而來。也就是說，所謂「夷夏之辨」，更多地是一個文化觀念，而非純粹種族之界定。這樣的民族認同，頗具文化認同意味，即以文化作為不同民族區隔的標誌。可以說，這是古代中國特有的民族認同方式。到晚清以降，情形發生了變化，即近代中國的民族認同，與古代既有聯繫，又有較大差異，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固有的文化認同意識，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危機的產物，與中國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相一致，政治因素在其間起了重要作用，體現出鮮明的近代色彩。
在近代歐洲，民族意識、民族認同往往與民族國家的興起分不開。由於歷史和傳統的差異，民族與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路徑也不同，其中最典型的是德、法兩國。一般認為，德國是民族先行，法國是國家先行；或者謂德國是文化先行，法國是政治先行。在１９世紀德國統一過程中，俾斯麥功績卓著，其鐵血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決定德國統一的社會文化基礎是日爾曼人共有的日爾曼文化和精神。日爾曼人對這種文化和精神天然的、無條件皈依的情感，才能把散居在各個邦國的日爾曼人凝聚在一起。法國在歷史上的較長時間裡有穩定的疆域，「民族」一詞在17、18世紀已開始具有政治上的含義，即在特定領土內共同受一政府統治下所有居民的總稱。到法國大革命時第三等級就將自身等同於法國民族，國民會議成員自然而然都自認為是民族的代表。在此後的歷史進程中，也是國家政治力量的不斷推動，使法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民族國家。正因如此，有人才稱德國人是文化民族，法國人是政治民族。這兩種民族國家建構路徑，在其他的民族國家身上也有突出體現。
關於「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劃分，美國政治學家多伊奇作過界定，認為前者指歷史形成的文化共同體，後者是「擁有國家的群體，或已經產生準政府功能，有能力制訂、支持、推行共同願望的群體」。按此說法，似乎所有主權國家都可以稱為「政治民族」，國家和民族甚至可以混為一談。若將多伊奇的學說運用於現實中國，那麼漢族和少數民族都應屬於「文化民族」，而包括幾十個民族的「中華民族」就屬於「政治民族」了。但從中國歷史考察，情況並非如此簡單，「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不可截然二分。作為「政治民族」的「中華民族」是以文化認同為根基並在歷史發展的特殊時期形成政治認同的，此一政治認同表現在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一致性上，即中華民族認同和中國民族國家認同的一致性上。在探討辛亥革命前後中華民族認同的歷史時，觀念出發點應該在此。
二
費孝通曾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按照這一論斷，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形成乃至發展、壯大是個自在的漸進過程，而非自覺過程。作為自覺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非常短，是近百年來的事情。換句話說，所謂「自在」的中華民族，很大程度上是指數千年來居於中華大地並基於華夏文化認同的鬆散群體，即對於共同的利益安危在情感上還缺乏強烈認同的群體；而「自覺」的中華民族則指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對於共同的利益安危在情感上有著強烈認同的群體，從而形成基本一致的政治認同，使中華民族認同和中國民族國家認同一致起來，而且擁有了一個共同的民族符號或名稱——「中華民族」。
應該說，「中華民族」這一符號或概念至關重要，它是近代民族認同的核心環節，它的出現乃至最終在全社會得以確立，方使得中華民族以自覺面目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那麼，「中華民族」這一名詞何時出現?其起源與衍化的情形又如何呢?據學者研究，「中華」一詞起源於魏晉，最初用於天文方面，是從「中國」與「華夏」兩個名稱各取一字複合而成。古人宗信「天人相與」，天文分野，取與地理區域相配合，當時天文星野有「中華」名稱，地理上當亦有此觀念，而且作為地域名稱，「中華」與「中國」相同。此外，魏晉之時，世家大姓自詡「衣冠華族」，備受尊崇，「中華」一詞最初也許與這些「衣冠華族」相關，逐漸地擴及於指傳統文化和具有這種文化的人民。所以，在古代，「中華」既是地理名稱，又是文化與民族稱謂，尤其是指文化與民族。「中華」一詞與1830年代進入中國的「民族」概念相結合，由此構成了「中華民族」這一詞彙，相應的思想觀念也就此產生。
從根本上說，「中華民族」概念及其思想觀念的出現，是鴉片戰爭以來不斷加劇的民族危機的歷史產物。各國列強對中國一再變本加厲的侵略擴張，加重了中國境內各民族人民的災難，同時也逐步喚醒了他們的民族意識，這一情形，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尤為明顯。這種民族意識，在各民族的先進分子中首先得到闡揚，並使得他們在救亡圖存的政治活動中採取一致行動。
儘管嚴峻的民族危機和救亡圖存的努力已使「中華民族」觀念浮上水面，但其真正作為一個詞彙被提出並得到認可，還是有一個過程的。從現有資料看，清末率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者，很可能是伍廷芳。1900年11月20日，伍廷芳在《外國人在中國不受歡迎的原因》的演說中，指斥外國在華報刊對中國政府及其官員的連篇累牘的指責，認為「它總的論調很可能引起全中華民族反對外國人和外國事物」。不過，伍廷芳只是在演說中用了「中華民族」這個詞彙，而且是用英語表達，並未見他對此予以闡發。而在中文世界裡首先提出「中華民族」詞彙並作闡發者，恐怕當為梁啓超。1902年，梁啓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使用了「中華民族」這個詞彙。他說：「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不過，梁氏於此雖用了「中華民族」詞彙，但其內涵與今人心目中的「中華民族」還是有一定差異的。從其文章整體來看，其所謂「中華民族」所指仍是華夏族，即漢種(漢族)。1905年，梁啓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數次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並明確指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通俗稱所謂漢族者」，但同時又以事實進行論證，說明先秦時華夏族之外的各個民族，最終大都融入華夏族，從而證明「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這樣的看法表明，儘管梁啓超仍把「中華民族」作為漢族的代名詞，但顯然不再把漢族看作是單一民族，而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梁啓超之後，著名立憲派人物楊度也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以闡發其民族觀念和關於民族問題的看法。1907年，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中言：「中國向來雖無民族二字之名詞，實有何等民族之稱號。今人必目中國最舊之民族曰漢民族，其實漢為劉家天子時代之朝號，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自命其國曰中國，自命其民族曰中華。即此義以求之，則一國家與一國家之別，別於地域，中國雲者，以中外別地域遠近也。一民族與一民族之別，別於文化，中華雲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不以血統言，可決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為何等民族，則於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含定義於其中。與西人學說擬之，實採合於文化說，而背於血統說。」這樣的見解和認識，實際上是針對中國特有的文化民族觀念而作的現代闡發。依此而言，中華民族非種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所謂漢民族，源自「劉家天子時代之朝號，而非其民族之名也」，其民族之名則為「中華」。
梁啓超、楊度等人對於「中華民族」的闡發，有一顯著共同特點，即把文化認同視為中華民族認同的根本。這與中國傳統的認同理念一脈相承。在中國傳統裡，民族觀念的核心是所謂「夷夏之辨」。「夷夏之辨」最初出現時，人們主要是從族類差異來區別夷、夏的。所謂族類差異，既指人種之別，也包括地域、語言、習俗、生活方式等的差異，而且後者漸居主導。人們認為華夏諸國在經濟、文化、道德等方面都高於、優於夷狄，華夏乃「禮儀之邦」，而夷狄則「被髮左衽」、未臻開化。孔子雖也講「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注重族類差異，但更強調「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即以禮(文化)來區分夷夏。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觀點，提出「用夏變夷」，強調「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亦即只能用華夏文化改造夷，絕不可能以夷變夏。此種「夷夏之辨」，已超越種族、血統等因素，而視文化因素為最高認同符號，即把文化認同置於核心地位。就此而言，在民族認同問題上，文化認同是根本，「中華民族」觀念之提出和逐漸深入人心，與此密切相關。
三
梁啓超、楊度利用傳統資源，以文化認同作為根本來論證「中華民族」存在的合理性，當然是高明之舉，而其背後則有政治上的用心與考量。當時正值辛亥革命之前人們對國家前途命運激烈爭辯之際，保皇立憲與排滿革命兩種立場針鋒相對。梁啓超在論及「中華民族」觀念和中華民族認同時，往往是與其所主張的「大民族主義」思想相提並論，認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者。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諸族是也。」這種「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構成的「大民族」，是為了「對於國外諸族」，當然是政治意義上的，實即為「中華民族」。梁氏力主「平滿漢之界」，以「大民族主義」觀念解決民族紛爭，建立君主立憲國家，所以大倡「中華民族」。與之相反，革命派激進人士則主張排滿革命，徹底推翻清王朝，建立漢族統治的國家。政治立場的不同，使得兩派在民族國家認同方面存有差異，梁啓超的「大民族主義」實未得到普遍認同，而「中華民族」觀念也很少為革命黨人闡發。
清末，中國知識精英的民族國家理論建構，其思想資源大體皆來自西方。西方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核心是國家由民族組成，一民族一國家。這樣的觀念，對革命派影響很大。1903年，《浙江潮》發表餘一的《民族主義論》說得很直接，「合同種異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是曰民族主義」，並主張「非民族的國家不得謂之國」。換言之，民族國家只能由單一民族組成。1904年《安徽俗話報》發表三愛(陳獨秀)《說國家》一文也指出，國家要有一定的人民，「但是一國的人民，一定是同種類、同歷史、同風俗、同言語的民族。斷斷沒有好幾種民族，夾七夾八的住在一國，可以相安的道理。所以現在西洋各國，都是一種人，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不受他種人的轄治」。「若單講國家主義，不講民族國家主義，這國家倒是誰的國家呢?原來因為民族不同，才分建國家，若是不講民族主義，這便是四海大同，天下一家了，又何必此疆彼界，建立國家呢?」此文重點指出民族國家建構中需要解決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誰的國家」?即民族身份與民族認同問題。在清末特殊情勢下，有關民族認同和民族身份問題，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也更為敏感。「誰的國家」問題的提出，在向世人昭示著認同選擇問題，何去何從?
革命派人士此時正在大倡中國傳統的「夷夏之辨」，痛斥滿清民族壓迫，為排滿革命尋求各種依據。西方「一民族一國家」的民族理論的傳播，恰恰為他們的革命行動提供了理論依據。兩相結合，一個重要問題就被提了出來並引起各方關注，即「滿族是否屬中國人」，或「滿族是否屬中國民族」，因為這關係到民族國家的建構是否包括滿族人在內，是「合滿建國」還是「排滿建國」，該問題直接決定了民族國家建構的不同道路。對於力主「排滿建國」的革命派來說，所認同並欲建立的自然是單一的漢民族國家。為此，他們從種族、歷史等各方面論證出「滿族異族論」來，認為：「今所謂朝廷者，乃韃靼之種，其部落居於滿洲長白山之下，在萬裡長城之外，本與我中國黃帝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這樣，他們心目中的滿族人根本就不是中國人。為了強化這種觀念，他們把明清鼎革之際民族屠殺的歷史重新提出來，在報刊中一再渲染滿族人當年製造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歷史血案；還把清王朝一直推行的「滿漢之別」的民族政策，論證為滿族異族的歷史證據。總之，強調中國固有的「夷夏之辨」，其結論是「滿族異族」，根據西方輸入的主權國家的原則，異族入我中國則中國實亡，故而一些革命派人士大倡「中國已亡」說，言辭激烈。
在「中國已亡」說的支配下，這些革命派人士認為「今日之漢種，無所謂國也」，清國只不過是一家一姓之私號、一族之私名也。當然，對他們而言，排滿不是終極目的，只不過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目標是要建立單一的漢族民族國家。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05年，革命派團體同盟會創立時，其綱領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裡的「中華」，顯然是將滿族排斥在外的漢族之代稱。另外，為了強化漢族認同，一些革命派人士把傳說中的黃帝論證為漢族祖先，指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為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是為黃帝軒轅氏。」並提倡改用黃帝紀年，以喚起同胞的民族自覺。
從上述革命派人士的一些觀念和舉措來看，他們「排滿建國」的邏輯是相當清晰的，即先論證出「滿族異族」之說，接著指出「中國已亡」，於是要救國必然要「排滿」，最終建立起漢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很顯然，這也是一種民族認同的產物，即與「大民族主義」截然相反的認同。這樣的主張，雖然理論上邏輯上似乎環環相扣，但在現實政治中卻存在嚴重分裂中國的極度危險。
革命派人士的上述主張，梁啓超等人自是無法贊同。梁啓超指出，如果由於今日政府與滿洲二位一體的關係，因憎惡政府而憎滿人，實是反滿而不得其要，混淆了建國與復仇的關係。為此他強調，排惡政府為第一要義，排滿不排滿則非關鍵，設若惡政府為漢人政權，亦應排之。對於革命派頗為欣賞的「一民族一國家」的民族理論，他也表示懷疑，認為：「蓋各國發育之不同，如人面焉，未有以他國之歷史，為我國之方也。」即不能因為該論調來自西方，就一定奉為金科玉律，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裡，實行單一民族建國主義，無疑會導致分裂，從而使國家陷入滅亡的危險之中。
對於梁啓超的看法，汪精衛在《民族的國民》一文中予以系統駁斥，其主張代表了革命派的基本觀點。關於排滿與排惡政府之關係，汪精衛指出，排滿革命是由於民族主義之故，而排惡政府是由於國民主義之故，二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二者必須俱達，否則國民只有政治觀念，而無種族觀念，若「異族侵入，略施仁政，便可以戴以為君」，那麼庚子之變時，八國聯軍入京，「比戶皆樹順民旗」，依梁啓超之邏輯，「亦將推為達時勢之君子乎」?因此，他主張，滿漢不能融合與勢必排滿建國之理由，就是基於滿漢不同種、不同國的緣故。對於梁啓超的「大民族主義」，汪精衛認為是梁氏不明白「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的一種夢想，因國內他族久已同化於我漢族，故應將民族主義以對滿洲，滿洲既夷，蒙古隨而傾服，是時以我民族居於主人之位，而吸取之、同化之，乃屬易易之事，所以排滿「非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而是「勸我民族自審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處也」。也就是說，排滿是當務之急，最要緊的是推翻滿族統治，現在就放棄排滿，講求「大民族主義」，只是一種夢想。實際上，從後來革命派提出和實行「五族共和」民族思想的情形來看，梁啓超的「大民族主義」絕非夢囈，而是有現實依據的，並非不合情理。
總之，在立憲與革命、保皇與共和激烈交鋒的清末，中國知識精英的民族認同並非全然一致。梁啓超提出並使用「中華民族」概念，實際意味著他傾向「大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建構；而革命派人士力主「排滿建國」，所認同並欲建立的是單一的漢民族國家。雙方各抒己見，互有交鋒，在各自的認同之路上前行，尚未交集並形成共識。
四
對於「中華民族」以及相應的「大民族主義」民族國家建構，各種政治力量形成認同共識，基本是在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的建立與發展時期。這期間，革命領袖孫中山的中華民族觀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為辛亥革命前已經萌生的中華民族觀念的廣泛流傳提供了廣闊舞臺，也為國內各民族的平等融合與整體化趨勢發展提供了可能性。民族問題是中華民國建立後臨時政府面臨的最重要課題之一，形勢的變化，自然使得孫中山拋棄了排滿的民族革命任務，他立即接受了「中華民族」概念，並以官方正式文件對外公布，這就是1912年1月5日他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發布的《對外宣言書》中所言：「今幸義旗軒舉，大局垂定，吾中華民國全體，用敢以推倒滿清專制政府、建設共和民國，布告於我諸友邦。……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與此同時，孫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為處理國內民族關係的準則。所謂「五族共和」，就是「合全國人民，無分漢、滿、蒙、回、藏，相與共享人類之幸福」，民族統一是其基本原則。不僅如此，「五族共和」思想更有助於「中華民族」觀念的流行與推廣。孫中山曾反對泛泛而談所謂「五族共和」，而是要求以漢族為主體，積極團結國內各民族，組成一個大中華民族。
1919年五四運動後，為孫中山談論「中華民族」最為集中的時期。他說：「建設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之國家，以貽留我中華民族子孫萬年之業，庶幾今日乃有可慶祝之價值也。」即主張建設一個「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國家，其目標是為了給中華民族保留萬年基業，民族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的一致性於此充分顯露出來。他還強調，「中華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只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這樣觀點十分鮮明的言論，表明他的民族觀已跨越「五族共和」階段，且已摒棄大漢族主義遺存，確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的現代民族和國家意義上的中華民族觀。與孫中山中華民族觀的演進同步，五四運動時期及之後，中華民族一體化觀念在社會各界也處於廣泛傳播階段。各種政治、社會力量，各行各業人士，乃至少數民族中的中堅力量，都將「中華民族」概念貫穿於言論和行動中，表明大家一致認同「中華民族」是生活在中國領土上所有民族的統一族稱。
除觀念層面外，中華民國的成立，在體制上確立了民族國家的架構，也有助於實現中華民族認同。同盟會成立時，孫中山曾對「創立民國」政綱作過解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亦即他所要創立的中華民國，是完全否定君權，實行民主共和制度，設議會、行憲法，總統由國民選舉產生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就是近代民族國家。中華民國的創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出現，可以說在制度層面實現了孫中山的國家理想。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就職宣言中又一次強調：「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民族統一、領土統一，是近代民族國家必有之義。所以，無論在政權、主權層面，還是在人民、土地層面，中華民國的建立，都為近代民族國家認同奠定了制度基礎，同樣也為中華民族認同奠定了制度基礎。有了這樣的制度基礎，整個民國年間，儘管歷史頗有波折，但中華民族認同卻從未動搖過。
總之，辛亥革命前後，是中華民族認同的關鍵時期。作為一個「政治民族」概念，「中華民族」是在民族危機達於頂點之時出現的，但其背後依託的則為中國悠久歷史所傳承下來的華夏文化認同理念，「文化民族」認同是中華民族認同的根基。由於政治主張的差異，辛亥革命前「中華民族」並未得到普遍認可。直到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建立，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才使得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統一起來，中華民族認同和中國民族國家認同相一致，中華民族認同終得實現。
【注】文章原載於《河北學刊》2015年第4期。
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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